信力建：讨论“是否自由民主才能救中国”才有意义

　　2007年有一篇影响力巨大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篇文章发表后，左派斥之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反动，右派自由主义者虽然赞同其普世的价值理念，但很多人对文章视角则不以为然。

　　文章中最引致分歧的一点是，北欧福利国家倒底算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一争论让这篇文章应有的意义大为失色。因为传统的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划线方式在解释北欧国家时显得苍白无力。

　　如果按照所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北欧各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生产关系判断，无疑那是资本主义的世界；
但如果以科学社会主义的阶段性目标，即均富、国家强力地介入二次分配来判断，北欧具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而且其建国理念确实与社会主义思想有着深厚的渊源。这种模棱两可意味着“姓资姓社”式的理论体系的巨大局限。

　　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制度的划分是建基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围绕这一所有制所形成的生产关系。且不说现代企业制度和发达的资本市场广泛地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从而宣告了马克思所观察到的“私有制”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质变；
也不说公有制在实践中总是无可避免地异化为政府所有制；
更不用说即使在计划经济制度下，政府对国民收入的分配也不得不以资本（虽然它们是政府所有的）为导向，从而使所谓按劳分配其实从来都不曾在这个星球上发生过（最多只能在政府按资本所有原则抽取大头后，在那一点可怜的剩余中进行尝试），仅仅从生产关系来一厢情愿地决定上层建筑来看，也有一种理论的粗暴和无礼。如果遵循这一逻辑，人类一切的问题都将会简单地归结为生产关系问题（就象我国曾发生的那样），其它问题则统统成了庶出的次要问题。

　　因此，教科书上一直将美英法德意日打包称作帝国主义国家，而且时间跨度可以是上至鸦片战争下至越南战争的一个半世纪。

　　但是以德国为例，这150年间经历了完全不同的普鲁士时期、魏玛时期、纳粹时期和战后时期。不需要多少理论知识，仅仅凭常识就能看出来这几个时期德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存在着多么巨大的差异，这意味着在所有制与生产关系之外，还存在着另外更加本质的因素影响着德国的历史。但是传统标准对这一现象却视而不见，德国的社会制度被囫囵吞枣地定性为“帝国主义”一种形态。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法国、日本、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等国上。如果一定要给17世纪以前为了商业利益大肆扩张的帝制国家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定性的话，这一窘境也同样存在。这种理论的捉襟见肘之所以一直没有暴露出来，说白了仅仅是因为存在话语霸权而已。

　　今天应该完全抛开这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老旧标准。古今中外的各国政治，无非可划分为自由民主的政治与专制独裁的政治。

　　那些生活在奴隶制、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东方皇权专制主义，军人政权以及纳粹体制或斯大林体制下的人们，由于他们无法享有天赋的个人权利与尊严，由于他们作为被统治者无法制衡统治者，由于他们丧失了和平更替政权的能力，所以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制度便是专制独裁的制度。这一定性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关系、指导思想、领袖魅力、政体结构没有关系。

　　同样，那些能够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与尊严，并赋予人民制度化制约甚至更替政权的权利的制度，便是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哪怕其中保留着皇室与贵族、资本家、宗教意识形态或是殖民宗主国。

　　一百多年间，西方各国在“帝国主义”的道路上获得过巨大的成功，也经历过巨大的失败，如果仅就“资本主义能否救某国”这样的论题展开讨论显然毫无意义。同样的道理，讨论中国今天的问题，显然也应该抛弃掉“姓资姓社”的旧思维，以世界普适的文明标准来研究下是“自由民主才能救中国”，还是“专制独裁才能救中国”。

　　这样的讨论，才算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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