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雅量与力量
发布时间:2020-06-07 来源: 感恩亲情 点击:
尽管当代学术思想的重心是对历史文化的一些具体论题的研究,但在剧烈的社会变迁的压力之下,文化理论也受到日益强烈而自觉的关注。我觉得,从文化发展的兼容性来看,还有些问题需要强调申论一下。
一 关于兼的雅量
首先要认识到兼容性是现代文化的标志之一。应当说,文化的时代性、先进性比经济方式的时代性、先进性更难以掌握。无论基于什么立场,“民族的”总是现代文化建设无法回避的要求之一,而“民族的”显然是历史地形成的,仅此一点就说明,文化的现代化主要不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不仅仅是“当代的”、“新颖的”。比如在文化学术方面,我们不能说今人的诗就比屈原的诗好;
再如宗教,一般认为它不是先进文化,但无论在西方现代转换过程中,还是在当代西方文化生活中,都发挥着无可比拟的积极作用,我们很难说它是落后的、不先进的。但文化领域的复杂性不应当导向文化相对主义,以为文化没有先进与否。文化是为人的现实生存服务的,中国文化是为中国的发展强盛服务的,任何一种文化只要经得起我们用今天的理性审查,符合现实主体的需要,它就是今天的先进文化的要素之一,我们就应当采取拿来主义。严格地说,兼容性是现代文化的内在要求之一,文化的现代与否,标准之一就是看它是否具有包容性、开放性,是否能够不断吸取新的要素和成份来丰富自己,封闭的、狭隘的文化肯定不是先进的。事实上,中国文化特别是在它的鼎盛时期是敢于拿来,极具开放性格的,而当中国文化在明清时期隐于僵化、保守时,它也就不再先进了。先进文化无论在其价值精神、知识系谱、制度实践上都应当是兼容的,一种僵化的,排他的、封闭的文化不可能是先进的。
其次,我们不以国情论、特殊论拒绝世界文明主流。所谓现代文化指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先进文化,但我们绝不能以国情论和文化的特殊性为理由,企图回避掉现代性的一些起码的、已经经过实践检验的理性标准和知识标准。从文化影响史来看,20世纪初世界上各种思潮和理论大量涌入中国,外来的“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成为批判中国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锐利思想武器,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西方近代民主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改革开放以来,西方近代人文精神、各种社会理论、生态文化理论、人权理论、社会民主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先后对我国产生广泛影响。这些当代西方思潮中的合理因素,对我们树立知识经济观念、可持续发展观念、民主观念、法制观念、人权观念、效率观念、社会均衡观念等新的文化观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成为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思想资源。然而,从晚清的文化保守主义到“文革”的极左实践,它们的共同点就是无节制地夸大国情论和文化特殊性,拒绝引进和学习外来文化,单向度地继承传统文化,这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严重教训。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和借鉴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建设的必要环节。从领导人到知识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除了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外,也还要吸取西方及发展中国家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文化、精神和价值观。世纪之交,范围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的全球化趋势必然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深刻影响。随着资本、技术、信息和人员的国际流动,知识、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也超越国界,在世界范围流动,引起各种文化的冲撞、震荡、渗透、整合和交融。这种趋势在互联网时代变得更加显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日益成熟,其影响力也日益增强,并凭借其经济和科技优势,以“强势文化”的姿态向发展中国家扩散、渗透,对这些国家的思想造成很大的冲击和影响,即使我们要关门也做不到,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先进文化的建设必然是在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国际语境中进行的。现在的问题不是无视外来思潮的消极影响,也不是不顾国情地照搬外来的观念和体制,而是应强调不能先入为主地定下几条框框,特别不能以“与国情不符”为借口拒绝现代性的普遍规范。
在上述两个基础上,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研究当代中国最需要“兼”的是什么?一般而言,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多元性并不难,难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主导之下如何以开放的态度面对其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真正的开放态度必须具有兼的雅量。所谓“兼的雅量”,不只是兼容那些与马克思主义相近相通的文化思想,对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也要能从中发现、吸收有价值的成分。从历史上看,49年以前的中国文化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文化、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和以英美自由主义为主体的自由主义的三足鼎立。49年以后,后两种文化已基本上在中国大陆绝迹。改革以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逐步摆脱了过去曾经出现的过的僵化和极端,开始走向开放,其主要成果就是邓小平理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它将是指导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思想。在政治系统的有力支持下,马克思主义文化不但是当代中国的,也构成中国文化的气氛和环境,这就是说,任何文化在中国的发生发展都不可能离开马克思主义文化这个大环境。严格地说,令我们担心的不只是文化思想上会背离马克思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吸纳、消化中国传统与自由主义。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保守主义在继承传统优秀文化的旗帜下有明显抬头和发展,不但海外新儒家广泛入大陆,国内各主要文化、教育机构也都有相当一部分研究、阐释、发挥传统文化。从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在现代化乃至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不但不会削弱,反而会更加强烈。在中国,有的人对传统文化持一种“主义”信仰式的态度,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儒家化”,极端之论是要以传统文化代替马克思主义。同时,自由主义的新旧学理广泛进入中国。20世纪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阿克顿、海耶克、伯林、波普尔、罗尔斯、德沃金等人的主要著作已翻译出版,其中海耶克的书在十种以上。虽然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和约束,但由于得到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化的支持,自由主义在中国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仍有相当多的接受者,在未来也肯定会对中国文化有越来越大的影响。
因此,与其被动不如主动,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如何协调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传统、自由主义的关系。儒家传统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代表,是现代文化获得民族性的主要依据。现代化并不是历史的突变和断裂,而是传统的转化和新生,儒家传统是我们不得不承继的文化遗产。自由主义曾经长期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敌人,但现在中国在建立市场经济,至少在西欧主要国家,自由主义是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但既然都是市场经济,就必然有其相通相近的一面,因此自由主义就不应当为中国先进文化全盘拒绝。
二 关于容的力量
“兼”不是目的,兼的目的是“容”,即容会贯通,为我所用。这里有两个层次。
首先,应当在全球性的文化挑战下维护国家文化主权。从政治上说,文化资本、话语霸权如今已经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武器,发达国家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大众传媒和文化价值观都已成为当然霸权体系的组成部分。从价值观上说,西方文化中的也自有其消极因素和腐朽思想,通过大众传媒和文化工业产品,在消遣和娱乐的旗号下进行大规模的传播和渗透。这些东西即使在西方也已受到越来越多的抨击。因此,我们对当代西方思潮决不能不加区分地照单全收,而必须有所鉴别,有所批判。
鉴别和批判的前提是了解,鉴别和批判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因此,“容”的关键还不只是鉴别和批判,还在于吸收与转化。近20年来,西方文化如潮水般涌现向中国,甚至长期被我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的自由主义思潮,世纪之交在中国也甚有市场。但现在反省一下,除了若干论著被译成中文,除了若干概念术语被我们挪用以外,各种思潮、学说、理论并没有为我们所吸收和接受。真正的接受意味着消化,消化的前提要求我们有一个结实的胃。这个“胃”就是基于文化传统和现实需要的当代中国人的文化创造力。
睁眼看事实,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生活其实已经相当具有兼容性了。在各大城市,在沿海地区,甚至在中西部农村,我们都不难发现许多与传统观念、主流意识形态不相一致的文化行为和思想观念。但我们还没有做到真正的“容”,以至于出现了极少数恶劣的文化现象,如传统迷信的沉渣泛起,外来的色情文化、暴力作品的局部泛滥等等。获取“容”的力量主要不是靠信念,而是靠不断的试验和总结。这就需要研究中国现实,研究中国的文化心理,发展中国文化善于消化吸收、取长补短的传统。比如我们要仔细研究一下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和经验,研究一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和经验。现在我们迫切需要反省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史。现代文化思想是在本土古典文化与外国文化接触过程中形成的。认真地说,当代中国有两个文化传统,第一是从先秦的“轴心时代”就奠基的以儒学为中心,也融合了儒学以外的其他学说及异域文化(如佛教等)的"旧传统";
第二是近代以来在中外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形成的“新传统”。“旧传统”本已是极其复杂且充满紧张的系统,近代以来一方面是外来的压力,另一方面是主动的创新和适应,经过不断的重组与变化,“新传统”已经不是纯粹的“中国文化”,而是包含了中国人或主动或被动地消化、理解过的外来影响。对于当代中国文化而言,不但两种传统都是我们发展的起点,而且这两种传统是密切相联不可分割的。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文化,本身就具有中外融合的性质,要来分辩什么是真正中国的文化,已是极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了。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表明中国文化有极强的“容”的力量,我们无需担心进一步的“全球化”会把中国化掉,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特别要注意一种在“后殖民主义”的时髦旗号下的保守态度。后殖民主义理论是生活在西方的一些非西方出身的学者,对在新一轮全球性经济和文化的扩张中,西方世界所强加给第三世界的不公平所作的自我批判,但传入中国以后,这一理论却走向另一个极端,以为中国现代化过程无形中认同了西方帝国主义的话语霸权占,中了帝国主义的“东方主义”的圈套。这就把内在于中国自身需要的现代化运动视为对西方刺激的弱智式被动反应,用西方的理论来拒绝向西方学习。
三 在实践中兼容
“兼”的雅量与“容”的力量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兼”的雅量就谈不上“容”的力量;
而近代以来的教训是,因为没有或缺乏“容”的力量,又使得我们对文化发展的兼容性产生怀疑。如此循环,使得我们的文化没有获得充分的兼容性和先进性。正确的认识是,“兼”是“容”的前提,“容”是“兼”的实现。但无论是“兼”是“容”,都主要是一个与文化实践问题。
从文化实践上看,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能把先进文化的建设当作一时的宣传话题,而应当视之为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文化建设的主题,是一个需要全体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化人创造性实践才能达到的一个理想。
文化建设的过程比经济建设更为漫长,它的成果主要体现在是人而不是在物上。孔子创立儒家学说后,经过了几百年才为董仲舒等人制度化;
儒学受到佛学挑战后,又经过了几百年才在朱熹等人的手中得到重建。西方从14世纪开始近代转型之后,直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现代文化观念才真正落实。所以建设现代中国的先进文化的建立不能操之过急,要有几十年、几百年的心理准备,要从基础做起。现在一些讨论文章把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归纳为几个要素、几种特性,理论上说都有些道理,但所有这些,都只能是设想和预测。严格地说,先进文化的建设不是几条抽象的观念,不是一些理论家、一些宣传干部的几篇文章、几本书所能预言的,它的建设成形,只能是亿万中国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中国现代运动的历史成果。
文化建设是创造性工程,所以我们要真正地实行“双百方针”,充分发挥专业文化工作者和广大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创造需要自由,不但建设先进文化必须给予个人以更大的自由,而且先进文化的标志之一,就像马克思一再说明的那样是个人能够更自由地实现自己的本质和能力。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也就没有先进文化。但无论是传统儒家的还是当代极左路线,都以其权威主义消解国民的权利意识,令其放弃对文化价值建设的主动参与。而且在现实体制中,政府之于个人仍然是强势的、压倒性的,所以必须改革文化生产管理体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从根本上反对文化生产和消费上的专制主义,使个人的创造性和文化发展权得到自由发展,这种发展当然是与保障其他一切人共享这种机会是一致的。说到底,现代文化不能仅仅通过权力和物质条件来建立,而只能建筑在公民的自觉自愿之上。没有公民个体的自觉同意和选择,所谓现代文化就只能是社会的抽象预设,只能是社会控制手段而不是凝聚群众的“社会水泥”。
文化建设的特点是积累性、实践性的,古今中外曾经有过当时当地的文化理想,无不是当时的人们在实践中获得某些创见之后,逐步把它落实、转化为制度性设施,然后通过不断的积累、丰富、调整而灿然大备的。共产党在掌握政权之后,也努力建设自己的文化系统,也有过一些与现代性要求相一致的文化追求,但它们并没有转化具体的文化系统层次和由之出发建构的文化制度。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中说,1956年毛泽东鉴于苏联的教训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观点,但一年后的反右却把大量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知识分子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
1959年毛泽东针对苏联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弊端,提出要两条走路,以农、轻、重来安排国民经济,但1958年的大跃进却搞全民炼钢,重复甚至扩大了苏联的失误;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与中央主要领导都强调了民主问题,但此后不久的文革却把大量践踏民主。薄一波认为,之所以发生这种理论上充分认识,实践上却一再违反的现象,除毛泽东个人的原因外,根本原因是没有制度上的落实和保证。文化是观念,但不仅仅是观念,先进文化不能只是党的领导人的观念,它必须制度化、经验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活实践。
在这个前提下,提两个具体建议。
第一,重建思想文化队伍。当代中国文化的形象实际上有三种人在塑造。第一是得到政府支持、并成为当代意识形态的主体的理论宣传系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生产者和宣传者。第二是以思想界、学术界、文艺界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精英文化,它主要不是意识形态性的,有时甚至与主流文化有一定偏离,但由于这部分人中的大多数还是在高等学校和国家事业单位工作,他们基本还是在政府指导下进行各专业性的文化生产。第三是以大众通俗文化为基础、具有现代产业性质的“大众文化”或“文化产业”。在巨大经济效益的推动下,大众文化在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很快,既是国内经济生产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生产的主要部门。目前文化产业的发展特别迅猛,它们和主流意识形态及精英文化的关系迄今没有得到认真辨析。
三种类型的文化人都为现代中国文化建设作出贡献。但从建设整体性的中国先进文化来看,目前这种格局有分离甚至对立的潜力在倾向。比如,理论宣传在坚持正确导向的同时缺少学术理论性,且难以落实到日常文化生活;
精英文化领域容易出现政治上的不正确;
大众文化经常被批评为庸俗、浅薄、媚俗,如此等等,不但浪费了有限的文化资源,而且使当代中国文化呈现出一种分裂性的特点。
因此,首先要对第一种类型的文化界进行改革和提高。这个队伍有人才,有成绩,但总的来说不能适应建设先进文化的需要,主要表现是缺乏对现代性的敏感,缺乏对中外文化的亲切了解和专门研究,满足于配合性、突击性的宣传工作。有少数人甚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知之甚少,没有认真读过《马恩全集》等经典著作,只是把理论宣传工作当作写公文,抄抄编编、自己也不当一回事;
还有的人把它作为升迁个人和家庭致富的法门。这种现象一定要根本改变。
重建文化理论队伍,除了提高现有的理论宣传界之外,另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整合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建议有关领导部门花大力气、加大投入,不拘一格降人才,引进新人,组织一支学有专长的学者队伍,从各个方面对文化现代性论题进行充分的学理研究;
同时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克服目前三种文化人之间客观存在的分离甚至对立倾向,把现有的文化研究人才凝聚成一个整体。
第二,要有几份以研究文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学术理论刊物。虽然相对于中国庞大的需求而言,我们的学术理论刊物还很少,但基本上各个学术领域、从中央到地方(省、市)都有自己的学术理论刊物,但从内容上看,目前似乎还没有专门研究文化理论、特别是宣传、研究、普及先进文化的专门阵地,一些以文化批评和文化理论自居的刊物,其实不过是诸人文学科无原则、无主导的综合。从学术水准和理论层次上看,不少学术刊物缺少自觉的编辑意识和道义担当的使命感,缺少对文化人应有人文精神和价值关怀,少数刊物更成为一些毫无建树的学者发表“职称论文”的阵地,不但无助于文化理论的发展,也污染了学术文化的空间。对此,仅仅批评是不够的,重要的是以更健康、更严正的文化产品取代它们,恢复文化的堂堂正气。
历史的星空漆黑如墨,人类的心灵暗昧不清,仰赖先知先觉的探索开拓,文化开始塑历史、修饰人性,我们有责任把文化之火更熊熊地传给后人。
2002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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