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权力状态下的人性扭曲

　　1.人用什么证明自己是人？

　　前不久写了《权力状态下的道德畸变》和《权力状态下的良知泯灭》，议论的基本都是社会伦理范畴的事，“人性”可就不这样简单了，既可以归类于社会伦理（譬如我们说某人由于社会原因导致人性残缺），亦可以归类为政治伦理（譬如某种社会文化导致人性扭曲）。既然已经探讨了社会伦理问题，那么，本篇就应当着眼于政治伦理，考察一下在极权主义状态下，人性的质地和状态，也许不可避免要涉及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但是我仍将尽可能约束自己，避免宏观意义上的政治介入，只在微观生活方面谈论我的见解。

　　先说一桩逸闻。

　　火车上，女乘务员拦住一个农民工，问：“你车票呢？拿出来！”农民工在身上翻找，终于找到了，女乘务员看了看，鄙夷地说：“这是儿童票嘛！”农民工嗫嚅着说：“儿童票不是跟残疾人票价一样吗？”女乘务员乜斜农民工，问道：“你是残疾人？”“我是残疾人。”“那你把残疾人证拿给我看看。”农民工紧张起来，说：“我没有残疾人证，买票的时候，售票员给我通融了，卖给了我这张跟残疾人车票同样价钱的儿童票。” 女乘务员冷笑了一下：“没有残疾人证怎么能证明你是残疾人呢？”农民工没有做声，这表示他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就在这个时候，本能促使把鞋子脱下，又把裤腿挽了起来——他只有半个脚掌——试图以此获得女乘务员同情，没想到女乘务员不为所动，喝道：“我要看的是证件！是盖钢印的残疾人证！”农民工解释说：“我没有当地户口，人家不给办残人疾证，我给私人老板打工，出事以后老板跑了，我也没钱到医院做伤残鉴定……”

　　列车长闻讯赶来，农民工试图再次说明，但是列车长非但不听，反而比女乘务员更加凶蛮，不由分说，伸出手来，喝道：“证！”农民工只得也让列车长看看他的半个脚掌——这是他作为残疾人的唯一证明。列车长看都没看，不耐烦地说：“我们只认证不认人，听见没有？有残疾人证就是残疾人，听见没有？有残疾人证才能享受残疾人票的待遇，听见没有？甭再说了，听见没有？你赶快给我补票，听见没有？我问你呢，听见没有？！” 农民工嗫嚅道：“听见了。”只得补票，但是他翻遍了全身也只找到十几块钱，农民工向列车长哀求：“我的脚掌被机器轧掉一半以后，再也打不了工了，没钱回老家，这张半价票还是老乡凑钱买的呢，求您高抬贵手，放我过去吧！”列车长不再看农民工，而是看车厢顶部，把眼睛全部翻成白色，坚决地说：“不行！”女乘务员对列车长说，让民工到餐车洗碗以抵消惩罚——他们显然不是第一次用这种方式解决此类问题，列车长说好，就叫民工到餐车去，然后打算离开。

　　这时候，旁边一位老者站起来拦住列车长：“你是不是男人？”列车长不解地反问：“这跟我是不是男人有什么关系？”“那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男人？”“我当然是男人。”“你用什么证明你是男人呢？把你的男人证拿出来给我看看。”周围人全笑了。列车长说：“我一个大男人在这儿站着，难道还是假的不成？”老者摇摇头，说：“我跟你们一样，只认证不认人，有男人证就是男人，没男人证就不是男人。” 列车长一时想不出话来应对。

　　女乘务员替列车长解围，对老者说：“我不是男人，你有什么话跟我说好了。”老者指着她的鼻子说：“你？你根本就不是人。” 女乘务员暴跳如雷，尖声叫道：“你把那臭嘴放干净一点儿！你他妈给老娘说一说，老娘不是人是什么？！”老者一脸平静，笑了笑，说：“我还真的不知道你是什么，假如你还是一个人，那就请你把你的人证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人们再次哄笑起来，那个只有半个脚掌的农民工没笑，只是定定地看着眼前这一切，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无法确证这桩逸闻是真实发生还是人们杜撰出来的，但是我觉得很好，很幽默，也很机智，看似浅显，却说明了深刻的道理——人无需用什么其他的东西来证明自己，他自己就是自己的证明；
他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本质都在他的行为之中，而他的行为结果正是他作为人的标志。

　　所谓哲学，不是什么高居于社会人生之上的艰深晦涩的文字游戏，它不过是人们试图用精准的概念对世界和人进行解析的一种工具，无论何时，它的起点和终点都将是社会与人。尽管我们“不能以任何构成人的形而上学本质的内在原则来给人下定义，我们也不能用可以靠经验的观察来确定的天生能力或本能来给人下定义”（［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1944年），但是我们可以确定无疑地以人的行为来给人下定义，我们甚至可以说，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人在其行为中为自己下定义，把自己定义为行为彰显的那种形态，比如上面那桩逸闻中的女乘务员、列车长和睿智的老者。当我们不是在逸闻中，而是在抽象的语境中再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不是初始时的样子，他们成为了自己的“行”之后果，成为了被他们自身行为定义成的那种形而上学形态。

　　如果读者认同我的上述见解，我们的话题就可以再深入一步了。

　　是的，我们承认“要在两种生活方式之间做出选择取决于个人，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他具有在真理与谬误、正义与邪恶、善良与丑恶之间做出选择的能力和自由；
他对他的道德选择负有责任，从而也对他的行为负有责任；
如果他胸怀正义做了正确的选择，他就会得到赞赏；
作为一个自由的主体，如果他错误地选择了邪恶，他也应当得到惩罚。”（转引自恩斯特·卡西尔《人论》，德哈拉：《索罗亚斯德教史》，1938年）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你都得承担起行为和后果的责任，这没什么可说的。

　　但是倘若出现在这里不是人而是某种社会力量——譬如权力——这里所谓的“在真理与谬误、正义与邪恶、善良与丑恶之间做出选择的能力和自由”还有意义吗？在它君临天下、威震四方的强势面前，苍白弱小的你用何种方式向它强调它同样应当像人那样“对他的道德选择负有责任，从而也对他的行为负有责任”呢？你能期望自己看到它“胸怀正义做了正确的选择”吗？你能认为他“会得到赞赏”吗？假如权力像人那样“作为一个自由的主体”“错误地选择了邪恶”，你又有何种力量使它“得到惩罚”？如果它不能因为罪恶得到惩罚，反而耀武扬威地占据这个虚弱世界的主人位置，颐指气使，呼风唤雨，蛮横暴戾，像救世主一样向可怜的民众无休止地索取物质利益和精神荣耀，你该怎么办？

　　不要以为这些问题离我们很遥远，很虚幻，不要这样以为——事实上，我们所过的的生活就缠绕在这些问题中间，甚至可以说，这些问题是我们所有人生活的形而上显现，是我们“在”的基本内容。

　　不信么？那就让我们来分析一个典型的社会政治案例。

　　2. 一份血写的报告

　　这是张志新的案例。

　　按照正常逻辑，一个民族要走向腾飞，必须严肃对待自己经历过的苦难岁月，把曾经屠戮人民的邪恶事物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置放到广场中央，让人们记住究竟是什么东西造成了这个民族的苦难。张志新这个令人发指的案例应当被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和文化学所关注，研究者孜孜以求，出版无数研究专著，成为中华民族新的精神成长的策源地，它应当家喻户晓。但是在我们这里，很多事物本身往往不正常——所谓“不争论”，消泯了正常与不正常之间的边界，导致的只能是不正常——所以我们也就无法指望事物的逻辑正常，更不能期待张志新被所有人记住，这样，在论述观点之前，我还得就事件本身做一个简略的交代。

　　1979年春天，《光明日报》收到辽宁省《共产党员》杂志社邮寄来的一篇稿件，名为《为真理而斗争》，记述的是刚被平反的一个叫张志新的人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事件。《光明日报》派出记者，以此为线索到沈阳采访，写了长篇通讯《一份血写的报告》。这位记者后来回忆说：“写文章的过程觉得很压抑，因为很多内情或细节都不能写。但我已经考虑好了，有两个信息我必须想方设法传递出去：一、张志新已经对毛泽东晚年的某些做法提出反思——1979年年初的中国，虽然‘文革’已经结束，气氛仍然很紧张，对毛泽东晚年提出些许质疑，仍会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而张志新恰恰写了不少反思的话，如果我把她的那些言论照实传播出去，我也有可能被当作反革命枪毙。所以最后成文时，只含糊地写上张志新‘对毛主席的某些工作提出了自己看法’，虽然还不能具体写明究竟是什么看法，但我相信敏感的读者会看出其中的暗示；
二、张志新在死前已被割断了喉管。”

　　记者带着稿子回到北京，考虑到所披露的是发生在新中国的极其残忍的法西斯罪行，又有“血淋淋、影响不好”等反对意见，报社领导们十分谨慎地把这篇通讯报到中宣部进行审查。当时的中宣部部长是胡耀邦。几天以后，《光明日报》总编辑把记者叫到办公室，说：“文章一个字都没改，连标点都一动没动，但耀邦同志希望把割喉管那个细节删掉，可能他也觉得太过残忍了。”

　　记者不能不遵守宣传纪律，但是仍旧坚持尽可能向民众多传达一些信息，用以下文字表述了张志新被“割喉管”的情节：“第二天临刑前，张志新被秘密带到监狱管理人员的一个办公室。接着来了几个人，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

　　1979年6月5日，《一份血写的报告》在《光明日报》第一版发表。发表当天就有读者打来电话问“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究竟是什么意思？记者照实做了解释，电话那一边的读者马上哽咽起来，表示：“我记得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说：‘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有棍棒伤痕’就被形容为虐杀，如今我们把犯人的喉管割断再去处决，叫什么杀？假如鲁迅活着，他会怎么写？他会把这个至关重要的情节含蓄掉吗？”记者无言以对。

　　鲁迅已经远去，他不可能像写《纪念刘和珍君》那样写《纪念张志新君》了；
中国当代作家、艺术家的灵魂已经被蹂躏得枯萎干瘪，犹如一堆烂麻，腐烂恶臭，在体制卵翼下活得很幸福风光的人不可能去关注什么张志新，也绝不会有人像鲁迅先生写《纪念刘和珍君》那样写《纪念张志新君》，更不可能把这极度戏剧化的情节搬上舞台……尽管这样，人世间仍旧有一种被称之为正义的东西没有断流，仍旧流淌在一个庞大而沉默的群体中，张志新死亡的真相在很多人努力下一步步清晰起来：

　　“1975年4月4日，枪杀她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气管。她呼喊挣扎，她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的舌头。”（《走向永生的足迹》）

　　在被割断喉管时，“张志新剧痛难忍，奋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声音来了。这时，一个女管教员听着惨不忍闻，看着惨不忍睹，惨叫一声昏厥在地，随即被拖了出去。”(《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

　　1998年7月,撰写《一份血写的报告》的那位记者接受采访时进一步披露，当时“有几个大汉把张志新按倒在地上，在她的颈背下面垫上一块砖头，不消毒也不进行麻醉，就用一把普通的刀子，割断了她的喉管。”

　　张志新犯下了什么弥天大罪，以至于得到这样的下场？

　　曰：无罪，无非是像任何一个正常人那样正常地进行了思想。

　　事情是这样的：1968年前后是文化大革命最为疯狂的阶段，在伟大领袖号召下，在“无产阶级司令部”鼓动下，所有地方和单位都成立了“忠于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群众组织，分成很多没有本质区别的派别。一个星期天，在辽宁省委宣传部当干事的张志新到一个同事家借江青的讲话资料，这位同事鼓动张志新说，你参加我们这个组织吧，我们是革命派……张志新说：“我现在考虑的不是参加还是不参加这派那派的问题，我考虑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同事很不理解。张志新解释说：“我不能理解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好多问题……”

　　所谓“好多问题”其实就是一个正直的人对不正常社会事件的直觉反应 ，比如为什么老干部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什么所有知识分子都成了“资产阶级”，必须打倒和改造？毛主席难道就不会犯错误吗？这些想法在今天看来说不上深刻，我想，就张志新来说那些话也未必经过深思熟虑，即使这样，在皇权专制主义以国家意志大规模鼓动暴行的年代，仍旧是大逆不道的事情。那位同事首先害怕了，为了摆脱干系，同时更想以此作为自己“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证明，换取一个安全的位置，就把张志新的话汇报给了她所在群众组织的头头。

　　不久，张志新和其他机关干部一道被送到位于盘锦的干校集中学习，结果有人（或许是那位“群众组织的头头”？不详。）翻出了这件事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无需解释什么原因，不能谈论就是不能谈论！

　　事物并不因为不能被谈论就不存在或者消失，再说，人是一种能够想象的动物，而且，除非是一些把精神生活降低到动物水平的人，一般来说人都不会放弃这种值得骄傲的能力，于是，“几个大汉把张志新按倒在地上，在她的颈背下面垫上一块砖头，不消毒也不进行麻醉，就用一把普通的刀子，割断了她的喉管”也就经常作为活生生的图景映现在人们心中，没有人能够祛除它，那些以为不让谈论的事物就会不存在了的人愚蠢极了，实在是愚蠢极了。

　　我经常有一种提醒那些强制人忘记某些事情的人的冲动：事情本身并不具备做事情的能力，事情全部是人做出来的，而人做怎样的事情又直接渊源于人性的状态，既然这样，你还能够阻止人们记忆那些事情、记忆做事情的那些人么？具体到张志新事件，你能阻止人们对那几条大汉做另外的想象么？你能让人们把他们想象成为纯洁善良的天使、腼腆羞涩的少女么？你不能。不是我们把他们夸张成了上面描述的样子，而是他们做的事情使他们成为了那个样子，这也就是我在文章开头所言：人的“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本质都在他的行为之中”，我所做的描述不过是具象地还原了他们的行为而已。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看到毛净在所谓“不争论”也就是不正视的禁令掩护下混进了人群，正在为躲过一场本应当有的正义审判而庆幸而自得，时过境迁，他又改头换面换上了西装，就像当年被裹挟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那样，被裹挟进了改革开放的大潮，加入到了“改革者”对民众命运进行改革的人的行列，成为了远比一个狱卒更为风光的权力者。他剃掉了浓密的胸毛，谈吐也较前文雅委婉了，但是，作为职业权力者，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放弃怀揣着曾经杀害张志新的那把刀子，他深深地知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语）当“暴烈行动”或者具有与暴烈行动同等危害的不暴烈的行动乃至于思想真的出现的时候，刀子是有用的，永远有用，这是传家的法宝，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弃。

　　于是，在我们短暂的生命历程中，无论历史呈现怎样的面貌，我们都会看到毛净的身影，看到他把刀子藏在西服下面……现在他喧嚷的已经不再是“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誓死捍卫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而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是“科学发展观”，正是在这种喧嚷中，他没有任何阻碍地把权力变成了延伸野蛮兽性的工具，所以，我们才看到形形色色的腐败案件层出不穷，我们才看到血汗工厂不断流出血汗，我们才看到孙志刚之类的无辜者被无端打死，我们才看到小贩被城管人员围追堵截到生存绝境，我们才看到童工在黑砖窑里像三千多年前的奴隶被剥夺自由，被残酷压榨，被剥夺生命，我们才看到我们的女孩子被他们猥亵和蹂躏……当新的权力罪恶不断上演的时候，张志新事件愈加显现出其社会学标本意义，这种意义不是脱离我们的生活而抽象存在，它就是生活本身，不同点仅仅在于它有了新的形式，新的内容，新的价值符号。

　　张志新事件绝不会因为时间久远而失去色泽，我们必经常审视它，让它警醒我们麻木迟钝了的心灵，它对我们至关重要，它不仅仅关乎政治伦理，更关乎人性，关乎我们眼前这个世界的质地和形状；
它也绝不仅仅是一桩发生在过去的某人被残忍杀死的逸闻，它更是我们民族精神肌体的一个巨大创口，它每天都在流血；
它绝不是什么偶然发生的事件，它是历史发展链条中的一个血腥环节。

　　尽管毛净们一直在疏离我们对事件的正当感觉，但是无论它被什么东西遮掩，我们都不能无视它的存在。我们不能，绝对不能！

　　6.谁来断喝“放下你的刀子”？

　　我始终认为，权力，无论多么宏大或多么渺小，其本质都不是利他的，它是自利的，所以它也就不是善，而是恶；
权力并不神圣，它是世俗的；
权力不是精神的，它只是一种技艺。所以，必须用一种方式限制它，使之在一种正义原则约束下生成为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权力才会成为积极的力量。

　　国家权力更是如此。古往今来，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所有已知的罪恶都与国家或社会组织权力畸变为“恶”有关，都与国家或社会组织权力的性质衍生出来的人性状态有关。正因为这样，人类才始终把如何制约权力作为重大问题一再探讨，这方面，我们甚至能够追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孔子时代。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东西方所走过的路径有很大的区别——西方思想家为了限制权力，更多强调的是个体权利（请注意“权力”与“权利”的区别），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法的概念，两千多年以来，无数哲学家都在殚精竭虑地思考怎样用完善的法律制度限制权力之恶。而东方思想家（尤其是儒家）强调更多的则是对权力的道德约束，从孔子开始，中国的思想家都在苦口婆心地劝谏掌握权力的国君要讲“仁”，要“爱仁”，把老百姓作为洪水猛兽来防范，警告帝王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千万小心哪！其结果就是中国的驭民之术高度发达，人的权利意识却极度萎缩，近代以降，甚至到了把个人消失为无、只留下“国家”在广袤大地上横冲直撞的程度。

　　东西方两种文化导致了到目前为止完全不同的社会现实，不仅仅体现在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上，同时还体现在文化当中，体现在生活中的任何一个角落，甚至于体现在一个人和单位领导、一个雇员和老板的权力关系之中。

　　既然我们承认权力的本质是恶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警惕一个事实：在一个缺乏法律限制的文化环境当中，权力恶的本性会无限制放大，并且非常有可能找到机会与人性恶结合为一体，就像世界上所有大大小小的独裁者那样。权力之恶放大人性之恶，人性之恶又将权力之恶发展到极至……张志新事件以及其他更让人激愤的事件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毛净也同样是在这种情况下把人性扭曲为兽性的。

　　一个人进入这样的轮回，离魔鬼也就不远了。秦始皇、隋炀帝之类的中国皇帝，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甚至于目前仍然用权力奴役人民的任何独裁者，任何单位的权力没有被限制的领导者，任何规避在法律管辖之外的企业老板，严厉一点儿说，都是这样的魔鬼，他们奴役的是与自己共生的东西。专制主义只能断裂，不能弯曲，如果他们无法止住自己的脚步，就会一路狂奔下去，直至灭亡，尽管灭亡的方式会千差万别。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责备过的历史同时也是裁判场——总有一天，正义的裁判会举起弱者的臂膀，宣布谁是真正的赢家。

　　然而这只是一种期望，至少在目前，人们还很难找到保护自身的方法，正义的裁判之类也就仅仅是期望了，历史犹如一辆陈旧的马车，在夕阳中缓慢前行地走，谁也不知道它的方向，谁也不知道它的终点。

　　假若面对这一切的是一个保持着正当人性的历史学家，他又会怎样做和做些什么呢？他知道按照某种原则或者说规律，应当把一切社会事件都归溯到有机的历史过程之中，像科学家那样在那里用理性的显微镜和解剖刀进行解析，分解出不同的成分，提出严谨的科学报告……但是，他又深知他无法那样做，它的实验室不在真空之中，他必须按照建立了这座实验室的人的意图分解或者掩盖他的研究对象，否则，他就将被驱逐出实验室，成为体制外的“浪人”。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看不到真实的历史，遗忘历史，无法从历史事件中汲取正确的见解和观念，难道还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吗？

　　这是被强制的遗忘。

　　遗忘“意味着历史的教训没有被记取，导致历史错误的观念与体制弊端没有得到认真的反省和清理，历史的悲剧就完全有在人们无法预料的时刻，以人们同样无法预料的形式重演的可能；
而真正有价值的中国经验，也会在这样的集体遗忘中被忽略，从而导致思想与精神传统的硬性切断，人们不能在前人思考已经达到的高度上继续推进，而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从头开始，这应该是中国现当代思想始终在一个低水平上不断重复的重要原因。这背后隐藏着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以至于民族发展的危机，是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能不感到忧虑的。”（钱理群：《拒绝遗忘——科学总结20世纪中国经验的第一步》）

　　我们的确很忧虑，但是我们能够改变现实吗？我们不能，相反，现实却不断被权力者改变，不信么？让我们看一看在人们被强制遗忘的地方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

　　1989年春夏之交以后，在教育系统的教科书改革中，我们前面提到的鲁迅那篇脍炙人口的名作《纪念刘和珍君》被从中学语文课本中删除了。这种删除是技艺性的吗？是简单的增添或者减少吗？我认为不是。直觉告诉我，考虑到事情发生的特殊社会背景，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妨碍了什么东西，所以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纪念刘和珍君》究竟怎样让人家感觉不方便了呢？让我们听一听鲁迅在这篇泣血的文字中都说了些什么吧！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

　　“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
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
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文字就有这样的力量——《纪念刘和珍君》确实会让人联想到一些什么：张志新之死……天安门广场“风波”……因为出门没带身份证或者其他原因被警察殴打致死的人……任何一种联想都让他们恐惧，这时候你就要想，不管权力者表面上如何尊崇鲁迅，但是在他们心灵深处永远怀着一种暗恨，因为百年以来只有这个瘦弱的男人无所顾忌地揭开了一个罪恶躯体上的疮疤。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纪念刘和珍君》描述的不是过去的中国，而是当下的中国——当下的中国竟然仍旧在为八十多年前的一篇文章而恐惧，这就是鲁迅的力量，这就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力量。

　　可叹的是，这种力量日渐衰微，再也没有人敢于去担当了，我们甚至已经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大地一片空濛，一场场好戏又相继开台——“阿Q”被抬上无篷车，即将送去杀头，除兵们和团丁，街两旁是许多张着嘴的蚂蚁一般的看客，阿Q无师自通地说出半句从来不说的话：“过了二十年又是一条……”从人丛里，便发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声音来：“好！！！”……不要以为我们自身有多么高尚，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什么都不是，只是那些“蚂蚁般的看客”中的一员。

　　我们隐约看到毛净前前后后忙碌的身影，明明知道他怀里揣着曾经割断张志新喉管的刀子，却没有人敢于站出来断喝：“你的刀子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放下你的刀子！”仍旧躲着，看着，“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似的，向上提着。”（鲁迅：《药》）

　　林贤治先生说：“我们这些学者之类的算啥？哪个人会自始至终想到沉默的大多数，哪个人会想到社会不合理的存在，哪个人会正视专制主义的存在，哪个人敢挑战专制者！我们有谁能够真正做到？有些人说鲁迅好斗，不好。这是一个很可笑的东西，恶势力在那里，斗还是不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林贤治先生接着说：“我们身上没有一点儿战斗的因子，我们已经失去了感受的能力。”

　　哦——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们的人性也被扭曲了。

　　2008-11-9凌晨完稿于北京

　　陈行之注：

　　本文是系列文章“极权主义微观生活谈片”第三篇，第一篇为《权力状态下的道德畸变》，第二篇为《权力状态下的良知泯灭》，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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