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从“价值观外交”到“积极的亚洲外交”——日本安倍、福田内阁亚洲外交的比较分析

　　[提要]安倍内阁推行建立“民主国家联盟”和“自由与繁荣之弧”的“价值观外交”提高国际作用，因其不合时宜的冷战思维而受挫；
福田内阁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实行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的亚洲外交”，进一步改善中日关系。安倍、福田亚洲外交的变化，反映了日本民族主义外交政策的曲折演进，从中可以看出日本要求提高外交自主性，却不能忽视美国的影响；
重视同亚洲和中国的关系，特别是对华认识和对华关系开始出现历史性转折；
对华外交的两面性将交替反映并可能牵动中美日关系的调整。

　　[关键词]安倍内阁、福田内阁、日本外交、“价值观外交”

　　安倍、福田内阁交替，日本内外政策也有所修正。在对外政策方面，安倍内阁标榜的“有主张外交”，为福田内阁的加强日美同盟和同亚洲关系的“共鸣外交”所取代。就亚洲外交来说，安倍内阁的特点是“价值观外交”，福田内阁成立后提出要展开“积极的亚洲外交”。安倍、福田内阁外交政策的变化，反映了日本民族主义外交政策在国内外政治现实中由激进趋于理性的曲折演进，探讨这一变化及其原因，有助于认识日本亚洲外交的某些带有趋势性的特点。

　　一、安倍内阁的“价值观外交”及其挫折

　　在冷战结束后的日本历届内阁中，安倍内阁的政策以具有较强的民族主义色彩而著称。在对外政策上，安倍内阁高举“有主张外交”的大旗，试图突破长期以来外交缺乏“自主性”的困局。

　　2006 年7 月，日本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制裁朝鲜提案在经过修改后被通过，这使其受到鼓舞。9 月，安倍晋三在担任首相后的施政演说中充满自信地说：“我国外交基于新思维向有主张的外交转换的时候来到了。”对于“基于新思维的有主张的外交”，安倍解释是：“进一步明确‘为世界和亚洲的日美同盟’，推进为在亚洲形成牢固的联系而作出积极贡献的外交。”[1] 一面坚持日美同盟,一面开展亚洲外交，这是日本外交一贯的原则，没有太多新意。值得注意的是，安倍将日美同盟的作用明确扩展到亚洲和世界的范围，同时强调日本在日美同盟的基础上要为在亚洲国家中建立某种联合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这一对外方针也可以理解为，日本要在美国的理解和支持下，在亚洲乃至世界发挥更大的外交作用。在2007 年初的国会施政演说中，安倍进一步说明“有主张外交”的具体内容，即日本外交要以“与共同拥有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法治等基本价值观的国家加强联系、构筑开放而富有创新精神的亚洲、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贡献为三根支柱，进一步推进真正为亚洲和世界和平做贡献的‘有主张外交’”。[2] 这段话的三个关键词是:价值观、亚洲、世界。通俗地说，“有主张外交”就是要以价值观为招牌，扩大日本在亚洲和世界的影响。

　　对“有主张外交”加以诠释的是外相麻生太郎2006 年11 月30 日在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发表的演讲《打造自由与繁荣之弧》。在演讲中，麻生提出“价值观外交”和“自由与繁荣之弧”两个新概念，并把它作为日本外交的又一个新主轴。按麻生的解释，所谓价值观外交是“对于民主主义、自由、人权、法治以及市场经济等普遍价值，在推进外交时要给予高度重视”；
所谓“自由与繁荣之弧”是“对于欧亚大陆外缘正在成长中的新兴民主主义国家，要把它们像纽带一样连结在一起”。麻生认为，为保证自身的和平、安定与繁荣，日本要和美国、澳大利亚、印度、欧盟等拥有共同思想和价值观的友好国家紧密团结在一起，同时也必须在欧亚大陆外缘努力打造“自由与繁荣之弧”。为实现这一目标，日本从冷战结束后即开始向东欧、亚洲国家提供巨额援助，同这些国家建立和保持密切的对话关系。麻生表示，在推行“价值观外交”方面要和美国、澳大利亚、印度、欧盟一道行动，不落人后。[3] 麻生的演讲是日本推行“价值观外交”的宣言书，也点明了“有主张外交”的具体内容。

　　从安倍内阁的外交实践看，以“价值观外交”为核心的“有主张外交” 首先要建立以美、日、印、澳四国组成的“民主国家联盟”。2007 年3月，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加强美、日、澳三边对话机制。8 月，安倍访问印度，在印度国会发表题为《两洋交汇》的演讲，重提“自由与繁荣之弧”构想，明确地说“日本与印度的全球性战略伙伴关系”是构成“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关键，指出印度在安倍亚洲外交中的重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安倍在讲话中提出“扩大亚洲”的新概念。他说：“由于日本与印度的结合,‘扩大亚洲’把美国和澳大利亚包括进来，就会发展成遍及整个太平洋的广大网络”。[4] 安倍的这篇讲话，把“自由与繁荣之弧”与“民主国家联盟”联系起来，说明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并通过“扩大亚洲”的构想，描绘出日本要建立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大亚洲”的外交意图。但此后一个月，安倍辞去首相职务，“价值观外交”曲终人散。

　　安倍内阁历时仅有短暂的一年，但提出以“价值观外交”为代表的“有主张外交”，反映了日本新民族主义者要求提高外交自主性和扩大外交作用的愿望。麻生甚至从日本历史中寻找根据，说明日本在当代西方民主、法制等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方面丝毫不逊色于欧美国家，完全有资格推行”价值观外交”。他认为，日本的民主主义始于19 世纪中叶的明治维新，法制传统则可以追溯到7 世纪大化改新颁布的“十七条宪法”和江户时代社会经济的成熟，日本是具有与西方国家同样“普遍价值”传承的“老字号”，完全有资格并有决心推行“价值观外交”。[5] 冷战结束后，日本的新民族主义者一直要提高外交自主性。他们认为，战后日本外交最大的缺憾是因为坚持日美同盟而使外交缺少独立性、自主性。在冷战后的国际现实中，扩大外交自主性和发挥国际作用的手段之一就是要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提案权，[6] “有主张外交”是日本民族主义外交诉求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也是日本要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反映了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外交思想和外交方针的变化。

　　然而，在实践中“有主张外交”遭到冷遇的结局，反映这一外交主张从根本上违背了亚太地区国际政治的现实，也说明日本要想实现真正的外交自主性还面临着很多困难。对于日本提出的美、日、印、澳四边安排，澳大利亚学者明确指出这是一种针对中国的战略设计，认为确立这样一种联盟关系的目的是遏制中国的崛起，被拉入四边安排将是一种极不明智的举动，冷战遏制的意味太浓了。[7] 日本庆应大学教授添谷芳秀批评安倍内阁的“价值观外交”是基于保守冲动的外交口号，是忽视近邻国家的外交。[8] 自民党内有影响的人士说：“大多数专家都认为价值观外交已经过时了。”[9] 而印度和澳大利亚尽管有日本的极力拉拢，但在公开表态上却十分谨慎，反映这些国家即使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可能会与日本存在某些共识，但也不希望因此而损害同中国的关系。正如2007 年8 月21 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安倍访印时，引用印度外交秘书的表述，“不应认为印度与日本的关系是以印中关系为代价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提出的“民主国家联盟”并不完全是日本自己的主张。有报道指出，这一设想在2007 年4 月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中得到美国总统布什的认可。[10] 也有报道披露，美日澳安全合作是经过美国副总统切尼之手促成的，[11] 而美国正在加强同印度的安全关系是近年来公开的秘密。因此，安倍的建议不过是迎合美国的意图，协助其构筑一个遏制中国的安全架构，实在说不上是什么自己的主张。这也是日本为了避免美国的猜忌和反对，尽量以配合美国战略的方式，曲折地表现自己的外交主张和扩大国际影响。尽管如此，美国对日本新民族主义要求在外交上获得更多的独立性仍然给予高度的注意。安倍在访问印度时，特地去探望东京审判中力主日本战犯无罪的法官帕尔的后人并向帕尔表示敬意，明显是向美国主导下的东京审判和日本战后体制提出质疑和挑战，是对安倍自己鼓吹的日美具有共同价值观的一个讽刺。由此也可以看出，所谓“价值观外交”不过是安倍内阁实现民族主义对外政策目标的一个手段。而美国对这种障眼法心知肚明，就在安倍内阁卖力地推行“价值观外交”之际，美国国会和社会舆论对日本否认战时强征慰安妇问题大加挞伐。这同样是一个讽刺，说明美日之间在价值观上并非完全一致，也说明美国希望日本能按照它弹奏的旋律起舞，并没有放松对日本民族主义外交倾向可能引起的日美关系和东亚地区战略平衡变化的警惕。安倍内阁不合时宜的“价值观外交”只能落得草草收场的命运。

　　二、福田内阁强调合作的“积极的亚洲外交”

　　福田内阁成立后，对安倍内阁时期实行的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内外政策加以修正，特别是不再把“价值观外交”作为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强调要推行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的亚洲外交”。

　　福田内阁的外交政策简单地说是“共鸣外交”，即要实现“加强日美同盟和推进亚洲外交的共鸣”。福田在担任首相后的施政演说中说，“日美同盟和国际协调是日本外交的基本”，强调“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关键”。这种提法继承了日本外交的一贯传统。日美同盟、亚洲外交，向来是日本外交的两个重点，而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主轴，具有更优先的地位。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小泉、安倍内阁不断加强日美关系，特别是小泉内阁时期把日美安全合作推上一个新台阶，出现日美关系蜜月之后，提出要实现“加强日美同盟和推进亚洲外交的共鸣”，无疑带有改变亚洲外交相对滞后的含义，实际是要“推进积极的亚洲外交”。[12]2007 年11 月，福田首相在出席东盟与中日韩首脑会议期间答记者问时，进一步阐述日本的外交方针说：“必须展开以日美同盟关系为基础的合理的亚洲外交。”[13] 说明了日美同盟和亚洲外交两者在日本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日本内外舆论和分析家普遍认为，福田内阁将在日美同盟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亚洲外交，这将成为福田内阁和安倍内阁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区别。福田内阁为调整外交政策成立政策咨询机构“外交学习会”。据报道该会的主要任务是要讨论如何同时加强日美同盟和推进亚洲外交，讨论的焦点将包括在亚洲地区发展迅速的经济合作协定等国际经济课题。[14] 值得注意的是，“外交学习会”的会长防卫大学校长五百旗头真在小渊惠三首相的智囊团“21 世纪日本的构想”恳谈会中就担任分科会的负责人，主张重视日美关系和亚洲外交的平衡。因此，可以预计亚洲外交将在福田内阁的对外政策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针对安倍内阁的“价值观外交”，福田明确表示要采取同邻国协调的政策，这是福田内阁与安倍内阁亚洲外交的一个重要区别。福田内阁的重要成员也不赞成“价值观外交”，如官房长官町村信孝曾在安倍内阁末期担任外相、外相高村正彦担任防相，他们当时对“价值观外交”就颇有微辞。进入福田内阁担任外相的高村进一步质疑“自由与繁荣之弧”构想，认为“不应该以威慑的态度说话”。外务省也预定，在2008 年的外交蓝皮书中将不再提“自由与繁荣之弧”。舆论认为，外务省的政策取向与福田重视对华关系有关。[15] 福田内阁放弃“价值观外交”，这同安倍内阁在对华外交上的两面政策不同。安倍内阁一面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一面推行“价值观外交”，企图在安全上遏制中国，在国际事务上限制中国的作用。[16] 这不仅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也不可能在亚洲外交上取得预期的成果。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指出，安倍内阁亚洲外交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就在于错误地推行“价值观外交”。[17]

　　2007 年9 月到年末，福田首相的三次重要出访除短暂的访美外，参加东盟与中日韩首脑会议和访问中国是福田内阁亚洲外交的重要活动，为了解其亚洲外交提供了重要实例。

　　在福田出席东盟与中日韩首脑会议期间，日本与东盟达成一揽子经济合作协议(EPA) 。这是日本继同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几个主要东盟国家和墨西哥等国签订一揽子经济合作协议后，首次同地区合作组织签订此类协议。一揽子经济合作协议除包括自由贸易协定( FTA) 的内容外，还包括投资方面的互惠安排。日本同东盟在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方面一度落后于中国和韩国，现在要改变这种局面。日本对新通过的《东盟宪章》表示支持。在同印支三国的首脑会议上，日本说明了援助湄公河地区开发的方针。在中日韩三国首脑会晤时就三国制定“行动计划”达成协议。福田总结此次东亚之行是为“开展积极的亚洲外交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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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华关系上，福田内阁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关系、重视在地区合作中加强中日两国的相互协调。福田在内阁施政演说中表示，要和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一道为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做贡献”。[19]东亚合作首脑会议期间在同温总理会晤时福田也说，日中两国的责任为世界所瞩目，如何担负起这一责任是值得思考的重大课题，希望一道合作。[20] 日本在推进亚洲外交的同时，愿意为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同中国加强合作，反映了福田内阁对华政策上的新认识。福田内阁的政策宣示对于今后中日两国能在地区合作方面相互协调、发挥应有的作用是个积极的信息。

　　在福田内阁成立后的不长时间里，中日关系取得一些突破性的进展。在军事交流方面，中国舰艇在战后首次访问日本港口，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在经济合作方面，中日举行高层经济论坛，双方出席的部长级官员之多为建交以来所仅有，说明双方都希望通过对话加强联系。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希望全方位地探索与中国的经济关系，特别在对华日元贷款结束后，希望建立新的对华经济外交支柱。[21] 2007 年年末福田首相对中国的访问把中日关系推进到一个新阶段。福田在竞选首相时就表示不会参拜靖国神社。访华期间，福田在同中国领导人会谈和在北京大学的讲演中，都表示愿意在历史问题上“对自己的错误进行反省”,“认真地看待过去，并勇敢而明智地反省该反省之处。”[22] 在台湾问题上，福田表示坚持《中日联合声明》的立场，日方不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独”，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不支持“入联公投”。[23] 这是日本首次就台湾问题作出较为完整的表态，中方给予高度评价。福田在北京大学的讲演中，还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内容作了详细的描绘。福田访华期间，中日双方在广泛的领域里进行了友好商谈，发表了《关于推动环境能源领域合作的联合公报》和《关于进一步加强气候变化科学技术合作的联合声明》。在结束访华时，福田表示这是一次“非常有内容的访问”。[24]

　　福田内阁的亚洲外交更多的是强调合作，在合作中发挥日本的国际作用，而不是不顾亚洲的客观现实，试图通过人为的意识形态划分来争取所谓的话语权和提案权。可以说，福田外交是在对安倍外交( 包括对小泉外交) 反思基础上形成的，有助于日本与亚洲的融合。

　　三、对安倍、福田内阁亚洲外交的思考

　　安倍内阁和福田内阁的亚洲外交大体上代表了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外交的两个倾向，从中可以找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特点。

　　安倍、福田内阁的亚洲外交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指导思想都是日本民族主义，都是要提高外交的独立性，把发挥与其地位相称的国际作用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战后日本的亚洲外交主要是配合美国的亚洲战略。冷战结束以后，日本的亚洲外交虽然与美国保持合作，但更多地反映了对自身利益的追求，特别是日本要求提高外交自主性，平衡对美国的过度依赖。亚洲成为日本展示外交创意的场所，如从1989 年提出亚太经济合作设想到建议召开16 国参加的东亚首脑会议，日本积极为改变亚洲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秩序发挥主导作用。安倍的“价值观外交”和福田的“积极的亚洲外交”如果说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这两者是要通过不同手段实现相同的政策目标。随着日本民族主义的上升,日本外交的这一特性将会长期存在和发挥作用。

　　但安倍和福田内阁的亚洲外交都不可能摆脱美国的影响，也就是说日本的亚洲外交仍然受到美国因素的制约。不仅安倍内阁需要假途“价值观外交”拓展国际活动的空间，就是福田内阁也要在打消美国的顾虑后才好着手开展“积极的亚洲外交”。前引福田在新加坡出席东盟与中日韩首脑会议后答记者问中对日美同盟和亚洲外交之间关系所作的说明就是一个例证。福田在答记者问时还表示，他在访美同布什总统会晤时，就日美关系和亚洲外交已经取得谅解。他说：“日美同盟关系将拓展日本在亚洲的活动舞台，与亚洲的良好关系也有利于日美同盟。将基于这一想法，推进今后的亚洲外交。”[25] 这段话对理解福田内阁的亚洲外交及其今后的走向是有帮助的。

　　安倍、福田内阁亚洲政策的另一共同点是重视亚洲、重视中国，表明日本同亚洲和中国的关系开始出现历史性的转折。安倍、福田内阁重视亚洲,说明亚洲政治、经济的重大变化，特别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国际作用的不断提高，使日本对亚洲、中国以及对日本自身的认识在发生变化，愿意同亚洲和中国进行平等的合作。安倍内阁成立后,为制定综合的亚洲战略，设立亚洲门户战略会议,提出的《亚洲门户构想》报告承认：“21 世纪是亚洲的时代。通货危机之后东盟各国经济复兴、中国作为经济大国崭露头角，再一次证明亚洲具有很大的潜在成长力。”“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日本是亚洲唯一巨人的时代已经结束”，“应冷峻而透彻地正视有可能落伍的倒是日本这一现实。”日本要“借助亚洲的成长和活力，使日本实现新的‘创造和成长’”。报告特别指出：“亚洲门户不是亚洲和日本的关系，而必须是以日本融入亚洲之中、亚洲中的日本这样一种关系为前提。”[26] 这表明日本对亚洲、中国和自身及三者相互关系的评价在发生变化，加强亚洲外交，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也是必然的。

　　福田内阁在重视亚洲外交、改善中日关系上又有新发展，特别是在对华关系上，福田内阁愿意与中国合作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贡献。福田在北京大学的讲演中着重阐述中日两国面临的“机遇和责任”。他说：“日中两国在政治、经济等领域获得了世界主要国家的地位，两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力量能够为亚洲及世界的稳定与发展做出贡献。” “日中两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如此机遇时”，“理应成为建设亚洲及世界美好未来的创造性伙伴”。福田在讲话中还阐述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三个内容，其中的“国际贡献”列举日本愿意与中国一道在各领域“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稳定和发展进行合作”。[27] 福田阐述的“中日合作”观反映了日本对华认识和对华政策的新思路和新变化。尽管这种新思路如何落实到外交政策上还有待时间检验，但这种变化的意义是值得重视的。由于中国的发展不会停止，日本亚洲政策、对华政策的调整也不会是策略性的，而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转折。

　　安倍和福田内阁在亚洲政策上的差异也显而易见。这种差异源于以“价值观外交”为代表的安倍外交和以合作为代表的福田外交代表了日本亚洲外交的两个趋向，也代表了日本对华外交的两个趋向。“价值观外交”反映日本在对华认识上的一种错误倾向，即中国越是发展，日本国内一些人越有一种不安全感，越要设法对中国保持竞争优势和制约的态势。这种倾向表现在对华政策上，就是一方面同中国保持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另一方面又把中国作为潜在威胁，百般制约和防范。这种对华政策是矛盾的，不利于中日两国之间建立互信互惠的长期关系。中日关系不能顺利发展，也会给日本的亚洲外交带来负面影响。

　　福田外交代表另一种愿意与中国和亚洲国家建立互利合作关系的倾向。譬如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官方和民间许多研究机构的报告和政策建议都主张日本应在经济上更积极地参与东亚地区合作，在安全上保持与美国双边同盟的同时构建或参与东亚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等。

　　这两种倾向随着日本国内政治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有时候会同时、也有时候会交替反映在日本的亚洲政策中。但无论对哪种倾向来说，中国都是日本亚洲外交必须考虑的因素。如何同发展中的中国建立长久的关系，是日本亚洲外交的重要课题。例如当有记者问福田首相是否会继其父亲之后提出亚洲外交的“新福田主义”时，福田坦率地说：“亚洲和当时相比，成为经济增长中心。中国迅速崛起,印度经济今后也要大发展，由于发生这些巨大变化，我国的亚洲外交也要发生根本变化，也要根据这些变化，思考今后日本的亚洲外交。”[28] 因此,可以说中国因素在日本亚洲外交中的地位在上升。但正如“共鸣外交”的含义所表明，日本的亚洲外交要和同美国的关系协调发展，美国既是日本亚洲外交的制约因素，也是一个借重因素，日本的亚洲外交将成为牵动中美日关系调整的一个动因。由东京PHP 综合研究所的日本对华综合战略研究会提出的《日本对华综合战略》报告建议，日美中首脑要定期会晤，在强化日美同盟关系的同时，实现日中战略伙伴关系。[29] 这表明日本在开展对华关系和亚洲外交时需要稳定同美国的关系。2008 年元旦日本《读卖新闻》的社论认为，中国作为新的一极出现，使日本的经济影响相形见绌，同中国的关系将成为重要的外交难题。为调整同中国的关系,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必须坚持日美同盟。福田提出的“共鸣外交”或是基于这一判断。而令人担心的是，随着中国的兴起，美国对日本的兴趣也许会下降，而同中国的关系将成为最重要的课题，为了保持同美国的关系，日本必须做出新的外交努力。[30]社论或许反映了在中国发展和可能出现的中美日关系调整面前日本的焦虑心境。安倍、福田相继改善对华关系是在这一大的背景下展开的，日本的亚洲外交如何处理好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将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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