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泽石：八十载南柯一梦？——耄耋之年的一点人生感悟

　　今年春节家人团聚时，孩子们商量要为我举办“八十大寿庆宴”。这件令人高兴的事反倒让我夜不能寐了。八十个春秋如白驹过隙，许多往事不断涌上心头。

　　常言道：“人生如戏”，仔细想，80年来，我在自己人生舞台上扮演过的角色真是不少，也很不一般。

　　22岁之前，我扮演的大都是喜剧和正派角色：长辈宠爱的乖娃、成绩优异的学童、相当虔诚的基督信徒、抗日活动中的积极分子、立志要科学救国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学子、争民主反腐败学运中的活跃分子、热情奔放的共产党员、游击队宣传队长、解放军文工队长、志愿军宣教干事等等。

　　到了1951年5月，我在朝鲜战场上不幸被俘后便开始扮演悲剧和“反面角色”了：被剥夺了人格尊严与人身自由的囚徒、拒绝去美国、去台湾的“傻瓜蛋”、因参与领导“反背叛”爱国斗争而受到美方特别监控的“死硬共党分子”、巨济岛“最高监狱”里的“刑事罪犯”、“战犯集中营里”的“战犯”；
遣返归国后又成为当局眼中的“变节者”、背着开除党籍处分到处求职被拒的待业者、被强行拆散婚约的失恋者、受到“终身控制使用”的教书匠、戴着右派帽子的劳改犯、被关进牛棚批斗的“大叛徒”等等，真可谓风狂雨暴、惊心动魄，幸承苍天保佑得以大难不死。我的这段上演悲剧角色的“舞台生涯”长达三十年之久。

　　1981年时来运转，在我落实政策恢复党籍之后，伴随改革开放大潮，我再度扮演正面角色：职工大学校长、科技协作中心总工、民办科研所所长、自由撰稿人等等。还拥有了老教授、名作家、离休老干部这些甚为光彩的头衔。我的译作、著作曾盛销一时，我的影像镜头曾多次在电视台的专题片中出现。

　　正由于我扮演过如此众多的、非同一般的角色，不少知情者说我的一生充满值得羡慕的“传奇色彩”！其实如今我已经意识到：无论你扮演的是最可爱的“革命者”、“英雄战士”；
或是最可耻的“右派”、“叛徒”，到了你的人生舞台落幕时，你将什么角色也不是，你只不过是人世间一个普普通通的过客、宇宙中一粒随风而去的尘埃而已！而那些你曾以为永远忘却不了的悲欢离合、冰霜血泪也不会在世上留下任何痕迹。但是，我既然来到人间走了一遭，八十年来又经历过这么多风雨、见识了这么多世面，还是应该认真总结一下，或许能给我所热爱的中华民族和我所惦记的家族后人留下点什么有益的东西。

　　我回想起文革中难忘的一幕。1969年学校“清理阶级队伍”，我被打成“大右派、大叛徒、大间谍”抓进牛棚。当天学校“革命委员会”召开了对我的声势浩大的全校批斗会，深夜专案组又派“群众专政队”的红卫兵把我押去单独审讯。那位专案组长皮笑肉不笑地对我说：“张泽石！我们知道你很会演戏，但是孙猴子再会变花招也逃不过如来佛的慧眼，就你这种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人、又在教会学校接受过洋奴教育、还跑到战俘营当翻译成天跟美国鬼子混在一起，鬼才相信你会拒绝去美国、拒绝去台湾！我们奉劝你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被美国鬼子派遣回来又干了哪些间谍勾当为好！”。我申辩说：“我是作为坚决要求归国的志愿军战俘总代表被国家指名要回来的，请你们到军事博物馆去查一下档案就清楚了。” 话刚说完，就听押着我的红卫兵喝斥道：“你他妈的还敢臭表功！”随即就感到腿上屁股上被狠狠地踢了几脚。这时专案组长向那个红卫兵摆了摆手，对我说：“我们并不想逼你招供，是你的顽固激起了革命小将的阶级义愤，你回去好好写份书面交代，争取从宽处理”。当我被押回到囚室门口时，那个“革命小将”猛一脚将我踹进门，我趴在地上听到他的怒吼：“我看你他妈的还敢嘴硬！”我在黑暗中爬起来摸到自已的床沿，一边揉搓被撞疼的膝盖一边对自己说：“我他妈的下辈子一定要投胎工农家庭，一定要当个文盲，一定要当个体力劳动者”；
又想：“当年你在清华要是老老实实读书，或者被俘后答应去了美国，就不会落得如今的下场，你这才真的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你完全是咎由自取、自讨苦吃！”

　　那年我40岁，正好到了孔老夫子所说的“不惑之年” 。但我却正是从那时开始产生了一系列疑惑：“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何罪之有？”“上教会学校何罪之有？” “当年该不该参加革命？” “该不该参加共产党？” “这个党还值得我信赖么？” “当年该不该参加抗美援朝？” “该不该屈服于敌人当了俘虏？” “被俘后可不可以去美国、去台湾？”“我拼死拼活从战俘营回国来怎么反而成了罪人？” “这个国家还值得我去爱么？”……

　　我带着这些沉重的困惑，继续我艰难的人生旅程。为了求得内心的安宁，我曾多方努力去寻求它们的答案！有的比较快地得到了解答，有的却长期困扰着、折磨着我的心灵！因为那些问题涉及到了我自幼建立起来的信念、涉及到我对自己在人生舞台上所扮演角色的终极评价！

　　现在，又一个40年过去了，对于那些问题我自认为是基本上“释惑”了！

　　最容易解决的当然是“家庭出身”问题，只要看看工人农民的实际社会地位，就再不会有人羡慕工农出身了。我十分感激我的祖父。正是老人家的顽强奋斗，使他自己从一个放猪娃成长为一个颇有成就的乡镇企业家，又坚决要我的父亲远去北平读大学，才有了后来我的“知识份子家庭出身”，才使我避免了一辈子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卵子不挨边”的那种命运！至于上教会学校我要感激我的老爸，正是他尽力送我到教会学校接受了长达六年的高质量中学教育，才使我得到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奠定了我去搏击风浪、应对危难的人生根基。应该承认：即使在70年前，不少教会学校在教育理念，教学方式上也比我们现在的应试中学教育要好得多。

　　较难解决的问题是“我当年该不该参加革命？”

　　中国知识份子历来就有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我们那一代从漫长艰辛的抗日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面对着国家的羸弱、政府的腐败和人民的苦难，大都具有革新社会、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康乐富强国家的强烈愿望，只要有人带领，就会毅然投身革命。我正好考进了有着民主革命传统的清华大学，加上我的热情浪漫的个性，就毫不犹豫地投入了革命洪流。正是这场革命，推翻了专制独裁贪污腐化的国民党统治，建立起一个充满希望的新政权。后来之所以出现了“该不该参加那场建立新中国的革命？”的问题，是因为革命胜利后共产党不但没有如它所承诺那样去执行“新民主主义”、建立“联合政府”、实现民主自由康乐富强的新中国，却反而给老百姓带来了深重苦难！

　　15年前，我去台湾探亲，目睹了我当年要打倒的国民党在台湾实践三民主义所获得的丰硕成果；
也感受到了我曾参与的那场国共内战所造成的中华民族的可怕伤痛与裂痕。那时我敬立在台北中山纪念堂孙中山先生的塑像前，遗憾地想：“中山先生，要是您能多活十几年，将国共合作维持下去，建立起民族民主联合政府，领导民众齐心协力去实行三民主义，就不会出现那场骨肉同胞自相残杀的暴力革命了，而一个民主自由康乐富强的新中国也早就屹立在地球上了！”。只可惜历史不能按照我们的愿望去改写。

　　至于“我该不该参加共产党？” “这个党还值得我信赖么？” 是困扰我最重、带给我痛苦最深的两个问题，我将放在本文最后去诉说。

　　先说“我当年该不该参加抗美援朝？” “该不该屈服于敌人当了俘虏？” “被俘后可不可以去美国、去台湾？”……

　　1951年3月，我和战友们都是满怀保家卫国的激情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跨过鸭绿江的。我们那时当然不知道美军并不打算侵犯中国，更不知道中国是正在为金日成的冒险狂热与斯大林的自私狡诈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但我们至今仍然自豪于参加了那场战争，因为它证明了我们是忠贞的爱国者，是坚强的中国军人。

　　“你既然是坚强的中国军人，那为何又束手就擒当了美军俘虏?” 这才是多年来困扰我和难友们的沉重思想包袱。我从战俘营回国后被开除党籍的一条重要罪状是“有武器不抵抗被俘”。被俘时我确实还剩有一个手榴弹，我因为被身边一个小宣传队员哭喊着阻挡着没有把手榴弹引爆去与敌人同归于尽！我一直为自己没有做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而羞愧，甚至也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只因见到难友们太需要我这个会英语的大学生跟大家一起去共患难，才促使我重新振作起来。

　　朝鲜战争中两万多名志愿军战俘，绝大多数都是在战事失利陷于敌后因伤残病饿失去抵抗力而被俘的。我们己经是为国尽力为国受难了！然而，正是“被俘可耻”、“投降即变节”这种违反人道的封建战俘观害苦了我们。它既是促使我们那一万四千名难友违心地背弃自己的亲人故乡去了台湾的重要原因，也是当年毛泽东对我们这七千名拚死拚活回归祖国的难友给予“开除党籍、军籍、终身控制使用”这种重罚的根本缘由！毛的封建帝王残暴本质也由此可见其一斑。

　　我初中高中的英语教师都是美国老师，考上清华大学后，更是立志要去美国留学。因此，当被俘后，我被邀请到美军第八军司令部担任文职翻译人员并承诺停战后送我去美国上大学时，我真的心动过。最后被我婉言拒绝了，并非我不想去而是不能去。对我来说，那时的美国就是敌国，我要是去美军部队当翻译就是去当汉奸，这是我的人格我的尊严绝对不能接受的！对于当年的这个决定，我至今也未反悔过。我真的庆幸那时年轻的我竟能具有那份坚贞：为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做到了拒绝诱惑、心甘情愿去承受战俘营的苦难。

　　我更庆幸自己能跟难友们一起通过两年多极其艰辛的斗争终于回到日思夜想的祖国！尽管回来后受到过极大的委屈与磨难，但我也获得了只有在祖国才能获得的珍贵的亲情友情爱情，以及近30年来所享有的学习和创作的权利、尊严与人身自由。我正是在那远离祖国的异国孤岛上、在战俘营的黑牢里才真正懂得了“祖国”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当我弄明白了我们回国后所受的磨难完全是来自那个独裁暴君，我对祖国就只剩下爱和担忧了！

　　这些年来，我不止一次去台湾探亲，每次去我都要去看望在台湾的难友，深入了解到他们当年所受到的身心折磨与政治陷害、他们到台湾后所受的歧视和他们对亲人故土的痛苦思念。我不再把他们看成是“经不起考验的懦夫”。我们不能把愤恨和指责放在受到残酷迫害的难友们身上，真正的罪人是那些制定强迫战俘放弃回归祖国权利政策的美国政客和执行这个罪恶政策的美国军人与他们豢养的走狗。同样，如果那时有别的会英语的难友答应了去美军部队当翻译，我现在也不会骂他是“汉奸”，因为他可能对那场战争的看法跟我不同，甚至他可能有亲属在美国，他应享有选择其人生道路的权利。

　　现在来谈谈“我该不该参加共产党？”

　　我在信仰共产主义之前，较深地接受过儒家文化、西方文化的熏陶，甚至笃信过基督教义。然而在我1946年到了清华大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一本薄薄的《共产党宣言》就把我们这些急于推翻旧世界的青年学子给俘虏了！1947年夏天我就加入了共产党。现在看来正是国民党的专制腐败把我推进了共产党队伍。1948年夏天，我在冀中解放区住了三个月，看见在那里政府清明廉洁、人民安居乐业，便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那时绝对没想到全国解放后我们共产党会变得比国民党更加专制独裁，更没想到几十年后我们共产党的官员会比国民党官员更加贪污腐败！

　　多少年来，我苦苦地从现实中、从理论上去寻找共产党为什么会变质的答案。在我去香港、去台湾、去泰国、去韩国、去美国时，曾经从不同社会制度与历史发展的对比中思考过，但帮助我更深入更全面地弄清问题本质的，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通过各种渠道读到的许多有价值的书籍、资料和文章，让我较多地了解了国际国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真相，特别是共产党主要领袖人物与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

　　迄今为止我得到的答案是：我当年去参加共产党没错。那时我真诚地想参加革命，而那时共产党的表现也让人相信它真是一个要救国救民的革命党。至于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以及“老大哥”苏联共产党）一旦成为执政党之后就立即变成了专制独裁政党，甚至成为一个无力挽救自身腐败堕落的政党？看来是源自十分复杂的历史原因。

这里既有老祖宗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关于暴力革命、阶级专政和消灭私有制的错误理论指导；
也有列宁、斯大林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错误样板；
还有我国两千年皇权社会的专制主义、奴隶主义与崇尚“忠” “义”之游民文化的深厚传统；
更有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们在本身素质上那些先天不足的缺陷！

　　那么，“这个党还值得我信赖么？”

　　如果这个党继续这么专制下去、腐败下去，当然不值得信赖了。但是，我还保留着对它的希望，希望它能在历史的推动下、在人民的督促下、在众多优秀共产党员的追求下向好的方向转变：变成一个不需要用枪杆子来维护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而是由民众真心用多数选票选举出来的清廉、民主的执政党。

　　我看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当前的共产党，和60多年前我加入的那个共产党已经大不一样了：党组织的中坚成分已经不再是以农民和游民为主，而是以国家公务人员和社会知识精英为主了；
广大党员的文化素养、独立思考能力更是今非昔比。

　　今天党所处的外部环境也跟60年前大不一样了，在国内，社会进步巨大、人民觉醒显著；
在国外，全球化代替了两大阵营对立、五大洲民主浪潮澎湃。当我在台湾看见国民党竟然能够主动将手里的军队归还给国家、并在开放党禁、报禁之后继续推动民主宪政改革，甚至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和平政权轮替，我就想：中国国民党能够做到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就做不到？

　　应该有那么一天，我们共产党的有魄力又有智慧的中央领导成员们，终于突破了权贵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并化解了那些因激愤于社会不公要求回到毛时代的同志们的疑虑，成功地在修改党章党纲的党代大会上，以多数票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按照恩格斯的遗愿转换为中国民主社会党，并正式宣布立即启动民主宪政革新。我是多么希望能够活到这一天、好让我带着这个天大的喜讯去会见已经先我西去的亲友、校友、战友、难友们，让大家都含笑于九泉啊！

　　这些想法我平时极少跟儿女们交流。他们不愿我“苦了一辈子，却守着清福不享，一天到晚瞎操心！”，他们希望我“了却尘缘、淡泊人生”。但我却怎么也做不到，真辜负了孩子们的好意！

　　回顾从我出生至今的这八十年，无论对我个人还是对我的张氏家族、中华民族、地球星族都是极其不平凡的八十年！在这八十年里，虽然经历了可怕的战争、灾害、危难，但也催生了巨大的科技、经济、文化进步。我少年时代幻想过的“顺风耳”、“千里眼”已经通过手机、互联网及卫星电视实现了，连美丽的嫦娥奔月神话都已变成了现实。去年的汶川大地震又让大家惊讶地看见了中华民族乃至地球星族同舟共济的感人情景。80年来，“地球村”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真是有了长足进步。这是整个人类从贫困愚昧快速走向富裕文明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中华民族也正在从艰苦危难的阴影中走向辉煌。

　　我曾经感叹自己“生不逢时”，现在看来应改为“生逢其时”了！

　　人老了喜欢忆旧，留在我记忆深处的是我儿时山青水秀的故乡；
幼年时家长老师的关爱；
少年时快乐的学校生活；
青年时的梦想、追求与为信仰而甘愿承受的苦难；
中年时跟相濡以沫的妻子共同为子女为学生所付出的爱心与辛劳；
退休后撰写自己人生经历时的激情；
外出游览时所见到的旖旎风光；
以及跟亲朋好友聚会共享亲情、友情时的温馨。

　　由此看来，我已经度过的八十载并非南柯一梦，而是一段有声有色有情有义的真实人生。

　　幸哉！足矣！

　　——2009年春•于北京石景山

　　话说张泽石

　　时光匆匆，岁月无情，一眨眼我们都老了，刚才收到张泽石刚撰写的《八十载南柯一梦？》。我把它转发在360，供网友们阅读。

　　张泽石，生于1929年，四川广安人。他是我的老乡，又是我的难友。他年轻时是个活跃分子，风流倜傥，早在清华大学上学，就参加了地下党，热衷于学生运动。在文工团，演出《白毛女》时，和同台喜儿的扮演者有了恋情，因而挨整，当时，解放军战士是不准谈恋爱的呀！抗美援朝他参加了志愿军，一到朝鲜就被俘。因为精通英语，他成了志愿军战俘总翻译。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拍着他的肩膀，说要送他去美国上学；
他忠于毛主席，忠于共产党，而拒绝了好意。遣反战俘，他被遣送回了北京，党籍丢了不说，还成了被监控的对象。1957年被划为右派，监督劳动。当时我们背地里称呼他“运动员”！

　　7000人大会之后，1962年对全国右派来了一个“集中学习”， 学习完后好像要给右派摘帽子。组织得早的单位，“学习”完后，果真是摘了帽子。北京市丰台区的右派命运不济，晚了一步，赶上了八届十中全会，伟大领袖毛主席老人家大反彭德怀，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整人的弦又绷紧了，右派摘帽的指望也就搁浅了。一下子就滑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老人家去世以后的——1978年，才宣布为“错划”，而右派们的青春也因此丧失！

　　人生是短促的，人生不就是一个青春么？我的一位中学同学恽大文，被发配到北大荒劳动，睡通铺，东北的寒冷无庸赘述，初去时小伙子住在门口，北风呼呼，难以入睡。几乎每天都可能死人，死一个，从他身边抬出去，死一个，从他身边抬出去，他的铺位，就一步一步往里挪，最后避开了寒风的侵袭，不是那么冷了，铺位挪到了最里面，人也死得所剩无几了，他也就是凭着年岁小，而活了下来。宣布“错划”时，才知道，他是恽代英的近亲……呀，对不起，我扯远了！应该说的故事太多太多！

　　“集中学习”时，我和张泽石同编在第四组，丰台区委一再对我们宣称：“不揪辫子，不打棍子，对党交心，畅所欲言”。天天都是学习讨论，讨论学习。内容，是“反五风”，现在我只记得有“共产风”，还有什么“一平二调”……会上我和张泽石都极爱发言。晚饭后，我们一同去丰台大街上转悠。记得大家都很高兴，常常是一同去吃一碗馄饨啦，素面啦，电影好看，就去看电影。有一次，在影剧院门口，有12中的学生在那里读英语，张泽石就走过去，说人家发音不正确。那时我们都以为他是多管闲事。

　　“学习”结束时，人事干部宣布一个文件，说：“根据中央指示，摘了帽子的，一定要安排工作，没有摘帽子的尽量安排工作。”之后大家就留在北大地教育局工地劳动，等待分配工作。劳动由看管工地的一位工人，监督着我们。那位工人姓李，共产党员，50上下年纪，总是色迷瞪眼地看着我，逗我说话。他指派我们的劳动，无非是给他种烟，浇水。这样我就很消极，不少人都不太愿意干，就张泽石表现最积极，每天早晨，早早地他就去打扫厕所，我对他印象很不好。

　　1963年开学之后，我们并未分配工作，而是去到庐沟桥农场继续劳动。这时石景山区从丰台区分了出去，北京九中属石景山区，张是九中的，这样我和他就地分两处了。

　　右派宣布“错划”之后，我们才又拿起了粉笔。有一次，语文组的一位青年教师在看《昆仑》杂志，她边看边说。她说志愿军战俘总翻译，又说“张泽石”，我一听，便注意了，有这么巧吗？《昆仑》杂志上说的有关张的那些事，我都知道。真有意思！张泽石这时已转到北京市科协工作。不想，就按《昆仑》上提供的地址，我一打电话，竟就找到了他。这样就断断续续有了联系，说起过去不免慨叹，这时我和他观点竟很一致。后来我和他又都用上了电脑，互通了邮件。他消息灵通，认识的人多，认识的大都是高级人士，什么杜光啦，龚育之啦！他们写的文章，他都转发给我。尤其是杜光，刚写的文章还未发表，他先看，我也就能及时看到，我很高兴。现在，几乎每天我都能收到张泽石的邮件。

　　张泽石著有《志愿军战俘记事》，之外，他经常编辑一些书，比如《纪念铭贤学校百年诞辰专刊》、《纪念戈西文集》等。BCTV曾连续播放过对他的采访……哦，对了，不久前我曾在“五柳村网站”看见过他的文章，但是我问他，他却不知道。

　　去年我70岁生日，特意邀请他在“纪晓岚故居”，和我的儿女们见面！我们全家都对他有极好的印象！

　　——写于2009/3/2东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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