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不朽的甘地

　　印度的甘地被文学巨匠泰戈尔尊称甘地为“圣雄”。“圣雄”来源于梵语的敬语，意思是：伟大的灵魂。应该说，这对甘地是非常贴切的。马丁•路德•金在诺贝尔和平奖致谢辞中讲道“文明和暴力是一对对立的概念。在印度人民的感召下，美国黑人也向世人表明，非暴力并非处处被动，而是一种促使社会转型的强大而积极的道德力量。总有一天，世人会找到一种使人们和睦相处的良方，它能够把这迫在眉睫的暴力挽歌感化成一曲充满兄弟友爱的动人赞歌。”金从不讳言，他的非暴力抗争思想得益于印度人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

　　甘地1869年10月2日出生在印度西部卡提阿瓦半岛的波尔班土邦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徒家庭。他从小就熟读印度教经典，把“逢恶报以善，用德报以怨”作为自己的处世格言。1887年，年仅18岁的他前往英国留学，在伦敦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他学习非常刻苦，不仅读遍所有的课本，还特别深入细致地攻读了拉丁文的《罗马法》，花了9个月读完了英国的普通法，如布罗姆所著的长篇巨著《普通法》、斯尼尔的精深难懂的《平衡法》、怀特和提德尔的《重要案例》、威廉士与爱德华合著的《不动产》，以及古德维著的《动产》，从而获得了较为丰富扎实的专业知识。1891年6月10日，甘地完成了预定的学业并通过了考试，取得律师资格。11日，在伦敦高级法院注册。在英国留学期间，他加入了伦敦神智学社和素食主义社两个社团，使他进一步加深了对印度教的认识和对佛教与基督教的了解。1891年，他回到印度尝试律师执业的工作，但并不成功。之后不久，他接受一家印度人在南非开办的公司聘请担任该公司的法律顾问，从此在南非居住了21年（1893年—1914年）。

　　在南非生活期间，甘地经过一系列的内省、学习与研究，逐渐创立了一整套价值观与生命哲学。1906年，甘地在南非领导印度侨民反对种族歧视斗争中首先提出“非暴力不合作”学说。他自我期许要坚持非暴力、追求真理，发愿自甘贫穷简朴，怀抱服务他人的理想，倡导所有人一律平等的理念。在政治领域，他首创了“萨提亚格拉哈”的主张（古遮拉特文，意为真理的力量，是非暴力抗争的通称），并身体力行、持之一贯。

　　甘地挺身而出，为当时在南非的印度人，带头反抗加诸于印度劳工身上的各种不公不义。当时，南非的法律对印度人和亚洲人有许多歧视性规定，比如：印度人必须随时随身携带个人的身份注册证，以备检查；
法律只承认按照基督教仪式举行的婚礼，才具有法定的结婚效力；
在南非的印度人每年必须缴纳“人头税”（白人则不用缴）。甘地号召他的印度同胞一起加入非暴力的抗争，他领导在南非的印度侨民展开反对禁止印度向南非移民的“黑色法案”和《亚洲人登记条例》的斗争，突显法律的不公正与不道德。在1908年1月到1909年5月间，甘地被逮捕并判刑服监达三次之多，随后在1913年11月6日到12月8日之间，他又被抓抓放放了三次。1914年1月22，日，甘地终于和南非内政部长史曼特将军协商出两项成果——当局承认印度式结婚的正当性以及废除“人头税”。

　　1915年1月，时年45岁的甘地从南非返回印度。在此后一直到他去世的33年岁月中，他始终不懈地致力于使印度脱离英国统治成为独立国家，消除不可碰触的贱民阶级制度，促使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民、特别是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和睦相处，以及推进农村的经济发展。为此，他先后编辑出版过三本周报：《纳瓦吉梵》、《青年印度》及《哈利贞》，表达与传播自己的观点与主张。

　　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是20世纪上半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它是一种社会政治哲学，甘地试图用它来解决社会政治的各种矛盾与纷争，解决人与人、团体与团体、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争端与冲突。面对强大的敌人，甘地提出的惟一斗争武器是坚持真理与非暴力。当时的印度是一个种族混杂、宗教信仰多样、种姓隔离国家。面对这种情况，甘地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真理是神，非暴力则是追求真理，即非暴力是认识神、认识真理的手段，是强者的武器。这种抽象而富有神秘色彩的学说在今天看起来很令人费解，但它却包含着重要的政治内容，在当时的印度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真理是神”实际上是把印度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众神归一”，把宗教的神与现实中的理想揉和在一起，用大众熟悉、了解的宗教语言和形式，唤起人们在真理的旗帜下不分种族、宗教、教派、种姓而团结起来。这无疑是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吸引民众参加反英斗争的有效思想武器。

　　法国著名作家多米尼克•拉皮埃尔在《圣雄甘地》一书中写道：“当世界横遭暴力蹂躏之时，甘地建议人们走另一条道路，即非暴力主义。他宣传非暴力学说，终于发动了印度人民大众，奋起将英国驱赶出印度半岛。由于他的努力，精神运动取代了武装暴动，祈祷取代了枪炮，沉默取代了恐怖分子的炸弹的爆炸声。在欧洲大陆，正当政客们滔滔不绝地发表蛊惑人心的演说，独裁者们声嘶力竭地鼓噪一时，甘地却静悄悄地唤起地球上人口众多的国家的人民群众。他招贤纳士，既不求助于权势，也不乞灵于钱财的诱惑力，而是以下述教诲号召他们：”愿意追随我的人们，你们必须准备以地作床，身穿粗布，黎明即起，节制食欲，清理厕所。‘他建议同伙们身穿用手纺制的土布衣服，作为这支大军的军服。颜色浅淡的土布衣服，牢固将印度人民大众团结起来，正象褐色的军服把欧洲独裁者的军队联系在一起一样。

　　在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甘地曾用苦行精神训练了15万非暴力志愿者。在第二次不合作运动中，甘地精选了2500名志愿者步行向丹地盐场进军，这些赤手空拳的志愿者面对殖民者的警棍和铁棒，毫无惧色，一批人被打倒在地，另一批又挺身而上，仍保持着原来的队型。在第三次不合作运动中，不仅甘地和国大党的大多数领导人被逮捕，而且还有大批民众陆续被捕入狱。仅在1941年上半年，被捕人数就达2万多，这些以甘地精神武装起来的“坚持真理者”，手持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誓死如归，脸不变色心不跳地走进监狱。应当说，是在甘地的宣和传教育下，成千上万的民众才增强了民族自信心，提高了爱国热情，奋不顾身地走上了争取民族解放的道路。对此，罗曼•罗兰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圣雄甘地唤醒了他的三亿同胞，动摇了大英帝国。”

　　1948年1月30日，79岁的甘地在一次调解教派纷争的活动中死在印度教极端分子的枪口之下。

　　爱因斯坦在听到甘地去世的噩耗后这样评价他：一个不受外在权威的扶持，而成为他的民族的领袖的人；
一位其成功不是依靠投机取巧，也不是凭借掌握的技术装备，而纯粹地建立在令人信服的人格力量上的政治家；
一位一贯轻视使用武力的胜利的斗士；
一位具有智慧与谦逊，用果敢与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武装起来的人；
一位将所有的力量都用来推动自己民族的崛起与命运改善的人；
一位用纯粹的人性尊严对抗欧洲的残暴，并在任何时候都不屈服的人。在未来的时代，可能极少有人相信，这样一个血肉之躯曾经在地球上匆匆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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