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中：采用“地缘文明”范式促进中印关系发展

　　[内容提要]如果继续按照西方传统“地缘政治”范式发展中印关系就无法从英帝国主义设下的陷阱中解脱。按照“地缘经济”范式发展两国关系比较合理，但最好是在中印关系中创立一种新的“地缘文明”范式，使得24亿人口重振昔日雄风，使得欧亚大陆这“世界巨岛”恢复世界中心地位，划定和谐边界，解除西藏疙瘩，开发世界新“金地”，功德无量。

　　[关键词]地缘政治；
地缘经济；
地缘文明；
紧邻效应；
多邻效应

　　一

　　人们探讨国际关系，一般脱离不了“地缘政治”(包括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范式。什么是“地缘政治”？通俗地说就是地理加政治。“地缘政治”理论最重要的先导是英国人麦肯德(Halford Mackinder)。他在20世纪初纠正大英帝国片面强调海军发展的偏向，指出地球上最重要的是欧亚大陆连同非洲的“World Island/世界巨岛”，相比之下，英、美都是“Periphery/边缘”。就这样，国际政治理论突出了地理空间和政治强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强调了全球强力平衡。

　　人们经常用“万有引力”来形容世界上的事物脱离不开地理。美国著名外交元老基辛格于2004年11月16日在新德里和《印度快报》总编辑古普德(Shekhar Gupta)对话时，解释他说过的“美国外交政策不是建筑在地缘政治基础上”的名言时说：“在美国历史的大半时期，美国人民和美国领袖觉得可以任意从世界中撤出或参加进去。诚然，一直到二战结束为止美国并不认为她需要永久性的外交政策。”在这次对话中，基辛格说，过去印度有从世界上撤出的倾向，现在是参加到世界中来了。这样看来，地缘政治就是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对这个国家的一种政治约束。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生存是一种“mediation of spatiality/空间调剂”。传统的地缘政治眼光把世界看成阿拉伯人的帐篷，空间只够主人享用，不能让骆驼也闯进来取暖。(实际上，生存空间可以立体发展，人们可以不必发生横向冲突。)是这种眼光造成邻国之间的领土争夺。地缘政治与领土纠纷往往变成孪生兄弟。

　　基辛格说到的美国和印度国际政策与地理位置的相应变化也说明由于政治因素的作用，“地缘政治”范式中可能产生两种极端：一种极端倾向可以称为“pro-Geographical/顺地理”倾向，另一种极端倾向可以称为“a-Geographical/超地理”倾向。中印关系发展中这两种倾向同时存在。

　　2003年印度右翼联合政府总理、印度人民党(BJP)领袖瓦杰帕伊(A.B.Vajpayee)访问中国，竭力对华表示友好，国内右派议论纷纷。瓦杰帕伊和他的同事辩护时用了一个强有力的逻辑：“朋友可以改变，邻国是无法搬走的。”这种思维把邻国当作一种地缘政治约束，你如果要自己平静安宁就只能采取睦邻政策。这个例子就是一种典型的“顺地理”倾向。有了这一倾向，印度人认为无法把中国这个邻国搬走(或者说，无法使自己脱离邻居中国的环境而迁移到远离中国的地方)，那就只能让地理环境来决定印度应该对中国的政治态度了。

　　可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是印中两国都有的民俗，所谓“好高骛远”，“远”就是高，“近”就是矮。印度有几百年仰慕“远西”、轻视“远东”的习惯，直至1992年才开始“Look East Policy/往东看政策”。也正是同样的心理状况，使中国一直仰慕西方国家而轻视像印度这样的邻国。这也可算“超地理”倾向的例证。中国历史上有“远交近攻”的战略，喜欢与远方国家打交道，认为近邻专找麻烦，应该严阵以待，也是一种变相的“超地理”倾向。

　　在邻国之间，“顺地理”和“超地理”倾向是一个铜板的两个表面，主要是因为“紧邻效应”。东方(中国和印度都很典型)邻居之间的社会关系有着两重性。一方面有所谓“远亲不如近邻”，邻居可能亲密得像一家人。另一方面，邻居之间喜欢互相打听、窥看、比较、羡慕、妒嫉、模仿、甚至竞争、毁谤、陷害。近邻亲密关系发酵以后就可能“老死不相往来”而变成“远邻”。印度统治精英对中国的心理状态中，以上这些因素都存在，独没有最后一点——无论是爱是恨，中国永远是印度的“紧邻”。中国统治精英正相反，一切都看得比较淡。中印关系恶化，印度在中国就被淡忘。

　　“地缘政治”范式中还有“多邻效应”，使得邻居关系复杂化。“多邻效应”的不同表现是：(1)顾此失彼；
(2)合纵连横；
(3)连锁反应；
(4)夹缝求存等等。所谓“第三者效应”也是这样产生的。中印关系中最突出的“第三者效应”就是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印巴之间不和，中印关系和中巴关系就无法摆平。1950年代，非社会主义国家最积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是印度，美国战略同盟国家中最积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是巴基斯坦，这两个积极性由于地缘政治“多邻效应”中的“第三者效应”而发生冲突，至今仍然是中印关系的一大障碍。

　　我们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探讨可以看出影响中印关系发展的三个方面：(1)印度有“顺地理”倾向而过分重视中国，中国却有“超地理”倾向而对印度不够重视；
(2)由于各种原因使印度认为中国是对它安全的最大威胁，中国却不以这样的心理来看印度；
(3)西藏疙瘩以及中印边界纠纷迟迟不能解决使得两国关系不能正常发展；
“多邻效应”往往使得中印关系受到牵连。

　　西藏疙瘩和中印边界纠纷是分割不开的。西藏从元朝时开始变成中国的一部分却保持其独立自主性。过去中国和印度军队都没有进入当今中印“实际控制线”两旁的5000公尺以上的“生命禁区”，根本不必也从来不曾划定边界。现在形势变了，这就要求两国政府用新的地缘战略来作安排。可是英殖民主义在这儿埋下两颗定时炸弹，一颗是西藏“独立”，另一颗是“麦克马洪线”。两个新兴国家对处理这些问题毫无经验，所以陷入一种不能自拔的陷阱。传统的“地缘政治”眼光使中印两国在历史上根本没有划界的地理以及无法防守的“生命禁区”展开了领土争夺。只有抛弃这一陈旧的“地缘政治”范式，中印关系才能走上康庄大道。

　　二

　　“地缘经济”是最近1/4世纪以来的新国际范式。在1970年代，亚洲两种不同经济发展模式优劣明显。中国和朝鲜是在边界的高墙内自力更生发展，台湾地区和韩国却向外开放使经济搞活，造成“亚洲四小龙”(即所谓“亚洲新兴工业国”)现象。后来中国也改革开放，东南亚国家纷纷把经济搞活，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甚至越南都呈现“小龙”气象(越南得到“亚洲第九小龙”之称)，再加上中国“大龙”，“亚太地区”变成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欧洲相形见绌了。这就是“地缘经济”发展。

　　克林顿时代大兴全球“interconnectivity/互相连通”和“interdependence/互相依靠”，地球变“平”(所有国家都可以站在同一平台上)，距离缩短，边界消失，甚至地理位置跟经济发展脱钩(生产基地不必紧靠原料与市场)，这一切使得“地缘政治”范式被“地缘经济”范式挤到一边。

　　比起“地缘政治”范式来，“地缘经济”范式对增进国际交往、解决国际争端具有很大优越性。比方说，关于中印边境乃堆拉山口要不要开放的问题，如果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考虑，人们就不赞成开放，害怕影响边境安全。如果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考虑就主张开放，因为利大弊小。2006年7月6日乃堆拉山口重新开放可以说是“地缘经济”范式压倒“地缘政治”范式的结果。

　　前面说过中巴发展亲密关系对中印关系发展起了阻碍作用。1966年动工、1979年建成的中巴喀喇昆仑公路曾经在印度战略界掀起不小的震动，认为对印度安全构成威胁。可是，印度著名战略专家摩亨(C.Raja Mohan)教授于2004年撰文有这样一段话：

　　“(喀喇昆仑公路)的驱动力是寻求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地面连通。印度和中国现在可以把这一地缘政治逻辑颠倒过来，把中巴喀喇昆仑公路和印度的喀喇昆仑山口连接。……印中贸易关系的发展将使印度可以从喀喇昆仑山口进入新疆。这样印度就可以恢复与新疆的历史往来，把与这一地区的贸易现代化。”

　　在中国传媒报道中，摩亨(一般译为“摩汉”)教授是以印度“鹰派”的形象出现的，因为他经常从地缘战略角度来探讨印中关系。上面这番话可以看出他是主张用“地缘经济”范式取代“地缘政治”范式来发展印中关系的。我希望中国战略界注意到这点，响应他说的范式转变。

　　十多年前我曾经参与“三南”(中国大西南、南亚、东南亚)经济合作的学术讨论，其中恢复抗战时期的“斯迪威尔公路”(从云南到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是一个重要设想。我也陪过好几个由前云南社会科学院院长何耀华教授及研究员任佳教授(现任云南社科院副院长)牵线组织的云南政府代表团到新德里会见印度政府各部门，但由于印度东北部政治局势欠稳，印度内政部鉴于安全考虑坚决不同意，一切努力都无效。现在云南社科院及云南政府仍旧百折不挠，被印度朋友嘉许为“Kunming initiative/昆明倡议”，可喜的是：进入21世纪后，印度“向东看政策”进入了第二阶段，印度政府认识到应该把印度东北部向邻近地区开放，这样才能使东北各邦脱贫，也会减少它们对中央的离心力。

　　形势发展很快，中国现在和缅甸、越南、泰国、老挝、柬埔寨建立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建设跨国公路是重点之一。印度也于2000年在老挝首都万象和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签署了“Mekong-Ganga Cooperation/湄公-恒河合作”计划，将来要修建一条以印度加尔各答为起点、连通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缅甸曼德勒、仰光、泰国清迈、曼谷、老挝万象、柬埔寨金边、越南胡志明城、马来西亚吉隆坡、一直到新加坡的国际公路。将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与“湄公-恒河合作”计划会师，过去云南十多年打通“斯迪威尔公路”的梦想就实现了。这也说明了“地缘经济”范式的优越性。

　　“地缘政治”范式和“地缘经济”范式在学术界和国际舆论对中印关系发展有着明显的分工，前者鼓吹分离与冲突，后者预言整合与双赢。有一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认为，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形成对亚洲，其实也是对世界其他各国的挑战”。但是这种“挑战”也“对其他亚洲国家提供机遇——如果它们采取积极措施来应付‘中印大同’经济增长现象的新愿景而迎头赶上”。他举了中印两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增长也使得东盟国家的FDI相应增长为例，说明“中国和印度的增长现象对亚洲其他国家来说不是零和游戏”。他说，这是因为亚洲生产网络是高度整体化的。“因为中国和印度选择了和平与伙伴式的发展战略使得(亚洲)经济互惠与整合变得可能。”“亚洲——在中国和印度领导下——走出去和世界接触，必定而且会保证它的崛起变成全球经济动力源泉不会威胁其他国家与地区安全和繁荣。”他继续说：“我们有充分理由希望亚洲和世界连接起来……政治与经济关系就会重叠，对世界其他地区提供典范。亚洲世纪就是全球世纪。”

　　我们可以进一步引印度官方言论来证实上述的学者评论。今年1月14日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北京“印度-中国经济贸易及投资峰会”(India-China Economic，Trade and Investment Summit)上致词说了下面这段话：

　　“我们的出发点是：印中关系不仅牵涉到两国人民的福祉，而且影响到整个地区和全球的发展趋势。”

　　“全球经济重心向亚洲转移，使我们生活在一个催人振奋的历史时刻。正如20世纪的世界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国家的经济，21世纪的世界经济将在很大程度上是亚洲的经济。到21世纪中叶，亚洲很有可能在全球贸易、收入、储蓄、投资和金融交易额中超过世界半数。”

　　“我们必须确保印度和中国共同合作，联手创建一个拥有积极外部环境和共同繁荣的世界，而不是强力制衡、斤斤计较和充满敌意的世界。这就需要印度和中国紧密合作，确保在世界秩序中，我们的共同发展不仅对本国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也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三

　　以上这些探讨使我们回到本文开始时论及的麦肯德用“世界巨岛”概念来把英、美等海上霸权的地理位置列入“边缘”的理论。一个世纪都过去了，全球精英(包括中印精英)仍然没有彻底纠正几百年来由英美共同制造的轻大陆、重海洋的地理文化偏见——中国建设偏重沿海就是明证。我们中印两国精英有实际的历史发展经验，应该比麦肯德看得更清楚“世界巨岛”是世界中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海洋只是世界“边缘”的论点。

　　四川是丝绸发祥地，四川丝绸早在2000多年前就传到印度，造成了印度发现中国与中国发现印度。2400年前，印度孔雀王朝开国宰相考底利耶(Kautiliya)的《治国安邦术》(Arthasastra)书中名句“(那架上的)中国蚕茧和成捆的中国丝都是从中国来的”(kauseyam cinapattasca cinabhumijah)。这句话中的“cinabhumi”由“cina”和“bhumi”组成。这“bhumi”是“地方”的意思，“cina”就是世界上外国语言中最早的“China”。这就是印度发现中国。(后来张骞在大夏得到“身毒”商人把“蜀布/四川丝绸”转贩过去的信息报告给汉武帝，引起“汉武帝通西域”，这是中国发现印度。)印度古代传说中有“suvarnabhumi/Swarnabhoomi/黄金地方”(中国文学作品中的“金地”)是在印度东边。我们把前面的“cinabhumi”(China地方)和这“suvarnabhumi”(黄金地方)联系起来，可以看出两者是一码事，可以想象到古代从四川经云南到印度有一条最古老的“丝绸之路”，使那地区一片繁荣，因此有“金地”的传说。有趣的是：2000年印度向湄公河上五国(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建议“湄公-恒河合作”计划时，原来用了“Ganga-Mekong Swarnabhoomi/恒河-湄公河金地”合作之名，后来遭到少数国家反对才改成“湄公-恒河合作”。其实，如果用上“金地”之名更符合地理历史背景。

　　印度政府重新起用“金地”之名就是一种“地缘文明”观点，要恢复欧亚大陆“世界巨岛”的世界中心作用。这“金地”之名未能用上，就说明“地缘文明”这个概念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还没有生根，这是因为当代国际关系研究是西方的思维在操纵。也许因为他们不是出生在文明古国，西方人对“文明”的重要性不是忽略，就是像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那样蓄意歪曲——提倡“文明冲突论”。与此同时，现代非西方国际问题学者(包括中国和印度学者)都不强调“文明”。我觉得中国学术研究出现一种奇怪的分工，国学专家少管或不管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学者、特别是国际关系学者对国学不问津，似乎觉得中华文明传统不能赋予他们智慧与灵感。我们应该打破这种“两大阵营”，以东方文明的概念来定调，以中印两大古文明的理想为主轴，大力在国际问题研究中提倡“地缘文明”的观点，进而促使中印关系朝着“地缘文明”的范式前进。

　　“地缘文明”要抬头，就得在现代学术界进行历史批判。西方天主基督教文明从一开始就把世界一分为二：“Christendom/神圣世界”(是“sacred sanctuary/神圣保护区”)和“Heathendom(或Pagandom)/邪恶世界”(是在“神圣保护区”之外)，形成了西方文明的“Dualism/双重主义”。1899年，英国作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发表名诗《白种人的包袱》(White Man’s burden)，鼓励全世界白种人去让全世界“半魔鬼、半童稚”的非白人“掂量你(白种人)的上帝和你的分量”。1900年，以英国为首的“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奸淫烧杀，和吉卜林的高调形成尖锐对比。自称现代“文明”佼佼者的大英帝国在印度殖民地禁止鸦片消费，却鼓励印度大量种植鸦片贩卖到中国，这是因为印度属于“文明世界”以内，受到英国国会监督；
中国是“Heathendom/邪恶世界”处于“文明世界”以外，英国国会就不管了。

　　虽然今天西方文明已经慢慢淡化了这一鸿沟，但西方文明最高学府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的“文明冲突论”实际上把“us/我们”和“them/他们”对立。他说的“them/他们”指的是伊斯兰教和“孔教”(即中国)。在这样的文明精神指导下，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对外政策就自然而然地孕育着文明歧视。2002年在《国情咨文》报告中，布什总统骂伊拉克、伊朗和朝鲜是“Axis of evil/邪恶轴心”就是明证。当今西方与美国一些反共、反华分子打着“民主”、“人权”旗帜，并且明里、暗里要到中国搞“和平演变”，他们表面上打扮成“文明”使者，实际上是背“白种人包袱”的吉卜林的徒子徒孙，西方文明优越感严重得无可救药。

　　我们要提倡“地缘文明”首先得消除西方这种文明优越感，一方面要对西方国家理直气壮，另一方面也不背“黄种人包袱”，不搞“大中华文明主义”，赞成大家爱自己的文明，也尊重别人的文明，在文明面前人人平等。在这一点上，中国要和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达到志同道合的难度极大，但中国和印度却最合得来，因为中印两国有几千年的文明交往，形成了文化亲属关系。

　　1949年印度独立仅两年、印度共和国尚未成立，尼赫鲁总理就说出一句惊人的话：“毫无疑问一个世界政府必然会在某个时候产生的。因为另一选择将会是世界自杀。”他用的原文是“world government/世界政府”和“world suicide/世界自杀”，将近半个世纪以后，亨廷顿在他《文明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书的末尾也引别人的话来道出自己的信念，或者是人类“学会共同生活、和平交往”，或者是“这个拥挤的小小世界”(阿拉伯人的帐篷)沉沦于“误解、紧张、冲突与灾难”，这儿我们看到尼赫鲁和亨廷顿的相同结论是从迥异的出发点发展而来。亨廷顿的整个“文明冲突论”是建立在挽救西方文明优势危机、提倡“世界伟大文明”(西方基督犹太文明)消灭“野蛮”(暗指伊斯兰世界与孔教中国)的动机上，尼赫鲁却是试图把印度传统理想“vasudhaiva kutumbakam/天下一家”发扬光大。

　　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和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历史性会见时说：“印中之间多年的分歧并没有减少我们之间的共同纽带，我们两国曾进行了争取政治独立的斗争，现在又正在进行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十年前我在新德里带着以刘茂才教授为首的三个中国代表团去拜会印度人才资源部长、印度人民党著名领袖乔希(Murli Manohar Joshi)。他见到中国学者非常亲热，强调印中两国有“shared heritage/共同文明传统”。拉·甘地和乔希这两位政治主张差别极大的印度政治家都强调中印之间的“共同”，是很说明问题的。过去在国会当反对党议员时经常批评尼赫鲁的亲华政策的瓦杰帕伊，2003年以印度总理身份访华时对两国古代文化交往十分赞赏。

　　两千年来中国最大的崇拜对象不是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而是印度来的“佛陀”、“观音”和其他“菩萨”(这些名字都是梵文)。一千多年来中国人过两个农历新年：第一个早上叫“元旦”，第一个晚上叫“元宵”，两者相差15天，实际上是铭志中国人以月晦开月和印度人以月圆开月，象征着中印同庆。“元宵”庆祝方式也采用印度最喜欢的迎接光明的“点灯”。“光明”是印度文明最宝贵的价值观念之一，“阿弥陀佛”的意思就是“无量光”。现在“光明正大”也变成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想了。中印实在是有很多的“共同文明传统”。

　　过去半个多世纪的中印关系中就贯穿着“地缘文明”的因素。毛主席两次在中印关系的重要时刻以“文明”为号召。第一次是1951年1月26日他亲自参加北京印度大使馆举办的第一个“国庆”，在庆祝会上说：“印度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印度人民是很好的人民。中国、印度这两个民族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几千年以来是很好的。……我们希望中国和印度两个民族继续团结起来，为和平而努力。”第二次是1970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和印度代办密什拉(Brajesh Mishra)握手谈话时说：“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你们是一个伟大的人民。……我们总要友好的，不能老是这么吵下去嘛！”

　　有趣的是，1962年中印战争结束不到一个月，印度总理尼赫鲁到西孟邦国际大学年会上演说，谈到中国学院和谭云山时说：“这是一件好事，会使你们经常记住你们在现在和将来都不会与中国文化或者中国的伟大开战。……如果你们认为有好几亿人的中国是你们的敌人，那就不对了。”正是因为两国领导人都有“地缘文明”的观点指导，尽管中印关系由于“地缘政治”的副作用走进了死胡同，却没有变成死敌与世仇。中印战争后，印度驻联合国代表继续积极建议在安理会驱逐国民党代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直到1964年尼赫鲁逝世以后才停止。

　　谈到联合国安理会常任国的中国席位问题，我们应该回想起两件被人忽略的事件。第一是1955年在三藩市庆祝联合国成立十周年的活动中，英美等西方国家首领和尼赫鲁私下交谈，想让印度顶替中国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进入联合国当普通会员国)，被尼赫鲁拒绝。尼赫鲁的态度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在安理会内是不公平的。……虽然印度也是大国，也应该进入安理会，但在这一时刻我们不急于进入。现在第一步是应该恢复她(中国)的合法地位，以后再另外考虑印度的问题。”

　　第二件是1955年6月尼赫鲁访问苏联时，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建议让印度变成安理会的第六个常任理事国。尼赫鲁的回答是：“布尔加宁也许知道，美国已经建议让印度取代中国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了。这会在我们和中国之间制造麻烦。我们当然完全反对。……如果印度要进入安理会就得修改联合国宪章。我们认为，这只能在首先解决承认中国的问题以后再提出。我认为我们应该首先集中(力量)使中国进入(安理会)。”

　　2007年4月26日由中国南亚学会和深圳大学共同举办的“中印关系国际研讨会”会上，我和许多来自四川、云南、北京、上海及其他各地的中国南亚专家共同听到复旦大学沈丁立教授的发言，他说中国政府告诉印度：“理解印度希望能在联合国安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对日本却从来没有这样表示过。他说，使他感动的是：在1962战争以后印度一贯支持台湾属于中国的立场一点也没变。“人要有良心，要将心比心”。他说，印度迟早会进入安理会的，中国应该有先见之明，主动帮它一把，“与其未来，何不现在？”他说：“中国应该促进印度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需要一个信任中国的印度”。他的这番话恰恰能和以上反映出的尼赫鲁坚决维护中国在安理会的席位的态度对得上号，希望中国领袖能够实现沈教授的话，那就会变成国际关系史上“以德报德”的佳话了。

　　1976年印度政府为了打破印中关系僵局，派资深外交官纳拉亚南(K.R.Narayanan)(后来当了外交部长、副总统及总统)到北京填补空缺了十余年的印度大使位置，使两国之间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1998年11月纳拉亚南总统在主持国际大学主办的谭云山诞生百周年纪念大会上回忆起他当时向人大副委员长吴德递交国书时的情况说：

　　“我在向人大常委会代理委员长递交国书时，先递交了我的委任状，然后又递交了我前任的离任书。我说：‘对不起，委员长先生，我向你递交这离任书比他实际离开时间晚了15年。’……我接着说：‘和我们两国关系数千年的背景相比，15年是很短的。’代理委员长说：‘你说得对’，他用大拇指和食指做一个手势说：“就这么短，很短的时间。’这就是印度和中国重新和好的历史观点。”

　　纳拉亚南总统举的就是“地缘文明”的生动例子。“地缘文明”范式的主要精神是：目光远大、容忍、和平、以德报德却不以怨报怨、平等互利、和谐相处、天下一家、世界大同。写到这里，不禁想起尼赫鲁于1938年4月10日写给家父谭云山信上的一段话：

　　“中国和印度在过去的许多世纪中对人生持有一定的理想。在今天的世界上，这些理想应该对不断变化的环境有所适应。我相信我们两国会在世界和平、自由的大业中共同合作，但无论是幸运还是倒霉的时候，我们谁也不会为了寻求暂时的好处而把自己的灵魂抛弃。”

　　印度朋友喜欢在谈论中强调“灵魂”，这和中国人强调“良心”相似。“地缘文明”的概念和“天理良心”是紧密结合的，是继承了古人所说违背“天理良心”就等于“衣冠禽兽”的传统。前面说到西方那种一方面高唱“文明”，另一方面又对非白人群体发泄“兽性”——从1900年“八国联军”在北京到21世纪美军在伊拉克的行为无大改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我们提倡的“地缘文明”范式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

　　四

　　“地缘文明”范式并不脱离“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范式而单独存在。首先，它承认地理的重要性，尤其要按照麦肯德的逻辑，把数世纪以来被海上霸权所歪曲及贬低的欧亚大陆“世界巨岛”作为世界中心的重要性恢复起来。换句话说，“地缘文明”范式就是要把文明发展的历史背景灌注到“地缘政治”范式中去，只有这样才能把中印关系提高到它应有的战略高度。同样的，“地缘经济”范式也可以从“地缘文明”范式中得到历史愿景而更为高瞻远瞩，前面有关“金地”的讨论已经说明了这一问题。

　　印度驻华大使拉奥琪(Nirupama Rao)在深圳“中印关系国际研讨会”开幕式上书面发言中说，中印两国“疆土辽阔”、“拥有24亿人口”、“经济空前迅速发展”，“又该我们印度人和中国人来重振雄风了”。她说：“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和印度的产值将占全球一半，有点像两国在18世纪50年代的那种鹤立鸡群。我们毫不置疑地认为这种巨大的经济变化必将导致全球的强力格局改观。”拉奥琪大使就是用“地缘文明”的观点来看问题的。以英国著名学者麦迪逊(Angus Maddison)为首的世界经济历史专家都认为：在18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唯一的经济超级大国，这一点在印度学术界受到重视(未知何故在中国却不然)，使许多印度开明人士渴望中印两国结成发展伙伴。中国应该积极响应。

　　哈佛大学教授印裔学者侃纳(Tarun Khanna)从小在印度就重视1962年打败过印度军队的共产党强大邻国——中国，后来到哈佛大学商学院参加中印讲座、和中国学者黄亚生合写“印度能否超过中国？”文章以后就对中国发展发生莫大兴趣，学习中文，到中国各地调查访问并找官员及精英交谈，于今年2月出了新书《数十亿企业家：中国和印度如何重造它们的前途—以及你们的前途》(Billions of Entrepreneurs：How China and India Are Reshaping Their Futures and Yours)。由于他在国际学术界名望很高，这本新书等于在宣传前面拉奥琪大使所说的“印度人和中国人重振雄风”，宣扬用“地缘文明”的观点来看中印两国双双崛起。

　　侃纳教授所说的“数十亿企业家”指的就是中印两国24亿人口参加到发展本国经济的大业中来，他从自己对两国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深入了解，看到中印发展各有千秋。当然也凸显了他对印度熟悉有余和对中国了解不足的特点，主要是跟随西方学者强调印度民主以及“公民社会”的优越性和指出中国缺乏民主、法治对经济发展的长远危害。可是侃纳教授所看到的现代经济发展以企业家精神和民间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力非常重要，他说中国的特点是政府变成“企业家”，民间企业家动力相对不足。这一评论是中肯的。正因为中印两国以及全世界今后的前途都在于经济发展，拉奥琪、侃纳等许多印度精英指出的中印两国必须结成发展伙伴、取长补短、互相帮助是今后中印关系发展的正道。

　　也必须指出另外一种美国印度精英对中印关系的负面评论，可以把曾经在澳洲教书、现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亚太安全研究中心工作的印度学者马力克(Mohan Malik)的言论当作典型。此人写了不少有关中国和中印关系的书和文章，是当代中国外交政策最积极的批评者之一，和美国国防战略机构有密切联系，也比较了解印度统治精英的看法和想法。他对于中国的评论主要有三方面：(1)中国表面上讲友谊，实际上暗中和印度敌对，对解决中印边界纠纷没有诚意，目的是要在领土争夺上占便宜。(2)中国一方面阻止印度“东进”(特别在“East Asia Summit/东亚峰会”上和印度争夺盟主地位)，另一方面又把手伸进印度在南亚的势力范围中来，利用“印巴敌对”来发展自身的利益。(3)中国自己想和美国平起平坐，却不让印度和它平起平坐。他在1999年5月24日《印度斯坦时报》上专文说：“中国亚洲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防止任何匹敌出现来挑战它在亚太地区的唯一‘Middle Kingdom/中国’地位。中国有一句话：‘一山不容二虎’。中国不愿意印度和它平起平坐可以从中国坚决反对印度成为安理会常任国、核俱乐部、亚欧首脑会议、亚太经济合作论坛成员看出……”

　　马力克为2004年新德里国防业务杂志《武力》(Force)写的文章认为印度宁愿世界在美国单极控制下而不愿看到亚洲受到中国主导。他在2006年2月的一篇文章一方面承认印度和中国增进了经贸合作，“两个崛起的强国经常进行高层会议”、“宣布2006为中印友好年”，“更重要的，它们同意在能源问题上合作而不是竞争”，“正在浮现的中印同盟引起一些人为亚洲地缘政治将有可能彻底改变的言论。”可是他认为：“在政治竞争游戏中，中国总是以获得长足的经济与军事力量而把印度抛到后面很远”。他说：“藏在外表之内的是由两国之间根本问题如领土纠纷、核问题、安理会改组问题等引起的摩擦和紧张”。他说，中国和印度彼此之间“没有舒服感”，“彼此认为对方在寻求区域霸权，有着地理扩张野心。彼此在提倡多边合作时把对方排除”。他说：“北京的战略运作是在南亚有效地孤立印度，不断把印度在这一地区的空间紧缩，使得新德里被次大陆的诸多问题纠缠。”他说：“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改组的主要障碍是因为北京有着和其他首都(政府)不同的世界观。就像美国要防止在全球档次上出现任何匹敌那样，中国要防止在本地区出现匹敌。这一立场导致华盛顿支持多极亚洲(以强大的日本和有力的印度来制衡中国)但在世界保持单极……。相反的，北京却想要单极亚洲(中国是没有匹敌的唯一超级大国)而在世界保持多极(有着美国、欧盟、俄国、中国四极)。和华盛顿与北京相反，新德里提倡在全球和地区都保持多极。”他说：“中国对印度的态度和美国对中国的态度近似，简而言之原因在于中国之于印度是要保持其强国现状，正如美国之于中国是要保持其强国现状那样。”

　　可以指出这番评论的三点：(1)它对中国外交政策不但了解不够，而且有故意扭曲之嫌，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嫌(比方说，中国要把印度在南亚的空间紧缩，要使印度政府受到琐碎事务纠缠而无法与中国抗衡等)；
(2)它反映了从“地缘政治”观点、从中国的侧面与反面来看中国对印政策或中印关系所表现出的种种形象，许多国际评论者与印度统治精英都会产生或肯定这些形象的；
(3)它也说出一些有关中印关系的实情(如“领土”之争是“两国之间根本问题”，“印度不可能由于历史、文化、文明，尤其是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理由而接受中国的霸权”，印度感觉到“中国总是以获得长足的经济与军事力量而把印度抛到后面很远”，印度对中国“没有舒服感”，“新德里提倡在全球和地区都保持多极”等)。

　　我认为客观地看，中国对印政策是存在缺点的。第一，对印度中国自己不受“紧邻效应”影响，又不设身处地去谅解印度深受“紧邻效应”影响的感触，不竭尽全力去把中印边界纠纷解决，造成夜长梦多。第二，中国在半个多世纪和周边邻国打交道时，对其他国家都比较能照顾、忍让，对印度来说相对较硬。中国在边界纠纷上对所有邻国都让步，唯独对印度例外。中国官方舆论对印度的报道，负面多于正面，如果拿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报道来比较，两者有天壤之别。第三，中国统治精英中，很多人看不起印度，和印度有敌对情绪，有向印度逞强的趋势。对印度以前和前苏联联盟与现在和俄国的军火交易，对印度想和美国亲善都存在着过多的猜疑。第四，中国对外贸易一般地说很少照顾“双赢”，对印贸易以购买原料和推销工业产品为宗旨，没有充分看到中印联合共同把本地区发展起来的长远利益。

　　我认为中国应该从中印关系开始推行“地缘文明”战略，从下面三方面进行突破。第一，像沈丁立教授所说，主动帮助印度变成一个“伟大的国家”，使印度“信任”中国，不对中国崛起有所顾忌与害怕。中国应该像1950年代尼赫鲁在万隆会议以及许多国际论坛上标榜和推荐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样来标榜和推荐印度，坚决支持印度变成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二，立即下决心解决边界纠纷。第三，和印度全面具体商讨共同发展经济，真正做到两国取长补短、相辅相成。

　　前面谈到西藏疙瘩和中印边界纠纷是互相关联的，也只有把两者同时解决才是上策。我认为中国在边界纠纷上已经占了优势，印度已经同意了邓小平的“一揽子解决方案”，甚至已经向中国让步愿意把“实际控制线”变成正式边界。中国就可以在一些枝节上让步趁早把纠纷划上句号。中国在边界问题上软了，但应该在西藏问题上硬起来，要求印度停止让“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领土上活动(可以留达赖住在印度，但不许搞政治活动)。逼迫“西藏流亡政府”离开印度以后，它就无法生存了。一则不会有别的国家敢收留它，二则它不再享受当前印度政府和民间给它的财政支持与各种优待，它就会寿终正寝。达赖也会乖乖地回到西藏结束流亡生涯，西藏问题就迎刃而解。

　　如果在胡锦涛领导班子的最后一任内使得中印两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划定与建立和谐边界，“西藏流亡政府”从印度消失，两国公路、铁路大连通，共同开发中国大西南和印度东北及恒河流域这块宝地，使传说中的“金地”变成现实，那将会功德无量、流芳百世。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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