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伯炜:论清朝辛酉政变的过程

发布时间:2020-06-18 来源: 感恩亲情 点击:

  

  摘要:咸丰十一年(1861)发生的清朝宫廷政变,是晚清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政治变动。它明显地改变了晚清历史的走向和格局,历来受到中外史家的重视。但以往的研究格外注重这场政变的原因及其结果,对政变过程本身却迄今未予关注。本文逐一探讨了政变的启动阶段、推进阶段和决胜阶段,以求研究的深入。

  关键词:辛酉政变;
奕訢集团;
“垂帘听政”

  

  辛酉政变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按其具体的进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61年8月22日至9月10日,这是辛酉政变的启动阶段

  

  1861年8月,咸丰帝因沉湎声色、忧思操劳而病情加剧。弥留之际,于七月“十六日子刻(8月21日子夜)召见宗人府宗令、右宗正、御前大臣、军机大臣,令其承写朱谕”,安排后事,至8月22日寅时去世[1](P84)。清朝的最高权力圈一时间出现了权力的真空,各派势力都在窥视着权力的宝座,伺机而动。

  咸丰帝的亲信近臣们首先取得了万众瞩目的中枢大权。御前大臣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端华之弟宗室肃顺,御前大臣、额驸景寿,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承旨辅政”,“赞襄一切政务”。八大臣都是咸丰亲政后提拔、重用的亲信,咸丰朝后期的内政外交方针,尤其是1860年7月至1861年8月的内外政务,主要由他们议决施行。咸丰帝弥留之际选定他们为“赞襄政务大臣”,是希望他们尽心辅弼6岁的小皇帝和两位年轻的太后(慈安25岁,慈禧27岁)。同时也表明,咸丰帝不希望有人改变他生前的既定方针,尤其是改变清帝国与外国列强的关系。

  很难否认八大臣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思想。他们竭力排斥其他人分享权力的企求,而通常借用的护符是“祖宗家法”、“先帝遗愿”。八大臣的致命伤恰恰在于,他们表面上权势熏天,实际上基础不稳。他们在“整饬朝纲”的当政过程中,屡兴大狱以立威,早就积累了太多的仇怨,面对“内忧外患”的处理,则屡受“内则莫展一筹、外则不施法力”之讥[2](P69)。他们屡屡劝阻皇帝迟迟不回北京,实际上是怕回北京,这正是外强中干的表现。他们把自己孤悬在热河行宫,不仅难以控制全局,而且威胁到“赞襄政务”名分的正当性——皇帝弥留之际,“遗诏”由他们“承写”,京师百官不能在场,可以作证的两宫太后一旦翻脸,他们的末日就要来临。

  咸丰帝的亲兄弟们绝不甘心权落他人之手。恭亲王奕訢掌控着总理衙门,他的岳父、文华殿大学士桂良是个“三朝老臣”,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与户部右侍郎宝鋆是其左臂右膀。此外,武英殿大学士贾桢是奕訢的“上书房侍读”老师,此时管理兵部;
体仁阁大学士周祖培管理户部,兼领顺天府尹。他们“患难与共”,留守京师,支撑“夷务大局”。奕訢的亲兄弟奕言宗、奕言随驾热河行宫,与京师时通消息;
而留守京师心怀愁怨的大部分文武百官,皆不约而同地汇集到奕訢集团周围。

  此时的奕訢集团,在“总理各国事务”的同时,还握有“督兵进剿”之权。他们同外国列强,尤其是英国的在华外交官关系密切。他们的内政外交方针是:通过“中外同心”的密切合作,共同镇压以太平天国为首的反清起义,以争取清王朝的“中兴”。这一政治理念已被越来越多的文武百官所认同。然而这一派的劣势是没有名位,咸丰帝的“遗诏”已将他们排斥在最高决策圈之外。如果接受既成事实,他们的内外方针不但不可能被八大臣认同,而且自身的地位以致清王朝的命运都“在在堪虞”。咸丰帝的去世,给了他们重新洗牌的机会。

  咸丰帝的妻儿们则身不由己地置身于权力斗争漩涡的中心。从表面上看,她们是孤儿寡母,徒有虚名。其实这样的“虚名”恰恰是前两派势力所没有的。咸丰帝临终之时,授慈安“御赏”印章,授小皇帝“同道堂”图章而由其生母慈禧掌握,且煌煌遗诏布告天下臣民:赞襄政务“王大臣拟旨缮递后,请皇太后、皇上钤用图章发下,上系‘御赏’二字,下系‘同道堂’三字,以为符信”[1](P85),[3](P307)。咸丰帝由母后掌握“符信”,实际上已使她们同小皇帝“二位一体”,取得了不言而喻的“监国”地位。当时有人见证说:“两印均大行(指咸丰——引者)所赐,母后用御赏印(印起),上用同道堂印(印讫),凡应用朱笔者,用此代之,述旨亦均用之,以杜弊端。诸事母后颇有主见,垂帘辅政,盖兼有之。”[3](P307)

  咸丰帝的临终安排看似周密稳妥,其实埋下了很多矛盾。他非常希望两宫太后与八大臣和衷共济,比较顺利地让小皇帝渡过“冲龄”期,牢牢坐稳江山。为此不惜重新设置一个“保驾护航”的体制——在军机处、内阁、六部九卿之上,增设“赞襄政务王大臣”,由他们掌握“拟旨批折”的大权,以便继续执行他生前的内政外交方针。可是,另颁两枚印章并且在事实上没有排斥慈禧参预议政,显然又留了一手,意在防范八大臣擅权——防范是否有效,恰恰同她们参预议政的程度成正比!此外,另颁印章“以为符信”,也宣示了天子与臣子、主子与奴才的严格区分。

  八大臣显然忽视了其中真正的玄机。更有甚者,他们只看到两宫太后在热河“孤立无援”,怠慢、欺蒙、顶撞、擅权时有发生[1](P114)。这样的作为不仅激发了两宫太后捍卫皇权与自身地位的斗志,也使得在京的王公大臣、文武百官中更多的人聚集到奕訢集团周围。他们利用“近支”、“远支”的血缘亲疏,打出“亲亲尊贤”的祖训,广造舆论,从而使八大臣日益陷于孤立。

  1861年9月5日,咸丰帝死后14天,奕訢不顾八大臣的阻挠,一大早就赶到热河行宫。这一天“适赶上殷奠礼,伏地大恸,声彻殿陛,旁人无不下泪”。奕訢此行,本为“抗旨不遵”[1](P84),但热河行宫却有人认为:“自十七以后,未闻有如此伤心者……宫灯辈颇有惧心,见恭未尝不肃然改容。”[3](P304)两宫太后立即单独召见奕訢。紧迫之中,双方谈了两个关键问题:第一,应速回京师,摆脱目前窘境;
第二,外国方面不用担心,“力保无事”[3](P305)。这极为关键的第二点,可从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向英国外交大臣罗素的报告中得到印证:“皇太后似乎从最初起就是急于返回北京,逃脱他们这一伙的束缚的。她遇到两种反对的理由,其一完全是中国式的,说是道路太坏,故君尸体不能好好运到北京来,其二则说外国使团和外国人在北京,北京已成为不安全不宜于太后和皇帝居住的所在。太后之征召恭亲王去热河,就是为的要了解第二点。恭亲王不顾阻挠他应召的阴谋,终于到了热河去。所以这一场斗争的关键,主要的要看这一年我们和恭亲王交际中给他的印象如何而定。幸运的是,恭亲王信赖他自己对我们的观察和经验所获得的结论,而不株守中国政治历史典籍上的教条;
他向太后保证,我们在此并无可怕之处,这方面他对太后之回京负完全责任。”[4](P377)

  1861年9月5日上午,两宫太后与奕訢“约一时许”的面谈,显然是辛酉政变进程中的第一个关节点——原先扑朔迷离的种种可能与变数,至此已得澄清并形成一个明确的行动大纲;
原先被人为隔离、无法沟通的两方,此时正式形成了协力同心的“叔嫂联盟”。这样的结果,正是有备而来、主动出击的奕訢集团所梦寐以求的。原先三方鼎立、对八大臣有利的权力格局,至此发生了逆转。紧接着,奕訢同他安插在热河行宫的亲信商定了具体的方略:“能将斧柯得回为上策,否则以早回为宜”;
咸丰帝之“梓宫”,“择吉九月廿三日起行”回京;
“令各兵九月十二日到此”,并解决兵权问题[3](P305)。事实已经证明,此后的一次次较量,都没有偏离这些预定的策划。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能将斧柯得回为上策”。斧柯即权柄,这里是指八大臣“赞襄政务”、拟旨批折的大权。如果能让八大臣交出辅政大权,那么既可避免政变夺权的风险,又可维持最高统治集团的表面一致。这一点正是“辛酉政变”的关键所在。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八大臣的“赞襄政务”确为咸丰帝的临终安排;
而政变以后收缴、销毁、笺改八大臣辅政时期的相关档案,恰恰是欲盖弥彰的把戏[1](PP101~102,125~126)。

  “将斧柯得回”的具体操作是由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具名上折提出的。这里有一个时间上的“巧合”,耐人寻味:9月10日董元醇写就封章上递,9月11日大清早奕訢离开热河回京师,而这封奏章的标题就是《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能将斧柯得回为上策”的底牌正等待揭开,第一阶段至此结束。

  总起来说,咸丰帝的去世,使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原本存在的矛盾不断激化。咸丰帝临终前确定的最高统治体制,因自相格而成为引发宫廷政变的动因。在外国列强的推动与配合下,恭亲王奕訢集团抓住时机,自行赶赴热河行宫,一方面争取到两宫太后的合作,另一方面则落实部署,安排出击,正式启动了政变的进程。

  

  第二阶段,1861年9月11日至11月2日,这是辛酉政变步步落实的推进阶段

  

  董元醇的奏折以“事贵从权,理宜守经”为礼法依据,强烈要求“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海内咸知皇上圣躬虽幼,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并不能干预,庶人心益加敬畏,而文武臣工俱不敢稍肆其蒙蔽之术”。他指出,“虽我朝向无太后垂帘之仪,而审时度势,不得不为此通权达变之举。此所谓事贵从权也”。至于“守经”问题,董元醇奏称:“自古帝王莫不以亲亲尊贤为急务,此千古不易之经也。现时赞襄政务,虽有王大臣、军机大臣诸人,臣以为当更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同心辅弼一切事务,俾各尽筹画,再求皇太后、皇上裁断施行,庶亲贤并用,既无专擅之患,亦无偏任之嫌。”董元醇还在奏折中提议,“当于大臣中择其德望素优者一二人,俾充师傅之任,逐日进讲经史,以扩充圣聪”,朝夕纳诲,辅翼圣德。[1](PP91~92)

  董元醇奏折的出笼,上距咸丰帝去世才20天。董折的三点奏请,前两条要从根本上修改咸丰帝的临终安排,这是“将斧柯得回”的要害。其避免“专擅之患”、“偏任之嫌”的诉求,甚至连咸丰帝也含蓄批评在内了。至于添派师傅一两人,是要在八大臣已经指定的帝师之外,委派自己的人进宫,以便形成自己的信息渠道。

  针对董元醇奏折的公开挑战,八大臣迅速作出反应。该折先由八大臣递呈两宫阅看,意在试探态度。与此同时(9月11日),则小题大做、旁敲侧击,意在抢占先机。这一天,八大臣用一道明发“上谕”布告天下,间接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原来,钦差大臣、兵部右侍郎胜保在向朝廷“奏北路军务竣事”的同时,会同直隶总督谭廷襄联衔,“吁恳叩竭梓宫,再行统兵南下”。八大臣对其所上奏折中的某些写法吹毛求疵,以6岁小皇帝的名义谴责两人居然“具折请皇太后圣躬懿安,且与请朕安同列一折,实属有违体制……胜保、谭廷襄均著交部议处”[1](PP92~93)。对胜保、谭廷襄的当头棒喝,其矛头所向却是对两宫太后的公然打压,八大臣的心迹已昭然若揭。也就在这一天,八大臣又专门给胜保单发军机处密寄一道,“破例”批准胜保“前来行在,叩竭梓宫”,以示笼络[1](P92)。这一打一拉之间,八大臣企图直接掌握一支军队的用心同样不言而喻。

  两宫太后的姿态却颇为矜持。董元醇奏折上呈后,直到9月14日仍不发下。八大臣“叫人上去要,仍留看。夸兰达(太监)下来说:西边留看”。到第二天才传见八大臣,让写旨。八大臣当即“写明发痛驳。夫差拟稿尚平和。麻翁(焦佑瀛)另作,诸君大赞(‘是诚何心,尤不可行’等语,原底无之)”。这一次把所拟“上谕”递上去之后,两宫连同原折一起留中。再次召见时,怡亲王载垣“怒形于色”,“语颇负气”。两宫太后仍不发下,要“留着明日再说”。八大臣终于按捺不住,他们“纠党纷争,声震殿陛。天子惊怖,至于啼泣,遗尿后衣”[8](P3)。“老杜(杜翰)尤肆挺撞,有‘若听信人言,臣不能奉命’语。太后气得手颤。”[3](P302)9月16日,八大臣再去宫中。两宫太后仍留中不发,而所拟其他上谕,已先行盖章发下。怡亲王等决定“不开视,决意搁车(罢工)”[8](PP5~6)。

  “日将中,上不得已,将折及拟旨发下照抄,始照常办事”,“怡等笑声彻远近”[9](P235)。这就是今天所能看到的那份《谕内阁皇太后垂帘听政并另简亲王辅弼均不可行》的明发上谕。

  这一道“上谕”仍以6岁小皇帝的口吻诏告天下臣民:祖宗之制不能改,垂帘听政不可行。今后所发上谕,仍应由八大臣拟定,对臣工章奏的批答,亦由八大臣拟复。特别强调“必经朕钤用图章,始行颁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赞襄政务王大臣”是由“皇考特派”,其权力不容怀疑,其他人更不得分享。御史董元醇“必欲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诚何心!所奏尤不可行”。严厉警告内外臣工:“以上两端,关系甚重,非臣下所得妄议。至朝夕纳诲一节……该御史请于大臣中择一二人俾充师傅之处,亦毋庸议。”[1](P94)

  可以认为,八大臣在这一轮较量中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已高度浓缩在这一道“上谕”之中,让文武百官看了个通透。拟旨痛驳、廷争吵闹、罢工胁迫,已使他们一步步走向悖逆,而煌煌“上谕”中公然篡改“遗命”,排挤太后“钤用图章”,其挟天子而号令天下的用心已无从掩饰。他们可以将宫廷与外界隔离开来,甚至对多用一两位帝师也严加排斥。但是,八大臣的暂时得手既使他们的权势达到了所能达到的顶点,也使他们的不臣之心昭然于天下,从而使他们的政敌真正拥有了消灭八大臣的理据。这正是辛酉政变进程中的又一个关节点。

  八大臣的作威作福加速了热河行宫内外的政治分化。一位深知底里的军机章京,第二天深夜在热河写的一封寄京密信中所发的议论很有代表性:

  “如二四者,可谓混蛋矣。夫今日之事,必不得已仍是垂帘[温公(司马光)、魏公(韩琦)不能禁止垂帘,诸公竟欲加而上之矣],可以远祸,可以求安。必欲独揽其权,是诚何心?鄙意如不发下,将此折淹了,诸君之祸尚浅。固请不发,搁车之后,不得已而发下,何以善其后耶?此诸君所不知,旁人知之。不必为伊言,言亦不见听,徒觉多事耳……闻西边执不肯下,定要临朝,后来东边转弯,虽未卜其意云何,大约是姑且将就。果如此行,吾不知死所矣。噫!邸堂前未另禀,乞代呈阅。进城后须打主意,未可听人舞弄。”有人则在另一封“热河密札”中明确指出:“此事不久大变,八人断难免祸,其在回城乎?密之!密之!”[3](PP303、302)

  “能将斧柯得回为上策,否则以早回为宜”,正是奕訢集团发动政变、步步推进的既定方针。面对此番较量的结果,两宫太后“怒极”,“七先生(奕言)亦大怒,云:俟进城讲话!老五太爷(奕言宗)喝止之”[3](PP306~307)。为了达到目的,奕訢集团有两大关键问题必须解决。

  其一,直接控制一支军队可供调遣。9月18日,钦差大臣胜保到了热河。胜保手上有一万多人的部队,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原本用于拱卫京师《,北京条约》签订以后,正待命南下“剿贼”。奕訢的一位亲信“夜去深谈”,一开始胜保还装模作样,“颇有阅历”,说什么“伊等罪状未著,未可鬻权兵谏,致蹈恶名”。其实,9月14日前后胜保在北京“想见著邸堂(奕訢),一切自已尽悉”。奕訢的亲信以“恐伊等欲削其权,随后事更难办”说动之[3](PP306、303)。后来的事实已经证明,胜保不仅完全背弃了八大臣,而且在政变的步步推进中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

  其二,精心设计奏请咸丰帝“梓宫”回京的细节,说动八大臣,以求突破。在9月20日以前,奕訢集团对此已作安排。由睿亲王仁寿等“查照嘉庆二十五年成案”(嘉庆帝于嘉庆二十五年七月逝世于热河行宫),奏请仿照先例,适时将咸丰帝梓宫护送回京。必要时“以风水之说动之”[3](P306)。八大臣再无藉口阻拦,遂正式确定于农历九月二十三日(10月26日)让两宫太后、小皇帝“由间道先行启跸回京”;
由肃顺等率大队护送梓宫走大路缓行;
其余“稍为从权”,简化途中“仪节之繁”,“可于二十九日(11月1日)还宫”;
“俟灵驾到京之日,皇上在东华门外祗候跪迎,庶圣体不致过劳,藉以仰慰大行皇帝在天之灵”[1](PP96~97)。这样做既保证了两宫太后、小皇帝的人身安全,又争取到大约2天的时间——奕訢集团必须背靠这皇权的象征,方能从容布置,等候八大臣落网。而上述奏请最终由八大臣自己领衔“合词恭折具奏”,是颇具讽刺意味的。

  从9月27日到10月26日这一个月中,热河行宫表面上一派平静,其实仍有一系列“小事”频频发生。10月4日,由大学士桂良领衔,奏请拟上“两宫皇太后徽号”——正式定为“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名分定而后地位固,伏笔必须先下。10月7日,以顺水人情的方式谕允载垣、端华、肃顺的奏请,把銮仪卫、上虞备用处、步军统领、管理理藩院并响导处事务等职权收回重新任命。实际上试图控制对内廷侍从人等的安排,掌握“九门提督”之权,阻隔近在咫尺的蒙古王公与八大臣内外呼应的直接调动,从而使内廷的安全更有保证[5](P176,PP394~395)。10月21日,两宫太后私下里用皇帝的名义,“于热河行宫命醇郡王奕讠缮就谕旨,将载垣等三人解任”,此即11月2日稍作笺改、明发天下的政变上谕[1](PP103,101~102)。10月24日,八大臣又对手握重兵的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奏折中的“差错”发出警告:“内外臣工折报,均系奏闻皇上,不宜书写皇太后字样。此后王爷奏折,自应一律,应请惟用‘皇上圣鉴’字样为荷!”此举显然得罪了刚愎暴烈的僧王,使之站到了八大臣的对立面[1](PP99、105)。

  10月26日,两宫太后、小皇帝如仪启跸,比原定程序提前一天,于10月31日下午抵达京郊,立即“召见恭王”。11月1日进城,再次单独召见奕訢。11月2日,在宫内召见奕訢、文祥、桂良、贾桢、周祖培。“两宫历数载垣、端华、肃顺三人种种欺罔跋扈状,真堪发指”[6](P145)。大学士周祖培奏曰:“何不重治其罪?”皇太后曰:“彼为赞襄王大臣,可径予治罪乎?”周祖培对曰:“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问。”[3](P293)于是,早已写就的“上谕”立即拿出,稍作润色;
补写二道上谕,分别“将载垣等革职拿问”,“将肃顺即行拿问议罪”;
再由大学士贾桢、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另写“联衔奏请折”,“请皇太后亲操政权以振纲纪”;
6岁小皇帝则据此下旨,“谕内阁著王大臣等妥议”贾桢等折,以及胜保于10月31日所上“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另简近支亲王辅政折”。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决斗已准备就绪。

  从10月31日至11月2日三天之内,另有数件事情的发生绝非巧合。

  (一)胜保于10月31日上“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简近支亲王辅政折”。此时两宫太后、小皇帝已安抵京郊,赞襄政务、处理谕折事宜的八大臣还在路上,这个上折的时间选得恰到好处。就其内容而言,该折旧话重提,除了把董元醇奏请的内容说得更加明确之外,其要害是直斥八大臣“赞襄政务”为“权柄下移,无以服众”。其层层递进的严厉措辞,不啻条条款款的公开宣判:其一,八大臣“当秉政巨任,揽君国大权,以臣仆而代纶音,挟至尊而令天下”。其二,先皇帝弥留之际,近支亲王多不在侧,所以未留亲笔朱谕。“今嗣圣既未亲政,皇太后又不临朝,是政柄尽付该王等数人,而所拟谕旨又非尽出自宸衷。”其三,“董元醇条陈四事,极有关系,应准应驳,惟当断自圣裁,广集廷议,以定行止”,八大臣“径行拟旨驳斥,已开矫窃之端,大失臣民之望。命下之日,中外哗然”。其四,“今一旦政柄下移,群疑莫释,道路之人见诏旨曰:此非吾君之言也!此非吾母后、圣母之意也!一切发号施令,真伪难分,众情汹汹,咸怀不服。不独天下人心日行解体”,且恐外国列强亦从而生心,动关国本。图穷匕首现。该折最后强调:近支亲王中才具迈于载垣、端华者不乏其人,应参照史鉴典册,择贤而任,且以周公相成王、本朝摄政王辅顺治为喻;
皇太后垂帘听政,群情欢洽,国本无伤。“此皆中外臣工所欲言而未发者,奴才先为言之”,“应令大学士、九卿、科道集议以闻,庶大局可全而人心可定”[1](PP99~101)。

  (二)差不多与此同时,僧格林沁致函八大臣,再次声明“嗣后奏报,仍书皇太后圣鉴”字样,并强调:“皇上冲龄,未能理政,天下臣民尽皆深知,若必拘泥旧制,诚恐不能取信于天下臣民,是以沁有此书写耳!”[1](P105)此等看似琐细的行文书写“规范”之争,实则是僧王的站队声明。手握重兵的胜保与僧王,明确站在奕訢集团一边,八大臣大势已去。

  (三)外国列强主动配合。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承认:“为了顺从恭亲王的意思,并证明我们是准备帮他把皇帝从那群险恶党徒手里解救出来的,我和我的同僚们曾注意防止外国人冒犯皇帝一行入京时的行列。”[4](P377)至此,政治天平的倾斜已基本定局。

  

  第三阶段,1861年11月3日至12月2日,这是政变的决胜阶段,标志着辛酉政变的成功与结束

  

  早在11月2日这一天,京城内外已经笼罩着层层杀气。两宫太后、奕訢集团同先到一步的载垣等人据说发生了一次“短兵相接”:“本日特旨召见恭亲王,带同大学士桂良、周祖培,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乃载垣等肆言不应召见外臣,擅行阻拦。”载垣等人的“肆无忌惮”促使两宫太后、奕訢集团痛下杀手,谓“前旨仅于解任,实不足以蔽辜。著恭亲王奕訢、桂良、周祖培、文祥即行传旨,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问,交宗人府会同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严行议罪”[1](P103)。

  其实这一道煌煌上谕已是官样文章。据《翁同日记》所述亲见亲闻可知,11月2日的一系列上谕,其参予拟定者不在少数。当时翁同陪同他71岁的父亲、受“革职留任”处分的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至京郊清河迎驾,其时大学士周祖培、工部尚书张祥河、户部右侍郎董恂早已先到,他们同奕訢的心腹、武备院卿恒祺一起露面之后,翁氏父子“始见上谕二道,一将载垣等三人解任,一拿问”,且“闻肃顺已籍没”[6](P145)。可见奕訢集团行动之果断、迅速,且早已控制了局面。而前引上谕中所写的“细节”,以及两天后才补发的查抄肃顺之上谕,前后不合符节处尚多。

  但是,奕訢集团速战速决、控制局面的思路却非常清晰,其措施亦颇为冷静、得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八大臣“革职拿问”,将其“种种罪状”公布天下,以收“擒贼先擒王”之效。这样做对肃顺的党羽震慑极大,使之不敢妄动。其二,迅速组建新的最高权力圈。主要由奕訢、桂良、文祥、宝鋆出任军机大臣,封奕訢为“议政王”,领班军机处。政变过程中“功勋卓著”的曹毓英,由鸿胪寺少卿升任军机大臣。所以这一届军机大臣全是奕訢集团人马,他们还同时兼任总理衙门王大臣,两套班子集于一体,奕訢集团掌控内政外交大权已是路人皆知。其三,分别等差,处置八大臣及其党羽。其中核心人物肃顺“极应凌迟处死”,“著加恩改为斩立决”,载垣、端华“均著加恩赐令自尽”。御前大臣景寿,“著即革职,加恩仍留公爵并额驸品级,免其发遣”;
兵部尚书穆荫,“著即革职,加恩改为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匡源、杜翰、焦佑瀛“均著即行革职,加恩免其发遣”[1](PP106~107)。其他如吏部尚书陈孚恩、吏部右侍郎黄宗汉,皆“革职永不叙用”,户部右侍郎刘昆、仓场侍郎成琦及少数满族官员,“即行革职,以示惩儆”。又连下谕旨,“毋许再以查办党援等事纷纷陈奏,致启讦告诬陷之风”[1](P120)。“所有此次查抄肃顺家产账目书信各件,著议政王、军机大臣即在军机处公所公同监视焚毁,毋庸呈览,以示宽厚和平、礼待臣工之意。”[1](P139)不事株连,一方面可以尽量缩小打击面,避免人人自危,人心浮动;
另一方面也为防止丑闻张扬、殃及自身。应当承认,此举甚得人心。一位远在江苏的外官评论说:“朝局一变,办法亦颇老辣。而人顾以为快不以为过者,诚以恭邸为贤王,而彼三人者为众所诟厉也。民心即天心,目前浙中贼势虽张,计廓清终不远耳。”[7](P501)

  从11月3日至8日,短短6天之内,发动政变的一方迅速完成了抢班夺权、处置政敌、更改年号、“论功行赏”等一连串政变举措。在这一过程中,奕訢集团显然是最大的赢家,攫取了最多的实权,大功似乎告成。其实,整个11月至12月初,发动政变初战告捷的一方,其内部一直在进行着权力分配的结构调适。这既是政变本身的惯性推移,也是通过调适而实现新的政治平衡的应有之义。质而言之,是以两宫太后“亲操政权”为主,还是由奕訢集团“议政王大臣”操控为主,两者之间由磨合而磨擦还刚刚开始。以往的研究对此少有论及,我认为,至少有三点不能不予以关注。

  第一,“垂帘听政”如何形成制度。作为政变正式启动的标志,被喻为“仲舒治安策”的董元醇奏折,首先提出了“请皇太后权理朝政”之说,拟取的形式就是“垂帘听政”,并婉转地表示“不得不为此通权达变之举”;
而“暂时权理朝政”的时限,是等到“皇上能亲理庶务”之时[1](P91),(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从而定下一个基调。“垂帘听政”之议,此后随着政变的步步推进,又被一而再、再而三地作为王牌打出来,而内外臣工对“垂帘听政”的意义寻绎,也在不断深化。问题在于,清朝的“祖制”中,有过摄政王体制,有过“辅政大臣”体制,但从无太后垂帘听政的先例。奕訢集团当初打出“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的组合拳,其醉翁之意早有伏笔。现在政变已经得手,“垂帘听政”体制如何具体落实就显得格外关键。

  第二,“议政王大臣”如何确定地位。政变之后,清廷大政是“议政王大臣”作主,还是“皇太后亲操政权以振纲纪”?换言之,清廷朝政是由“奴才”主持,还是“主子”亲自裁断?这正是问题的要害,也是这场政变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和各方争夺的“制高点”。同样存在的问题是,“垂帘听政”固然缺乏“祖制”依凭,然而皇帝冲龄阶段的“辅政”体制在清朝以往的历史上也无一善终——从多尔衮摄政,到鳌拜等四人“辅政”,直至眼前的八大臣“赞襄政务”,正所谓“殷鉴不远”。因此,贾桢、周祖培、沈兆霖、赵光四重臣所上奏折,当更能代表饱受儒家礼法熏陶、信奉皇权独尊的内外臣工的意念:“我朝圣圣相承,从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典……惟是权不可下移,移则日替;
礼不可稍渝,渝则弊生……寻绎‘赞襄’二字之义,乃佐助而非主持也。若事无巨细,皆凭该王大臣之意先行定议,然后进呈皇上一览而行,是名为佐助而实则主持。日久相因,中外能无疑虑乎?……为今之计,正宜皇太后敷中宫之德化,操出治之威权,使臣工有所禀承,命令有所咨决,不居垂帘之虚名,而收听政之实效。”他们列举历史上太后临朝听政之“正史”依据,吁请“准法前朝宪章”,实行“垂帘听政”[1](PP103~104)。

  在政变正当进入决胜关头,在发动政变的一方“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贾桢等人的“主子奴才之辨”,恰恰在效果上提升了“垂帘听政”的地位而抑制了“议政王大臣”把持朝政的苗头。是有意抑或无意皆无关紧要,结果已经证明,“主奴关系”的辨析定位,正是新一轮“叔嫂政争”的症结所在。奕訢集团日后的渐处劣势,早在政变尚未结束之时就已经“定格”,这应该是辛酉政变进程中的最后一个关节点。

  第三,皇太后“垂帘之仪”如何设计。这是一个看似徒具形式的“朝仪”问题,其实却是蕴含“防微杜渐”深意的重要手段——“不居垂帘之虚名,而收听政之实效”必须落到实处。《翁同日记》比较形象地记载了这一特别的听政方式:“……召见于(养心殿)东暖阁,两宫皇太后垂帘(帘用黄幔),上坐帘外,恭邸(奕訢)、宝少农(宝鋆)带领入见,对数语出……”[6](P162)事实证明,这样的听政方式具有实用性——两宫太后人在前台却身居帘后,以示男女有防、内外有别、尊卑有序而已,其实并不妨碍“面对面”地亲操大政。这样的形式与特定的氛围也让忠于皇权的内外臣工更放心——众目睽睽之下,没有人可以“挟天子而号令天下”。所谓“皇上一日未能亲政,则一日责在皇太后,即一日责在亲王、大臣”[1](P125),从而明明白白地划清了各自的界限,以拱卫天子的皇权核心。

  “正名定分”大致定当之后,剩余事宜之解决则再无阻碍。首先是肃清内宫,“从重惩办”了一批内廷太监。罪名是结交肃顺,收受财物,探听消息,“曾向伊附耳低言”。其中最重的处罚是:“于夤缘作弊斩监候律上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从重发往黑龙江给官兵为奴,遇赦不赦!”并重申儆敕:“倘敢不知远嫌,再有干预外事及与廷臣交结情弊,亦必重治其罪,不能宽贷!”[1](PP129、131)其次是重申“广开言路”,强化监察力度。“嗣后倘有如载垣等专擅不臣者”,“即行据实参奏,朕必立予治罪,并奖励敢言,以彰直谏!”[1](P118)最后是谕令“将历代帝王政治及垂帘听政事迹汇纂进呈”,为两宫太后、小皇帝侍讲答问。当然,也忘不了“查明缴销”有关档册,“以杜淆乱”。

  11月28日,由和硕礼亲王世铎领衔,率王公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共211人联名上“遵旨会议皇太后亲理大政事宜折”,并“将两宫皇太后召见臣工礼节及一切办事章程,公同妥议条款,敬善清单,恭呈御览,伏候钦定”[1](PP134~137)。显然是一次集体表态、站队亮相。12月2日,正式垂帘听政,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诣养心殿行礼”。至此,辛酉政变的第三阶段结束,晚清政治掀开了新的一页。

  辛酉政变是一场受到外国列强关注、认可、支持和影响的清朝宫廷权力之争。仅此一点,就烙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记。对于清朝统治来说,辛酉政变变更了最高统治体制的形式,变换了最高决策圈的人员结构,从而为实施新的内政外交方针准备了条件。政变得到了“开明”地主官绅的拥护,使得“同治中兴”建立在更深厚的阶级基础上,从而避免了清朝封建统治的灭顶之灾。辛酉政变之后,力量对比明显不利于国内反清阵营。清政府与外国列强协力同心,很快扑灭了各族人民反清起义的烈火。

  

  参考文献:

  

  [1]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Z].北京:中华书局,1978.

  [2]苏州博物馆等.何桂清等书札[Z].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二)[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4]严中平.严中平文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5]昭木连.啸亭杂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0.

  [6]翁同.翁同日记:第一册[Z].北京:中华书局,1989.

  [7]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吴煦档案选编:第六辑[Z].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8]近代史资料:总36号[Z].北京:中华书局,1978.

  [9]近代史资料:总40号[Z].北京:中华书局,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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