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生二胎争议，海派文化的危机

　　（陈季冰：上海商报评论版主编，先后就职于文汇报、上海经济报、东方早报等多家沪上媒体，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

　　提要：对上海而言，人口负增长其实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看待所谓的“海派文化”？好听的吴侬软语、好吃的本帮菜和对昔日“十里洋场”的记忆的确都是它的一部分，但它们远不是“海派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

　　“你想生第二胎吗？”这是上周源自上海的一则语焉不详的新闻引发的热门问题。

　　先是据媒体报道，7月22日，上海市人口计生委主任谢玲丽表示，上海鼓励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夫妻生育二胎，以应对上海日趋严峻的老龄化趋势。报道还说，上海目前的老龄化程度已经达到了瑞典和日本的水平。翌日，谢玲丽表示，媒体报道的“上海鼓励符合条件夫妻生二胎”的说法并不准确。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夫妻可生二胎的政策，在上海已实施多年，并非是新的人口政策。在目前流动人口大量进入上海且超生现象严重的前提下，上海仍将以稳定低生育水平为主要人口政策，不可能鼓励生育，也不会出台针对生二胎的鼓励性措施。

　　她解释说，尽管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夫妻可以生二胎的政策早已实施，但过去在实施人口政策宣传时，主要强调公民应遵守计划生育相关规定，比较淡化再生育政策。多年来，这一政策的知晓率并不高。现在旧事重提，是政府对于政策普及的态度明朗化，另一方面则是因为2015年生育高峰过后，上海可能会面临一个生育低谷，再加上人口老龄化加剧，需要提前有一个政策宣传铺垫准备期。

　　谢玲丽主任的话体现了中国官员必备的良好政治素养——计划生育长期以来一直被称为“基本国策”，显然不是一个地方的政府有权力随意调整的。不过，她的解释也的确透露出这项一刀切的“国策”在上海这个城市所造成的尴尬。

　　要求重新讨论和检视30年前略显草率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呼声近年来日益高涨，许多人已从家庭和社会结构、人口与经济关系、道德与伦理、老龄化等各个方面论证了计划生育政策的不合理性。在当下中国的学术界，主张继续坚持这一“国策”的人已越来越少。

　　事实上，即使在政府部门，对这一“基本国策”的态度也很不统一。就在大约3个月前（4月21日）上海举行的一个相关论坛上，上海市人口和计生委副主任孙常敏曾指出，上海自从1992年至今，每年的死亡人数都超过出生人数，同时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加速。根据国际标准，上海在1979年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全国进入老龄化阶段则是2000年。孙常敏呼吁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政策需要适度调整，并认为目前中国社会已经具备了普遍放开生育两胎政策的条件。当时为了平息这一说法引起的争议，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也曾在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上海市政府目前没有放开“生二胎”的政策和研究，仍将执行原有的计划生育政策。

　　计划生育这样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之所以经常在上海这个中国经济最发达城市引发强烈关切，表面上看当然与上海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数直接相关。在目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自然人口出现负增长的省份恐怕仅上海一地，这种只有在发达国家才会遇到的问题，在中国其他地方是很难想象的。许多理由也都表明，一刀切的计划生育政策确实有必要被重新讨论。不过，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居民，我个人认为，这里还有更深层次的心理原因——“你想不想生二胎”这个问题背后，隐含的其实是上海乃至整个中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一种文化焦虑。

　　在上海，我相信每个像我这样年龄的中青年父母都会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烦恼——孩子不愿也不会说上海话。按照目前的这种趋势，恐怕不需要再过30年，曾一度被全国人民拿来作为讽刺小品素材的上海方言将会基本消失，这可能也是周立波的“海派清口”受到热捧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我看来，“吴侬软语”的消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其中的具体原由这里不再赘述。不过，上海方言的萎缩其实只是整个所谓“海派文化”衰落的一个典型侧面而已。

　　在相当长时期内，上海人对自己的“海派文化”是怀有强烈优越感的。毫无疑问，这种优越感是有充分理由的：上海曾经是现代中国的唯一一扇窗口，近代以后几乎所有具有进步意义的新生事物无一不是诞生于上海，其中包括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这些都使得上海长久以来几乎就是新生活、进步，乃至现代化的代名词。今天，上海仍是改革开放的龙头、未来的国际金融和航运中心……

　　在全球化风起云涌和整个中国高速发展的今天，上海一方面从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获益良多，另一方面也发现它过去的鲜明地域特性日趋模糊，这使得许多对这种剧烈变化的适应能力不够强的普通市民感到茫然和失落——仅过了短短20年里，从过去不会说上海话会遭到歧视，变成了如今“说上海话的都住到了外环线以外”……这里的落差显然不是一代人的脑筋能够轻易转弯的。去年上海某报刊登一篇短文，称“在陆家嘴（位于浦东的金融集聚区）说上海话的都是没文化的人”，曾引发轩然大波。我想，可能正是触动了某些市民阶层人士的敏感神经的缘故。

　　如果做一个不甚恰当的类比，上海目前的状况有些像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境况——一方面，所谓“全球化”说到底绝大部分是按西方文明的规则高歌猛进的，整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像西方；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自身由于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减少，在全球战略棋盘中的份额和重要性反而迅速降低。这就是提出“文明冲突论”的塞缪尔·亨廷顿之类学者不断鼓吹在西方内部增强“西方认同”的根本动力，危机感也确实在西方民众中滋生了日趋高涨的对外排斥和保护主义情绪。

　　对上海而言，人口负增长其实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只要上海愿意把户籍政策的大门再多打开哪怕一丝缝，一定会有无数上海迫切需要的优秀的年轻人才涌入这个城市。上海与外地的关系毕竟不是西方与非西方，我们都是中国人，根子上没有任何差别。更何况上海本来就是个移民城市，现在户籍人口中绝大多数的祖先来自五湖四海。

　　因此，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看待所谓的“海派文化”？好听的吴侬软语、好吃的本帮菜和对昔日“十里洋场”的记忆的确都是它的一部分，但它们远不是“海派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在我看来，“海派文化”的真正精髓是那些将一个小渔村在短短百年间成就为远东第一大都市的东西。只要这些东西永远存在，上海就永远值得骄傲。50多年前，因为向往自己心目中更加美好的生活，我的父母从江苏农村来到上海。上海也平静地接纳了他们，就像今天接纳那些外地打工者一样。直到今天，我的父母仍然说不了标准的上海话，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他们对这座城市的认同和热爱。

　　来源：东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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