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土中国”到“生态中国”

　　一、藝术介入乡村的“生态中国”[1]之路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与“乡村”成为现代与传统、先进与落后、富裕与贫穷、科技与手工、科学与迷信等的代名词。城市吸引了大批的乡村劳动力进入其中成为“城里人”，而被抽离劳动力的乡村其社会结构遭到破坏，后工业时期的乡村不再是费孝通说的：中国的乡土社会是富裕的，因为他们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态平衡的社会单元。
　　费孝通先生说：“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是礼治的社会，但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2]但在信息社会里，城市文化由上向下感染乡村，导致乡村主体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他们的身体虽是乡土的，但“眼光”却是城市的。乡土社会的风俗与礼俗搁浅在“城市”与“乡村”的断裂处。“传统”在社会秩序中发生了变迁，建立在传统之上的“礼”因此失去了社会效力。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说，这是因社会变迁导致的社会秩序的失调，即文化的失调。费孝通先生在《人类学与二十一世纪》一文中说：“文化本来就是传统，不论哪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我们的文化传统正在吸引我们的政府和人民的重视……并试图从我们老祖宗留下的遗产当中来寻找解决西方现代文明内在矛盾的方案。”[3]所以，今天中国乡村的贫穷不只是政治、经济的原因，更多是传统文化在社会转型中的失效。因此，发展乡村要从乡村的传统文化入手，要重新认清传统文化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而不是一味地被“高科技的神话”所绑架。因此，在当下的乡建中，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才提出了“美丽乡村建设”的概念，而不是“富裕乡村建设”。这是站在文化的高度，重新唤醒乡村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美”变成“新的文化的可视性形式”[4]。
　　二、手工艺与美丽乡村建设：一个遗产旅游村的发展启示
　　21世纪初，以农民为主体的“美丽乡村建设”成为我国当今乡村社会发展的显著特质。尤其是传统文化丰厚、民俗文化完整、民间艺术知名的传统村落，成为当地文物保护单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相关文化部门眼中最需要保护、发展、改造的“地方性知识”[5]。因此，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对传统村落实行“以保护为主，旅游带动经济为辅”的发展策略，如此一来不仅改善了当地的基础设施，也提高了当地的经济收入、优化了地方产业结构。民俗（遗产）旅游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民众对传统文化的自觉认识。
　　对于农民来说，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是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自觉还是“自上而下”的国家召唤，这两者的区别反映了村落传统文化因子在社会发展中的动力是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提出，对乡村发展意味着什么？它是一种社会发展方案还是单纯为了保护文化的多样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能带动旅游业的发展？非遗旅游业对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因素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都有待回答。笔者以山东潍坊杨家埠村遗产旅游业的发展为个案，探讨从“乡土中国”到“生态中国”的新路径。
　　（一）杨家埠村的前生今世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杨家埠村，以浞河为界分为东、西杨家埠村。其中西杨家埠村，因民俗旅游业的发展，成为国内有名的4A级旅游景区，知名度由此日渐攀升。2005年以后，该村的木版年画与手工风筝也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闻名大江南北。久而久之，西杨家埠村逐渐被人们口头上称为“杨家埠”，当地人发音为“杨嘎埠”。据2016年村委统计，全村共有420户，1465人，除三名从云南嫁过来的彝族妇女外，全系汉族人。目前，村内的可视性标志有四部分，一是北进村口的仿清代门楼牌坊；二是正对门楼的年画风筝一条街；三是街道两旁的仿明清式二层古楼居民区；四是杨家埠民俗大观园风景区。
　　杨家埠村始祖杨伯达于明洪武二年（1399）从四川成都府梓潼县迁民而来。明隆庆六年（1572）因水患，多数人迁至浞河以西的高地，姓氏、地理位置（方位）、地貌特征共同形成了“西杨家埠”，使杨家埠村具备了一定的故事性。杨家埠的祖先迁民此地时，就拥有非同寻常的手工技艺———雕版、纸扎、草编等，是迁民而迁艺的村庄。从该村的发展历程看又充满了地域文化性。该村位于山东半岛北部潍坊市寒亭区东南方1.5公里处，东靠浞河，与东杨家埠村相望，北邻齐家埠，南与东、西三角埠接壤，西北与赵家埠相邻，村落呈形状规则的东西式长方形，东西约860米，南北约500米，面积约43万平方米。该村既与其他自然村毗连又紧邻寒亭镇，寒亭镇是一个贸易大镇，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其具备了深厚的民俗性与商贸性。
　　（二）杨家埠村产业结构的变迁
　　在解放以前，该村93%的村民以农业为主，少数人从事私营商业，多为小商小贩式小本经营。祖传的木版年画、风筝扎制、拉扇、编泊箩等传统手工艺成为贴补家用的副业。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大力发展农业，村里实行农业合作化。年画、风筝等手工业作为村副业，由村各大队组织进行集体生产。此时的年画、风筝不再是家庭生活的经济来源，而是政府用来宣传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文化工具，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传统年画被列为“四旧”，遭到毁灭性打击。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当地政府以该村的“风筝”和“年画”艺术为依托，搞乡村旅游业，既扩大了当地的知名度，也拉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让一个普通的传统手工艺村庄变成了驰名中外的“4A级旅游景区”。2006年杨家埠村的年画、风筝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后，作为“双遗产”村的杨家埠，成为当地政府眼中最值得投资建设的新农村———抓住机遇将“民俗旅游”升级为“遗产旅游”。于是，当地政府找到了“一条能将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保护，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新道路，这似乎是一条真正的人类文化和经济共同发展的可持续之路”[6]。
　　通过观察该村产业结构的变迁，既能看清不同时期杨家埠年画业的发展状态，又能看清在不同社会时期传统手工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内在关系、传统手工艺在村落社会秩序中的功能与地位、传统手工艺与村落文化之间的联动关系，为遗产旅游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些许的历史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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