萤火虫的诗光闪耀在霓虹灯下

　　摘 要：受朦胧派诗人影响的李强在“诗之时代”萌生诗歌理想并开始诗歌写作。之后的时代变迁、身份和境遇的变化并没有影响他在持续而繁杂的公务之外保持相对纯粹的诗性空间，创造纯美之诗，寻找旅途梦幻。他在生活之上构筑自己的诗意理想，并试图通过诗歌中的直接表现、诗歌观念的间接阐释以及诗歌传播与教育传承等方式得以实现。这是一种泛理想主义的精神资源，它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处境与意义，正如萤火虫的诗光闪耀在霓虹灯下。
　　关键词：诗性空间 诗意理想 泛理想主义
　　文学是文化的精神内核，诗歌是文学的浓缩形态。无可否认，在多元化、大众化的文化背景和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当今时代，诗歌正从曾经的“发烧”、燥热状态回到自适自处的“恒温”、正常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刻意追求轰动效应以排解寂寞，或是牢骚满腹地发泄身处“边缘”的孤独，都不是成熟的表现。如今，写诗可以是一时兴趣，也可以是终身职业。写诗、读诗、传播和传承诗歌，于个人是一种自由选择的正当爱好，进而是一种精神需求，更深者是一种修行甚至信仰；于社会和民族而言，则是记录时代变迁、珍藏文化密码、传承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虽然并非诗歌独有这样的功能，也并非诗歌独处如此境遇，但是在喧嚣的时代追求静谧终究是一种不同的选择。正如诗人李强在他的诗集《萤火虫》自序中所说，在霓虹灯泛滥的今天，萤火虫已成为珍稀物种。我们当然允许大部分人在霓虹灯的闪烁下狂欢，但也绝不能因此干扰少数人的沉思，绝不能因此否定这些人的艺术理想。在我看来，“萤火虫”正是诗的自喻，微弱而独特的诗的光芒比闪烁的霓虹更加耀眼。“萤火虫”也正是作为诗人的李强的自况，供给他诗的身份、来源、使命和理想。
　　一、“诗之时代”的理想萌生
　　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李强，大约是在80年代初开始诗歌写作的。他回忆说：“十七岁到华中工学院读书，偶尔接触到以北岛、舒婷、顾城为代表的朦胧派诗人的作品，喜欢不已，也开始尝试写诗。这一写，就再也停不下来了。”这一心迹描述是确切的。在20世纪80年代那样一个诗歌炙手可热的文化氛围中，每一个在场的文学人都很难不受到感染和影响。李强在80年代所写的诗歌，如《给XSR》《忠告》《问风吧》《风筝》等，浪漫唯美的风格、意象化的表达、爱情的呼唤与人性的张扬，都显示出那个特定年代的独特之处，或多或少隐藏着对朦胧诗接近甚至化用的痕迹。这一时期的写作激情和牛刀小试，既是其写作史上的首次艺术实践，也是诗人的诗歌理想萌生的现实源头。
　　对于李强在自述性回忆中提到的三位诗人，我们都可以从他的诗中找到精神相遇的见证。诗人顾城自杀在当年可谓轰动中国文坛的大事件，也对无数文学青年造成过精神困惑和艺术打击。就在顾城自杀后整整一个月即1993年11月9日，初入诗坛的文学青年李强写下了《痛闻顾城之死》，诗的末尾直呼：“我站在人声鼎沸的大陆/望孤岛/ 望彩虹消失的地方/心中的哀痛/能向谁诉说”。如前所述，李强的诗歌写作最初是从接触朦胧诗人的作品开始的，朦胧诗人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顾城以非正常的方式结束生命，对一个青年诗歌爱好者的心灵震撼可想而知。如果将海子与顾城的自杀作为两个关键节点，再将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市场化、商品化作为最后一根稻草，那么理想主义尤其是诗歌的理想主义无疑遭受着灭顶之灾。所幸的是，诗歌的灯火并未完全熄灭，不少人仍然以此为职业，而对于李强这样的“兼职诗人”来说，则仍然在诗歌中延续着未完成的理想，即便是到了新的世纪，这种理想主义的根源性纠缠仍然没有消失。直到2016年8月在武汉诗歌节面见北岛后，年过半百的李强仍然写了一首《致敬北岛》，表达对这位当年影响了自己的诗人的敬重。作为受朦胧诗影响而开始诗歌创作的诗人，李强将“学习与致敬”两种姿态同时置于诗中，并将其喻为一对“亲兄弟”，这种相遇是一个曾经的文学青年诗歌梦想的象征性实现，也是发自内心的对诗歌的敬畏。与之不同的是，《也曾试探舒婷》则将这种神圣感谐趣化：1985年在松花江畔工人文化宫听舒婷讲座时，读研究生的李强“傻乎乎提问”：“顾城永远八岁/舒婷永远十八岁/北岛永远二十八岁/是不是这样？”当时的舒婷假装没看见，三十年后的2015年在武汉诗歌节再次提起这件事，舒婷半开玩笑地回应“想不到一本正经的校长/当年如此调皮”。看似“傻”却契合三位诗人突出特点的提问仍然没有得到正面回答，然而经过长久的酝酿和追寻，终于与引领自己走上诗歌写作最初之路的三位诗人有了现实或精神的交流，這对诗人的心理象征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十七岁写诗，从青年写到了中年，从“早上七八点钟”写到了“下午三四点钟”，“写着写着，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一只、两只……101只萤火虫飞了出来，闪闪烁烁，照亮这一方孤独而纯粹的空间”。这是诗人李强对自己创作道路的时间梳理，从中可以窥见其充满毅力的创作历程和艺术理想与精神价值的坚守姿态。毋庸讳言，由于种种原因，非职业化诗人李强尚未挺进中国诗坛的前沿阵地，也没有引领一种诗歌潮流、创建一个诗歌流派，如果一定要对他做一个归属性划分的话，将其看作一个受朦胧诗影响的中间代诗人似乎更为合适。北岛、舒婷、顾城为代表的朦胧派诗人的作品成为李强的诗歌启蒙者和写作引路者，并隐隐约约成为其20世纪80年代诗歌写作的一种摹写对象。在那个特定的“诗之时代”，文学很容易成为一种简单的信仰，文学青年李强与诗歌的第一次接触成为一种文学结缘，那种文学理想的温暖一直潜在地作用于他的精神记忆，使之在各种身份的转换中始终保有一个诗人的身份。
　　二、公务之外的诗性空间
　　文学与权力的纠葛古已有之。在文学的审美性日益得到强调的现代社会，有人主张二者分开以保证文学的纯正，也有人看重二者的融合以拓展生活体验圈子，可以说各有各的道理。这些年，关于官员与诗歌的争论屡见不鲜，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当然，不可否认，现实中确实有某些官员借诗歌附庸风雅，也有不少诗人成为官员后不再是诗人。对于一直以诗为伴并最终“落户”教育系统的李强而言，我更愿意将其视为一个“寄居官场”的诗人。这样说不是对他“官”的不尊重，而是对他“诗”的尊重。李强在诗歌的繁盛年代和人生的理想主义时期与诗歌相遇，之后一直没有放弃；他对诗是有敬畏的，诗在他的审美空间里有着一定程度的纯粹性，在他的心灵深处保有一方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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