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苦难中国”到跨地域全景式评判

　　摘 要：《苦社会》以一群落魄知识分子的乱世求存经历为主线，串联起一个“悲惨世界”般的多线故事。作为晚清华人旅美文学的代表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它一方面沿袭了社会小说的基本形态和题材，一方面又努力摆脱一般谴责小说的影响，追求新的视野和格局，积极地和时代思潮、重大时政事件接轨。通过对华人海外生存经验的引入和整合，完成了对晚清时期“苦难中国”图景的跨地域呈现。
　　关键词：美华文学 谴责小说 跨地域视野
　　“社会小说”的提法始于近代，而晚清的社会小说又以反映某种社会问题为创作主旨，其兴起与当时普遍流行的经世致用思想观念以及作者、读者在深刻的民族危机面前所表现出的救世热情是密切相关的，当中许多作品既反映和涵盖当下社会形形色色的思潮和运动，亦不吝于对腐朽的统治阶级和官场中各种丑恶现象进行描述和披露，反映了创作者对现实的认知和思考。作为近代社会小说中最发达的谴责小说，其内在具有非常丰富的时代文化心理内涵。现实品格和社会舆论功能是这类小说的突出特征，它抨击时弊，揭露官场丑行，反映社会动乱，揭示人民疾苦。或倡导汲取西学，改良陈规陋习；或振臂高呼抵御外侮，弘扬民族精神，“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1}。
　　作为晚清社会小说当中的谴责小说，《苦社會》首先和其他同类作品一样，反映出一种强烈的民族情感——对腐朽政权的失望愤恨和对国家富强的强烈愿望。但当我们谈到这部写于1905年“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中的小说时，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标签，也是其最具价值的一重身份，是我们无法忽视的，那就是“旅美华人文学”。“旅美华人文学”的创作主体自然是“旅美华人”，包括已经长期定居美国的华人和因劳务、留学、旅行等原因赴美短期生活的华人。晚清是华人旅美的一个高峰期，属于旅美华人文学发展的早期，也正是华人与美国真实遭遇、磨合的初期阶段。这最早一批与异国文化相遇的中国人，在他们的作品中留下了最早的关于美国这个遥远的“他者”的近距离摹写。
　　《苦社会》是晚清华人旅美文学的代表作品，更是开山之作，当中“自二十回以后……有字皆泪，有泪皆血”{2}，是旅美华工经历的真实体验和重要证据，对后来的旅美华人文学甚至是海外华人文学都有深远的影响。
　　一、作为旅美华人文学和社会批判小说的《苦社会》
　　（一）“苦社会”图景的跨地域呈现
　　前面说到，《苦社会》作为晚清社会的谴责小说，首先，它是具有同类作品的一般特征的，包括对民生之多艰的哀痛和政府衰败无能的控诉等，但它自二十回后对主角们坐船出洋后经历浓墨重彩的描述，超越了普通谴责小说能企及的题材广度；其次，作为美华文学的开山代表，将《苦社会》与反美华工禁约文学中同类题材的小说如《苦学生》《黄金世界》《劫余灰》等相比，又可以看出，其正面描写华工赴美的海上遭遇和华商在排华传统和禁约运动中的生存困境，甚至在“猪仔船”上和唐人街的悲惨经历，事件的完整性和细节的真实性，都较其余几部更显出色。《苦社会》的特殊性在于其对动荡不安的特殊时期，采取中国内外部环境的一种双线叙述，是“苦社会”图景的跨地域呈现：国内→海船上→国外，这些被多重力量压迫、推搡的苦难灵魂，发出的是对政府无望的呻吟，更是对国力孱弱的痛心呼号，盖建平高度评价《苦社会》具有跨国政治社会批判性质，通过对华人海外生存经验的引入和整合，以跨地域视野去批判时政格局。
　　《苦社会》以一群落魄知识分子的乱世求存经历为主线，串联起一个“悲惨世界”般的多线故事，全书可以按地点的转移，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在苏州落脚的几个知识分子家庭的穷困写照：破落的官宦后裔阮通甫在父亲过世后回家乡苏州谋出路，无米下锅，逼得妻子只得脱下旧棉袄去典当；教书先生李心纯欠了一身债，没钱过年，忍痛贱卖祖传的字画；庄明卿、滕筑卿合伙做生意，无奈官匪横行，屡屡亏本，只得歇业关门。城里人艰难度日，农村的景象更是凄惨。底层的农民、小商贩、知识分子，都是同样的穷困潦倒，这是描写平民大众在国内腐朽政权、无良官吏欺压下的民不聊生的第一重“苦”。第二部分描写了阮通甫等人在“海上地狱”——运送华工的“猪仔船”上的悲惨经历：船上环境犹如刀山炼狱，脏乱狭小苦不堪言，缺水断粮更兼被洋人工头呼来喝去拳脚相加，毫无人性尊严。通甫一家惨死，众人皆感叹“早晓得是这样，我就做了叫化，也不死到这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所在地”{3}。这是华工们在离开家乡后，被当作商品、奴隶，在洋人的欺侮中生不如死的第二重“苦”。第三部分讲述李心纯等人到了美国后，在禁约中的唐人街艰苦谋生，在美国的“排华”大环境中载浮载沉的经商故事。故事主要围绕李心纯和他的搭档王伯符，以及在美多年的商人顾子丰三人展开，禁约自唐人街波及整个华人社会，众人惶恐不安，艰难求存，这是华人们远渡重洋后，在异域他乡遭受排挤欺蔑、自保无门的第三重“苦”。
　　“苦”之一字贯穿全书，从国内到国外，似没有一处能让平民百姓靠劳动安身立命的乐土。底层的大众之所以背井离乡、远涉重洋，是因为国内民不聊生的境况迫使的，被诱骗上船之人，哪个不是极度贫困才不得已被人贩子用花言巧语蒙蔽，甚至自愿上船的人，也是因为走投无路而寄希望于大洋彼岸的“自由国度”，寄希望于一个虚幻的美丽生活。结果身处异域方才发现，人离乡贱，国内官员的媚外无能致使华人在海外的地位极度低下，甚至连同为亚洲国家的日本，国际地位都高于“天朝上国”（海外华人谈起日本政府用强硬作风赢得洋人尊重一事，言语当中皆不无推崇），在美华商、工人只能无奈接受“排华”的现实，接受不平等的待遇和更悲惨的生活。小说多线叙述，看似散乱的故事其实是在“苦”之一字上层层递进，“真乃一层‘苦’于一层”{4}，通过国内与国外两个“苦社会”的同构，凸显了一个风雨飘摇、变动前夕的苦难中国。
　　（二）幻灭的“美国梦”：华人旅美的真实体验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文明”的美国较之于“落后”的中国，不断被“乌托邦”概念所幻想和建构，晚清时期，革新的东风已经从根本上将腐朽的帝制吹拂得愈发摇摇欲坠，在许多中国人眼里，美国是一个文明先进的自由国度，人人可平等，处处是商机。然而，在《苦社会》里，美国的形象被表述为一个背信弃义的种族主义国家。小说通过描写旅美华人的切身经历，彻底撕碎了许多商人和知识分子心中的“自由之梦”，也揭示了华人在海外的真实处境：因为祖国的衰弱而沦为被打压、欺凌的“下等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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