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宪制读后感

　这是一个新时代，经济的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在日益。习近平主席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从古至今，中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头沉睡的狮子已经苏醒，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之林。

　我国从求温饱到求环保，从求生存到求生态；从先富带后富到共建共享；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是新时代的具体特征。就我国如今的第一产业而言，农业是我国经济不可动摇的基础，不仅为市场创造巨大需求和提供生产要素，而且为市场提供重要产品。最一开始我国农业的形态是小农经济，春秋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有的土地制度受到破坏,新兴的封建势力在夺取政权后,相继实行变法改革,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度,允许“民得买卖土地”. 从这时起,土地私有制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主要形式。小农经济又称自耕农经济，特点是分散性、封闭性、自足性，生产的主要目的是满足自家生活需要和纳税。小农经济经营规模狭小，缺少积累和储备的能力，即易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封建地主阶级的沉重的祖赋和徭役、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剥削以及封建地主的兼并极易出现两级分化。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仍有小农经济存在，但是，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在一些工业发达的国家中，农业中的一部分个体经济，虽然仍以家庭劳动为基础，但是已发展为与先进技术装备相联系的社会化大生产。

　小农经济的主要组织方式是男耕女织，主要特点为精耕细作。但存在一定的弊端：一是农民经营规模小，生产条件简陋，缺乏必要的积累和储备能力。二是自给自足，生产模式老套，老旧，技术难以革新。三是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薄弱。

　 论小农经济，让我想起存在我国多年的重农抑商政策。从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到西汉实行轻摇薄赋、发展农业生产到三国曹魏组织农民垦荒、兵士耕田到唐太宗轻摇薄赋、发展生产到元世祖重视农业发展农业到清朝推行“重本抑末”政策。梁启超曾说过：“中国历代变法繁多，仅只限于农耕而已”。其实我们从以上材料中不难发现，中国封建社会重视农业生产的同时又有着“抑商”的因素。如战国时期秦商鞅变法、西汉 “天下已平，（汉）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税租以困辱之”（《史记》）。明清时期江南手工纺织业繁荣，清朝顺治间政府却下令“一户所领之织机不得逾百张，以抑兼并，过则有罚”， 致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

　重农抑商政策在封建社会初期对当时农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起了积极作用。商鞅变法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从而促进了秦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但“重农抑商”政策也导致地主官僚不断兼并土地，使土地高度集中，农民破产流亡，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激化了阶级矛盾，造成农民起义不断爆发。

　国家的一系列建设带动经济的不断发展。不管是古时修建大运河还是如今的西部大开发，无一例外。耗费了大量的物力和财力，给人

　们带来了灾难。同时征收了大量赋役，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但他对于当时经济的确起到了正面作用，使运河沿线的城镇迅速繁华起来；有力地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贯通南北水路，解决了南北的交通（南粮北运和盐运要道）；使唐朝后期经济重心开始逐渐向南转移，南粮北运成为关系到王朝安危，政局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加强了政治统治，巩固了国家统一。对于当今而言，仍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通道。虽说当时隋炀帝建造大运河是有私心存在的，正如我们的经济学老师而言，“人活着就应该自私。”对于后世而言，这条运河带给我们的是不可估量的。

　对于我国现状而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之点不在东部，而在西部；中国现代化的落脚点最终可能也是在西部地区。因此，开发西部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发展战略和战略任务。通车运营的青藏铁路，公司投入4800 多万元用于高原铁路卫生保障工作，实现了“职工高原病零死亡、鼠疫零传播、患病旅客得到及时救治”的卫生保障目标。我国政策也在和国家发展想吻合，“十二五”时期，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将继续突出强调交通和水利两个关键环节。交通重点解决通道建设和路网完善问题。水利重点解决西南地区工程性缺水和西北地区资源性缺水问题。

　综合考虑，国家命运与百姓息息相关，国家政策与我国发展密不可分。2018 年 3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宪法序言第十二自然段中“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修改为“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

　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历史上存在过很多的经济活动现象，都是为了更好的吻合我国的国情。如古代的经济重心的南移。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远古到西晋时期。此阶段的特点是北方经济的发展远远超过南方，经济重心在北方，尽管其间经济重心也有所变动，但始终是在黄河中下游一线东西移动。直到三国时期，孙吴地区的农业虽得到一定程度开发，但曹魏所在的黄河流域地区经济的发展仍然是超过吴和蜀两国的；第二阶段，从西晋末年至隋唐五代时期。此阶段的特点是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经济发展从南北基本趋于平衡到南方开始超过北方。西晋末年和十六国时期，南朝所在的南方得到进一步开发，南方社会经济发展速度比北方快一些。但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超过其它地区，不能仅看其发展速度。现实经验证明，由于经济发展的起点低，往往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在起步阶段经济发展速度会大大超过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据此，我们不能说此时南方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超过北方，而只能说南方此时正处于经济开发阶段，南方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第三阶段，从北宋到南宋时期。这是经济重心继续南移并最终完成的重要阶段。北宋时期，南方经济继续持续发展，到北宋末年，经济重心完成了南移的历史进程;北宋灭亡，宋室南渡，南宋开始，标志着我国经济重心转移到东南地区，中国已稳定地形成了南方经济领先于北方的经济格局，南方最发达的江浙地区长期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此后，历经元、明、清三代，经济上南重于北的形势始终没有改变，南方经济更加繁荣。经济重心始终在南方。

　经济重心的南移对我国交通贸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成了南方沿海城市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的交流。对我国人口分布的影响而言，人口的转移一定程度上致使了经济重心由北向南迁移,而经济中心的南移又反过来促使了北方人民进一步南迁.南方的人口迅速膨胀,我国南部、东南部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增长。对人才教育的影响，经济重心的南移,导致了人才教育的相应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状元的变化。自唐至明清,状元籍贯地理分布具有明显自北向南逐渐推移的趋势。唐宋两代来自北方的状元共 68 名,占全国总额的 61％,北方籍状元占明显优势。元明清三代状元籍贯的地理分布与前代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一时期全国共有状元194 名,其中来自北方的仅 26 名,占全国总额的 13.4％；南方状元则有 168 名,占 86.6％,南方籍贯状元在数额上形成了绝对优势。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无论是观念的、政治的上层建筑都是适应经济基础需要而产生的。土地私有制度、小农经济、重农抑商、经济重心的南移……的发展，吻合了我国经济制度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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