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越是开放，越需要建立价值共识

　改革越是开放，越需要建立价值共识

　价值观好比人生的指南针，每个人的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总要受到一定的价值观的影响。同样，任何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都需要由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价值观来维系。其中居核心地位、起主导作用的就是核心价值观，它是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

　一、共同理想、共同目标、价值共识

　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一元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统一人们的思想和意志、凝聚各种不同的社会力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单一化的社会价值观也导致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僵化、个性不突出、社会生活不活跃的状况。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的转变，具有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意义。这种转变打破了过去一元价值观一统天下的局面，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活力源泉，人们获得了多样化选择的空间，其自由意志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

　 同时，这种转变也导致了一些负面的效应和后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社会出现了多样化的文化生态，但也似乎出现了“乱象”。市场经济在更好地配置资源的同时，也使文化领域染上了拜金、浅薄、媚俗、作假的风气。市场炒作使文化成果良莠莫辨，有偿新闻与有偿评论加剧了这种混乱。人们的思想日益浮躁，票房高低常常成为评价一部电影是否

　“成功”的唯一标准，而文学作品则是“印数至上”。网络中出现了各种贬低严肃文化与高尚思想的低俗甚至丑陋的东西。

　 在各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部分人的精神世界出现了一些问题。

　 一是精神追求的意愿弱化和淡化。这主要表现为：沉迷于物质享受；以实用主义评价人们的行为和效果；人际关系渐趋复杂，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感；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缺失，生活的意义感逐渐丧失。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浮躁、功利、冷漠、焦虑、迷茫等心理暗潮涌动。

　 二是精神世界混乱。人的精神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打破了精神世界的和谐统一状态，那么人的精神世界就会出现问题。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人的精神世界混乱现象，因混乱而产生的“精神困惑”，突出地表现在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层面上。人们在出现精神困惑时更容易做出错误的价值选择。

　 三是精神根基不稳甚至缺失。理想信念是人们精神世界的深层根基，动摇了这个根基，人的精神世界就会地动山摇。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一些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动摇。有的人将马克思主义信仰视为超越现实的神圣事物；有的人因为现实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而认为马克思主义缺乏解释力；还有的人因为不能正确看待特殊历史时期的教训，而将马克思主义妖魔化；有的党员干部甚至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从宗教迷信中寻找精神寄托和人生价值。

　 多元价值观在其本性上是反普遍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它的基本表现是无中心、无本质、无差别，它具有消解一元价值观时代绝对价值标准的

　作用。社会评价标准的多元化不可避免地导致价值观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价值观混乱的现象，这对一元价值观和主导价值观构成了明显的挑战和威胁。

　 需要注意的是，在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并存的社会中，必然会有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以及多元价值观之间的碰撞和冲突。这并不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所独有的，而是在任何社会的转型时期都会存在的普遍现象。“当今多数现代国家，均遭遇共识缺失甚至崩溃危机。一个没有共识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当今世界，各国经济既相互融合又相互竞争，不同文化既相互借鉴又相互激荡。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科技信息化的不断深入，既挑战着国家主权，又冲击着人们的国家观念、民族情感。国家之间的竞争，既表现为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的较量，又体现在软实力方面的较量上。在软实力中，最关键的就是一个社会公认的价值共识，它直接体现着民族的持久凝聚力和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社会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形式和利益关系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呈现出多样和多变的趋势。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攻坚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各种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相继出现，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的飞速发展，使信息传播更加快捷和便利，各种思想观念和价值诉求的传播范围更广、渠道更多、影响更大。这些新情况的出现，一方面使人们的眼界更加开阔、

　思维更加活跃，为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也使整合多样化和多变性的价值观念的工作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复杂。我国经济体制的变革、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多元文化的发展，在价值层面提出了诸多问题。比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价值观，还是坚持以极端个人主义为中心的价值观等。人们深刻地认识到，越是在文化多元、价值多元的社会条件下，越是需要明确的核心价值观来引导和规范人们的言行。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么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需要全社会方方面面同心干，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如果没有共同理想，没有共同目标，没有价值共识，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因此，越是改革开放，越需要在社会生活中建立价值共识，为人们判断是非得失、做出价值选择，提供一个相对统一、比较可靠的价值准则，以利于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

　二、凝心聚力的“最大公约数”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着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追求，指引着当代中国人民精神世界构建的根本方向。从目的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是为了引领和协调国内多样的价值观，是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凝聚共识。这个共识的底线便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根本方向的认同和坚持。从内容上看，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三个层次的价值观念均与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息息相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与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一致，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体现了我国公民的基本价值追求，是人们应当自觉遵守的道德准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以群体为本位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西方文明成果既是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构建的精神资源，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思想基础。

　 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奠定了精神世界构建内容的民族性与根基性。中国文化涉及很多方面，而且其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变化。赛珍珠曾创作了一部名为《大地》的小说，并凭借此书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她认为中国文化有一种适应的能力和变化发展的能力，既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又有所谓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的能力。中国文化具有适应性，它有自我调整和自我更新的能力，有汲取和消化外来影响的能力。

　 如今我们对传统文化拥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热情。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既包括我们对传统文化中积极的方面的自信、对自己发展模式的自信，也包括我们对自己文化的汲取能力、选择能力、消化能力、调整能力、本土化能力以及识别能力、分析能力的自信。我们的文化是一种能够既保持自己的特色，又能够与世界对话、不拒绝任何外来有益影响的文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体现了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重视整体利益、凸显责任意识、追求人际关系和谐、讲求谦

　虚礼仪、重视道德修养的特色。在国家层面，“富强”蕴含着古人富国强兵的思想，“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民主”蕴含着古代朴素的民本思想，如“民惟邦本、本固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文明”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对礼的重视，如“不学礼，无以立”，“人之所以为人，礼也”；“和谐”承载着古人对“天下大同”的和谐社会的不懈追求。在社会层面，虽然与今天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观念有着本质区别，但中华传统文化中不乏与之相关、具有启发意义的思想观点。例如，道家追求独来独往于天地间的潇洒与自由；墨家倡导“兼爱非攻”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法家强调法律、制度在社会治理中的关键作用，主张 “法平则吏无奸”，“道私者乱，道法者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观念更鲜明地蕴含于中华传统文化中，如“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责任感，对“敬业乐群”的倡导和追求，“君子养心莫善于诚”的修养，“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的诺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思想，等等。

　 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要求，保证了人们精神活动的科 学性与先进性，为当代中国人自觉地构建精神世界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民主、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提出的具有实质意义的价值理念，旨在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人权和切身利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 “平等”，是追求全体公民的主人地位和合法权利的平等。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社会保障模式的变化：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承担责任的社会保障模式已经逐步取代了国家包办型社会保障模式。应该说世界上绝大多数

　国家都采用了这种模式，区别在于各方承担的比例。中国社保覆盖面广，城乡居民参加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的人数超过 13 亿，覆盖率达到 95%以上；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已经超过 80%。另外，城乡低保覆盖的人口也超过了 8000 万，符合条件的人群基本都纳入了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就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而言，中国不仅低于世界 40.8%的平均水平，也低于高收入国家 40.5%的水平，只是高于欧洲国家 24.8%的平均水平。自 2009 年始，澳大利亚连续四年发布全球养老金指数，用 40 多个指标对各国的养老体系进行了评估。中国排名第 15 位，排在经济发展水平在中国之上的韩国和日本之前。2010 年，中国社保支出占 GDP 的比重超过了世界平均值；2012 年，中国社保支出占 GDP 的比重超过了拉美与加勒比海地区的平均值，也超过了中东地区的平均值；2014 年，中国在社保方面的支出仅少于欧美发达经济体和俄罗斯及东欧地区。中国社保的“低水平”是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的。具有“低水平、高覆盖”的特点的社保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平等”的价值追求。

　再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吸收了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凸显了精神世界构建内容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在世界经济风云变幻、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站在新时代、新起点上，提出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主张。这无疑使中国成为备受瞩目的新闻焦点，更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注入了一支强心剂。2017 年，中国 GDP 折算超过 12 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 15%左右，稳居世界第二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 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的重要引擎；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进出口规模有望重回世界首位。历史经验证明，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会导

　致落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互通有无，同时也是价值观念方面的海纳百川、兼容并包。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来自世界其他民族的思想文化成果会不同程度地进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作用于中国人的内心，进而影响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并成为当前精神世界构建的内容来源之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既避免了简单地复归传统的偏向，又避免了超越历史阶段的倾向。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具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根基。过去积淀下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能抛弃，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弘扬。我们必须立足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和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需要，汲取传统文化的养分。同时，构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要面向未来，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并从这一远大理想中获取思想启示。在任何时间和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放弃实现共产主义这一远大理想，因为失去了对理想信念的坚守就等于失去了精神世界的“主心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就要实现共产主义，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再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超越历史阶段的错误，也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可以用共产主义精神要求所有人。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构建要立足现实，扎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心怀远大理想，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恰恰满足了这一要求，兼顾了过去、现在和未来。

　 三、走出“普世价值”的迷雾

　所谓“普世价值”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挑战，其实质就是把西方的价值观念和制度设计当成“普世价值”而强加于他国。“普世价

　值”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背景，罗马的雄心、基督教的框架和启蒙运动以来的主要概念，构成了西方“普世主义”的解释框架。

　 这种解释框架认为西方现代价值是一种高于区域价值的普遍价值，对区域价值的承认不过是一种政治正确的姿态。这就使得关于普遍价值的争论由一个文化问题变为政治问题。“普世价值”论者总是将人的某些抽象本质看做是共同的人性，并以此作为其立论的前提性假设。但并不存在这样的“共同人性”，“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抽象人性论忽略了现实社会生活对人性的决定和型塑作用，从而忽略了不同个人、不同群体之间现实存在着的差异，忽略了人性必然随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这一事实。实际上，构成“普世价值”之立论基础的所谓“人性”，不过是西方特定生活方式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特定产物，并非人所共有的和固定不变的。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以及由此决定的人性，都有其固有的历史局限性。“普世价值”论者无视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以及作为其产物的人性所固有的历史局限性，而将其抽象化、永恒化、固定化，恰恰表明这些人本身还受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及其意识形态的影响。

　 当然，不能否认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性以及建立在这一人性基础之上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与合理性。但对于更高级形态的社会主义而言，资本主义及其相应的价值观念就在原则上丧失了其历史进步性与合理性。尽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在概念上有表面的相似性，但二者的实质内涵却因各自立足

　点的不同而根本不同，一个立足于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一个则立足于社会主义社会。就其原则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克服与扬弃、包容与超越。

　 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优势体现在真实性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优势不是抽象的理论概括，而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2011 年 5 月 20 日，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在中共中央党校以《全球合作面临的挑战》为主题发表演讲，他高度赞扬了中国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施瓦布说：“我从 1979 年起就经常访问中国。自此，我怀着崇高的敬意见证了中国在中国政府的英明领导下完成的转型。世界上还从来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连续三十多年保持如此幅度的经济增长。同样值得称道的是，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时间比绝大多数人预测的时间提前了几乎十年。然而，最令人钦佩的还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已使数以亿计的人摆脱了贫困，对全球减贫事业居功至伟。的确，中国对于当今世界的重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未来还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中国发展的奇迹不仅仅是简单的数字增长，最具历史意义的是这一奇迹背后的制度和理念。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社会主义制度利用市场经济来发展自己、发展自己的生产力。从根本上讲，市场机制作用的力度和方向是由它所依附着的基本制度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下，市场机制作用的性质和力度是不一样的。我们国家在实行了市场经济以后，之所以比老牌的市场经济国家更充分地发挥了市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因为我们使市场经济服从于我们基

　本制度的要求，基本制度赋予了它新的能力，削弱了它的消极方面。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市场经济，中国的上层建筑也必然不同于西方的上层建筑。当然，这里所说的上层建筑也包括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以抽象的人为主体，而是建立在特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并且起着稳定、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软实力作用。西方自由主义所假定的一些价值观念却没有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本质，只具有随意性和游离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有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观照，又有价值性的关怀，使人们的价值追求变成了可以感知的社会存在。

　 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优势体现在人民立场上。三十多年前，东欧国家、苏联的改革全部失败，这些国家陷入了政治崩溃、经济衰退、社会动荡甚至国家解体的灾难中。而中国的改革却获得了历史性的成功。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取向。

　 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民生建设的“五个有”，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其扩充为“七个有”，即“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这就是全周期的民生国家建设。我们建立的不是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整套福利体系，但是在从生到死的整个生命周期里，在衣食住行等不同的生活情境中，人们都有相应的体系可以依托。我们要解决个体在不同的生存际遇中所面临的民生问题，尤其对弱势群体要进一步倾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全方位的

　民生国家建设不仅包括在社会建设方面改善民生，而且包括把民生国家的内涵融入到 “五位一体”的布局中去，从而形成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民生国家体系。

　 从本质上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反映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的先进价值观。在社会主义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再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优势体现在人类视野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吸收了人类优秀的价值理念，代表了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和价值理想。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公正从来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人类几千年文明成果的积淀和升华，反映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规律和共同成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在吸收、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当代，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仍然需要进一步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吸收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代表了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和价值理想，体现出对现代人类文明发展的更高价值追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的“普世价值”的差异是根本价值取向方面的差异。不可否认，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的西方价值观把人

　从“神权”和“君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但是，把“自由、民主、人权”冠之以“普世价值”，力图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做法是行不通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是为这一本质服务的，而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有利于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语境中，自由不是基于资本的自由，而是基于人民权利的自由；平等不再仅仅是法权的抽象平等，更不仅仅是周期性“投票权”的平等，而是人与人之间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具体的平等；公正也不再是低于资本自由的次要价值观，而是规定社会主义人人平等、共同富裕、反映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价值观念。从根本上讲，这种价值取向的差异是由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各自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任何价值观念都是建立在特定的经济、政治制度基础之上，不存在抽象意义的价值观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时代性和民族性为特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理想的一种新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它既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又吸取世界文明的成果所形成的具有普遍性、民族性、时代性和先导性的价值共识；它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时代性，但它始终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性质一致的主导价值，不是“普世价值”在中国的体现，也不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身份标识、文化符号和文化内核，是中国作为大国走向世界的文化象征，是中国向世人展示的文化名片，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的思想理论前提，是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身份密码的“DNA”，是中国梦的价值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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