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历史
发布时间:2017-01-14 来源: 历史回眸 点击： 
文革的历史篇一：近代史论文—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指1966年5月至1976年9月这十年间，在我国，综合各种因素，由领导人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受到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抵制和斗争的，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巨大损失的一场全国性政治运动。文革的发生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主客观原因，它们至今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非同寻常的警戒意义。 我们可以从下面几点来详细了解文化大革命。
1文革的发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之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实践中的具体表现
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总要经历一个循序渐进和反复曲折的发展过程。事物的发展不是笔直的，而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中国人民历经血的洗礼自主选择的一条光明道路，由于各种原因，它同样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会遭遇各种挫折。但是这些挫折将以何种方式发生，则是包括其它原因在内的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需要具体问题问题具体分析。就
"文革”而言，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大挫折，尤其产生的必然性；但具体为“文革”这种形式、规模……则又有其偶然性。偶然性的因素 我们会在下文提到，笔者在此仅是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说明其必然原因而已。换言之，文革不过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挫折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而已。然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是由于符合历史发展规
律，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要求，才能在不断地解决困难、战胜挫折中曲折前进。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民族复兴，不论是资源能源环境问题，还是民族民生民主问题，不论是社会转型，还是金融危机，都会带来困难和挫折。究竟如何面对？文革的经验教训历历在目，只要坚定信念，努力奋斗，认真总结，就一定能更够实现伟大的目标。
2文革发动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理论问题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到底应该是什么样？是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是苏联所实践的那样？还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逐
步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探索之中。
应该说，文革前的大多数时期，党和国家对这个问题的基本思路是正确的。尤其是党的八大做出的一系列判断和决议，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进程，符合我国当时的国情和人民的意愿，为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可惜的是，这些思路终究只是尝试，它并未在全党形成稳定自觉的共识，一旦受到其它问题的干扰，就会被遗弃，错误的思想就会趁虚
而入。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都是革命思维、“左”倾思想等错误认识在实践中的一个个反映。在“四清”运动中，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毛泽东还很高兴地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讲了两年谁也不听。少奇同志一抓，就抓出了个桃
源经验，把社教运动推开了。”
1966年，毛泽东指定康生等人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亦即“5.16通知”，便是“左”的错误发展到极致的前奏。该通知要求发动群众，“识破”敌人，巩固“无产阶级政”，标志着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始。阶级斗争终于全面取代经济建设，成为国家生活的主流。由此看来，国家的建设事业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指导理论，并且这个理论只有形成稳定而自觉的共识，精神资源才能转化为建设的动力。今天，在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上，任何因循守旧和照搬照抄都是国家发展的枯桎，任何盲目蛮干和思想混乱都是社会进步的大敌。我们只有不断结合实际，进行理论创新，统一思想，才能形成强劲的民族凝聚力，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3封建遗毒对文革的发生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文革之所以能够如此顺利地发动，并且产生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疯狂举动，都和中国封建社会的遗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封建社会
两千余年，封建思想源远流长。广大党员干部，包括党的高层，虽然接受了无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基本观念，但是一辈子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封建思想的遗毒自然在他们身上有所潜伏，人民群众就更不必待言。在非常时期，家长制、等级制、终身制、官本位、对权力的顶礼膜拜、对官僚的依附和盲信，就会以各种形式明目张胆地表现出来。
尤其是将封建家长制作风演变为最为极致的君权意识，唯我独尊，一手遮天；将毛泽东同志实际当作封建帝王看待，盲目崇拜，惟命是从，
把拥护毛主席和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完全等同起来，基本丧失了对毛泽东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观点和做法的起码判断力。因此，毛泽东的错误决策才能够一呼百应，文革的发生才能够水到渠成。 当今社会，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其得以蔓延的温床和精神支柱，就是腐朽的封建思想。我们固然应该从体制上斩腐败之根，也应该重视从思想上治腐败之源。遗憾的是，许多影视文化作品却在反其道而行之，偏偏要借皇帝、忠臣等历史剧来宣扬封建思想。连笔者曾经五岁的小堂妹都立志：“长大了要当皇上”！因为皇上“有权”，这难道不值得警惕吗？
4主要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决策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
文革的发生，固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但一些领导人个人的主观原因亦难辞其咎。因为很多错误在重重阻挠之下仍然被贯彻执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它们经过了党的主要领导人，特别是一把手毛泽东的同意，或者是他们本人提出的，别人也不好反对。甚至“（周）总理就是个人崇拜的典型，发展到知道（毛主席的）错
误也跟（毛主席）。我（李维汉）原反对过他，后来承认他正确，以后遇到了问题，就希望他说一句话。”可以看出，主要领导人、尤其是一把手的观点，对国家的发展命运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对此，邓小平同志后来说过：“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就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可是在那个年代，国家的命运就是“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的。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舵手”，对国家建设的形势并没有认识清楚，不顾党内的一些疑虑和反对，依然坚持己见，决定在全国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实现自己宏伟的治国方略。在此我们不得不问，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应不应该由少数人掌控？
毛泽东及少数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权利？在当今中国，各级党政军一把手是否还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如何防止各级
党政部门的个人集权现象……
显然，尽管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进一步健全，但一把手的权力仍然在决策过程当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为了防止我们的事业再次遭受同样的危害，以文革的教训为警戒，我们应该致力于采取措施限制一把手的权力、增加对一把手的问责制。希望党和国家曾经用血的代价换来的教训不会重演！
5林彪和“四人帮”两大反革命集团的利用
发动文革，关键固然在于毛泽东的错误决策，但文革危害程度之深、涉及领域之广、延续时间之长，则是林彪和“四人帮”两大反革命集团利用的结果。
文革之前，先是是姚文元写文章批《海瑞罢官》，接着吴法宪“揭发”罗瑞卿要夺军权，无疑都为文革的发生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文 革正式发动后不久，江青就迫不及待地向毛泽东告状，捏造了一个“二月兵变”；同时，康生、江青、陈伯达迎合并歪曲毛泽东关于“发动群众
文革的历史篇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
从１９６６年５月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我国发生了历时十年多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
从国外看，苏共２０大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恶劣后果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八大刚开过，发生了匈牙利事件，造成很大的混乱和损失，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党的思考。毛泽东认为匈牙利事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 从国内看，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表现在理论指导方面，就是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这就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方针，提供了理论根据。这是一个重大的失误。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原来以为通过天下大乱，能够达到天下大治。可是事与愿违，十年动乱给整个国家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害。但是，从另一种角度看，“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天下大乱，把我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弱点、缺陷以及存在的错误和弊端，以尖锐的形式充分暴露出来，这就从反面给广大干部和群众留下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促使人们进行深入的思考。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２８５页）
科学地、严肃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从那场灾难中取得历史的补偿，这是一项重要的课题。从总体上看，“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教训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去认识。
一、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从指导方针的角度去考察，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而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又把阶级斗争视为国内的主要矛盾，这是在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上出了偏差。社会主义应该建立在工业化程度很高的生产力基础上，而中国进
入社会主义时，并没有具备这种条件。因此，中国必须经历一个长时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去建立发达的生产力基础，才能向更高的社会主义阶段发展。希望以阶级斗争为推动力，通过凭空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程度，缩小三大差别等办法去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甚至试图很快进入共产主义阶段，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某种程度的空想，造成各方面的巨大损失。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而由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环节、某些方面还存在弊病，这就要求进行改革。无论是经济体制或政治体制改革，都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都要围绕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时，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保证改革的正确方向。当然，“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单行本第５６页）因此，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是错误的，人民政权的专政职能不能削弱，更不能放弃。
二、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不能搞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动并且持续十多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党长期没有采取有力措施，防止个人崇拜现象滋长，在广大党员和群众中，产生了个人崇拜狂热。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被破坏，使党失去了纠正自己领袖错误的手段。个人崇拜是唯心史观的一种表现，是经济文化不发达的产物，是漫长历史留下来的一种腐朽遗产，也是小生产众多的历史条件形成的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清除个人崇拜土壤，有赖于经济文化的发展，有赖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有赖于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健全。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同时维护一切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把反对个人崇拜的条文写进党章，这在我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是认真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态度是坚定的。
三、必须健全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而不能倡导无法无天。“文化大革命”是采用所谓“大民主”的方式进行的。那样的“大民主”，它本身就必然要无视宪法和法律，即当时所谓的打破各种条条框框。显然，“大民主”的本质就是无法无天。在“大民主”的潮流中，不可避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是非颠倒、敌我混 淆，造成社会动乱，带来严重损害。沉痛的教训，唤起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加强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觉醒。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多次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和任务。当然，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应该同法制建设结合起来，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公民的民主法制观念、民主法律知识、民主生活习惯的养成，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只能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通过各方面的改革，伴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国民教育的普及而逐步实现。
四、必须不断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并不是像某些人所断言的那样，似乎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或者“破产”。恰恰相反，它从反面教育了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能违背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首先是由于理论认识上的错误，从而导致实践上的错误。脱离了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把马克思、列宁的某些设想和论点教条化，企图机械搬用，是形成“文化大革命”那一套错误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认识工具，它所阐明的立场、观点、方法，是永远不会过时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坚持，但必须把它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江泽民在庆祝党成立７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只有大力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中驾驭全局，掌握主动权；才能更好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避免犯?左?的或右的错误；才能不断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把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胜利地推向前进。”这是对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重要性的深刻阐述。
我们科学地、严肃地总结经验教训，其目的是防止这种历史悲剧重演，使党和国家走上长期稳定发展的道路，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事业胜利前进。
文革的历史篇三：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历史回顾 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一）
一、毛泽东何曾草木皆兵
论及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些人认为，那是因为毛泽东害怕身边人夺了他的权，危及他的领导地位。所以才像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朱元璋“进城杀功臣”那样，借以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另一种层次更高、在上层更为普遍的说法，则认为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夸大了党内的腐化脱落现实。
持第一种观点的人，是把毛泽东当作凡夫俗子看待了。首先，但凡对毛泽东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毛泽东从其青年时期就有“自信人生三百年，会当激水三千里”的警世名言，足见他绝不是一个缺乏自信的人。谁也不会相信，毛泽东会如此怯懦，竟然会对身边的战友嫉贤妒能，害怕他们谋掉自己的领导地位。毛泽东没有那么狭隘，那么小肚鸡肠；第二，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不要说没人谋算，就是有人心怀不轨，也不可能撼得动。这一点，别人明白，毛泽东自己更清楚。他根本不可能为了这个，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文革”中，很多人或其亲属受到伤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他们有理由对这场“运动”乃至毛泽东个人产生反感甚至“仇恨”。但是，当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时候，则不能将这种感情介入其中。文革中，把毛泽东神化当然不妥；但是，倘若我们将毛泽东当作一个普通人甚至当作一个完全没有脱离低级趣味的庸俗小人来看待，那也是不正确的。那样也会得出不客观、不公正的结论。
而认为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夸大了当时党内腐化堕落事实的观点，用着中国一句颇富哲理的老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腐败，毛说有，他们说无；或者毛已经不能容忍，他们认为应该容忍。当时毛大权在握，毛说了算，于是搞了文化大革命。毛逝世后，毛的话不算数了。反对毛的有了话语权，他们说了算了，于是把毛连同他发动的“文革”一起否定了。其实，否定一件事情没什么了不起，重要的是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是不是事实，党内的腐败该不该制止。
当今，不是仍然有人认为腐败现象应该容忍吗！
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共产党内不乏冒牌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只在口头上信奉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并没有认真地去读马恩的书。在实践中，奉行的则是“实用主义”，怎么省劲、怎么便宜怎么来。而在重大的理论问题上，糊里糊涂，弄不明白就不弄，绕着走，甚至另搞一套。他们也把自己的一套称为“理论”。但是，他们的所谓“理论”中，到底有多少马克思主义的真才实学？明眼人一看便知。拿他们的“理论”与毛泽东的理论比一比，你就不能不承认，毛泽东才是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这就需要你多少费一点工夫，去读一读毛泽东的书。
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书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吗？不见得，还得看他执行的是什么。毛泽东在勤政、廉洁、律己、学习、智慧等方面怎么样，有目共睹，不必多说。我们重点研究一下毛泽东是怎样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
马克思、恩格斯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创立者。他们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教给工人阶级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告诉工人阶级，资本家是怎样通过榨取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来剥削工人阶级的。他们号召工人阶级“剥夺剥夺者”，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
但是，马恩本人并没有经历过无产阶级推翻剥削阶级、夺取政权，由被压迫者转化为压迫者的实践。当然，他们也不可能教给他们的追随者们在自己掌权以后，应该怎样继续保持无产阶级本色，永葆青春，而不蹈资产阶级的覆辙??
关于这个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期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发生过一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归结起来，“论战”的核心就是一个“反修”、“防修”问题。“论战”涉及到很多问题，其中就包括“承认不承认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还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见1963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所谓“反修”、“防修”，系指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反之，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
在这些问题上，真正始终不渝、呕心沥血地思考、探索的，是毛泽东。
三、“文革”承载着马克思主义“厚望”
战争年代，在革命尚未成功的时候，人们也许还来不及思考一旦自己夺取了政权，成为“剥夺者”、压迫者，执政者，应该怎么办。尤其是面对马克思、恩格斯也没走过的路，共产党人应该怎样继续保证自己不改变颜色，不走资产阶级覆灭的老路。而毛泽东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就开始考虑了。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于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高瞻远瞩地指出：“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8-1439页）
为了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腐蚀，防止骄傲自满情绪的滋生，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议：不给党的领导者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毛泽东的这个提议得到了全党一致拥护，被作为六条重要规定。
1949年3月23日，在革命胜利即将来临之际，毛泽东率领走过炮火硝烟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西柏坡意气风发地进京“赶考”。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希望考个好成绩。从而以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进京“赶考”为标志，形成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和“进京赶考”精神。
为了防止共产党领导层腐败蜕变，毛泽东一贯“矛头向上”。包括取消军衔，取消住房、坐车等方面的等级制度，不给领导人祝寿、送礼，不以共产党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地名、街道名和企业名字等等，以及后来的“四清”、“城乡社教”??无一不是把矛头指向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层中那些“多吃多占”的“特权阶层”或腐化堕落分子。与此同时，则是极力地保护下层人民群众的利益。到了1966年8月8日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则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造反有理”这样一个口号，原本应该是那些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所热衷的。不难理解，任何一个已经取得政权、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和个人，都不会再鼓励老百姓起来“造反”。在当权者眼里，“造反”永远无理。但是，毛泽东却反其道而行之，支持群众“造反”。毛泽东从来不害怕群众，不害怕下边的民众上访、游行示威、开展“四大”。一旦听不到下边的声音，他一定要派人下去倾听人民的呼声。在毛泽东时代，“管的宽”是“关心国家大事”的表现，是好事，是好人。他历来反对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由主义态度，更不会阻挠群众向上反映意见。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已经执政的共产党不致改变颜色。
毛泽东的担心果真是多余的吗？不。毛泽东所担心的事情事实上已经出现。新中国诞生刚刚十年，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就出现了一批腐化堕落分子。他们好逸恶劳，贪图享乐，多吃多占，占钱占财，占人妻女，横行乡里。有的人极力否认这些事实。但事实终归是事实，而且十分严重，闹得民怨沸腾。“四清”、“社教”就是针对这样的现实进行的。
毛泽东清楚地知道，强大的共产党已经不会被外部敌人轻易打到了。能够打倒共产党的，只有共产党自己。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逐渐把注意力转向了党内，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967年11月6日，以“两报一刊”编辑部名义发表的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的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第一次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革命”的一系列观点作了理论形态概括。其内容要点有：1.必须用马列主义对立统一的观点观察社会主义社会；2.在社会主义社会历史中，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把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3.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4.要把那些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5.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的革命，最重要的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不难看出，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最佳方式，当然也是防止共产党腐败变质的最佳途径。而且，毛泽东还说，“文化大革命”要经常搞，七八年就要搞一次。我们从中也不难看出毛泽东进行这一探索的极大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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