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文化历史

成都文化历史篇一：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成都市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成都市

——成都市城市变化的足迹

成都市是我国首批命名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世界历史都市联盟成员之一。它有着悠久而独特的文明源，灿烂而多彩的文明进程。近年来成都平原宝墩文化的考古发现，证实成都早在文明启蒙时期就是长江上游古文明的中心，城市文明发展史已经长达4500年以上。其文明的起源甚至有“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之说。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发现，则表明3000多年前成都都邑文化已经达到古蜀文明早期发展的鼎盛阶段。成都正式建城的标志是在公元前311年秦国张仪规划新建成都、埤城、临邛三城。从那时算起成都已经拥有2300多年的城市建设发展的历史。汉唐时期成都发展成为全国一流的城市，时称“扬一益二”，“天下第一名镇”。“西蜀称天府，由来擅沃饶”（隋·卢思道《蜀国弦》）。成都早在2000多年前获得了“天府之国”的美誉，这是历代成都人巧思聪慧和幸勤劳作的结果。

今天的成都市四川省位于成都平原的西北部，四川省的省会该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西南地区一个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城市生态和文态环境建设经过府南河综合治理工程，“五路一桥”交通工程，春熙路、红星路、琴台路等旧城改造工程和沙河治理工程，大慈寺、文殊院等历史文化片区的保护和建设等等，进一步提升了城市形象，加大了对文物古迹、传统建筑和历史文化保护的力度，尘世建设出现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获得了海外的赞誉，成为了最宜于人居的城市之一。

一、成都城市的起源与形成

成都平原是古蜀文化、古蜀都邑、古蜀国的起源点。《蜀王本纪》所载蚕从、柏濩、鱼凫、杜宇直至开明等五代蜀王，实为从渔业游团时代到畜牧和农业定居时代的五大部落，最先居于岷山石室，后在成都平原辗转迁徙，寻找定居点，逐步由游团形成聚落，直至形成中心聚落和城邑，到杜宇是形成疆域广大的古蜀王国。从考古的角度看，在启蒙文明时代，距今4500年前成都平原宝墩文化这个漫长时代城市最初的胚胎。从那时到现在，成都城市文明发展史已长达4500年以上。到距今3000年前的三星堆、金沙和十二桥等遗址所昭示的早期文明发展时代，在平原中心形成最早最大的古蜀都邑，从此在没有迁徙，城市在同址连续发展的历史长达3000年以上。在商业街船棺葬遗址显示的时代，及战国早期，今成都城垣的西部即古少城中心区便成为开明王国的定于点，正如《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中所述“开明自梦郭移，乃徙至成都。”到战国晚期，秦惠文王二十七年（前316年）张仪灭蜀，始设蜀郡并成都县，公元前311年又按照当时京城咸阳的建制，兴建成都、埤城、临邛三城，此为成都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之始。成都城市规划建设发展的历史长达2310年以上。

1.1、宝墩文化与长江上游古城文明中心的形成

1.1.1、成都城市的起源

大约距今4500年至3700年，成都平原已经出现了较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考古学上命名为“宝墩文化”。这一时期，成都平原上的古蜀人已由游团走向初步的农业定居并出现了大大小小面积不等的聚落，其中小的仅有几千平方米，大的可达几十万平方米。最大的在新津县宝墩镇，面积达60万平方

米。其次有都江堰芒城遗址、郫县古城遗址、温江区鱼凫遗址、崇州市双河遗址和紫竹村遗址、大邑县盐店村遗址。这些聚落遗址都出现了夯土城墙。有的还筑有双层城墙，内外墙之间还有很深的壕沟。这些聚落遗址的形态说明在那个时期聚落已经有了分化，出现中心聚落，社会组织已出现贫富分化等级制度也开始初步形成。郫县古城遗址中心发现约550平方米的大型房屋遗址，在遗址内发现五个平行布置的卵石砌筑的祭台遗迹，可能是当时人们祭祀活动的主要场所。共同祭祀中心的出现时说明当时古城可能形成。从而说明了一个结论宝墩文化时期正是成都平原的原始城市的起源期。

1.1.2、成都平原古城聚落的分布于发展过程

成都平原最早的古城即原始中心聚落，是在平原扇形水系和纺锤形水系之间的鱼脊形高地上发展起来的。三四千年前的成都平原，水网密布，森林茂密，植被丰富，沼泽一片。从西北岷山流下的众多河流都呈西北——东南走向，冲击着成都平原。在这些河流中，两河之间的高地经过古蜀人的排水泄洪，发展成了定居场所和文明诞生地。

都江堰、崇州、大邑等地的古城聚落最先出现，后来逐步发展才有了今天的成都及其周边的县市。

与世界大多数文明的发展模式相似，成都平原上的早起城市经济文化发展轴与河流的流向和两水之间的冲积地带相一致，多为西北——东南走向，古城最早出现在岷江、文井江、石亭江等流域，这也就是成都平原以后城镇基本格局的雏形。由于都江堰扇形水系的影响，成都的经济文化最先从平原西北沿若干个两江之间的冲积台地上发生出来，然后向东南发展和传播。所以，成都之西之北发展最早，之东之南发展要滞后得多。到中唐以后，韦皋在大慈寺前穿解玉溪，开辟东市，成都才开始了它的经济和文化向东向南开发和发展的历程。

1.2、三星堆文化、金沙遗址与古蜀王都的形成和发展

1.2.1、三星堆文化与古蜀王都的形成

大约在距今3700年，三星堆文化的兴起，特别是三星堆文化的第三期发达的青铜冶铸业与玉器加工业的出现，表明成都平原已进入早期城市文明社会。

三星堆文化时期，蜀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陶器与宝墩文化时期已有大的区别，主要使用小平底罐和带圈足高柄豆类的陶器。它同中原文明的源头夏代二里头文化有亲密的同源异流关系，其主要特征是同属灰陶文化谱系，这是既不同于仰韶彩陶文化区系，又不同于龙山文化区系的另一种川西平原上白成序列的一支新文化，是“自成一系的古蜀文明区系”。

三星堆文化时期城市发展的特征是：已由宝墩文化时期多座中心聚落并存的格局，发展为由当时最大的古蜀王国都邑独领风骚，而众多群邑村落则成为王都附属的格局。三星堆古城面积约6平方公里，聚集了比宝墩时期更多的人口，人群组成也更为复杂。单靠血缘关系产生的凝聚力已不能维系社会的平衡，需要更为复杂的社会管理，因而出现了严格的社会等级与神权为中心的统治权力，出现了强有力的城市权力机构。奇诡怪异的青铜纵目人面具、兽面具、各种凤鸟形象、人面鸟身像、人身鸟足像、青铜立人像、神殿及各式玉漳、玉器和大量象牙，表明蜀人精神生活方式的特异性。从城市形成所要求的“磁体功能”和“容器功能”看，三星堆古城已经是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经济形态和文化特征的各支蜀文化的“吸附器”和“兼容器”。在三星堆文化时期，有可同“蚕丛纵目”的文献记载相印证的考古发现——有以青铜纵目人面具为特征的蚕丛时代采集狩猎文化的遗留，有色鹰捕鱼形象为代表的鱼兔时代渔猎文化的流风，也有以鹰头杜鹃

形象为代表的杜宇时代农业风鸟文化的遗韵。有趣的是，这些蜀王的称谓，刚好是不同经济生活时代的形象化说明。蚕丛，根据文献研究是食“葵中蚕”的部族，过着采集游猎经济生活。鱼鬼是养鱼鹰、过着渔猎经济生活的部族。杜宇教巴蜀民农耕，是过着初期农业定居经济生活的部族。这些不同经济生活的部族都生活在三星堆文化的一至四期，或互相征服和共主统治，或互相承袭和交流融合。所以，三星堆文化是历代蜀王文化最早汇集的结穴处和时代性文化积淀的结果，是不同经济文化发展阶段的历代蜀王为代表的各部族通过交流、征服、文化激荡碰撞而兼容和综合的结果，是以都邑为载体吸附古蜀民族和文化习俗复杂性、多样化的结果。

1.2.2、以金沙遗址为中心的十二桥文化与古蜀王都德迁徙与发展

广汉三星堆文化衰落以后，继之而起的是已经发展到今日成都市区建制区范围内的十二桥文化，其代表性遗存是十二桥遗址的殷末周初干栏式木结构建筑，表明成都是古老的巴蜀巢居文化氏族的起源地。近年来发现的市区西北的金沙村遗址，是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该遗址的文化性质和内涵属于十二桥文化，相当于殷商晚期至西周初期，分布于古磨底河两岸4平方公里范围内，是一处大型古蜀文化中心聚落遗址。如果说，广汉三星堆遗址是相当于中原殷商中期和晚期的古蜀国都邑，那么，成都金沙遗址则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古蜀国都邑，二者在文化内涵上有一致和相续的关系，很可能三星堆都城废弃以后，即迁来金沙，以此作为新的都城。

金沙遗址方圆4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着大大小小的不相连属的宫殿区、普通居住区、墓葬区以及中心祭把活动区，先后有2000多件玉器、石器、青铜器、金器和成吨象牙和大量F甲出土。其中“太阳神鸟”金箔，中间有12个旋转齿状光芒，象征太阳运转一年十二个月。周围四只楼空神鸟，每只鸟有三足，这是“日中有三足乌”神话传说的最早的实物崇拜证明。“太阳神鸟”是古蜀人一种特异的太阳神崇拜。在金沙遗址内，还出土有瞻赊形金箔，这是月神崇拜的实物证明。《淮南子》和《论衡》均有“月中有免、瞻赊”的记载。月中究竟是先有兔的传说，还是先有赡炼的传说，干多年来学者们争论不休，无法有结论。现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有瞻炼形象祭物而无玉兔形象，说明以赡赊为月神象征的传说早于玉免，玉兔传说是秦汉时代才产生的；它还说明西蜀(包括成都)是华夏民族的“月中有瞻炼”的瞻魄传说最早的起源地。在多种玉器中，玉琼则与长江下游的良洛文化相同，还有些玉器近似于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大量玉牙漳与二里头文化相近，又与三星堆文化相同。总之，从文化内涵看，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遗址之后，古蜀国面积最大的都城。对照文献分析，该遗址很有可能是以杜宇王为共主的蜀国都城，也是成都古城的前身。

1.3、战国时期的蜀文化与成都最早的城市规划

1.3.1、从战国早期开明王族船棺葬遗址看成都城市的早期发展

成都市区商业街战国早期蜀王家族墓葬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最大规模的船棺葬，共发现船棺17具，最大的一具长18。8米，是用生长上千年的柄木制成的。在墓坑的上面建有陵庙。出土文物以漆器最多，是四川发现数量最多的战国早期漆器。其中突出的是乐器，有编钟、鼓、竿和编磐的架子等。这与《华阳国志》所载开明时期“始立宗庙”、“制礼作乐”、“酒曰醒”、“乐曰荆”等史料相符，表明古蜀国都邑进入文明发展时期。从城市地理分析，商业街船棺葬应为当时古城西边的墓地，根据古人“墓地尚西”的习俗，当时城市应在墓地的东边，即东北的武担山以南区域。而从眠山饭店、指挥街均出土有乌木看，当时除成都

古城的近郊(包括今天府广场及其以南区域)应是一大片森林区域。最早的成都城市人居环境是在一片平畴绿林之中，郁郁葱葱，秀丽佳美。这是成都早期城市鼎盛发展的时期。

1.3.2、张仪筑城与成都最早的城市功能结构和布局

战国晚期秦惠文王二十七年(前316年)张仪灭蜀，前311年张仪、张若兴筑成都、郸城、临邓三城，并按秦国都城咸阳的格局和建制来规划成都城。当时城市已规划为大城和少城。少城为商肆区，大城为民舍区。这是成都最早的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少城者，最先发展起来的区域也，相当于与金沙遗址相紧连的西部区域。大城是后发展起来的区域。正如少皋是先于太皋发展起来的部族，少室山是夏文化最先发展的地方而后扩展到太室山一样，“少”是最小最早的意思，“大”和“太”是最大和晚出的意思。成都城就是从少城孕育和发展起来的，成都最早的商业区和市场也诞生于少城，而“大城”则是在“少城”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区域。秦国设“市长”管理少城市场，这“市长”一职最早也产生于少城商业区，到今天市长含义已大不一样，但它的来源却在这里。到战国晚期，成都城已有规整的城垣，有规范的街道布局，有初步的城市区域功能分工，有盐铁官与市官市长管理税收和市场。这套规范化的城市规划和设计。按《华阳国志》的记载，叫做“与咸阳同制”，是完全仿照当时秦都咸阳城的规划和设计以及城市管理制度来操作的，表明最早的成都古典城市的功能和结构己达到成熟水平。

早在秦穆公时代泰国就是“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以雍都为隙，为陇蜀必经的孔道，出现了在陇蜀两地长途贩运的商人阶层。到秦统一巴蜀后，这些商人多迁于蜀，故秦惠文王要专门修筑成都少城来安置这些商贾。经过累代的经营，成都遂成为专门的手工业者和商人聚集之所，发展为秦汉时代有名的商业都市，到西汉末年更成为全国除长安以外的商业五都之一，设“五均”管理。法国哲学家卢梭说：“房屋只构成镇，市民才构成城。”成都市民阶层的出现应在战国至秦汉时期，这是成都市民阶层见诸文献记载的开始，故前311年兴筑成都是成都筑城有确切纪年之始，是成都早期城市建设史的标志。

二、古代成都城市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

2.1、成都古典城市第一次繁盛时期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汉晋时期，成都城市经济和人口均得到长足发展。西汉时，成都县人口达

7．6万户，约35万人，是仅次于长安的全国第二大城市。东汉时，成都县发展到9．4万户，约40万人，集中了当时川西平原全部人口的30％，两晋时更占川西人口的60％，可见城市人口集中程度之高，为全国罕见，这是成都城市人口第一次集中的高峰。随着人口的增殖，城郭也进一步扩大。在秦成都城的基础上，汉武帝扩修为成都城郭十八门。此后2000多年，成都城的城址和城市的基本格局基本没有变化，连“成都”一名也基本没有变动，这在全国城市中是十分罕见的。成都同苏州，是中国两个仅有的最古老的城址没有变动的大城市。

2.1.1、两汉时期成都的商业

两汉时期，成都逐步形成为古代西南地区最大的商品经济活动的中心。这是由两方面的原因促成的：一方面是汉初“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政策放宽，成都不少坐贾改从“周流天下”的行商，在汉政府“开蜀故微”(开放蜀地西部边境)政策的鼓励下，“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答马、焚幢、耗牛，以此巴蜀殷富”。另一方面，成都平原农业和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也为成都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川西平原沃野千里，农产丰饶，李冰在秦庄襄王时兴筑都江堰(汉名都安堰)，开凿郸、流二江于成都和双流城南，给成都地区带来灌溉、行舟

等多重经济效益，使成都地区很快发展为全蜀农业经济的中心，其繁华程度超过了素号“天府陆海”的关中，从而使得“天府”的专称，移到了成都头上，直到今天还用“天府”来形容四川。由于农业发展的结果，农、副、牧、土特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大大提高。蜀地饶产厄、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这些东西都通过商品流通而远销全国，“求蛮貉之物以眩中国，徒邓窄之货致之东海”，蜀地西南邓窄边睡的土特产就是以成都为集散中心而流向中原和东海两越交趾之地的。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成都市场的影响范围已扩展于整个西南地区。“南御滇焚”，南边到了宜宾及贵州、云南，有焚惶买卖；“西近邓竿”。西边到了西昌汉源一带，有窄马、耗牛交易。北则通过褒斜道，使成都市场与长安相连接，成为以长安为中心的全国商业网的一部分。

2.1.2、两汉时期成都的手工业

手工业是古代城市经济的中心部分。汉代成都的冶铁、制盐、漆器等在全国都享有盛名。

秦迁赵人卓氏、山东人程郑氏于临邛，“用铁冶富”，剑汉代风刀曰问万员世家。成都和临邓“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桶袖之园”。成都市北郊羊子山和郸县均出土有《盐井》画像砖，广都有盐井数十处，说明煮盐的普遍化，西汉成都人罗衰以深达50丈的西州盐井致富，资金达千万，说明深井技术的高超。临邓一带盐井的开凿，往往气(天然气)、油(石油)同时并出，有的就利用它来煮盐，称为“火井”，这是世界上关于天然气、石油最早开发的记载。汉代齐陶、究豫和成都是纺织业发达的地区，而尤以成都为最盛。

成都是锦缎的发样地，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蜀汉之布，亦民间之所为耳”。这说明当时的成都，不仅官府丝织业著名，而且民间手工业生产的普通纺织品也行销全国。成都土桥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有足踏织绵机和织布机形象各一部，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织机，比欧洲脚踏织机的发明早数百年。尤其是蜀锦，当时就驰名于中外。到三国时期，著名的蜀锦是蜀汉政权对外贸易的专利品。山谦之《丹阳记》说：“江东尚未有锦，而成都独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至是始乃有之。”这说明当时中原和吴地是没有锦的，是靠蜀锦才开辟了魏吴市场。到刘宋时，进一步在丹阳创设锦署，把蜀中工匠百人迁到丹阳，这才使江汉和东南丝织业发展起来。当时全国市场对蜀锦需求量很大，刘备入蜀一次即赐诸葛亮、张飞、法正、关羽锦缎各干匹。曹操曾经常“遣人到蜀买锦”，甚至蜀中的下等纺织品叫“蜀薄”的，也能在当时中原地区行销。诸葛亮曾说：“今民贫国虚，决战之资，唯仰锦耳。”蜀汉政权偏处益州，其军需国用主要是仰赖于锦的税收。所以，成都成为魏晋时代全国重要的丝织业中心，城市内家家有人织锦织布，“百室离房，机抒相和”。早在西汉时期，朝廷就专门在城西修筑锦官城，聚集工匠，进行官营织锦业的生产，故后人名成都为“锦里”，又叫“锦城”，名锦工程锦之江为“锦江”，可想见汉魏时代斯业盛况。

在漆器制造业方面，早在战国早期，成都就开始制造漆器。到汉代，成都漆器有著名的“金错蜀杯”、“蜀汉钡器”，这是带有金银丝镶嵌的漆器，主要产地是蜀郡和广汉郡，其流通范围则遍及国内外市场。从考古发掘中，已知四川青川县和荣经县、湖南长沙马王堆、湖北江陵凤凰山八号墓，均出土有“成市”、“成亭”、“成市草(造)”烙印的漆器，其质量之美已震惊世界，这是汉代成都手工作坊的产品。在贵州省的清远镇及朝鲜乐浪郡(今平壤)、蒙古的诺音乌拉等地的考古发掘中，均发现印有汉代“蜀郡西工”、“成都郡工官”、“广汉郡(今样撞)工官”等铭文的错金银卯漆器。这说明汉代成都的漆器制造业已相当兴盛，其产

成都文化历史篇二：成都历史文化

Chengdu City, a metropolis located along China’s 30°northern latitude, inherits a civilization as old as those of Babylon, Mohenjodaro and Maya, yet it differs from them all in that it alone still carries on its ancient glory instead of letting it die out.. Throughout the thousands of years Chengdu has kept its past glory intact by sticking to its geographic location and keeping its old name unchanged. For these reasons a great number of scholars have thrown themselves heart and soul into the so-called Chengdu Studies.

● The Culture of Sanxingdui and Jinsha: Archeological Excavations made respectively in Sanxingdui and Jinsha communities of Chengdu in

ththe latter half of the 20 century revealed the

existence of a once powerful Bronze Age empire in the middle of what is now called Chengdu Plain. At its height it was a fully developed kingdom administered by religion and probably serving as the center of religious sacrificial rites in East Asia.

● The Water Conservation Project in the town of Dujiangyan: Dujiangyan，a scenic town about 50 kilometers northwest of the capital city, located right at the mouth of the Minjiang River, a branch of the Yangtze, is well-known for the irrigation system built over 2000 years ago. As the oldest river water control project in the world, it has been functioning effectively not only in preventing flooding but also providing efficient irrigation to all the crop fields in this plain, thus endowing the place with the famous name: the Land of Abundance on Earth.

● Qingyanggong Palace: Taoism is essentially a sort of philosophic thought based on the native soil of

China, and Chengdu Plain turns out to be its birth place. The Taoist temple called Qingyanggong is believed to be the place where Lao Zi, the founder of the religion, stayed for his holy practice until his Withdrawal.

● 青羊宫以“道”这个哲学思想为基本教义的中国本土宗教，称道教，成都平原正是道教的诞生之地。青羊宫是传说中道教始祖人物老子归隐（升天）的地方。

● Wuhou Shrine and Du Fu’s Thatched Cottage: Chengdu served as the rear base during national chaos caused by incessant civil wars. It was the refuge for fallen regimes; it was the harbor for defeated forces to gather their wreckage and rise again; it was the shelter for many a poet and politician from across the country, and it was also the victim of aggressions from North China.

● 武侯祠-草堂成都历来为中国战乱的大後方，是危

亡政权的避难之所，也是积蓄力量、东山再起的根据地。它庇护过无数的诗人和政治家，也遭受过多次北方的侵扰??

Nestled at the southeastern edge of the Tibetan Plateau and protected by mountains around Sichuan Basin, Chengdu is blessed by the bounty of Mother Nature. With the Ming Jiang River rushing by its side and mild climate blessing the fertile land all year round, it is a rarely found Garden of Eden, God’s creation for human habitation and enjoyment of life. The leisurely lifestyle and beautiful surroundings have resulted in a value and way of living peculiar to Chengdu citizens. What they live up to is relaxation as well as production. They pursue comfortable games and know how to enjoy and what to choose. As a result, people of Chengdu have brought to the world categories of tasty food now enjoyed by people from different nations and r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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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文化历史篇三：浅析成都市历史文化保护利用规则——以太古里为例

浅析成都市历史文化保护利用规则——以太古里为例 摘要:太古里的建成为成都的历史文化保护利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并且太古里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规划布局、建筑形制、材料颜色都是反映出了当代景观设计、建筑设计、城市规划的新规则。并且在其塑造的城市空间与营造的场所感中，多种空间性质的渗透、传统格局的创新所形成的一种公共的开放性的空间。并且太古里所提出的“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城市乃生活”也是本文在城市规划、历史文化保护利用规则方面所提出的探讨和思考。 关键词: 太古里 历史文化保护利用 城市空间 场所感

1认识太古里

1.1太古里项目概况

第一次去成都太古里是在一年前，当时看到这一片新的建筑时有一种特有的感受，像置身于城市最繁华的地段仍能感受到历史文化的浓浓氛围，太古里中保留古老街巷与历史建筑，仔细观察其建筑的形制能够反映出民居的一些特点，其中主要为1、2层的建筑，二层的建筑通过廊道连接，并且形成了建筑的围合。并且其中川西风格的青瓦坡屋顶与格栅配以大面积落地玻璃幕墙使得建筑的立面很能让人。而后在不久城市规划的实习课又去仔细参观了一番，并且通过资料了解了一些关于太古里的介绍。

太古地产与远洋地产联袂开发的成都远洋太古里(Sino-Ocean Taikoo Li Chengdu)，位于成都市锦江区商业零售核心地段、与春熙路购物商圈接壤，是一个楼面面积逾10万平方米的开放式、低密度的街区形态购物中心。成都远洋太古里项目是一个融合文化遗产、创意时尚都市生活和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商业地标项目。

成都远洋太古里既传统又现代，营造出一片开放自由的城市空间。商业区以民居的形式展现出来，场地建筑排列整齐，如同古制般横竖排列。“青瓦出檐长，穿斗格子墙；悬崖伸吊角，外挑跑马廊。”太古里的建筑设计为坡屋顶和深出檐，造型轻盈飘逸，促进了良好的自然通风[1]。屋顶为灰瓦，屋顶坡度“四分水”（26?4’）。既延续了传统的川西民居建筑风格，又适应了当地多雨潮湿的气候。在特定环境的特定造型与空间，环境的“根”深深印刻在了设计者的建筑中[2]。

位于场地中有一座古建，叫大慈寺，大慈寺是成都著名的古寺，位于成都市中心地区，座北向南，前为糠市街北口，后为蜀都大道大慈寺路，是一座历史悠久、规模宏大、文化积淀丰厚的中国名刹[3]，世传为“震旦第一丛林”。明宣德十年（1435年），大慈寺毁于火灾，明末复毁。清顺治间重修，知府冀应熊为书“大慈寺”匾额。在现代的大慈寺是一个宝贵的古建，所以围绕四周的太古里设计就很好的处理了与古建的承接、以及承担现代社会功能的双重作用。在历史文化保护利用中有很大的学习意义。

太古里总平图

2 历史文化保护利用

2.1传统与现代相结合

在太古里中体现了一些历史文化的保护规则，其中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对传统进行革新使之与现代城市规划相结合一些我们值得学习的亮点。根据区太古里的实习以及查阅一些理论资料可以得到在建筑、空间、规划方面一些设计方法值得我们分析和学习。

太古里的建筑布局保留了以前大慈寺地区的建筑布局，在建筑形制的选择中，没有采用高楼大厦的CBD式的商业区布局，而是采用了以1到2层为主的悬山顶建筑，十分富有文化气息。将川西民居的青瓦坡屋顶变化创新，承接场地原有的商业性，创造出了符合现代大众审美以及经济发展的商业区建筑形制，同时在保持沿街街面连续性的同时，像传统空间一样，通过骑楼、柱廊、檐口、景观等形态的变化，营造非均质的线性空间[4]，形成动态的曲折变化和丰富的公共空间。

空间设置上面，太古里也有一些值得学习的创新之处：在满足人们游览、购物、交流、休闲等一系列活动的同时，也满足了人们关于对“逐渐遗忘、消逝的文化”的回忆。同时，将民居的形制改成商业区，由“向里”转换成“对外”，也是太古里的一个特色。并且在其中游览时，建筑的围合感强，二层相连接的廊架很好的形成了一个建筑围合的空间。给人以不同的空间体验。在空间中所体现的历史文化的延续与保护，不仅仅是计成了排列的形制，而且也在空间塑造中力求打造出一种古今交融的感觉。

只看太古里的素模，通过其布局形式以及建筑形式是很难想象这是位于现代成都商业中心区，但是在这个形制上却赋予了不同的功能，其建筑空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宽窄不一的街巷；二是两层为主、局部三层的退台策略；三是通过广场和庭院空间进一步形成缩放的格局[5]。街巷等级分为街、里、巷三级。格局分明，同时又富有古味。在建筑的细节上，通过查阅资料可得，坡屋顶和深出挑的屋檐是建筑的一大特色，造型轻盈简洁。屋顶为灰瓦，屋顶坡度采取“四分水”的27度，以淡雅的深灰为主色调，屋檐下则是暖木色。虽然川西民居中一个很出色的亮点这里并未体现，不过其以一种整齐的排列，色调的统一，与周边环境的对比仍可以很清晰明了的代表出川西民居。

并且，建筑的样式也值得我们去探究，其在材料与质感以求朴素，如灰色陶土砖、木材、灰瓦、石材等。建筑的山墙部分亦通过格栅的组合，较为抽象地回

应四川当地建筑的悬山意像。

2.2与原有古建的和谐布局

早在古时候大慈寺就是成都商业最中心。大慈寺在唐宋极盛时，占有成都东城之小半，是当时成都的游览名区，每逢庙会更加热闹。在明代时期，商业繁荣，寺前形成季节性市场，如灯市、花市、蚕市、药市、麻市、七宝市等。同时，解玉溪两岸还形成夜市。从《方兴胜览》“登大慈寺前云锦楼观锦江夜市”和(转载于:wwW.zHaoQt.NEt 蒲 公 英 文 摘:成都文化历史)田况诗《登大慈寺阁观夜市》的记述中，说明了宋代大慈寺附近夜市的盛况。夜市习俗，一直沿袭到近现代。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慈寺在古代一直是一个城市的中心地区，并且在其周边发展的商业区也并非今日所为。太古里的设置保留了这一点，顺应历史，并且将建筑的布局也同整齐的排列一样，使之与大慈寺的布局相统一，继承了场地的商业性质，又继承了传统的民居房屋样式，使民俗、文化与历史保护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并且也结合了场地现代的元素。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记忆，虽然大慈片区大部分的街坊已经荡然无存，但历史烟云中的无数记忆却依然对我们的规划形态有着无尽的启发。在设计中并无意重建历史的物质形态，只是希望重构历史记忆的精华。籍由历史的基因和沉淀，演绎出新生活中有韵味的片段。如若行走其间，思绪仿佛滑落百年。

并且太古里在建筑的立面上也是符合与古建的格局，同时在虚实结合上创造出了丰富变化的城市立面。在主要街道、广场和庭院部位，以悬山顶形成立面，形成面积较大的质感和挑檐。将“四分水”的意象打散重构[6]，与树木的自然形态结合，形成层层有序、以灰与绿为主调的第五立面，坡屋顶的挑檐亦做了创新设计。通过现在的构件，如金属和玻璃来表达轻盈和时代感。建筑的山墙部分亦通过格栅的组合，回应了四川当地的穿斗意象。所以继承改革了民居古制，又符合当地古建的整体环境。

所以太古里小在场地的设计，大到城市的规划中，不仅是空间格局的与文化历史相协调，建筑形制上也能承前启后，开辟新的样式融合古今。在立面上的把握与设计也兼顾了现代的审美思维和文化中虚实对比的意向[7]。并且从材料的选择、色彩的搭配、植物的选择以及放置中，深深的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既符合了现代人的活动需求，又符合了场地的性质，并且也将保护古建与继承发扬

文化处理的很好。

2.3城市空间与场所感探讨

城市空间具有混合性、渗透性、开放性、公共性、多元性、文化性、参与性、生态性以及舒适性。在太古里的设计之中，空间的铺陈结合了古代的围合空间，是一种“整合”而非片面的概念。在这个整体中，既包含了古代寺庙，也包含了现代的商业区，使人们的活动类型更加的多样化，同时也使人们的欣赏点更加的丰富。并且在此间建筑所解决的一系列问题，是选择的创新非因循，参与非隔离，交叠非分离，影响非强制，是伙伴非独立，是引导非控制。这种“整合”的概念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城市设计保护传统文化的规则。是应该指导我们进行设计的思想。建筑三层和以上的部分采用较为标准的设计，营造出了聚合村落的意象，街区的建筑采用了层的策略，与街巷和公共空间契合，使设计从建筑的体量逐渐向室外空间延展过渡。

建筑的场所感是根据当地的人文居住环境进行的塑造，树木配着建筑的立面看起来十分的质朴，让人感受到温暖。在其中行走时，既能体验到购物商业的乐趣，也能通过不一样的视角来看成都的古与今的新发展。

所以在太古里的场所感的塑造中，空间策略和环境品质的紧密结合、生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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