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实的意义

发布时间:2017-02-02 来源: 历史回眸 点击:

历史现实的意义篇一:评析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汉代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曾经说过:“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意思是说,数千年的历史舞台上,显赫一时的人数不胜数, 但是历史无情,“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只有那些卓越非凡的人才能遗泽后世,名垂青史。然而,历史的本性在于真实,历史的进程也是无数人物合力推动的结果。因此,拨开笼罩在历史人物身上的各种迷雾,用正确的方法再现其真实面貌,用发展的眼光评判其功过是非,于历史有“正本清源”之功,于今天有“经世致用”之益。

一.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和原则

1.评价历史人物,首先必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性、辩证性原则)。 研究历史的前提必须是历史的真实,要讲求实事求是,要树立正确的唯物史观,坚持辩证的观点,应用两点论,做到一分为二。当下,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尤其是对有争议的人物进行评价容易出现如下几种认识上的偏差。

第一种是难以脱离“非此即彼”的思维底色。这种评价观认为历史人物的价值“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对“好人”,穷尽赞誉之词,认定其一好百好,甚至是文过饰非,掩盖其错误与不足;对“坏人”,大都恶评如潮,认定其一错百错,甚至是妄自揣测,忽略其成就与贡献。例如在对孔子评价时,认为其儒家学说是五千年的国学经典,应该大行其道,甚至称应该“独尊儒术”,将其作为国家核心价值取向。这种评价很明显忽略了儒家学说中存在的保守性、片面性和务虚性。又例如在对直系军阀头目吴佩孚评价时,认定其是镇压革命的刽子手,穷兵黩武的祸国者,却看不到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断然拒绝日本人要其出任“华北王”时所体现出的民族气节。这些都是将历史人物绝对化、脸谱化的表现,事实上是一种不健康、不科学的评价观。

第二种是脱离历史背景,以今天的标准去评价历史人物。例如历史上对秦始皇的评论褒贬不一,主张“贬”的评价认为秦始皇代表的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 其维护王朝统治是以对劳苦大众的压迫为基础的,“焚书坑儒” 甚至称得上是历史的倒退。然而事实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秦始皇的“集权制”、“统一文字、度量衡”等做法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毛泽东早年就曾经讲过治理中国要“马克思加秦始皇”。

所以,评析历史人物,首先就必须还其历史本来的面目。

2.评价历史人物,必须考虑历史人物所代表的阶级群体(阶级性原则) 历史人物总是生活在一定的阶级社会中,因而也就具有一定的阶级属性。历史人物的种种活动,乃至观点立场,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就要求评价历史人物时,既要看历史人物的出身,更要看历史人物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其作为对哪个阶级有利。好比曾国藩,他曾经严酷镇压过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由此,他数十年来一直被定为刽子手、卖国贼、卫道士等,成了历史上反面的典型,造成这

样历史评价的原因是他当时代表的是封建地主阶级利益,在地主阶级眼里,他反而是一个正面人物。毛泽东也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他身上有许多好的方面,比如自我锤炼、治学态度、生活习惯、文章气质、锻炼身体、军事原则等还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不应该丢弃的。

又如评价李鸿章时,我们要特别强调运用阶级性原则,对他的主要活动,尤其是在洋务运动中的历史作用及其局限性进行客观分析,从而明白洋务派官僚发起洋务运动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

在运用这一原则时还应注意历史人物的复杂性,绝不能简单化,唯成分论,一刀切。如对封建统治阶级中的历史人物全盘否定,对农民阶级中的历史人物完全肯定。要注意两点:一是阶级是不会改变的,但个人是可以转变的。列宁说“阶级是各不相同的”,但“个别人可以从一个阶级自由地转到另一个阶级。”例如,佃农出身的朱元璋,在元末农民战争中参加了郭子兴的红巾军。后来他领导这支队伍,推翻了元朝在全国的统治,建立了明朝,做了皇帝。朱元璋本人也就由农民阶级转化为地主阶级了;二是相同阶级出身的人可以走完全不同的政治道路。如宋庆龄和宋美龄姐妹选择的政治道路就完全不相同。周恩来说:“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

3、评价历史人物,要注重“人民本位”的思想(人民性原则)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唯物主义最为重要的原则。同时,也不否认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卓越人物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可以起决定作用, 其决策和行动甚至改变历史的进程,如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时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但个人的作用是有限的,任何卓越人物只有臵身于人民群众之中其作用才能得以体现。毛泽东无疑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但是他的丰功伟绩是建立在党领导人民的伟大实践基础上的。

二、 试述评析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1、“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评析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有助于还原历史本来的面目,助大家更客观的看待历史人物。

“人物是历史的链条”,人物无疑是历史进程的主要载体,因为历史终究是人们创造的。而杰出的、重要的人物更是体现和标志了一种社会思潮、政治运动和经济趋向,在各个领域和层次中留下了自己活动的印记,影响了历史的一定阶段和某些环节,推动或延缓了社会的发展。当然,任何人物作用于历史并非随心所欲,他们的眼界、观念和理想总是为时代所制约,致使其活动只能凭借于现实的舞台,是以堪称“时势造英雄”。但他们的作为所产生的巨大能动作用则是毋

庸臵疑的。缺失出类拔萃角色的“演出”,社会历史的演进将是暗淡苍白的。

历史的教化功能在于为后世提供经验教训以资借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是一样。有时通过了解一个人物,就可以了解一个时代。把握历史人物活动的进程,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特征,发掘历史人物评价的现实意义,从各类历史人物的学习评价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有利于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

2、“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中国近现代史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起点拉开序幕,评价近现代历史人物,也让我们再一次了解了这段意义非凡的历史。 从太平天国运动的洪秀全到洋务运动的李鸿章,从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到辛亥革命的孙中山,“五四”运动前各位历史人物所代表的阶级争取民族独立的曲折探索证明,纯粹的农民革命、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都不能拯救沦陷中的中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中国有了一种真正能够振奋和凝聚民族精神的思想武器。

评析历史人物,有助于我们更清晰的了解历史,探索出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特别是在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个重要时刻,我们要吸取历史告诉我们的血的教训,要时刻坚持独立自主,保卫国家的主权不让人侵犯。

同时,也让我们在历史人物的评析中,明白了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一个屹立的东方的泱泱大国,为什么那么多不甚至名不见经卷的国家都敢来分一口,一句话就是中国太穷了,落后就要挨打,只有国富才能民强,只有民强了,才会齐心促使国家的更加强大,这是一个良性发展。

3、有助于民族凝聚力提升

学习和评析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的事迹和生平,有助于民族凝聚力的提升,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中国由一个独立自主的东方大国一步步演变成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既是一部心酸的血泪史,也是一部励志的奋斗史。反面的激励

4、有助于培养对历史的兴趣

评析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让我们从评价人物的角度去了解历史,这个新鲜的角度是之前比较少接触到的,也更可以激发我们对历史兴趣的培养,中国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泱泱古国,其历史的借鉴意义也定是非常大的,因此培养更多人对于历史的兴趣,也有助于国家的发展。

历史现实的意义篇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及现实意义

题目:简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及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具有自己的显著特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不仅对古代社会的文化建设与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仍然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系统地考察对我们现代社会价值观的树立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传统文化特点 现实意义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一)崇尚统一,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共同利益

我国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后出现的三个王朝夏、商、周,地域虽然不十分广大,政治上实行分封诸侯的分权制,但名义上毕竟是三个拥有“天下共主”的统一王朝。只是在东周后期才出现了诸侯长期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而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们所向往和追求的则是国家统一、法度一统的理想社会。这些大师无不主张国家统一,从而奠定了我国大一统的理论基础,并得到后世的广泛认同。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并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国家统一的措施:车同轨、书同文、度同制、行同伦、地同域,法令由一统,彻底改变了战国时期“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状况。并在思想文化上采取了“焚书坑儒”的极端措施,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汉承秦制。汉朝不仅继承了秦朝天下一统的局面,而且实行了秦始皇制定的郡县制、三公九卿制等基本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秦始皇开创的统一大业,到汉武帝时得到巩固和进一步发展。秦皇、汉武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

此受到子孙后代的崇敬。从秦汉时起直到现在,我国统一的时间大概在三分之二以上,分裂的时间不到三分之一。它说明,在我国历史上,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暂时的。在统一时,多数政治家、思想家和广大人民都反对分裂;而在分裂时,人民又盼望统一,进步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们则为争取国家统一而奋斗不息。

(二)以人为本,重人伦,重道德,尊君重民

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向来被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将人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肯定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为万物之灵,在人与物之间,人与鬼神之间,以人为中心,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也就是说,神本主义在中国不占统治地位,而人本主义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孔子曾教导他的弟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又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在处理人事与天道的关系时,不少政治家与思想家,都主张要先尽人事,然后再考虑天道。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在中国文化中,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中国传统文化还强调人伦道德,强调要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要求君要仁、臣要忠、父要慈、子要孝,兄友弟悌,朋友之间要讲义讲信,为人臣、人妻要守节,与一般人交往也要讲忠恕之道,要努力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家庭和睦、社会安定、君臣合力、朋友同心。在处理君与民的关系时,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强调君主专制,强调臣民要忠君,但同时也有不少政治思想家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强调民贵君轻,提出了“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著名论断。因此尊君重民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三)主张自强不息、勤劳刻苦、刚健有为、鞠躬尽瘁

《易经》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的运行是刚健有力,生生不息的,人的活动也应该效法天,应该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也就是说,应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有一种奋斗拚搏精神、积极向上的精神。

(四)强调人格,提倡节烈,主张为国尽忠,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

孔子认为,人生在世一定要有独立的人格。为了维护自己人格的尊严,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宁可牺牲生命,也不能苟且偷生。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认为,生命与道义都是可贵的,假如二者不能兼得,就应该舍生以取义。他认为,作为一个大丈夫,应该具备一种“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正是在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我国历史上出现了苏武、杨业、岳飞、文天祥等无数忠君爱国的英雄。

(五)持中贵和,崇尚中庸,追求和谐

在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上,先秦各家多以“和”为最高理想。汉代的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的主张,认为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都是相类相通的,因此可以达到和谐和统一。

这种主张和谐,持中贵和的思想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自然也是双重的:其积极方面是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但不可否认,这种思想压抑了人们的斗争精神,使人们缺乏西方人那种竞争、进取精神,这对社会发展也带来了不少不利影响。

(六)延续性、凝聚力与包容性。

延续不断,经久不衰,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应变能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十六国时期的五胡乱华,宋元时期契丹、女真的相继南下,乃至蒙古、满清入主中原,都未能中断中国传统文化,相反却是征服者最后被征服、被同化、被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吸收了各少数民族的新鲜血液,反而增加了新的生命活力。它之所以有这种顽强的延续性,这是因为它有强大的同化力与融合力,外族文化进入中原地区、外域文化进入中国后,大都逐步汉化、中国化,与汉族文化、中国文化融为一体,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佛教文化,如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包括楚文化、吴文化、巴蜀文化以及西域文化等。中国传统文化还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主要表现为文化心理的自我认同感和超地域、超国界的文化群体归属感。

二、现实意义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社会的思想文化发展具有整合价值

对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社会成员之间的结合和凝聚是其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前提。这种凝聚的力量,既有经济利益的聚合力,又有种族血缘的亲和力,还有政治政权的控制力,但最根本的还是传统文化所产生的文化整合力。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整合力量对现代生活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巨大的思想统摄性,传统文化可以超越地域、阶级、党派、种族、时间的界限,以文化为纽带,产生巨大的而又无形的文化整合力量。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文化中国”、“大一统”、“兼容天下”、“爱国主义”等观念,构成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主要内容。正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形成和发展,增强了中国人的共识,形成了民族文化认同感,传统文化成为人们共同意识和自觉奉行的原则,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行规范,由此出发产生出思维、行为的趋同性、和谐性和一致性。传统文化这种整合力,增强了中国人的本根意识,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的和自豪感。传统文化正是通过人们心理上的认同、感情上的拥戴、行为上的遵守,如同一只无形之手将人们联系起来,形成“同心同德”的社会整合力量,将整个民族的感情、意志凝聚成为一个牢固的整体。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民族文化的发展。

(二)传统文化价值观是促进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现代经济之树成长的土壤,其中的价值观念蕴含着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因素与动力。具体来说,这些潜在的动力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忠”引申出来的爱国精神和以“孝”为核心的家庭关系

社会成员愿意为国家牺牲个人的利益,有利于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实施宏观的经济政策;有助于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体现全局性、利益统一性,减少外在经济现象,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发展。家庭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起着凝聚和传承作用,家庭注重对子女的教育、保持高储蓄率,家庭成员勤劳、互爱互助。这些为经济增长准备了必要的资金、人才和劳动力等要素。在忠孝的基础上,集体主义成为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从而有利于形成具有目标同一性的团队意识和企业精神。

2、调刚健自强和“厚德载物”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自立意识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有利于激励和鼓舞社会成员发展经济、脱贫致富、自我奋斗、积极进取,不断开拓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种宽厚为怀、虚怀若谷、宽容大量的气度休现在今天,就是一方面善于竞争,另一方面善于联合,广纳博采、放眼世界、以大局为重。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

提供一种精神上的推动力,而且提供某种“制动力”,使中国经济不致脱离常轨,保证社会各方面协调运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经济道德资源让参与经济活动的土体有了主观的自主的软约束,警戒人们不致失去控制,从而保证市场经济健康、稳定、有序地运行。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为塑造公民的现代人格提供了精神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典型的“德性文化”,其最有继承价值的部分就是传统道德。传统道德中的精华为社会主义新道德体系的建构提供资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原料和营养。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还是一种大伦理观,其“天人合一”思想为建立现代的生态伦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建立在深厚的伦理道德基础之上的。它的内容包括:把“仁爱”之心扩展到自然万物,对自然友善,尊崇自然,泛爱众生;认为人与自然万物同类,“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节俭而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做到不违时,“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祭文》),“山林泽梁,以时禁发”(《礼记》),这样才能得到自然的赐予和恩惠,达到天人协调,“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这些思想与生态伦理学原则息息相通,对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树立环保意识、政府确立经济及社会发展战略有一定参考价值。总之,我们要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要建设与现代经济生活、物质生活相适应的现代精神生活,就要汲取统道德文化的资源,补充现代人的精神养料。

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其他对树立现代生活观念有借鉴价值的因素:如传统的俭朴、未雨绸缪、居安思危、量入为出等思想对现代消费观具有一定意义,其它如中国人独特的艺术审美观、重意境美与自然美、重精神享受等意识对树立现代闲暇观也有可取之处。

历史现实的意义篇三:反对本本主义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反对本本主义》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反对本本主义》这篇光辉文献,深刻阐述了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明确提出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基本思想,在党的思想建设史、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研究中国国情,立足于国情,走自己的道路,是我们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前提。因此,认真学习《反对本本主义》,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反对本本主义》的发现经过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调查研究,把调查研究当作是了解社会、制定政策、指导中国革命的前提和基础。1930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寻乌县进行调查的同时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原题为《调查工作》)一文。这是一篇闪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光辉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1930年8月,在红四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曾有油印本、石印本流传,可惜后来均因战事而散失。因此,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亲自主编的《农村调查》、《六大以来》,以及后来出版的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均没有收入这篇文章。1951年,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也只能付之阙如。1959年,当时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从福建龙岩找到了《调查工作》的石印单行本,末页上印有“特委1930.8.21翻印”字样。分析起来,这很可能是由当时的闽西特委翻印的。对于这篇文章的重现,毛泽东十分高兴。1961年1月,毛泽东不仅仔细改正了文中的错别字,并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还亲笔作了批示:“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季,已经30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发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回忆了这篇文章的写作经过,深情地说: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才写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队伍中的官僚主义。他说他对自己的有些文章并不喜欢,而对于这篇文章却是十分喜欢的。他还写道:在写《调查工作》这篇文章之前,“先写了一篇短文,题名《反对本本主义》,是在江西寻乌县写的。后来觉得此文太短,不足以说服同志,又改写了这篇长文,内容基本一样,不过有所发挥罢了。当时两文都有油印本。”可惜的是,《调查工作》虽然发现了,但毛泽东所说的《反对本本主义》的短文却始终没有找到。因此后来准备公开发表《调查工作》一文时,毛泽东便把它的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

《反对本本主义》最早是在1964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中公开发表的。后来又收入了1982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和1986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等著作。1991年《毛泽东选集》出版第二版时,特地补选了这篇文章。这是《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中唯一补选的一篇文章。

《反对本本主义》之所以深得毛泽东的喜爱,是因为它在我们党的调查研究理论与实践、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反对本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及作用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从来就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主义。早在1920年初,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就坚持了这样的思想:作为中国人,关于中国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不可不加实地的调查研究。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为了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武装斗争的具体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在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把调查研究提高到肃清唯心观念和实现对革命正确指导的高度上来加以认识和阐述,提出了克服唯心观念的两个具体方法:一是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二是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方法。这两个方法所强调的中心思想,实际上就是要正确地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关系,蕴含了关于党的工作指导上的思想路线问题,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先声。当然,应该指出,古田会议决议本身尚没有也不可能直接地、明确地提出和表述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这一理论任务是由随后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来完成的。

《反对本本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把党的思想路线表述为“共产党人要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是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初步概括和表述。根据这一思想路线,毛泽东提出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之间关系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由此可见,《反对本本主义》所倡导的这条思想路线的特点是:“不唯上”,“不唯书”,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党的思想路线的初步提出,是我们党迈向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极为重要的一步,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大为提高的表现。没有这种觉悟的提高,就不可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提出中国革命的新的科学结论,就不可能产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胜利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因而最终也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对本本主义》是中国革命思想史上的一篇重要的著作,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论意义。

《反对本本主义》不仅提出了共产党人要坚持从斗争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而且阐明了贯彻落实这一思想路线的方法和途径是调查研究。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鲜明地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样一个著名的口号,并从认识论的高度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和说明,指明了调查研究就是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他言简意赅地表述了这样一个马克

思主义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思想,即“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在中国革命斗争实际中,调查研究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且体现了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人民群众既是实践的主体,又是认识的主体。因此调查研究的过程,一方面是从群众中来,向群众寻求真理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到群众中去,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反对本本主义》正是从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的有机统一出发,科学地阐明了其在党的思想路线形成过程中的重大意义。

需要强调的是,《反对本本主义》不仅在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初步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而且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著名论断,初步阐述了独立自主的基本思想,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基本点的雏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社会性质和革命特点都有极大的特殊性,不了解或者很少了解中国革命的外国同志,是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的。因此坚持由中国同志独立自主地认识中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便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反对本本主义》针对当时党内和红军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革命的经验神圣化的倾向,尖锐地批判了“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指出他们坐在房子里,以为“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的天真想法,“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一种本本主义的路线。毛泽东敢于如此明确地阐述独立自主的思想,充分反映了他的伟大革命胆略和科学的求实精神的高度统一。

无疑,《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和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的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它初步明确地提出和表述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涵盖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所以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并列在一起,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其源也盖出于此。

《反对本本主义》不仅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而且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也焕发出了现实主义的斗争精神。1961年,毛泽东正是借着这篇失而复得的重要文章,开始在全党重申调查研究,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努力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当时,他曾这样解释说:这篇著作讲的是民主革命的问题,但中心点是讲要作调查研究,所以仍然有用。1961年3月,毛泽东将刚刚发现不久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印发给在广州参加会议的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的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负责人,让他们好好学习。在随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详细介绍了这篇

著作,重申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就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县以上的领导机关都应当联系最近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深入学习和讨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同时要求县级以上的领导人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订出制度,形成风气。无疑,这对于纠正“左”倾错误,克服三年经济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不仅重申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而且根据社会主义建设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一步强调了坚持独立自主的重要性。他曾特别提到文中的第六个问题,即“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问题,富有远见地指出:“第六段我看现在用处不少,将来也用得着。”

《反对本本主义》所强调的研究中国国情,走自己发展的道路,这是来自对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中国革命是极其艰巨复杂的,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社会矛盾以及由此而规定的阶级关系、革命动力、对象和进程等,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分析的资本主义已有相当发展的西方国家,也不同于列宁所分析的俄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靠的就是“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信念,才逐步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

研究中国国情,立足于国情,走自己的道路,这也是我们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基本前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建设和改革中的成功与挫折,都可以从是否立足于国情、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方面找到原因。正因为如此,认真学习《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所体现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和独立自主的思想,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反对本本主义,研究并立足于中国国情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我们党的工作重心和工作任务跟过去相比,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许多新的情况、新的事物需要我们去了解、去认识。而认识这些新的情况、新的事物的最好方法就是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毛泽东在80多年前告诫人们的至理名言。它对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继续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同样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我们要继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真正认识到只有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查研究,才能够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政策,并贯彻落实下去。在当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们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例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科技进步和创新、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新农村建设,等等。对于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在“无先例可循”、“无经验可依”、“无经典作家论述作根据”的前提下,必须始终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像毛泽东当年一样把实际调查放在第一位,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制定出正确、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要在全面掌握客观

情况的基础上,运用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研究手段,从新的高度研究问题,得出新的看法和见解,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创造性地推动工作。

其次,要特别注意针对当前深化改革过程中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为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调查研究越深入,获得的材料越丰富,越能把握时代的脉搏。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要注意选择典型,善于解剖麻雀,深入了解情况,防止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要有一股调查研究的挤劲、钻劲和韧劲,深入细

历史现实的意义

致,开动脑筋,改进方法,提高水平;要多搞一些专题调查、少搞面面俱到的跑面调查,多搞蹲点调查、避免“走马观花”,多搞直接调查、少搞间接调查。总之,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要注意了解群众实际,关心群众生活,解决群众困难。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十二五”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攻坚时期。转型已成为当今政府和企业共同的重大使命。为了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要求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进一步认真学习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继续发扬我们党注重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深入实际,体察民情,正确反映群众的意志和要求。唯有如此,才能够真正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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