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实

历史真实篇一：历史是真实的吗？

真实：

真实的东西有真实的感受，无论外界情况如何，无论享乐，还是受苦。感受的不在是现象，而是本质，因为本质也是同样的存在，理应能让人们感受得到。

而根据词典，真实有以下几个意思：跟客观事实相符合，也既”不假”；真心实意；确切清楚。

虚构:

虚构是指凌空构作；凭空捏造。捏造创造，并不代表不存在，被人知晓也是一种存在。 小说：

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体裁。人物、情节、环境是小说的三要素。情节一般包括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四部分，有的包括序幕、尾声。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小说按照篇幅及容量可分为长篇、中篇、短篇和微型小说（小小说）。按照表现的内容可分为科幻、公案、传奇、武侠、言情、同人、官宦等。按照体制可分为章回体小说、日记体小说、书信体小说、自传体小说。按照语言形式可分为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

如果说小说是虚构的，那是否意味着历史就是绝对真实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得看看历史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

根据词典，历史总共有三个意思：

1. 过去的事实。

2.沿革，来历。

3.记载和解释作为一系列人类进程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

扩充解释：

1，过去发生的事情。 这个是真实存在的，也可以成为历史事实

2，人们知道的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和对已知事情的评价。 这个是一般所说的历史，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真实的“历史，而只是人们根据自己所了解的进行想象后在脑中形成的概念。

3，历史学，追求客观历史并试图解释已知历史的学问，之所以成为追求客观历史，是因为没有绝对的客观历史，只能尽量去”还原“真相，构建更加”符合“客观的历史。

历史就是决定真实?我认为不是。因为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朝代都好，历史总是由胜者写的。拿中国来说，每个朝代都有负责编写历史的部门，比如元朝的翰林兼国史院、清朝的翰林院。由当代的朝廷为前朝编写历史，你认为会有多少是真的呢？官员们在编写旧朝历史的时候，自然得删减掉一切对现今朝代有不敬、不好的东西的，要不然他们的脑袋可就不保了。在删减的同时，他们会增添一些东西来美化现任的朝代/政府。

比如，如果翻阅中国的历史书，你会发现里头的很多人物都有着“非凡”的出身情景。比如清朝晚期的重臣曾国藩“出生时，祖父曾经梦到有一只巨蟒缠在他家的柱子上，所以认为曾国藩是巨蟒转世，曾国藩出生后家中的一棵死梧桐树竟然重新焕发出了生命，让其祖父更加相信巨蟒转世这一梦语。”事实上，这不过是替患有类似“牛皮癣”一类的皮肤病的曾国藩给予掩饰罢了。汉高祖刘邦，史书里也记载着他斩蛇的故事（这个故事指刘邦是赤帝之子）。至于曾国藩是否是巨蟒转世、刘邦是否是赤帝（神）之子，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

此外，由官方所编写的历史书在一定程度上会丑化前朝并美化自己。这里以清朝所编撰的《明史》为例子。《明史》，顾名思义就是明朝的历史，而现在作为颠覆并接管了明朝天下的清朝来为他修史，那就可以肯定里头所写的不一定都是真实的。比如，《明史》里就隐瞒了满清在建国前臣服于明朝的事实。清朝的建立者为满人，满人在明朝时又称为女真人，直到明末前都臣服于明朝，会定期派人入朝进贡，这项“黑历史”被清廷忌讳，于是《明史》里根本找不到有关于“女真”的记载。同时，隐瞒了明朝与清朝在辽东的战争史事。对于明朝的文武诸臣，曾为督抚镇巡等官者，清朝修史时皆削去其在辽之事。如赵辅、彭谊、程信等人，在《明史》里虽然都有立传，但他们在建州的功绩都被省略。对于一些避不开的人物，清朝干脆直接让他们从历史记录内人间蒸发了。比如顾养谦，因为其生平活动都不可离辽东及建州，于是《明史》里就没有他的身影，收到同等待遇的还有赞理征东军务登莱巡抚袁可立、东江总兵毛文龙等人。同时《明史》里篡改了多处史料，比如明朝建文帝之事，由于清廷忌讳其出亡之事（据说郑和下西洋就是要找他）因而在《明史》里主张其已自焚而亡，以表示亡国之君无生之理。

在编辑和篡改史书的同时，官方对于前朝留下的史书进行了销毁程序。在编辑完

《明史》后，乾隆皇帝就下令将记录明朝真实历史的《明实录》销毁，以图让这些关于前朝真实的历史事件消失。丑化前朝美化自己的其实不只是清朝如此，大凡篡得前朝江山来得及修史的王朝，都要对所篡前朝大书坏话，以便站在道德上的致高点，如果没有太多坏事，那就夸张甚至添油加醋。比如，汉修秦史，将秦始皇黑得桀纣不如（《史记》基本可除外），汉后吕雉的暴虐残忍恐怕就比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唐修隋史，将有志做千古一帝的杨广黑得一无是处。

相反，某些朝代则因为不同的原因被后世过度称颂。比如，周因世代有恩于秦，也因其时诸国相争开放自由，是知识分子的空前绝后的美好时代，更是后世缅怀的一大批学派始祖生活的时代，成为后世一相情愿的精神寄托，故不被抹黑反被颂扬。但对于人民百姓来说，那可是个战乱无休止的看不到天明的黑暗时代；汉因军功强盛尽驱胡蛮，也被五胡乱华时深陷地狱的人民无限怀念；唐跟汉代更没法比，自武则天卒后就不断为外族争相

欺凌入侵，经济上亦表现平平，只因同样开放自由，文化氛围较好。及后军阀纷争黄巢搅乱五代更替，无论各阶层人民都深深怀念起大唐安宁的时代来。但是，唐朝真有那么强盛吗？？清朝则是自始至终自说自话了，清末民国开始追求务实史观，再无人对其自录的史料进行篡修。虽然清朝的确是古代较为强盛的一个朝代，至少比明朝军功上要强，打下大得多的疆土，中国才有今天的继承，经济总量上或也强些，毕竟人口都翻了倍（但有西洋人见闻史载清后期人口剧增，却连北京民众与士兵也清苦潦倒；同样有西洋对明朝北京的见闻史却说百姓衣着华贵。这当中的缘故，除了清时欧洲人生活水准的提升外，是否还有清朝后期经济并不发展，但人口无节制增长的可能呢？），但是谁又知道它没有美化自身其它历史的成分呢？

网络上看到一则笑话：

一个教授刚走进教室准备上课时，突然从门外冲进两个歹徒，他们不由分说，三拳二下就把教授打倒在地。满堂学生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时，歹徒已经逃跑了。但这位教授站起身来，装作一幅若无其事的样子对学生说，请每个同学拿出一张白纸，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当做作业叙述交上来。

同学们写完后交给教授，全班几十个学生，竟有几十种不同的叙述。有的说歹徒打倒教授后，教授跳起来把他们打跑了。有的说教室冲进了两个神经病影响教授上课，被教授赶出去了。有的甚至说冲进了三个人，教授左脚踢飞一个，右脚踢飞一个，一拳又打倒一个在地上，后来他爬起来逃跑了。

教授把学生的描述一一念出来，学生都为他们不同版本的杰作而哄堂大笑。最后，只见这位教授抖了抖手里的作业纸说：如果你们要问什么是历史，那我告诉你们，这就是历史！

这则笑话里头的故事是否是真的我不清楚，但是我对于故事里这个教授感到敬佩，因为他不需要讲一大堆东西就教会了学生们历史的含义。我想写到这里，“如果说小说是虚构的，那是否意味着历史就是绝对真实的？”这个问题，答案已经出来了。历史是绝对真实的吗？不是，因为记录历史这事本身就具有强烈的主观意识，而且我们对历史的记载和认识从史事发生起就有无可弥合的偏差，在加上真实标准的缺失，你说历史是百分百真实的我可接受不了。

总而言之，用简单的话来说的话，历史没有真理。只是从众多的考古、史料中选择一条最可信的而已。因此，历史不是绝对真实的。

?美国

-美國著名管理學家喬治：“你想成為管理人才嗎？必須去讀《孫子兵法》！”

-美國福坦莫大學商學院副院長、北京大學北大國際MBA美方院長楊壯說：“《孫子兵法》是戰略理論領域的傳世之作，是世界兵法史上的經典之作，是一本企業致勝之道的巨著。”

历史真实篇二：人类的真实历史是什么

人类的真实历史是什么

你真的以为石器时代的古人很落后吗

你知道人类的正常寿命是多少吗

正常人~即没修炼过身识的凡人~最起码应该活到175岁左右

敢不敢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一名大爷露出精装的膀子向小伙子们炫耀“看！爷锻炼了100年的肌肉！你有的比吗？”

为什么现代人活不到175岁？

因为我们进化了~进化错了方向 武王伐纣

姜子牙封神榜只是些小说人物吗

那些仙人异人真的没有存在过吗

为什么历史上每一个一统江山的大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砍文化一刀

秦始皇焚书坑儒~毛革了文化的十年的命

这些是大家知道的~不知道的呢

秦始皇烧的到底是什么书~毛破除的到底是什么封建

文化的断层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重现

我们失去了什么

老子李耳宅在家里看了20年书~自悟得道~出关之日紫气冲天

关令尹喜当即称赞其为博大真人并致死追随

老子看的是什么书

孔子家贫无父~童年丧母~身世如此杯具~但就因读书三年~17岁遍扬名六国~后人尊其为圣人

孔子读的又是什么书

为什么我们是华夏民族而不是华族

和我们融合的夏族人哪去了

我们知道商朝的前面便是夏朝~由于无可考证~成了不被承认的神话石器时代

夏朝便是大禹治水成功后创立的朝代~大禹是夏朝的开朝皇帝

汤灭夏创殷商是后话

石器时代的古人连铁器都没有怎么去治水？

世界上的其他古文明最早使用的金属是铁~为什么只有我们的古文明却使用青铜 要知道青铜看是一种合金~连铁都没有的居然就有了合金科技

华夏二字可看出~先后华后有夏

后者到来和前者通婚融合才有了今天我等

为什么历史对夏人只字不提~留给我们的只有一些大禹治水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的神话传说~历史被隐瞒了什么~那些讲述着神话的老者们想告诉我们什么

黄帝是什么人？

他用什么统一了华夏

注意~此时已不是华人~而是华夏人

黄帝于炎帝之间的华夏族内战到底是何等情形

先看看历史对黄帝的评价：

他以首先统一华夏族的伟绩而载入史册。他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创造文字，始制衣冠，建造舟车，发明指南车，定算数，制音律，创医学等，是承前启后中华文明的先祖。传说中远古时代华夏民族的共主，五帝之首。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石器时代吗

这就是石器时代的原始人该有的作为吗

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机械是什么？

不是诸葛卧龙的木牛流马~而是黄帝的指南车

指南车是什么？

它不是指南针~而是一种复杂的齿轮机械在没有指南针的时候我们先有了指南机械 而且是在石器时代

黄帝是一名战争专家~政治专家~农业专家~音乐家~数学家~机械工程师~裁缝

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新石器时代原始人

现代历史体系称我们的上古时代为石器时代

这里点出几个词汇

太古远古上古古代

我们的祖先造词的时候是很有深意的~那时候绝不会出现两个意思完全一样的同义词 所以现在我们就敢肯定的说~太古远古上古是三个不同的古代文明时期

黄帝炎帝的时代是上古~其之前还有远古人和太古人

从一些神话和道教典故我们能发现这样的词汇

远古真人太古神人

那可否理解为太古时代的人在科技和人体机能的研发登峰造极~拥有超能力~平均寿命达数千岁或者干脆不死~与神媲美~或者根本就是我们所说的神

到了远古~神人消失了~只剩下了真人~真人在科技和体能上都无法与神人相比~寿命也只有几百岁

而到了远古时代（有些典故称远古为黄古~意喻为黄帝的时代）就只有凡人了

这里说一下三皇五帝

五帝之首是黄帝~后面四位也都是黄帝一族的后人

三皇是谁？

三字经里“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这里是三才说的就是远古三皇\天皇、地皇、人皇

人皇伏羲就是创两仪四象八卦的

地皇神农（民间传说其为炎帝）

而天皇的身份却显得扑朔迷离

历史真实篇三：历史回忆与历史真实

历史回忆与历史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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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八”的不抵抗问题

“九·一八”事变是张学良政治生涯中遭遇的重大考验，他在事变中采取的不抵抗政策则是其20世纪30年代前期倍受国人诟病的缘由。张在自述中澄清了所谓蒋介石有过不抵抗指示的传言（这并不意味着蒋当时的思路和张有本质的差异，也不能开脱蒋介石作为政府领导人应承担的责任），明确表示蒋介石当时对东北不拥有决策的能力，这是自述很有价值的部分，印证了包括新公开的蒋中正特藏档案在内的有关记载。在表示要由个人承当不抵抗责任同时，张强调，他之所以实行不抵抗政策，关键在于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目标判断有误，没有意识到日本攘夺整个东北的野心，主观上希望息事宁人，结果导致大局的失误。张的这一说法为《张》书作者所接受，并作了反复论证。

不能简单说张学良的这种说法是避重就轻，当时张的不抵抗政策确实和判断上的失误有关，但是，如果仅仅用判断失误来解释，又不足以让人信服。事变爆发前后，张学良有一系列关于不抵抗的指示，1931年7月6日，他电示东北政务委员会，告诫：“此时若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中村事件发生后，他致电留守东北的军政长官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事变爆发当晚，又明确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3]19日、20日，张两次对舆论表态：“东北军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电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4]坦言：“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余立时又下令收缴枪械，不得作报复行动。”[5]22日，在日军侵略行动向东北全境扩展时，他仍指示所部“避免冲突，暂向安全地带退避，以期保全”。[6]由以上张一系列表态看，他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并不是毫无所觉，不抵抗的原因主要是基于抵抗必败的判断，是一种自觉的行动。

如果说“九·一八”当时还存在息事宁人的可能的话，在日本已经占领东北广大地区并向锦州发动进攻时，依然执行消极抵抗政策就更难以自圆其说了。锦州是中国在东北的最后象征性政权所在地，日本进攻锦州是其囊括东北的最后一战，同时也是张学良表明抵抗态度的最后机会，此时已经根本不存在对日本在东北行动目的的判断问题。但是，面对全国舆论一致的抵抗要求和国民政府的抵抗表态，张学良仍屡屡以饷械为由加以推脱，以致锦州只是作了一点象征性抵抗后即迅告放弃。其实，当时张学良控制的华北地方政权拥有基本独立的

财政支配权，在国民政府已经在财政上加以支持的情况下，一味强调缺钱缺枪实在不足以服人。倒是他自己当时给吴稚晖的一封信很能说明问题。1931年12月30日，锦州被放弃次日，张在致吴函中说道：“国家之情势如此，国家之实力又如此，胡敢再以救国之故而重其误。”[7]所谓“重其误”，是指他前一年在中原大战中入关助蒋，以致东北实力空虚，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言下之意，此时再集中兵力守锦可能重蹈“九·一八”覆辙，使日本人在华北生事。所以，他在致国民政府电报中明确谈到：“日本在天津现已集结大军，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关于此节，尤须预筹应付策略。”[8]明显将华北安危的考虑放到东北之上。

循着上述两函电透露的思路，其实可以发现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一些症结。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拥兵入关，最重要的后果是造成了蒋、张的势力分配，张学良取代冯玉祥、阎锡山获得对华北广大地区的控制权，这使张在面对日本时，政治判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东北不再是其唯一可以依靠的基地，与其把华北精兵强将投入毫无希望的东北对日作战中，不如保守华北的既得利益，这是张致国民政府电及致吴函中隐约透露出的信息，揆诸当时的政治格局，这一判断对张学良乃至对日本人其实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是这显然不是判断失误的问题，而是政治上的瞻前顾后。

当然，张学良当时做出这样的选择，确也有其不得已的一面，正像他在事变后一再强调的，“欲抵制日本，则中国必统一”[9]，其潜台词即是，东北的责任应由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政府负起，而当时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政府还只是张皮，无论其地位、实力、意愿，都承担不了在东北作战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要张独任巨艰，确实也有点勉为其难。所以张学良当时曾感慨系之：“现在须将国内先统一，外侮自然减退”。[9]事实上，张学良如果要为自己辩护或者想为自己辩护的话，强调这一点也许远比强调判断上的失误更有说服力。无论如何，不抵抗造成的后果还是很严重的。张学良说他当时对日本判断出现了问题，其实，当时发动事变的日本军人何尝又对张学良的反应有多少把握。张学良意外于日本军人的狂妄野心，日本军人或许也意外于东北的不抵抗，历史的进程本来就是合力的结果，一方力量的消失当然就意味着另一方力量的伸展。从这一意义上说，蒋介石解释1928年济南事变时为何留1个团守济一段话其实很值得张学良参考：“要表示不屈服的革命精神，并且表示济南是日本兵力强占的，而不是中国自己放弃的。”[10]抵抗不一定有成算，但不抵抗则万万不会有希望，何况其所激起对方贪欲的危害，往往更远远大于不抵抗本身。所以，或许当时张学良对日本的判断不一定是失误，失误的是他的行动，这也是为什么历史记载看中的往往是当事者的行动而不是其(转载于:wwW.zHaoQt.NEt 蒲 公 英 文 摘:历史真实)判断的缘由。因为在这些判断里面，包含着太多我们不可知的境域。

二、1933年张学良辞职问题

1933年热河失守，全国舆论哗然，蒋介石北上会晤张学良，决定张学良辞职，这是张学良一生中的又一件大事。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这一事件对张未必不是好事，他振作精神、

洗心革面正是由此开始，但对当事者而言，这肯定不是件让人愉快的事。因此张自述中说这是蒋处心积虑要夺他的兵权就很可以理解，而《张》书本着尊重传主的态度对这一说法也予以肯定。不过书中紧接着又提到，第2年张归国后，蒋将军队又交还张氏。由于书中未对蒋这一做法的背景、动机、目的做出交待，多少让人感到前后的说法有点不合逻辑。也有研究者曾经提到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借重张的声威，但和10几万军队相比，被迫辞职的张学良当时可以提供的资源似乎未必那么充足。

深入观察一下热河问题的来龙去脉，可以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又开始觊觎紧邻东北的热河，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原属东北军系统，此时归张学良为首的北平绥靖公署管辖，于公于私，张对热河安危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汤玉麟面对日本压力和诱引，首鼠两端，公开表示：“如果日本人真有一天来进攻，我只有后退??，‘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有这么多的军队不能抵抗，我怎好抵抗呢？”[11]热河居于屏障华北的地理要冲，汤玉麟的态度严重威胁到华北地区的安全。鉴于此，1932年，蒋介石连电张学良，要其迅速出兵，直接接管热河，指其为“以后治乱关键”[12](559)。但张对触动汤玉麟这一东北系老人不无顾虑，更担心此举会触动日军，危及平津，未如计采取行动，对此，蒋深为遗憾，在日记中责张“不足与共事”[12](561)。而行政院长汪精卫态度更是激烈，8月份发出鱼电，公开指责张学良在居实力、地利之便情况下，“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要张“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13]同时其本人也立即请辞。

汪精卫态度如此激烈，和他直接处身与张交涉第一线有关，张的一些要求令他不胜其烦。当然，这其中或许还夹杂着小小的或公或私的怨怼。汪的亲信陈公博回忆，6月间，汪精卫与宋子文曾专程赴平与张学良商议对热问题，“而张汉卿只和汪先生见过一次面??他若装病不出门也罢了，而他夜里偏和宋子文划船游北海。”[14]汪的鱼电发表后，全国大哗，政府首脑和封疆大吏在基本不涉及权益之争情况下，闹出辞职风波，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首次，颇有点责任政治的味道。最终蒋介石由于担心“激成北方将领之怨愤”[15]，在汪、张之间还是选择了张学良，汪精卫称病住院、上山、离国，而张学良则由蒋介石移花接木，卸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转任新设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副委员长，代蒋任委员长。这一结果，汪精卫虽然去职，却博得了一定的政治声名；张学良实力未损，但“九·一八”以来遭受的舆论压力却更沉重；而出兵热河的国家安危大计，则在张、汪的吵吵嚷嚷和蒋的捣浆糊中无疾而终。

1932年底，日寇图热日急，蒋介石密备部队准备北上，同时致电张学良：“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12](563)但张学良对中央军北开还有抵触，担心影响到其对华北统治，而蒋对张这一态度似乎也心知肚明，在做出高姿态后，即以张的态度顺坡下驴，热河防御仍然是糊里糊涂。1933年1月，日军进攻山海关，占领临榆县城，热河危在旦夕。张学良见势不妙，一面紧急向热河增兵，一面请中央军北上增援。此时，蒋介石却又开始拿腔作调，他对张学良前次不欲中央军北上的表

态耿耿于怀，致电张学良表示：“中央部队如北上为预备队恐友军多虑??故未开战以前，中央军不如缓上。”[12](599)大敌当前，蒋、张却斤斤计较得失，予日军以可乘之机。2月下旬，日军向热河发动进攻，由于准备不周，军无斗志，中国在该地区10多万大军很快全线崩溃，素有天险之称的热河10天之内即沦于敌手。对这样的惨败，南京政府不能不有所交待，作为华北军事实际负责者，张学良自己也知道难辞其咎。3月6日，张学良致电国民政府引咎辞职，9日，蒋介石抵保定晤张，同意张辞职。热河事件，南京政府固然有其领导责任，蒋介石个人责任也可以追索，但既有汪精卫之鱼电，又有蒋的种种表态于前，在当时南京对华北军事没有实际控制权的情况下，究竟不能让其负主要责任。因此，如研究者所说：“热河不过旬日即告失陷，张学良作为华北军事实际负责者，事先无应变之方，事发后又优柔寡断，以致一败再败，丧师失地，自有无可推卸的责任。”[16]其下野实属顺理成章。把张学良说成是事件的受害者，是替罪羊，甚而是蒋介石蓄意布置的阴谋的牺牲品，和当时的历史事实究竟隔得远了一些，历史不能因人而写。

三、“西安事变”问题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一生最辉煌的一页，也是他得享盛誉的根本原因，作为以其自述为基础写成的一本传记，有理由期望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新的东西，澄清事变中的一些疑团。但是，《张》书并未能满足这一要求，其关于事变的描述还停留在早年的研究成果及一些回忆录，没有对近年出现的新资料、新成果做出回应。

试举两例：

其一：“西安事变”后期，在放蒋问题上，以往多认为是张学良的个人意见，《张》书采纳这一说法并使用了有关回忆。但根据近年公开的资料看，中共方面、杨虎城对放蒋其实早有预闻。1936年12月23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提到：“放蒋回京，我认为是可以的。张、杨都急望此事速成。”[17]这里透露出的杨虎城以及周恩来的态度否定了不少回忆文章与此相径庭却栩栩如生的说法，至于后来因在放蒋条件上出现不同意见导致放蒋时间上的一些分歧，不足以解释所谓张在释蒋后杨、周的莫名惊诧。

其二，根据传统也是本书采用的说法，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在“西安事变”前曾经有一段相当密切的时期，只是由于张、蒋在对日问题上的冲突导致了双方的决裂，根据是1934年张学良回国后，有很多拥蒋的表示。其实，这是低估了张学良的政治能力。张学良甫回国内，在与胡汉民代表密谈时就表示：“已下决心为将来北方之主动，目前则仍与汪蒋敷衍，免其猜忌。”[18]所谓以“一个领袖”拥蒋，甚至为蒋介石立铜像之类，其实大抵不出“敷衍”范围。正因此，张学良和国内各地方实力派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接触。热河失守前后，张在致蒋介石政治对手胡汉民函中就谈到，“九·一八”“负最终之责任者当别有人在”[18]，暗示东北沦陷的责任应由蒋承担。30年代曾参与反蒋各方密谋的徐永昌，在日记中数次留下张学良参加活动的记载。1935年6月，两广方面代表携陈济棠书信，策划请蒋下野，称：“张汉卿早已同情”。[19](271)刘定五则告诉阎锡山：“今日一通电报蒋即下野，张汉卿

已与西南同意，至时电蒋同引罪下野，再由西南政会留张逐蒋。”[19](296)可见此时张对蒋已大有貌合神离之态。这些，蒋当然也不是毫无所知，1936年9月，贺衷寒向他报告：“最近盛传张氏渐有希图以旧东北军势力为中心，后方与新疆省联络，单独在西北方面树立亲俄政权之意。”[20](143)两日后，蒋在日记中对此作出反应：“东北军之隐患，所谓‘联共抗日，自由行动’之企图，乃因桂事和平解决而消乎？如果对桂用兵，则不测之变，不知伊于胡底？”[20]对张的戒心灼然可见。

贺衷寒所说的张学良与苏联接触传言，根据近年学者的研究，绝非空穴来风。1936年间，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等频繁接触，酝酿西北大联合，虽然以中共及张学良为基础，联络各地方实力派在西北发动反蒋的设想未得到苏联的认可，但中共和张、杨等接近，在西北地区形成一个对苏友善的实力集团无论从苏联与中共关系抑或本身国家利益上，都是其乐于见到的，而得到一个实力大国苏联的支持，也为许多地方实力派梦寐以求。正如中共致电共产国际时提到的：“许多方面经常向我们提出苏联是否援助他们的问题，近来问得更加多了。打通国际路线已成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一班人的口头语了。”[21](232)张学良更曾明确表示：“红军应立即开始实施打通苏联，以便推动西北国防政府的建

立。”[21](143)注意到这一以往未得到充分认识和重视的背景，对全面认识“西安事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直接关系到对“西安事变”发动背景的判断。研究者分析指出，张学良与中共的接近，导致其对与苏联这一实力大国接近的期望，而中共的抗日态度，又可能导致中国的抗日运动“极大地发展起来，并促成抗日战争的爆发。结果，苏联必定会因支持中共和反对日本占领东北而支持他张学良收复东北的斗争。”[21](228)其实，不管表面承不承认，无论是张学良还是蒋介石，他们与中共的接触，都包含着寻求与苏联接近渠道的潜在动机。毕竟，实力的因素往往更能进入政治家的视野。

注意到苏联这一无可忽视的关键因素，对“西安事变”发动与解决，研究者有了更多的解释空间。从具体的事件经过看，苏联并没有鼓励张学良的行动，在致中共的有关电文中，对张学良也没有表示出多少信任，从防范日本北进威胁其本身安全角度出发，苏联十分强调保持中国集中的抗日力量，其对蒋介石的重视要远远超过张学良。但当时只通过中共与苏联接触的张学良不可能有机会知道这一点。因此，如果张学良推断苏联可能支持他的话，这并不奇怪。

与中共的接触，对苏联的期盼，为张学良的反蒋之举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当然，导致冲突最后爆发的还是蒋介石的顽固“剿共”之举，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对东北军的监视姿态、调离东北军的威胁，直接影响到张学良对东北军的控制，使张学良一触即发的利矢终于在双十二离弦。而事变爆发后的苏联因素，又对事变的最后结果产生了重大的实际及心理影响，这些，都是今天的研究者不应再加忽略的。出于种种原因，张学良在自述中对一些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有关记载就是空穴来风，从更清楚、更准确把握历史真相的目标出发，更有进一步加以厘清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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