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的历史
发布时间:2017-02-04 来源: 历史回眸 点击： 
考古的历史篇一：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
谈论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有必要先对概念(或称定义)问题做一申述，以为讨论的前提。这里所谓“历史学”，可以做两种理解，一是广义的历史学，或称历史科学，即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另一是狭义的历史学，指依靠文献资料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学科。讨论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时，所云历史学可以是指前者，即广义历史学；也可以是指后者，即狭义历史学。至于“考古学”的定义，在中国考古学界，为多数考古学者接受者，可以举出《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分卷中由夏鼐、王仲殊两位先生合作的序言《考古学》一文中所下定义，即“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这一定义，考古学归属于广义历史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需要讨论的只是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的关系。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考古学与广义历史学的关系仍然是一个存在疑义、值得讨论的问题。
一、考古学与广义历史学
从世界范围看，考古学并不都是划归于历史学(广义历史学)这一大学科之下的。在欧洲，考古学基本归属于历史学；在美洲，考古学则多归属于人类学。其原因在于，这两个地区考古学学科形成的历史背景不同(注：下文所论参考格林·丹尼尔(Glyn Daniel)《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1987年)；俞伟超《为更多学科服务是考古学的宗旨吗》，载《中国文物报》2002年6月21日第7版；杨建华《外国考古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在欧洲，考古学是19世纪中叶由古物学发展而形成为一个学科的，其研究目的是利用古代遗物研究文献所未能揭露的欧洲古代史。欧洲有着漫长的成文历史时代，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历史学研究传统，自然习惯于将考古学作为历史学的组成部分。即使是无文献记载的史前时代的考古，也归属于史前史研究范畴。而且欧洲考古学家认为考古的研究对象是自己的祖先，如此也使这种研究带有很浓烈的民族主义意味与历史责任感。在美洲，由于对美洲本土的考古学实际上主要是由欧洲殖民者对印第安人历史的研究引发的，而印第安人没有成文历史与文献史料，所以这种研究不可能采用传统历史学的方法。同时，欧洲人进入美洲后，大量的印第安族群仍存在，通过对当时尚存的印第安部落的调查去研究与追溯古代印第安人的人种、历史与文化便成为主要研究手段，并由此形成了发达的独立于历史学之外的人类学。而其调查研究也逐渐从生存的印第安人部落过渡到历史上印第安人的土丘建筑，并开始了对土丘建筑的发掘。所以，在美洲，考古学很自然地成为发达的人类学的补充，并归属于人类学之中。当然，在美洲，研究文明古国与欧洲大陆的考古学，也还是归于历史学范畴。可见，欧、美考古学定位的差别实际上并非缘于研究对象有本质区别，而主要是由于二者产生于不同的学术背景下，研究的对象、出发点、资料与手段有某些差别。但不论在哪一地区，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学既然在本质上都是通过研究历史上人类所创造的文化遗存来研究当时人类的社会行为，研究古代社会，那么，如果将划分学科的基本点放在研究对象上，则美洲考古学当其以古代印第安人的历史与文化为研究对象时，它实际上也可以归入广义历史学即历史科学的范畴(注：即使是60年代以后在美洲兴起的“新考古学”仍将考古学归为人类学，并明确其目标是“说明和阐释整个时空内的人类生存之物质及文化上的异同现象”。参见路易斯·宾佛(Binford.L)《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转引自杨建华书。而这一目标显然仍可归入研究人类历史的广义历史学中。)。因此，对于中国考古学与历史科学关系的传统定位似不必因为考古学在国际上归属有别而产生怀疑。
目前，在中国主张考古学应脱离历史学(即广义历史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学者，另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即认为现代考古学在研究范畴、方法与技术手段上都超出了历史学本身。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曾联合开展过对古代洹河流域约800平方公里范围内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的考察(包括研究该地区史前至原史时期的城市化过程)。考察中根据自仰韶时期以来洹河流域的人类聚居分布规律，结合地质钻探，确定了史前至东周时期洹河流域的改道情况；同时通过土壤磁化率分析、动植物遗存鉴定等资料，掌
握了3000年前洹河流域土壤与气候的状况。显然，这类研究已属地理学与气象学范畴。所以，提出这一看法的学者认为，现代考古学实际上已成为独立学科而走出了历史学和人类学范畴(注：参见《“考古学的定位”学术研讨会笔谈》中唐际根、荆志淳的论述，载《考古》2002年第3期。)。但是，这种看法实际上仍涉及“考古学”的定义问题，即是将“考古”之“古”仅定义为古代人类的活动，还是将古代气象、地理等属自然科学的内容也包含进去，或者说考古学的定位是仅限于人文科学范畴还是亦扩展至自然科学范畴。环境考古学在研究古代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时，虽可能也兼及属于自然科学学科的一些问题，但其终极目的仍是意在通过自然科学研究成果来说明环境与演变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影响。上举对洹河流域的考察项目，即明确表示“这些工作是试图恢复洹河流域史前时期以来至商周时期的人类生存环境，为进一步认识该地区人类社会的发展储备必要的知识”，亦即最终还是要将研究目标锁定在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上。从这个意义上讲，考古学似乎并没有也无必要一定要“走出”历史科学，亦即广义的历史学；至于它和狭义历史学本来就是有区别的，似亦谈不上要“走出”。
环境考古学虽涉及诸多自然科学学科，但这些学科均有各自独特的专业研究领域(如同考古学涉及体质人类学，而体质人类学的专业知识并非包含在一般考古学的知识体系中一样)，所以，环境考古学实际上只是采用了考古学(及其他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学科相互交叉进行研究的方法与手段，并充分利用了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实际上，从考古学发展史中即可得知，在考古学形成阶段，其研究方法便采用过诸如地质学等自然科学方法，并促成考古学建立了一套具有自然科学研究特点的方法与手段。但是它并未影响考古学的人文科学的归类与属性。格林·丹尼尔曾经讲过：“考古学首先是一种工艺技术，那么从事调查、发掘、保护、收藏的实践者都是具有技艺的工艺师。其次，考古学又是一门科学研究，在这门学科中已运用了各种科学分支中的手段方法。但是，工艺技巧和科学技术如果没有历史阐释和写作艺术的专业也无法完成考古学的研究。”(注：参考格林·丹尼尔(Glyn Daniel)《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1987年)。)当然，现代考古学已经日益发展为一种采用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并利用各种科技手段进行研究的学科，而且为了更全面、更深入地阐述古代人类活动的特定生存环境与生存资料，研究范围会更广泛地渗入自然科学领域，已不仅仅是在技术层面上的学科交叉。但是，如果从理论上讨论学科的界定，那么从可操作性角度看，决定学科性质与分类归属的不应该是其手段与方式，也不是研究过程中兼及的其他已有各自明确学术界域的相关学科，而应该取决于其本身终极的研究对象与研究目标。鉴此，笔者认为，现代考古学本质上仍当归入人文科学，亦即广义历史学中。
二、中国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
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的关系是一个久已存在的带有国际性的老问题。近年来，在中国考古学界乃至国际学术界，围绕中国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的相互关系问题又展开了空前热烈的讨论。其原因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在近年来非常兴盛的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研究中，一些学者简单地将并不充足的考古材料与文献所载古族、古都、古国相联系。如在缺乏可靠证据的情况下将属史前考古的仰韶或龙山文化遗存与文献记载中的尧、舜、禹，甚至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挂钩；又如仅据年代与地望的接近，即将一些遗址尤其是城址定为文献记载中的夏商王朝的都城。类似情况使一些考古学家尤其是中青年考古学家感到不满，促使他们提出“应当适当强调考古学研究的一定的独立性”(注：见许宏《早期城址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文物报》2002年6月14日第7版。)，以强调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的区别。自1996年开始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明确提出要给出较可靠的夏代始末年代，并以对偃师二里头及偃师商城遗址的文化遗存所作14C年代测定数据及现存文献所记夏积年为依据。但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按：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下同)的观点被相当一部分外国学者反对，他们认为应该对二里头文化的意义做独立思考，不要受文献史学的影响而失去考古学研究的独立性。其更为激烈的批评，甚至提出夏朝存在的观点本身就是由于“对古籍的迷信所驱动”(注：陈星
灿、刘莉《夏商周断代工程引起的网上讨论纪实》所引Colonge东亚美术馆的Lukas Nickel文，载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9期(2001年6月)。)。可以说，断代工程的开展，实际上激化了有关中国考古学是否科学、是否为历史学附庸的争论。 由此可见，在中国学术界，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之间的关系确已成为一个不能不澄清的、影响到二者未来发展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以下围绕这一问题从几个方面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按照研究对象的时段差别，考古学大致可分为史前考古学、原史考古学与历史考古学三个组成部分。
历史考古学研究的是处于已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人类活动的遗存。在中国，历史考古学研究的时段目前的划分方法是从商代开始止于明代(注：这里引用了夏鼐、王仲殊两位先生的意见，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分卷》序言。)。这一阶段同时代的文字记载非常丰富，有包括史籍在内的多种文献资料，因此，中国的历史考古学必然会与以研究文献资料(以及各种古文字资料)为主的历史学(含历史文献学)形成特别密切的联系，二者构成了研究历史时代的历史科学的双翼。
目前，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实际操作层面上说，问题较大、也最有争议的是原史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究竟应该构筑怎样一种关系。这种争议是直接由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界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尤其是上文所述夏文化与夏史的探讨引发的。
关于“原史”(protohistory)一词，当前中西学界有不同的解释。在西方一般是指处于史前与历史时代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注：见《美国传统词典·英语语言卷》(The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其解释“原史”是“仅早于有最初文字记载的历史”。)。也有一种意见认为原史时代已有文字，只是文字资料与文献甚少，故考古材料对于研究这一时代的重要性超过或等于文献材料(注：霍克斯·克里斯托福(Hawkes Christopher)：《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古代世界的启示》，收入《美国人类学家》第56卷，1954年，第155—168页。又见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牛津英语词典》第二版)。转引自吴晓筠《中国的“原史时代”》，载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总第12期，2002年。)。但是这种意见既认为原史时代已有文字，则此时代严格地说就应归属历史时代。所以，相对而言，还是法国《史前大辞典》一书所言较为确当，即：原史时代自身尚未有文字，但却为同时代的其他人群记述，或通过后世口头传说记忆或记载保存下来其历史(注：AndreLeroi-Gourhan(Directeur de la publication)，Dictionnaire de la Prehistoire,Paris:Press V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88，转引自吴晓筠文。)。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在中国，这一阶段的下限，应该包括典籍中记载的夏代。因为迄今为止，我们还不能确切证明夏代已有了真正的文字，但现存的西周以后的历史典籍中，却存在着描述这一阶段历史的文献资料，如《尚书》中的《周书》与《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等。中国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努力探讨的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即应在此阶段内。所以在中国，原史考古学也有着如何科学地对待有关历史文献的问题。
对中国学术界探讨夏文化与进行夏史研究批评最为激烈的一些国外学者所发表的意见，本文开首已提到一些，如果将这些批评意见更全面地概括一下(注：参见许宏《早期城址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大致有这样几点：
1.认为夏或夏王朝的存在只是传说而非信史，尽管夏被公元前2世纪的司马迁述及，但是没有任何出土文物可以证明其记载。二里头遗址虽发掘了很长时间，但并未有如同商代甲骨卜辞那样的东西出土以证明夏朝的存在。在缺乏足够证据之前，对于夏只能存疑。
2.周代文献中，如《尚书》，虽有关于夏的记载，但多是出于周人政治宣传的需要。
3.有关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发掘资料只是被削足适履地用来解释后来关于夏的历史记述，而并非让资料本身说话。如果没有历史文献的记载，二里头遗址表现的社会就不会被称作具有国家水平的社会。有的批评意见甚至认为，夏只是中国人的一种信仰。
由此可知，如何对待夏史研究，如何进行夏文化探索，实际上也即是应该如何正确地、科学地开展中国原史考古学研究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历史科学的纯洁性与科学性，是迫切需要澄清的。
上举主要来自国外学者的批评中，有些看法是值得重视的。例如在二里头文化中迄今没有发现可以确切称为文字的资料，不能像殷墟甲骨刻辞证实商王朝那样证明夏王朝的存在和凿实夏文化，这当然也是目前将对夏文化的考古研究归入原史考古学的原因。此外，二里头遗址如果作为一个王朝的都城应具有相应的规模，但迄今其总体布局情况尚不十分明朗，王陵等大规模的贵族墓地尚未发现。此外，从聚落考古角度看，二里头遗址与其周围其他二里头文化遗址间的层级关系亦尚未明确。所以，目前考古学对夏文化的研究严格地讲仍应称为探索，尚需继续做更多的工作，通过获得更多的考古新资料与对可能与夏文化有关的遗存做更深入的研究来证实夏文化及夏王朝的存在。不过，夏文化的考古学研究虽尚属探索阶段，却并不能因此而简单地随意否定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夏的记载的真实性。在对夏文化考古学探索的进展状况给予客观、科学评价的同时，也应对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记载“夏”的文献，现存最早的为《尚书》中的部分篇章，例如《召诰》、《多士》、《多方》、《君奭》及《立政》、《吕刑》。其中《召诰》记录召公与周公的谈话，《多士》、《多方》为周公训告殷遗民及其他被征服者，《君奭》为周公诰召公，《立政》记载周公告诫成王，《吕刑》一般认为是西周中期穆王时讲刑律的文章。根据文章的内容与遣词用句等文辞格式，当前学术界普遍认同以上诸篇确为西周早期至中期时的文字，均不怀疑其可信性。至于夏民族的文化英雄般的首领与夏王朝的建立者禹的名字，亦见于《诗经》中西周诗篇与西周中期青铜器铭文中。此外，被学者们视为至晚于战国时期成文，对研究中国先秦史有着非常可靠的史料价值的史书——《左传》与《国语》中，不仅有多处记载了春秋时人有关夏的言论，并且《左传》中还有多处文字是直接援引《夏书》的。《夏书》为东周时人将记载夏人词语的一部分“书”汇编而成的书(注：参见刘起釪《尚书学史》(中华书局，1996年)第1章第2节。)。这种“书”显然不会是夏代的文字，但可以肯定的是，春秋时人的观念中相信有过这样一个历史朝代。不惟如此，夏的存在在西周、春秋时人的观念中是与较具体的史实联在一起的，而不是模棱、含糊的。如《尚书·多士》中记周公训告殷遗民曰：“我闻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适逸，则惟帝降格时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辞。于是天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这说明周人清楚地了解夏人政绩败坏、商人革了夏命。《左传》襄公四年与哀公元年还记载有夏史中一些极为重要的史实，如羿代夏政，寒浞杀羿，生子浇、豷，灭斟灌及斟寻氏，灭夏后相，以及相子少康灭浇、后杼灭豷等不见于《史记·夏本纪》的事件。成于战国时期的《楚辞·离骚》与《天问》亦咏及这些史实。其详细程度，使人们不得不认为这些具体史事记述应该本于成文年代更早的文字记录。此外，公元281年在汲县古墓中出土的魏国史书《竹书纪年》现存辑佚本(即古本《竹书纪年》)中也保存了较多的夏史记录，所载世系与《史记·夏本纪》所记大致相同，与战国晚期时赵国人所做《世本》(注：《史记·赵世家》集解引《世本》曰“今王迁”，王迁为赵国末君，前235年至228年在位。由此可知，《世本》很可能是成于此时段的赵国史书。)也近同。这部竹书中还记载了夏代诸王都邑所在，特别是记载了夏与东方诸夷的密切关系，甚至还有夏代一些王的在位年数与夏积年数。此外战国时期的诸子书(如《孟子》、《庄子》、《墨子》等)、《战国策》及《山海经》等亦均曾言及夏的历史。战国时期列国史官所著史书均当本自各国各自的历史档案，未必出自一辙；战国中晚期学派林立，师从关系歧异，而不同学术体系的私人著述中都讲到夏的历史。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夏史故事渊源有自。 从上举先秦典籍中有关夏的多种文献记述可知，对于西周至战国时期的人来讲，历史上有夏人(即夏民族)和夏人政权存在是个常识。如果将多种产生于不同地域文化系统或不同学派渊源的先秦文献关于夏的记载均简单地说成是虚构，甚至将夏说成是“神话”(注：艾兰：《关于“夏”的神话》，载《夏商文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与中国先秦文献对夏的
记述实况反差太大，而且这种推测由于无法拿出确凿的证据，因而自身也成了一种很难令人信服的假说。何况3000年前西周早期人已讲到夏，他们距夏末的时间，相当于我们今日距明代早中叶之际，并不太久远，完全虚构的可能应该并不大。
至于上举国外学者评论认为西周文献中的夏是周人政治宣传的需要，也是难以成立的。西周早期文献已言及夏，时克商未久，商遗民众多，如果周人生生地造出一个虚构的夏来，用以宣传周代商犹如商代夏，是秉承天命，那么如何能使早已有历史典册的商遗民相信(注：《尚书·多士》记周公言“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从今日所见殷墟甲骨刻辞情况亦可相信商人肯定会有毛笔墨书的成文且文字较多的简册(甲骨文中的册字作■形，诸家皆认为即是本于简册形)，也必定会有自己的“史书”，否则何以会有见于卜辞的严整的王世记录。)?而且收在《诗经·商颂》中的《长发》是春秋时期商人后裔宋人歌颂其先祖业绩的诗，其中也咏及“武王”(成汤)“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关于认为夏是中国人的信仰的说法，也与历史实际情况不合。中国古代对夏的看法最典型、最集中地反映在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中，而从《夏本纪》中实难看出司马迁是将夏当成一种“信仰”。众所周知，《史记》有《五帝本纪》，以传说笔法记录了传说时代的圣王。在司马迁看来，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等有关上古“圣王”之说皆非虚妄之言(注：见《史记·五帝本纪》卷末司马迁之赞词。)，就是说他认为早在夏之前即有对华夏文明做出贡献的杰出人物，如果认为《五帝本纪》是树立一种传说中的圣王形象倒还可以说得过去。在司马迁笔下，终夏一代，除用了较大篇幅记述王朝最早的君王禹之事迹外，自禹子启始直至桀，皆记录极简，并无一位“圣王”，也就根本谈不上崇拜。所以，说司马迁是为了信仰与迷信而造出夏显然与其史学思想与思维逻辑不合。
当然，文献中所讲的夏，其社会究竟发展到怎样的水平?是不是确实已进入了国家状态?是否确如司马迁在《夏本纪》中所记述的那样有了一个具有严密王位继承体系的王朝(尽管《殷本纪》已被殷墟卜辞证实，令人们相信《夏本纪》也应并非虚构)，仍需要进一步通过考古工作与新的考古发现来验证。此外，由于现存有关夏的文献记载所能告诉我们的，也只是一些粗略的信息，从狭义史学角度来做研究，恐怕不适宜在现有的有限文献史料基础上做过分发挥、论说，诸如仅凭有限史料即论其社会形态，论其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等等。当前，在夏史研究上最重要也是首要的任务，仍是做夏文化的考古学探索，即通过科学的考古学研究去证实确切是夏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并深化对其内涵的认识。
那么在二里头文化的性质问题上，是否如上举国外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二里头文化完全是因为文献记载才被说成是夏文化呢?这样讲并非完全不合实际。相当多的把二里头文化视做夏文化的中国考古学家，其立论根据，一方面是二里头遗址中已有能显示其文明化程度的遗存，如规模较大的成组的夯土宫殿群基址，附近有各类手工业作坊遗址，这已具有古代中国都城遗址的特征；另一方面，二里头墓葬中出土有成组的青铜酒器(如四期墓中出土的爵、斝的组合)，已可归入古代中国特有的礼器制度的范畴；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兵器中已有了供一次性消耗的镞，也反映了青铜铸造业已有了一定规模。这些文化遗存反映出二里头文化所属社会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文明化程度。但仅据这几方面来显示一个较发达的、已有了国家与王朝的文明社会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这点上文已经谈及，不再赘述。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考古学家之所以仍将二里头文化视为夏文化显然是考虑到了二里头文化晚期恰可与早商文化相衔接，在文化遗存形态上有某些相近处。同时，非常重要的是，二里头文化分布地域又恰恰在文献所记夏王朝时期夏人主要活动区域之内(注：1959年徐旭生先生曾带领几个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寻访“夏墟”。在他动身以前，曾先仔细梳理了文献中有关夏代地名的史料。经过分析，他确定与夏代都邑有关的区域中有两个值得特别注意，一是河南中部洛阳平原及附近地区，特别是颍水上游的登封、禹县地带；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约霍县以南)一带。根据此种判断，他认定夏民族早期活动的中心在上述第一个区域，即河南中部，并由此经过艰苦的步
考古的历史篇二：考古学与考古历史学
第一章、 考古学与考古历史学
第一节 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功用
一、考古学概念：
考古学家更多时候是面对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废弃物、先民们日常生活的垃圾和残留在大地中的细微的痕迹，并从中搜寻有价值的信息，以复原文化历史和人类的生活方式。近代考古学诞生于19世纪初的欧洲，并迅速发展形成一门严谨的具有自身规律的科学，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方法。
二、考古学研究的范围、对象和目的
范围：限于一定时间以前的历史。包括史前时代（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原始时代（即文字刚出现的时代）和历史时期人类的文化遗存，近现代文化遗存则不属于考古学研究的范围。 对象：实物资料。包括遗迹和遗物。遗迹是古代人类所遗留下来的生居死葬、从事各种生产活动的设施。如洞穴、房屋、聚落、城堡、贝丘、宫殿、寺观、道路、运河等古代人类的建筑和设施，多属于不可移动性的器物。遗物即古代人类活动留下来的物质遗存，的、多属于可移动的器物。按其用途可分为生产工具、生活工具、武器和礼乐器等，包括雕塑、壁画、货币、书文、石器、纺织品等。上述遗迹和遗物统称为文化遗存。
方法：天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天野考古和发掘需要特殊的器材和设备，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核心，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系统的方法，还采用各种自然科学的
手段，以最大限度地科学获取古代遗存的信息资料。
区别“金石学”、“骨器学”与考古学。最本质的区别就是金石学的研究缺乏考古学以科学的天野发掘为基础的一套理论和方法。
三、考古学的功用
考古学为探索人类的起源、促进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考古学作为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历史研究发挥着重要的“补史”、“证史”和“正史”作用。
第二节 考古学的分支
一、考古学的分支科学
1、 史前考古学。从人类产生到文字产生以前的漫长
历史。文字的有无是划分史前时代和历史时代的标志。
2、 历史考古学。指有了文献记载以后的人类历史，
主要研究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文化遗存，需要参考历史文献来研究考古发现。
3、 天野考古学。其主要特点是注重天野调查和发掘、
注重天野发掘的技术。探方法和探沟法，垂直发掘和水平发掘是常用的方法；讲求层位关系。
4、 水下考古学
5、 航空考古学
6、 美术考古学
7、 宗教考古学
8、 古钱考古学
考古的历史篇三：考古学的历史
1、 西安半坡遗址
半坡遗址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东郊灞桥区滻河东岸，是黄河流域一处典型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距今6000年左右。1952年发现，1954—1957年发掘，面积约5万平方米，已发掘出45座房屋、200多个窖穴、6座陶窑遗址、250座墓葬，出土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约1万件，还有粟、菜籽遗存。其中房屋有圆形、方形半地穴式和地面架木构筑之分。半坡遗址是我国首次大规模揭露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1957年建成博物馆。
1953年春，西安灞桥火力发电厂施工中发现彩陶，
本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最终结果以百度地图数据为准。中央考古训练班又在浐河东岸半坡村附近发现一处类似遗址的遗迹。在河岸台地的剖面上，有灰土层、红烧土层、红烧土、灶坑和灰坑，以及夹杂在灰石中的骨制斧、锛、刀、笄、针等各种工具、用具。又在一口双桶灌溉井的井壁的堆积层中挖出一个完整的小型陶罐与一个完整的骨笄。随即把遗址的这一发现报告中央文物局和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同年9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调查发掘团对半坡遗址进行了较深入的调查。1954年秋～1957年夏，先后进行了5次较大规模的发掘，采用大面积揭露与分层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发掘并清理了40多座房屋遗迹，发现石斧、石锛、石锄、石铲、石刀、陶刀、石磨盘、石杵、石凿等735件，发现存有粟粒并储藏东西的窑穴及大量墓葬。
半坡遗址 半坡遗址是黄河流域一处典型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母系氏族聚落
遗址，距今5600－6700年之间。该遗址1953年春发现，遗址面积50000平方米。从1954年9月到1957年夏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近200名考古工作者，前后发掘5次，延续近4年时间，揭露遗址面积达10000平方米，获得了大量珍贵的科学资料。共发现房屋遗迹45座、圈栏2处、窖穴200多处、陶窑6座、各类墓葬250座（其中成人墓葬174座、幼儿瓮棺73座）以及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约近万件文物。
半坡聚落的范围为不规则圆形。居住区在中央，分南北两片，每片有一座供公共活动用的大房屋，还有若干小房子，其间分布着窖穴和牲畜圈栏。居住区有濠沟环绕，沟北是公共墓地，沟东有陶窑场。据研究，此聚落是集聚两个氏族的部落住地。半坡居民的经济生活为农业和渔猎并重。出土斧、锄、铲、刀、磨盘、磨棒等石制农具，镞、矛、网坠、鱼钩等渔猎工具。还发现粟的遗存和蔬菜籽粒，以及家畜和野生动物骨骸。常见陶器有粗砂罐、小口尖底瓶和钵。彩陶十分出色，红地黑彩，花纹简练朴素，绘人面、鱼、鹿、植物枝叶及几何形纹样。从陶器上发现22种刻划符号，有人认为可能是一种原始文字。半坡成人死后埋入公共墓地，常随葬陶器及骨珠等装饰品。发现两座同性合葬墓，分别埋着 2个男子和4个女子 ，一般认为是母系氏族社会的葬俗。死亡儿童埋在居住区，多采用瓮棺葬。一座女孩土坑墓中随葬品精致丰富，有木板葬具，表明当时对女孩的爱重。遗址占地面积约50000平方米，大致形状为南北稍长、东西略短的不规则椭圆形，分为大围沟
半坡遗址风景(14张)围绕的居住区、围沟以北的氏族公共墓地和以东的制陶区三
部分。在发掘的大约10000平方米范围内，发现和出土了丰富的遗迹和大量的遗物
2、 考古学家怎样工作的
发掘计划
考古学家选好发掘地点，并向地主们都协商完毕后，就要制定发掘计划。对考古学家来说，第一步是在该地点上转一圈，了解它的范围，查看土壤和岩石的类型。这有助于估算出所需的人手和发掘设备。考古学家还要寻找陶器、石器和燧石（译者按：燧石为一种常见的打制石器的原料）的碎片，这些东西能指示最好的发掘点。
考古发掘地点的测绘
在考古发掘开始之前、进行之中以及最后阶段，考古学家都要认真地完成考古地点的测绘工作。这一工作包括测量距离、方向和角度，所用到的仪器叫经纬仪，如上图右方所示。在此基础上，考古学家就能搞清楚考古发掘地点的面积和形状，并进一步绘出平面图来。考古地点平面图往往会标出一些探沟或一组有序号的探方。（译者注：trenches直译为“沟、渠”，这里译为“探沟”，有的考古工作就是采用挖沟的方式；“探方”指考古工作者按一定尺寸开挖的方形坑，如10乘10平米，探方往往一个邻近一个地布设。）
3、 考古学分期
文艺复兴——19实际40年代 萌芽期
——20世纪20年代 形成发展
50年代 成熟期（地层学、类型学、自然应用学）
60年代——至今 目标方法的转变
4、 中国考古
1949为分歧点
5、 考古学基本理论方法：
6、 考古学文化：考古学文化是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以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以及相
同的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以著名的仰韶文化为例，其以1921年最先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村而得名，目前国内已发现上千处仰韶文化遗址，分布于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对仰韶文化遗址的认定上，通常将以磨制为主的石器、彩陶、农业经济、家畜饲养等方面作为基本的标准。
考古学文化的研究
对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除了要解决时代和分期以外，还要研究它的内容、特征、分布范围、起源、发展，以及同其他文化的联系等。而要对一文化的内容有充分的了解，则至少应对该文化的一处典型遗址作较全面、深入的研究，以把握这一文化的主要内容。一个考古学文化包括有不同的文化因素，例如某几种特定类型的住宅、墓葬、工具、陶器和装饰品以及某些特定的工艺技术等。每个考古学文化的内容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显示其背后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考古学作为历史科学的一个部门，不仅要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共同规律，还要研究各地区各个族的共同体发展的特殊性。因而必须确立考古学文化这一概念，以便对不同的文化共同体，分别地加以深入研究，以探寻物质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性。
7、 世界名画
①、名画珍品画作名称: 《庞贝的末日》作者:卡尔·巴甫洛维奇·布留洛夫 K·P·Brullov,（俄国）创作年代: 1833 年风格:古典主义题材: 历史规格: 58x81cm质地: 板 油彩收藏地: 俄罗斯，圣彼得堡，俄罗斯博物馆
编辑本段作品简介
1827年布留洛夫随建筑考古队赴庞贝遗址考察，这是一座在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时被吞没的罗马古城。布留洛夫站在这自然的废墟上，脑海中浮现出处于动荡的俄罗斯祖国。于是诞生了创作这幅画的构思——从真实的自然事件中去描绘历史变迁事件中人们经历的灾难和心态。画家意在通过对“末日”这种惊心动魄的主题的描绘，揭示了人们在祸害降临时所表现出的人性和崇高的道德品质——互相帮助和关怀。这幅画的立意正如赫尔岑所说是：“非常自然地在俄罗斯画家的心灵中成长起来的。”画家从古典主义创作方法出发，吸收现实主义因素：虚构的场面、理想化的人物造型和矫揉造作的人物组合。画家将这一切自然地安排在一个真实可信的环境之中。画中描绘了火山爆发的瞬间，天崩地裂，火山灰夹着岩浆如倾盆大雨一般从天而降，宏伟的建筑即将溃崩，雕像将从屋顶倾落，丧魂落魄的人群忙于逃命，背景的火山喷发着闪电般的狰狞火焰，吞食着周围的一切。这充满动势的构图、强烈的明暗光色对比、人物的痉挛性的动作、他们惊恐的神态及绝望的表情，都加强了画中的悲剧性效果。画家表面上画的是庞贝末日，实际上暗示着自己祖国俄罗斯历史变迁，为了表明这不是历史上的悲剧，而是俄国社会现实，他有意将自己的形象画在左面亮区一组人物当中，头上顶着油画箱的年轻人正是画家自己，表明祖国的社会动荡正是画家亲身经历的事件。《庞贝的末日》完成于1833年，1834年在意大利米兰展出时轰动了整个社会，尔后赴巴黎震动画坛，最后回到彼得堡，表明俄罗斯美术的凯旋。普希金说它是“俄罗斯画坛的初日”，果戈里庄严宣称它是世界性的创作，创作的思想“属于我们世纪的最完善的趣味”。布留洛夫的
这幅作品，没有主角，所有人物都是历史的参加者，所有登场人都强烈地感觉到不可避免的历史变迁和震荡。
②、图塔卡蒙
图坦卡蒙（前1341-前1323年）是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十八王朝的法老，他原来的名字叫“图坦卡吞”，意思是“阿吞”的形象，后改为图坦卡蒙，意思是“阿蒙”的形象，说明他的信仰从崇拜阿吞神向崇拜阿蒙神转变，图坦卡蒙9岁君临天下，19岁暴亡，死因曾一度悬于谋杀，图坦卡蒙并不是在古埃及历史上功绩最为卓著的法老，但因数千年后其古墓曝光于世，成为最著名的法老之一。
发现 图坦卡蒙为现代西方人广为熟知是因为他的坟墓在三千年的时间内从未被盗，直到被英国探险家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在卡尔纳冯伯爵（Lord Carnarvon）的支持下发现他的墓葬，并挖掘出大量珍宝，从而震惊了西方世界。
出土文物(21张)
当图坦卡蒙登基时，大金字塔就已经有1250年的历史了。他死时只有19岁，他的墓未被人盗过，因为他修建的金字塔在他死时还没修好，被后来的宰相阿伊看中，图坦卡蒙只是葬在一个很小的地方，所以他的墓是唯一没被盗过的。
整座墓由前室、墓室、耳室及库室组成。除墓室外，所有的地方都放满了家具、器皿、箱匣等各类器物，其中包括墓主人的宝库。墓中的每件器物，都以金银珠玉装饰而成。在墓室中还发现了两尊真人大小的乌木镀金雕像，学者们认为这就是图坦卡蒙的形象。这两尊雕像生动逼真、栩栩如生，充分反映了古代艺术家们高超的技术和丰富的想像力。在8年的挖掘过程中，人们在墓中发现了2000多件文物，墓中奇珍异宝非常丰富。
③、特洛伊
特洛伊也称“伊利昂”。古希腊殖民城市。公元前十六世纪前后由古希腊人所建。位于小亚细亚半岛西端赫勒斯滂海峡（即达达尼尔海峡）东南。1998年根据文化遗产遴选标准，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
今土耳其的希萨利克。公元前十三至前十二世纪，颇为繁荣。公元前十二世纪初，迈锡尼联合希腊各城邦组成联军，渡海远征特洛伊，战争延续十年之久，史称“特洛伊战争”特洛伊也因此闻名。城市在战争中成为废墟。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即叙述此次战争事迹。据传说，特洛伊城最后由希腊人用“木马计”攻破。十九世纪考古发掘，获得大批古物珍品。
考古遗址特洛伊特洛伊城遗是土耳其古城，位于恰纳卡莱南部，北临达达尼尔海峡，坐落在平缓的城堡山脚下。这里山峦青翠，流水潺潺，柑桔树和橄榄树满山遍野，红瓦白墙的农舍点缀其间，是土耳其爱琴海地区典型的农村风光。
特洛伊是公元前16世纪前后为古希腊人渡海所建，公元前13世纪～前12世纪时，颇为繁荣。特洛伊城遗址的发掘，始于19世纪中期，延续到本世纪30年代。考古学家在深达30米的地层中发现了分属9个时期、从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400年的特洛伊城遗迹，找到了公元400年罗马帝国时期的雅典娜神庙以及议事厅，市场和剧场的废墟等等。这些建筑虽已倒塌败落，但从残存的墙垣、石柱来看，气势相当雄伟。这里有公元前2600～公元前2300年的城堡，直径达120多米，城中有王宫及其他建筑。在一座王家宝库中，发现了许多金银珠宝及青铜器，陶器以红色和棕色为主。此外还出土有石器、骨器、陶纺轮等。特洛伊城是一座被烧毁的城市的遗址，它的石垣达5米，内有大量造型朴素，绘有几何图形的彩陶和其他生活用具。
公元前9世纪古希腊诗人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叙述的“特洛伊木马计”就发生在这里。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来到希腊斯巴达王麦尼劳斯宫作客，受到了麦尼劳斯的盛情款待，但是，帕里斯却拐走了麦尼劳斯的妻子。麦尼劳斯和他的兄弟决定讨伐特洛伊，由于特洛伊城池牢固，易守难攻，攻战10年未能如愿。最后英雄奥德修斯献计，让迈锡尼士兵烧毁营帐，登上战船离开，造成撤退回国的假象，并故意在城下留下一具巨大的木马，特洛伊人把木马当作战胜品拖进城内，当晚正当特洛伊人醋歌畅饮欢庆胜利的时候，藏在木马中的迈锡尼士兵悄悄溜出，打开城门，放进早已埋伏在城外的希腊军队，结果一夜之间特洛伊化为废墟。荷马史诗叙述的这段事迹，成为西方国家文学艺术中传诵不绝的名篇。
特洛伊城遗址(13张)
距特洛伊城遗址不远；有一座博物馆，是土耳其目前唯一收藏特洛伊文物的博物馆。博物馆规模不大，陈列的文物寥寥无几，这是因为曾发掘出的大量珍贵文物，已被西方文物盗窃者窃走，其中包括普里阿莫斯国王的宝库和海伦的项链。尽管如此，特洛伊遗址仍然不失为迷人的去处；现在特洛伊已成为土耳其的游览胜地之一，它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
④、马丘比丘
马丘比丘在奇楚亚语Quechua“古老的山”之义，也被称作“失落的印加城市”，是保存完好的前哥伦布时期的印加遗迹。马丘比丘是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掘中心，也因此是秘鲁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由于独特的位置、地理特点和发现
时间较晚，马丘比丘成了印加帝国最为人所熟悉的标志。在1983年，马丘比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遗产，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之一。
发现人物
16世纪中叶，当秘鲁沦为西班牙殖民地后，民间就一直相传：在茫茫的安第斯山脉中，有一座神秘的印加古城。300多年间，探险家们多方寻觅，均无所获。直到1911年7月的一天，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海勒姆·宾厄姆三世（Hiram Bingham III）在距印加古都库斯科城120公里、海拔2400多米的群山之间，发现了这座被白云和密林覆盖的高原城郭。考古学家无法得知它的原始名字，于是借用了附近一座山名，称其为马丘比丘。
⑤、洞穴艺术
这些4万年前的壁画或出自尼安德特人之手
这可能是迄今最古老的洞穴壁画
它并不是蒙娜丽莎，但在西班牙北部地区发现的这些红色“涂鸦”却已荣登全世界最古老洞穴壁画的宝座。这些40800年前的艺术作品可能是由到达伊比利亚半岛的第一批现代人绘制的，抑或出自尼安德特人之手——在20万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是伊比利亚半岛的主人。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考古学家Alistair Pike表示：“这很有可能是尼安德特人干的。”他的研究小组对西班牙北部11座洞穴中的壁画进行了研究。但美国阿尔伯克基市新墨西哥大学的洞穴专家Lawrence Guy Straus认为“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推测”，因为它基于一个可能出现人类占领时期重叠的单一测年结果。
迄今为止，绘制了熊、狮子和马的位于法国中部的沙夫特洞穴一直把持着全世界最古老洞穴壁画的头衔。这些壁画距今约39000年，然而对木炭颜料进行放射性碳测年研究的做法一直存在争论，人们怀疑这些颜料有可能被其他来源的碳所污染。
Pike说，洞穴艺术很难进行测年是众所周知的，这是因为“除了自身，它和什么都没有关系”，而不像从地下挖掘出的骨骼和工具，可以直接或用附近的骨骼进行碳测年分析。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Pike的研究小组对在洞穴壁画上缓慢产生的方解石铜绿进行了测年，而这些物质是富含矿物的水流经壁画所形成的。结果显示，其中一些洞穴壁画的历史至少有40800年，这使得它们成为迄今已知最早的洞穴壁画。
正如印象主义在19世纪和20世纪让位于表现主义一样，Pike的研究小组在不同的时期找出了一一对应的艺术趋势。那些最早的欧洲艺术家钟爱于简单的几何图形，例如圆点、碟形和棍形，而他们的继任者则绘制了更多活灵活现的复杂手印和图形。
这些洞穴壁画到底出自何人之手？Pike认为，现代人的祖先在西班牙北部活动的痕迹可以追溯到4.15万年前，同时那里还有尼安德特人，他们都可能是已知最早的“画家”。
尼安德特人是曾经生活在欧洲大陆和亚洲部分地区的一种古人类，大约在3万年前消失，被智人也就是现代人所取代。如果这些洞穴壁画真是出自尼安德特人之手，那么它们对于研究尼安德特人曾经有过的文化将是非常宝贵的材料。
这些洞穴壁画图案简单，其中有将颜料喷在岩石上形成的碟形图案，以及把手按在岩壁上然后喷洒颜料留下的手形图案。研究人员表示，早期的洞穴壁画大多比较简单，后来才出现各种复杂的图形，说明远古“画家”的艺术思想和能力在不断进展。
⑥、玛雅文明
玛雅文明是拉丁美洲古代印第安人文明，美洲古代印第安文明的杰出代表，以印第安玛雅人而得名。约形成于公元前2500年，主要分布在墨西哥南部、危地马拉、巴西、伯利兹以及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西部地区。玛雅文明在物质文化、科学艺术等方面有很大成就。
玛雅文明的建筑工程达到世界最高水平，能对坚固的石料进行雕镂加工。通过长期
玛雅文明(陶器)[3]观测天象，已经掌握日食周期和日、月、金星的运动规律；雕刻、彩陶、壁画
都有很高艺术价值，被称为美洲的希腊。
公元前400年左右建立早期奴隶制国家，公元3～9世纪为繁盛期，15世纪衰落，最后为西班牙殖民者摧毁，此后长期湮没在热带丛林中。
公元1502年，哥伦布最后一次远航美洲，距离他第一次发现“新大陆”恰好10年。船在洪都拉斯湾靠岸，哥伦布和他的船员们兴奋地踏上久违的葱茏陆地。在当地的市场上，一种制作精美的陶盆吸引住他的目光，卖主告诉他，这漂亮的陶盆来自“玛雅”。这个神奇的名字，第一次传入了欧洲人的耳朵。1519年，西班牙探险家科尔特斯（Hernan Cortez）率领西班牙军队横扫墨西哥，征服正处于文明鼎盛时期的阿兹特克帝国，“铲除一个文化，如同路人随手折下路边一朵向日葵”。
此时，玛雅文明已近尾声，但在尤卡坦半岛上，还残存着一些玛雅小邦。1526年，一支西班牙探险队前往尤卡坦，试图用暴力建立西班牙殖民地，并强制推行基督教信仰。不肯屈服的玛雅人展开了长达百余年的游击战，直到1697年，最后一个玛雅城邦才在西班
目前在太平洋的东部群岛上还幸存着古玛雅的后裔。
8、 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于1921年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被发现。仰韶文化的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3000年，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从今天的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当前在中国已发现上千处仰韶文化的遗址，其中以陕西省为最多，共计2040处，占全国的仰韶文化遗址数量的40%，是仰韶文化的中心。
仰韶文化是距今约5000～7000年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种彩陶文化。因1921年首次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故按照考古惯例，将此文化称之为仰韶文化。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一带、以秦晋豫三省为核心的中原地区，以陕西大部、河南西部和山西西南的狭长地带为中心，东至河北中部，南达汉水中上游，西及甘肃洮河流域，北抵内蒙古河套地区。
1921年渑池仰韶村遗址发现后，到2000年为止，全国有统计的仰韶文化遗址共5213处，其分布范围，以华山为中心分布。东起豫东，西至甘肃、青海，北到河套内蒙古长城一线，南抵江汉，中心地区在陕西关中、陕北一带。分布省份有陕西、甘肃、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湖北、青海、宁夏等9个省区，具体分布情况是：陕西省2040处、河南省1000处、山西省1000处、甘肃省1040处、河北省50处、内蒙古自治区约50处、湖北省23处、宁夏回族自治区7处、青海省3处。其中，陕西省主要分布在关中和陕北南部的延安地区，两地相加达1774处，遗址数量大大超过周边省份。目前，仰韶文化分布区面积最大的遗址，是陕西关中地区耀县的石柱塬遗址，面积竟达300万平方米。
汉族的先民据先秦文献记载的传说与夏、商、周立都范围，汉族的远古先民大体以西起陇山、东至泰山的黄河中、下游为活动地区；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这两个类型的新石器文化，一般认为即汉族
仰韶文化远古先民的文化遗存。
仰韶遗址位于洛阳市西80公里渑池县东北的仰韶村。仰韶村北面不远处是属于崤山山脉的韶山，峰峦叠翠，山清水秀，抬头仰望，心旷神怡，这大概就是仰韶村名的由来。1961年国务院公布仰韶遗址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发现 1916年6月当瑞典人安特生教授在山西勘探铜矿资源的时候，偶然的机会让他发现了一批古新生代的生物化石，这一发现结合当时矿藏资源勘探工作难以为继的状况，安特生教授以及当时地理测绘研究所所长丁文江先生随即调整了工作重心，转而进行对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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