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历史文化

重庆的历史文化篇一：重庆历史与文化提纲

重庆历史与文化

千里为重，广大为庆，

兼收并蓄，是为重庆。

一虎为巴，两江环抱，

三都之地，四方要冲。(巴国之都、大夏国之都、抗战陪都)

第一章重庆的地理人文环境概述

第一节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第二节钟灵毓秀的山川地理

第三节民族团结的大家庭

二、三千年四筑重庆城

三、重庆历史的开端

四、大禹在重庆的传说

第二节奴隶制的巴王国

一、巴国的建立

霸业久销沉，楚子何曾留寸土；

荒坟犹耸峙，将军依旧镇三巴。

二、冬笋坝的巴人墓葬

第三节 战国秦汉时期的重庆

一、秦汉政权对巴郡

二、秦汉时期巴郡的经济文化

三、巴郡人民的反封建斗争

第四节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重庆

第五节两宋时期的重庆

一、两宋时期重庆地区经济的发展

重庆得名

农业的发展

手工业的进步

商业贸易的繁荣

二、合州钓鱼城保卫战

钓鱼城保卫战

三、丰富多彩的石刻艺术

潼南大佛

第六节 农民政权大夏国

第七节 明清时期的重庆

清代重庆城图

重庆古城图

城门的功用和城内的布局

二、大西农民军攻克重庆

三、清朝前期重庆地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四、白莲教起义军在重庆地区的战斗

五、明清时期重庆地区的文化教育

第三章

第一节 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时期的重庆

? 一、重庆开埠后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

1、重庆开埠的前奏

1869 英国商会

1861 探险队

1874 夔关扣货事件

1876 中英《烟台条约》

2、重庆被迫开埠

3、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

4、重庆开埠对巴渝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重庆人民反帝国主义教会侵略的斗争

三、重庆民族资产阶级的出现和工人阶级的产生

四、重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

邹容和他的《革命军》

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和同盟会重庆支部的建立

五、重庆独立和蜀军政府的成立

1、保路运动在重庆

1911年6月28日重庆保路同志协会成立

会长 朱之洪

2、重庆独立和蜀军政府的成立

1911年11月18日重庆独立

1911年11月23日重庆蜀军政府的成立

第二节 “五四”运动前后的重庆

一、 “五四”运动前后的重庆的政治和经济

1、军阀割据在四川的形成及对重庆的影响

2、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1915年杨氏父子 聚兴诚银行

二 “五四”爱国运动在重庆

1、重庆学生的爱国运动

5月20日重庆学生集会（川东学生联合会）

川东学生救国团

川东女救国联合会

2、反帝爱国主义统一战线的形成

三 重庆的新文化运动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1、五四运动后重庆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

宣传新文化的报刊：《新青年》《川东学生周报》《新蜀报》《友声》《商学半月刊》 反对封建道德，争取妇女解放

2、马克思主义在重庆的传播

陈愚生 邓中夏 恽代英 陈毅 肖楚女

3、重庆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1918-1921 全国1800多人

四川490多人 江津、巴县90多人

1919年8 月 留法勤工俭学重庆分会成立

1919年9 月 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开学

1919年10月 聂荣臻留法勤工俭学

1920年7月 邓小平留法勤工俭学

第三节 大革命时期的重庆

一、 中共重庆地委的建立和重庆革命运动的高涨

1、中共重庆地委的建立

1925年8月 中共长寿支部成立（重庆最早的党组织）

1926年1月 中共綦江支部成立

1926年2月 中共重庆地委成立

书记杨闇公冉钧负责组织 吴玉章负责宣传

2、重庆革命运动的高涨

1926年2月——1926年8月党员由20人发展到120多人

1926年11 月 重庆市总工会成立

领导了工人运动

领导了农民运动

3、泸州、顺庆起义

二、四川国民党的改组

和国民党左右派的斗争

1、四川国民党的改组

1926年11月25日 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

2、两个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在重庆的斗争

右派国民党1926年3月总土地

左派国民党1926年1月莲花池

三、“九.五”万县惨案后的

重庆反英运动

1926年9月五日 英帝国主义

四、“三.三一”惨案和三位烈士

1、 “三.三一”惨案

1927年3月31日通远门外打枪坝

2、三位烈士

漆南薰牺牲

4月1日冉钧被害

4月4日杨闇公 被捕，6日牺牲

3、重庆人民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

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 —杨闇公

第四节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重庆

一、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重庆形势

1、四川军阀的继续混战

2、

重庆经济的严重破坏

3、蒋介石对重庆和四川控制的加强

1934年 12月 刘湘为四川省主席

二、重庆人民的反日怒潮

1、重庆各界群众反日斗争的开展

2、收回王家沱租界的斗争

3、“一?二九”运动推动下的重庆抗日救亡运动

第五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

一、 重庆定为陪都

1937.11.20 《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

1937.12.01国民政府正式在重庆办公

1940.09.06国民政府明确规定重庆为陪都

1946.05.05国民政府由重庆迁往南京

二、抗战时期重庆的经济

1、沿海工厂的内迁和重庆工业的发展

迁入机械、矿业、化工、电器、纺织等厂矿225家，重庆成为大后方唯一的门类齐全的综合工业区

2、商业、金融业和交通运输的发展

3、四大家族在重庆的经济掠夺

三、日本帝国主义对重庆的狂轰滥炸

“六?五”大隧道惨案

1941年6月5日夜，在日机疯狂的轮番轰炸下，重庆打隧道发生数千人窒息死亡的大惨案。从十八梯（大隧道）洞中拖出的遇难者尸体堆积如山，其中尤以城市平民额为多。据统计，死亡990多人，伤近1000人。

四、重庆人民对抗战的贡献

1、踊跃参军参战

2、努力生产抗战物资

3、千方百计保证抗战运输

4、广泛开展献金献机和慰劳活动

五、重庆党组织的恢复和南方局在重庆的斗争

1、重庆党组织的重建

2、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央南方局的建立

1938.10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总馆迁来重庆

1939.01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

3、南方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大贡献

4、《新华日报》在重庆的战斗

1938.10－－1947.02.28

《新华日报》在重庆的八年时间里，始终是党的喉舌，是人民的向导；它指引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冲锋陷阵，像一把尖刀插进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

第六节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重庆

一、 抗战胜利后的重庆局势

1、国共重庆谈判

1945.08.28毛泽东来到重庆

1945.10.10《国共双方会谈纪要》

2、重庆人民反战运动的开展

1945.10.11蒋介石发动内战密令

昆明“一二.一”血案

以学生为仇，以人民作匪，屠杀不遗余力

以敌寇为友，以汉奸为朋，宽容唯恐不周

2、《新华日报》社被迫撤离重庆

1947.02.27 《新华日报》社被迫查封

1947.03.09 《新华日报》社撤离重庆

二、重庆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

? 1、重庆人民的反美抗暴运动

? 2、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的开展

? 3、“四.二一”学生运动

三、川东地下党的艰苦斗争

1、《挺进报》事件

1947.10 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

刘国定任书记冉益智任副书记

《挺进报》被称为小《新华日报》

1948.04许建业等133人被捕或牺牲

2、农村武装斗争的开展

华蓥山起义 领导者王璞

3、护厂斗争的胜利

四、重庆的解放

? 1、国民党反动派在重庆的垂死挣扎

1949.10.14 “国民政府”再次迁来重庆

1949.11.27 大屠杀

2、重庆的解放

1949.11.30

狱中意见

第四章 重庆方言

在构词法上

2、重庆话动词一般不重叠，动词加“一下”或“哈儿”表示尝试或短暂动作。

②相当一部分Abb式形容词可变换为AbAb格式，语意较Abb式略轻。

活甩甩/活甩活甩 扯稀稀/扯稀扯稀

蔫梭梭/蔫梭蔫梭 慢吞吞/慢吞慢吞

在句法方面

显著的不同是在补语的构成上 。

1．能直接在动词、形容词后面作程度补语

2．动词后用“倒”、“起”、“倒起”作补语，相当于普通话的助词“着”或用“到”“了”、“起来”等作补语：

3．某些动词后加“得”表示可以、可能、应该做某事，普通话往往用“能（可以、应该+动词”表示。 在句法方面，另一个显著的不同是语气词。

第五章 重庆人的唱

第一节劳动歌

船工号子、搬运号子、打工号子、劳工歌谣

一、船工号子

号子多由节奏鲜明、句式整齐、内容单一的感叹类词句组成

二、搬运号子

1、滑竿号子

2、轿子号子

3、板车号子

三、石工号子

四、打夯号子号子

五、薅秧歌

第二节、时政歌

一、流行全市的

二、流行于个别区县的

第三节仪式歌

主要内容是表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乡土和祖先的赞颂、对亲友的纯真感情以及对痛苦生活的哭诉等。

仪式歌的种类

1、祝福贺喜歌

2、修房造屋歌

3、婚嫁歌

4、丧葬歌

5、其它仪式歌

第四节 情歌

第五节 生活歌

正歌

花文花文又叫“十八扯”

特点：1、强烈的趣味性、讽刺性

2、寓教于乐。

强烈的娱乐性是其外在特征，真情实感、讽世晓理是内核。

重庆的历史文化篇二：合川历史文化

合川是长江上游原始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合川的历史文化，先后经历了原始文化、土著文化、巴文化、唐宋文化以及元明清文化这样一个漫长的传承、发展过程。“历史源远流长，传承脉络清晰”、“巴文化和唐宋文化特点鲜明，地位突出”、“山、水、城合一，历史地理条件优越”、“民风质朴，民俗文化丰富多彩”是合川历史文化有别于周边城市的四大特色。

（一）原始文化

合川的原始文化，发端于距今约200万年的新四纪早期。2004年底，重庆市文物考古所为配合渝南高速公路合（川）武（胜）段建设，在沿线考古调查勘探中于合川涪江三桥右岸一、二级阶地上发现了面积近12万平方米的唐家坝遗址。2005年4月，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合川市文物保管所对唐家坝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考古人员通过对2.5万平方米的大面积钻探和325平方米面积的发掘，探明该遗址地层分为5层：第一层是现代至秦代文化层，第二层是战国文化层，第三层是全新世堆积层，第四层是第四纪堆积层，第五层是砾石层。采集到石片刮削器、石片砍砸器、石核砍砸器、砾石单刃砍砸器、砾石刮削器、石核等22件早期石制品就全部出土于距地表15米的砾石层中。与此同时，考古调查人员还在位于合办处大坪村地处涪江左岸二级阶地的第四纪地层中，采集到1件刃口使用崩疤明显的石片砍砸器标本。这批古老石器显示，“此地（嘉陵江、涪江汇合处沿岸）从第四纪的早期至第四纪晚期，都应有人类在此活动。唐家坝遗址的发掘为深入研究长江上游原始文化，建立长江上游地域的旧石器文化序列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由此可见，唐家坝遗址与重庆巫山庙宇镇龙骨坡古人类遗址处于相同的地质时代。生活在唐家坝的古人类与巫山人一样，也是早于元谋人的远古人类。

合川原始文化的发展脉络十分清晰，继唐家坝遗址、大坪旧石器采集点之后，还有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沙梁子遗址。沙梁子遗址位于盐井镇糖坝村（原合川市东津沱办事处糖坝村四社），地处嘉陵江右岸的二级阶地上，靠北有名为大溪沟的溪流汇入嘉陵江。遗址高出河漫滩35米左右，地势宽阔、平坦，总面积约6000平方米。该遗址由重庆市博物馆在1987年初的三江考古调查中发现，经过1989年、1998年两次发掘，出土了一批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石器、商周时期的陶器和明清时期的瓷器。其中，“出土的石器均为打制石器，包括砍砸器、刮削器、耜、斧等，多为农具，仅刮削器可能与狩猎有关，说明沙梁子先民们过着以渔猎为主，农业为辅的生活。”沙梁子遗址出土的石器“有石耜、石锄、石镰、石斧、石锛、石球、网坠等器形。陶片之可辨器形者有罐、釜、盆、缽、尖底角状杯等类。”制作年代大约在距今6千至7千年前，与重庆巫山大溪文化、湖北京山屈家岭文化相当。

此前，考古界普遍认为嘉陵江流域最早的人类痕迹是距今2万5千年的铜梁文化。而以唐家坝遗址、大坪旧石器采集点、沙梁子遗址为代表的合川原始文化，涵盖了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结束于距今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末叶，起源之早，延续时间之长，在嘉陵江流域人类文化中仅此而已。

（二）土著文化

继原始文化之后，是合川的土著文化。西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载：“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这里指的是“巴”进入四川盆地东部地区后，大致以秦汉巴郡为巴国时，境内的民族成份。也即是说，“巴”是在这些“蛮”族的地盘上建国的。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段渝指出，在这一记载中，常璩将巴国之属的八种族类中的“濮”，与整个西南地区的百濮系统相对举，说明此“濮”是专称，而不是泛指的濮，也就是说，巴国之属的濮有别于其他。我国著名的老一辈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邓少琴先生曾经考证说：“四川川东地区在巴人未迁入以前，其古老居民当为濮人。”[2]唐家坝和沙梁子遗址商周文化层出土的、具有明显土著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的早期陶器，证实了邓先生上述结论的正确，同时也给我们揭示了合川远古时期先民，从原始人类向土著民族进化的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由此而言，合川古代的土著文化，是以居住在三江流域的原住民——濮人为代

表，在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基础发展起来的地域文化（有部分学者亦称此类文化为“土著新石器时代文化”）。它的时间跨度大致有3000多年，相当于中国传统历史纪年中的“夏、商、周”时期，即开始于公元前21世纪，结束于公元前700多年的春秋时期。

考古专家通过对沙梁子遗址出土的罐、釜、盆、尖底盏、尖底杯、平底器等晚期陶瓷器物组合与四川、重庆等地，如：成都十二桥遗址、新繁水观音遗址、云阳李家坝遗址出土的相同器物的比对，认定为商周时期常见典型器物，这也足以说明，商周时期合川的土著文化与周边地区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由于三江流域的经济基础相近于蜀而优于江州（重庆），反映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合川土著文化，除了与周边的他地文化有着联系之外，自然也有着一定的差别。这样的差别，沿袭到东汉以后还是继续存在的。合川的土著文化是一种与周边他地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地域文化。

（三）巴文化

西周末年，即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周室东迁洛邑，楚国便以惊人的速度不断扩张。在此背景之下，春秋之际，随着巴人的大量迁入，以及战国后期巴国都城在铜梁山下的建立，合川成为了巴国的腹地和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原来的土著文化在这一时期与巴文化融合，进入到了“内涵丰富、特征鲜明”的巴文化时期。

公元前314年，秦置巴郡垫（褺）县于合川，合川历史文化又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

垫江县是合川2320余年建置史的开始。《四川郡县志》载：垫江县辖“今合川、武胜、铜梁、安岳、岳池等县”。《四川历代政区治地今释》：“县治在今合川县城关镇”。即垫江县治已在今合川区合阳城，为当时巴郡可考的5个县之一[1]，亦为秦代在西南可确考的19县之一。

垫江县城的选址和修筑，体现了中原文化“山（瑞应山）之南称阳；水（涪江）之北称阳”的风水学说和“选择城址也必须以交通方便为原则”的建筑理念，是中国古代依照“天人合一”选址建城的典型范例。由此而下，朝代更迭，垫江县由县升郡，由郡置州，但治地依旧。由于城址的不动迁，合阳这片热土，始终保持了它作为三江两岸广大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活动中心的重要地位。清《合州志》这样描述：州城地脉，来自龙多，有高望、纯阳绵亘而入，豁间平壤，周环六、七里，东西迤长如凤伸颈，如鸟舒翼。旧志称其龟龙。瑞应拱峙，四围涪、宕、嘉陵交会城下，屹然一名都会。

近二十年来，合川狮子坟砖室墓、白鹿山砖室墓等数十座汉墓中出土的陶质水田模型，以及南屏白鹤林汉墓中出土的碳化谷物证明，秦汉时期的垫江是稻谷的主要产区。特别是陶质水田模型中“鱼”、“龟”、“蚌”等专用养殖池塘的出现，表明了当时的稻谷种植已与水产养殖相结合，多层次、立体型的种养殖技术的运用已经十分普遍。“县北有稻田，出御米” 。江州县以今渝中半岛为中心，北与垫江县接壤。这种作为贡品的上等稻米，自然也出自垫江县。当时的垫江的三江两岸不但是稻、黍、稷、麦、豆等粮食作物产区，同时还以桑、蚕、麻、茶叶为农副产品之大宗。

东汉，是垫江县在巴文化时期经济形成较大发展格局的重要阶段。“东汉砖室墓一般分布于土层深厚的沿江台地及平坝，其规模较大而又保留有封土遗迹者当推合川南津乡汉墓群（即：南屏汉墓群）。在该乡白鹿、中南、上南、下南、牌坊等村东西1.5公里，南北2.5公里范围内，大小封土冢星罗棋布，基建及农耕中，历来有几何纹汉砖、陶器及陶俑、陶模型残片出土。”这种大范围、密集性汉墓群的发现，在巴渝地区仅此一例，说明当时垫江县的城市建设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居住人口相对密集，三江之地的经济已有了较大的发展。迄今保存的汉代青铜笔洗工艺精湛，濮岩东汉画像室石墓浮雕图案精美，南屏汉墓中出土的侍俑惟妙惟肖，抚琴俑神形兼备，彩绘舞蹈俑装束华丽，大陶马、陶猪、陶羊和陶狗造型生动，以及

草树土汉代遗址中“豪宅”遗址的高档规格等等，无不展示出了汉代垫江在经济和文化艺术等方面获得的较高的成就。尤其是在草树土汉代遗址中出土的朱雀纹饰瓦当，精美绝伦，在重庆地区极为罕见，是为巴渝文化受到楚国文化熏染的例证。

从东汉末至魏晋南北朝，地方实行州、郡、县三级行政制度。“宋文帝元嘉（公元424年——453年）中，分巴郡垫江县置东宕渠郡，属梁州。”这是合川在古代由县升郡的开始。1987年，重庆市文物普查队在合川七间孙家坝首次发现的南北朝时期的青瓷窑址，为川东地区早期青瓷生产过程、工艺特点以及产地等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同时也展示出了合川古代陶瓷制造业持续发展的历史进程。

巴文化在合川历史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巴人吃苦耐劳、坚韧不拔、敢于拼搏的民族性格，对合川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在合川的历史上，宋蒙、元战争时期的钓鱼城36年抗战，以及人民解放战争中的金子沱武装起义，即为继承发扬合川文化传统最应当称道的典范。

（四）唐宋时期的文化

唐宋时代，合州经历了极为重要的变化和发展，即从封建政治军事性质的州城，开始向封建工商业城市发展的重要转折，是合川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

1.水陆交通

合州“贯江、沱，通汉、沔，控引众川”，具有“巴蜀要津”的重要地位。自古以来，嘉陵江就是沟通四川东、北部地区及联系外界的水运交通动脉，是川西、川中和川北地区与巴渝、峡路紧密联系的纽带。汉唐时，金牛道、嘉陵故道、米仓道和荔枝道是川陕交通线上的4条主要干线，合州在嘉陵故道、米仓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宋代巴渝地区得以长足开发，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合州成为了成渝北道水陆中枢站，特别是南宋绍兴年间转漕川米，经常将川西眉山、乐山、泸州等地的粮食从长江水道通过嘉陵江运入抵阆中、广元，合州是漕运的中转仓重地。宋·任逢《垫江志》载：“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都转运司于东西两川敷对籴米，岁六十担，即合州置转运船仓，舟船篙挽，悉从官雇，凡嘉、眉、泸、叙之米，沿蜀外水（长江之古称）至重庆，溯内水（嘉陵江重庆至合川段之古称）至合寓于仓，又自合溯西汉水（今合川嘉涪口以上嘉陵江之古称）至利、阆州，谓之转搬。”这样的迂回“转搬”，从商人射利的角度看是不划算的，但其重要性在于稳定军心及边务。由此可见这条水道在宋代的重要意义。

交通的发达，促进了合州经济的繁荣。合州作为唐宋时期巴蜀的水陆交通枢纽，起到了促进巴渝地区开发和辐射川中、川西和川北广大地区的重要作用。故《方舆胜览》等文献称合州为“巴渝要津”、“蜀口形胜之地”。

2.城镇建设

合州城——唐代的合州城，宏伟壮观。宋·晁公武在《清华楼记》中说：“其水曰涪、曰嘉陵，合流于城下。”[3]唐玄宗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合州子城的修筑，开合川历史上提高城市防洪功能之先河。清光绪《合州志》卷4《建置志·城池》记载：“唐治子城，《图经》云：天宝三年筑。大历八年圮于水。”两宋时期，为提高合州城防御洪水的能力，修筑子城或江堤成为了当时维修城池的重点。任逢《垫江志》载： （宋修子城）西京作坊使知州事瞿美（乾德三年，即公元965年）筑，开宝三年（公元970年）圮于水，太守李大中（嘉泰三年至四年，即公元1203年至1204年以朝请大夫的身份任合州刺使）重修。 其间，北宋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知州单熙在“州治东北嘉陵江”岸修筑了单公堤。

明天顺七年（公元1463年）十月，知州唐珣奉旨在合阳原址上重筑合州城。条石砌筑的城墙高5.7米，上阔4.3米，下阔5米，东南滨江，西抵濮溪（即：落阳溪），北据瑞应、纯阳二山，由城东朝阳门到城西落阳门2里，由城南小南门到城北迎恩门3里，周长16. 2里。计有石卷城门11道。状元黎淳在《修合州城记》中有“即故址砌为石城”之句，说明代合州城与唐宋时期合州旧城的规模基本相当。殊不知就此规模，在明代时也仅次于成都城，位居西南第二。下面，就是当时西南地区主要城市的城围数据：

成都城22里3分，合州城16里2分，江北城15里，重庆城12里6分，嘉州（乐山）城11里，遂宁城10里，南充城9里7分，顺庆城9里7分，内江城9里3分，阆中城9里3分，潼川府（三台）城9里，资州城5里；昆明城10里7分，大理15里；贵州城9里，遵义7里。

草市镇——合州便利的交通条件、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商品流通的兴旺发达，促进了州境内农村场镇的迅速兴起。由于农村场镇是在草市（农村定期集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故称草市镇。吴处厚《青箱杂记》卷3又称为阂市。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统计，四川有农村场镇779个，尤以嘉陵江下游分布密集，合州、普州居第一。《元丰九域志》载：宋代巴渝地区共有场镇103个，而合州所置的场镇就有45个。当时，这些农村场镇已具有一定规模。小城镇的兴起，促进了农村商品的流通，加快了农副业和合州商业城市的发展。

3.农业经济

唐宋时期合州是巴渝地区农业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丘陵地区的开发、梯田的开垦和水稻的大面积种植，是唐宋时期合州农业发展的主要体现。合州三江流域一带的台地，地暖肥沃，水源丰富，普遍种植早稻和中稻。早稻大约在每年的5月底、6月初成熟，中稻在7、8月亦可收割。在合州境内的丘陵和山区，从唐代就开始出现了梯田。到了宋代，梯田已得到普遍发展。梯田建于山坡之上，随山坡的斜度筑埂，层层开发，主要利用塘堰灌溉，种植水稻。 “合州等处无平田，农人于山坡起伏间为防，潴雨水，用植梗糯稻，谓之赠田，俗名雷鸣。盖言待雷鸣而后有水也。”这里所谓的雷鸣田，即指没有塘堰灌溉的望天田。雷鸣田由于有田埂可以蓄水，也可以种植水稻，只是没有水源保证，一遇天旱，收成也就很难说了。正如宋人庹所说：合州巴川县一带“五日不雨枯，十日不雨稿，丰年常少，而凶年常多。”但是不可否认，丘陵地区的开发、梯田的兴建，尤其是梯田潴水种植水稻，使土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利用，促进了合州地区的农业发展。

唐宋时期，合州的名优特产有“水南茶”、“牡丹皮”、“白药子”、“补骨脂”、“荔枝”等。

合川地区种茶、饮茶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商周时期。西周初年，巴国向周王朝纳贡的土特产就有“丹、漆、茶、蜜”等。虽然古人在文献中未说明巴国茶叶的具体产地，但合川为其主要的产地之一是肯定的。唐代，重庆地区沿长江流域的山区、丘陵地带，成为茶叶的主要产区，主要分布在合州（今合川）、渝州（今重庆）、南平军（今南川）一带，并制作出优质茶叶。合州的水南茶为巴蜀四大名茶之一，由于产量不多，时为珍品。 “蜀茶之细者，其品视南方已下，惟广汉之赵坡，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牙，雅安之蒙顶，土人亦珍之，但所产甚微，非江、建比也。”

补骨脂是一年生草本植物，夏秋之交开花，荚果含一种子，扁圆色黑，中医用以入药，功能补肾温脾，壮阳因精，明·缪希雍《本草经疏》说“补骨脂，能暖水脏，阴中生阳，壮火益土之要药也”。从唐代开始，合州的补骨脂是贡奉朝庭的珍品，种收由官方直接管理。“补骨脂园，在钓鱼山下（今钓鱼城西小白塔附近），方二亩，立园丁八名种收。”

牡丹始载于《神农本草经》。汉末《名医别录》载：“牡丹生巴郡山谷及汉中。”由此可见，今合川地区的丘陵山谷自古是山牡丹的生长地，是牡丹的故乡。唐宋时期的合州是唯一贡“牡丹皮”和“白药子”的地方。 “巴川郡贡牡丹皮十斤、药子二百颗。今合州。” “合州，……贡牡丹皮、白药子。”牡丹皮是牡丹的干燥根皮。具有清热凉血，活血化瘀的功能。白药子为防己科植物金线吊乌龟的块根。具有清热化痰，凉血解毒，祛

风止痛的功效。

在唐代，荔枝是四川名产。合州嘉陵江东岸的学士山麓，从汉代开始就有荔枝园，该园中曾因有荔枝树“异本合干”，生意盎然，在合州传为佳话，渡江前去一睹奇异之貌者络绎不绝。宋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知州何麟还曾前往观赏，并作有《荔枝赋》赞之。此外，城北的濮岩（今派斯学院附近）建有荔枝阁[12]。唐时合州是四川荔枝的主要产地，但在数量和品质上排位较后。故有“蜀中荔枝，泸、叙之品为上，涪州次之，合州又次之”之说。

4.手工业与商业

唐宋时期合州的手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在纺织方面，唐代合州就产贡布、筒布和斑布等著名纺织物。到了宋代，种桑养蚕、缫丝织缣得到了普及，使宋代合州成为了巴蜀纺织业的中心之一。[1]

合州自古以盛产铜、铁矿而著称。《〈华阳国志〉新校注》云：“铜，盖产于巴郡垫江县一带。”经著名历史学、民族学家任乃强先生认定：今涪江南岸的铜梁山一带，是巴蜀最早开采铜矿的地方。[2]唐代合州的冶铜和铸造技术已驰名巴蜀。唐武周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合州庆林观曾为武则天皇帝铸造了一口铜钟。这口钟通高79厘米，厚2.5厘米，虎纽、直腹、圆口，顶部作莲花瓣纹，钟身四面作双层方井纹，分上下两段，其中有一边上段铭文：“维大周长安四年岁次甲辰拾月癸丑朔贰日甲寅，合州庆林观观主蒲真应等，奉为圣神皇帝陛下敬造洪钟一口，重肆百斤，普及法界苍生，并同斯福。朝议郎行合州司马高德表。”后此钟在运往京城途中的阆中时，中宗即位。该钟至今仍保存在阆中市文管所。

到宋代，合州的坑冶（即：冶铜、冶铁业）蓬勃发展。宋初，四川产铜、铁之地有合州和渠州，设有铜冶、铁冶和铸钱监。英宗治平年间（公元1064——1067年），四川产铁地为合、渠、资三州。当时，合州的小铁矿星罗棋布。这些小铁矿出产的铁，大量用于铸造铁钱和兵器农具，铁钱和兵器由官府制造。迄今，市文博单位已收藏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宋代铁制器物。如：今存于文管所的宋代铸铁转轮经藏座、钓鱼城奇胜门出土的铁质旗蹲，今陈列在钓鱼城历史文物陈列馆中的宋代铸铁犁头、铸铁手雷、铁质箭镞、石工工具等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钓鱼城出土的数把宋代手刀、朴刀表明，宋代合州所产之铁，品质优良，经千锤百炼打造而成的钢刀，锋利无比，至今依然如故。

唐宋时期合州的造船业是具有相当规模的一大产业。北宋嘉陵江主要转输川米，并一度转输马纲之后，进一步促进了合州造船业的发展。到南宋时，合州已成为四川重要的造船中心，四川各府、州、县的官船，主要在这里打造，有时一次便打造二百艘。在南宋晚期的宋蒙、元战争中，钓鱼城筑有南北水军码头，宋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钓鱼城守将张珏就曾一次调集了一千余艘战船，载石沉入嘉陵江款龙溪，横江筑成水城，将蒙古军阻于江中，大败蒙军。咸淳八年（1272年），元军为顺江东下，在合州调集造船工匠，于金子沱设造船场，打造了大批战船。这些史实说明了合州造船业的发达。

合州是宋代巴渝瓷器的重要生产地，主要生产黑釉瓷，以供民间日常为主，器物种类繁多，有食器、陈设器及玩具等。釉色以黑褐二色为主，其纹饰有釉中装饰、釉下绘画、胎胚刻画、压印纹装饰等。唐宋时期合州是井盐的产地。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为了增加财税收入，实行了食盐榷管政策，划定巴蜀为井盐销售地区，限制外盐进入，促进了巴蜀地区井盐的发展。当时，合州石镜、汉初等县都有盐井。北宋中叶后，合州已成为巴渝地区井盐的产地之一。

到了宋代，商税成为了宋王朝重要的财政收入之一，各地的商税数额，也在历史上有了具体的记载。宋代的商税，主要在州、县城及重要关隘或部分场镇征收。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前，合州征收的在城商税为137206贯（铁钱数），而当时的渝州城为48365贯，涪州为71320贯，昌州为51507贯。熙宁十年，渝州城为31615贯（铜钱数），涪州为28385贯，昌州为11456贯，而合州为37597贯，居

重庆的历史文化篇三：重庆文化——历史上三次建都

; 重庆是巴渝文化发祥地，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在历史上曾三次建都。 巴国国都 周武王11年（公元前1066年） ，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推翻了商朝统治。周朝建立后，周武王分封姬姓宗族于巴国，与当时楚国和吴国的国君一样，赐予子爵。巴之建都江州，即今之重庆，建立起初具规模的国家。其幅员“东至鱼复（今奉节县） ， 西至楚道（今宜宾市），北接汉中（今陕西省南部），南极黔涪（今涪陵市和贵州省北部）”。 夏国国都 元朝至正11年（公元1351年） ，全国规模的红巾军农民起义爆发。西系红巾军将领明玉珍攻占重庆及附近州县，以重庆为基地，清除了元朝在四川的势力。公元1363年，明玉珍称帝，定国号夏，改元天统，建都重庆。大厦农民政权疆域，包括今四川省大部、湖北省西部、贵州省北部、陕西省南部。 中华民国陪都 1937年“七七事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正式宣布迁都重庆。同年12月1日，国民政府开始在重庆办公。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定重庆市为中华国民陪都。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市，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随着大批国家机关、工矿企业、金融机构、科技文化部门和各类学校内迁，重庆崛起为抗战时期中国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发展成为具有近代工业基础的大城市。 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和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当时中国各党派和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力量相继集中在这里。8年抗战中，重庆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整个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重要政治舞台。同时，它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国在东的指挥中枢。1942年1月2日，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在重庆成立，苏、美、英、法等30多个国家在重庆设有大使馆，40多个国家设有反法西斯战争的各种国际性组织和中外文化协会等。 当时重庆市区范围：东至大兴场，南至渔洞、南泉，西至歌乐山、中梁山、北至嘉陵江边的渡溪沟（今磁器口以北、井口以南），水陆面积共164平方公里。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正式还都南京。至此，国民政府在渝时间为9年零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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