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昌都地区双语教育的兴起和发展

　　[摘要] 文章追溯了昌都地区双语教育的发展过程。昌都双语教育兴起于清朝末年,民国时期发展比较缓慢,昌都解放后到民主改革前出现了转折,民主改革后呈现出螺旋上升发展的良好趋势。
　　[关键词] 昌都地区;双语教育;历史
　　[中图分类号] K281+ G75(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10)03-0079-07
　　
　　双语教育,一般是指少数民族学生在学校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同时使用两种语言文字的现象。在昌都,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双语教育出现在清朝末年。
　　
　　一、清朝末年昌都双语教育的兴起
　　
　　(一)产生背景
　　清朝末年,清政府对川边藏区进行了以改土归流为核心的全面改革,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1906年7月,赵尔丰被封为川滇边务大臣,在平定川边土司之乱和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过程中,对每一县的改革都制定了改革《章程》,并颁布实施。各县《章程》虽不尽相同,但也有许多共同的规定,兴办教育是重要内容之一。朱解琳:《藏族近现代教育史略》[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8页。赵尔丰兴办教育的原因有二:一是他认识到要想在“僻在蛮荒”、“声教隅绝”的川边土司区,获得永久之“安”以及“政令推行”,必须迎机利导,开导边民智识;二是在川边管理过程中,他发现最难的是“文诰之不知,语言之不习”,处理事务必须通过翻译,有诸多不便,内地迁徙到川边屯垦的贫民,也因语言不通,主客之间很难融洽相处,要改变这种状况,“非先从语言文字入手不易为功,此学务之兴,所以万不可缓顾”。《赵尔丰奏议公牍全集》[Z]卷3,民族文化宫图书馆,1961年,第18页。无论是“开导边民智识”还是解决语言文字问题,主要途径都是兴学。
　　于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赵尔丰在成都设立四川藏文学堂。藏文学堂共办两届,培训教员163名。毕业的学生多数被送到巴塘的学堂见习半年,而后就被派往改土归流设治的各地充当教员。藏文学堂学制2年,学堂科目设有修身伦理、藏语藏文、英语英文、国文、历史、舆地、图画、测绘、算术、体操十门。1907年,赵尔丰在巴塘成立关外学务局,推行学务,在各地设置官话学堂和初等小学堂。规定官话学堂以学习汉语汉文为主,官话毕业始入初小。初小课程按照《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开设读经、修身、国文、历史、地理、算术、致格、体操等。1909年,在昌都盐井等地开设初等小学堂。宣统三年(1911)三月,他把学务推广至江卡(今芒康东)、乍丫(今察雅东)、察木多、三岩、贡觉、桑昂曲宗及杂瑜(今察隅)、札夷、察哇、作冈等处,即在现在昌都地区的部分地方兴办了官话学堂和初等小学堂。
　　(二)主要模式
　　虽然我们无从了解赵尔丰从何处学来的“双语教育”理念,但他根据教育对象和目的的不同,采用了两种双语教育模式:一种是在内地为川边学生办学;另一种是在川边本地开办学校。
　　1、在内地为川边学生办学 1906年,赵尔丰在成都设立四川藏文学堂,其目的是培养在藏地做教师的师资,因而把藏语和藏文的学习放在第一位,在2年9个学期的课程中,藏语课程共有800小时的课时(见表1),占全部学习课程总量的27.6%多;国文仅80小时的课时。此外,藏文学堂毕业的学生还要专门送到设在巴塘的学务局进行康区各地方言的培训,掌握了藏语方言后才派到各地任教员。
　　2、在川边本地开办双语教育学校 相对于四川藏文学堂双语教育模式来说,川边地区官话学堂的模式比较简单,先学藏语,再学汉语。宣统三年(1911)正月,赵尔丰为请求添拨经费以便推广学务,向中枢陈述关外办学成绩时说:“巴塘一隅男女学生等,先学藏语,继学汉文,甫经三年,初等小学堂男女生竟能作数百言文字,余皆能演试白话,解释字义。”《清宣统实录》[Z]第50卷,第36—37页。
　　(三)教材
　　川边地区官话学堂所设课程一般比较简单,主要以学习汉语汉文为主,所用教材也是根据当地情况而特别编写的。早在兴学初期,藩学两司就确定,筹办关外学务,首先要从编写课本入手,不宜照抄内地学堂科目和沿用内地课本。同时为了便于学生学习和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编写了汉藏文合璧的课本,一读而两得。当时赵尔丰还亲自为官话学堂编写了《西陲三字韵语》等书作教本。《西康记事诗本事注》中记载了这些韵语。又如四川藏文学堂,在其课程设置和授课时间的安排上,注意学用结合,根据实际需要编写教学纲要。
　　
　　二、民国时期昌都双语教育的缓慢发展
　　
　　民国时期,昌都双语教育的办学基本沿用清朝模式,即在北平(今北京)设立蒙藏委员会北平蒙藏学校及在当地设立学校。
　　(一)蒙藏委员会北平蒙藏学校
　　民国成立后,在中央设立“蒙藏事务局”,筹设国立蒙藏专门学校,后更名蒙藏委员会北平蒙藏学校。1913年(民国2年)2月教育部公布了《蒙藏学校章程》,按照该章程规定,蒙藏学校“以开发蒙藏青海人民学识,增进蒙藏青海人民文化为宗旨”。章程规定,该校先设预备科,再办专门科。预备科所学课程有:汉文、汉语、蒙文、藏文、修身、本国地理历史、外国地理历史、算术、代数、几何、三角、博物、生理卫生、物理、化学、图画、体操、乐歌、手工、法制经济等。要求学生第一年必须多学汉语汉文,“以备后来听讲之用”。朱解琳:《藏族近现代教育史略》,1990年,第76—77页。
　　1930年(民国19年),教育部设置蒙藏教育司之后,首次提出中国双语教育政策:
　　以尊重各族语文为主,供备两种文字,一为边文,一为国文,任凭边生之采择。但有语言而无文字,或本族文字久已废而不用者,则不在此限。惟中等以上学校为求学生深造之便利,开始必修国语、国文。
　　1934年教育部组织编译出版了汉蒙、汉藏、汉回合璧的小学国语课本各8册,常识课本各4册。供边疆地区蒙古族、藏族等民族学生使用。教育部又指定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另行编译蒙、藏、维文初小教科书,并于1947年(民国36年)出版了蒙文课本9册,藏文8册,维文10册。周庆生:《语言与人类:中华民族社会语言透视》[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35页。
　　(二)昌都当地的学校
　　辛亥革命后,1912年,川边成立经略使,于政务处下设教育司,以蒙裁成为司长。1914年(民国3年),川边镇守使成立,复于政务处下设教育科。因战事频仍,川边的许多学校停闭,教育科徒有虚名。加之当时昌都的社会形势非常特殊,“既有政教合一、自成一体的地方政权势力,又有非政教合一的世俗部落、土司统治的领地;既有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宗一级地方政权机构,又有所谓‘无官无法’、以父系血缘纽带组成的‘帕措’等宗族势力控制的三岩等地”土呷:《昌都历史文化的特点及其成因》[J],《中国藏学》2006年第1期,第60页。,使昌都的教育出现了寺庙教育、官办教育和私塾教育并存的现象。其中,只有官办教育的学校开设藏汉双语课程。当时的官办学校屈指可数,上世纪40年代,仅有察雅宗在烟多创办的一所学校、法国天主教堂在芒康县的盐井兴办的一所小学和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委员佐仁季在昌都镇的川主庙里兴办的一所小学,而且,只有最后一所小学开设了汉文、藏文、体育等课程。
　　动荡的社会背景,复杂的封建割据地特点,导致昌都地区的学校停办、关闭,双语教育的发展也随之缓慢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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