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40年

　　对外开放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一环，无论是人才培养还是科学研究，都渗透着对外开放的影响。4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成就有多大？所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未来战略发展的重点在哪里？都十分值得研究。本文采用独特视角，希望能够引起更多同行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成就和挑战进行深入探究。
　　三个视角看发展和成就
　　视角一：从历史的角度看。
　　这一视角，可以用奇迹来概括。何为奇迹，即少见和稀罕，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未曾出现过的。首先，近50%的年轻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含各类出国留学接受高等教育人员）。18-22岁的青年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高校在校生规模3000多万，可谓一大壮举。这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和国际化政策密切相关。没有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抉择，就没有高等教育的巨大发展，以及发展所需的良好政策环境。其次，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跻身世界大学500强，2018年达到45所，这在改革开放之初是不敢想象的。尽管排名具有商业性，但也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其三，来华留学人数在2017年达到了近49万，目前仍以超过10%的速度在增长，突破60万的时间不会太长。来华留学反映了世界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兴趣和信心，也是对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肯定。最后，对外开放丰富了中国高等教育政策的知识来源。高等教育40年政策发展的关键时期，无不渗透着中国教育决策者们对国际先进高等教育思想的吸收。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采纳李政道等人的建议，借鉴美国科研管理和学术制度，迅速建立起我国的学位制度（特别是博士后制度），并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及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也吸收了很多比較教育学者的研究成果。自此，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开始逐渐研究和吸取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或略高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与教训。最明显的例子即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该纲要出台前就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方面动员了全国大量科研人员，还向驻外使领馆发出请求，研究当地国家高等教育的经验和教训，数以万计的人共同参与了这一借鉴国际经验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宏伟工作。如此大规模动员，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高等教育决策的开放性和科学性。
　　视角二：从比较的角度看。
　　从这一角度看，对外开放让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了从“贫弱”向世界高水平发展的转折。这个转折获得了国际高等教育专家学者发自内心的肯定。以知识生产为例，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了三大转变。
　　第一，满足了知识生产的国内需求，且能积极参与国际知识的生产。从科学研究论文的产出量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科学知识三大生产国之一。随着对外开放逐渐推进，中国将在越来越多的学科领域成为科学新知生产大国。
　　第二，中国科学家已经进入了世界科学知识生产的核心队列。将40年作一分期，改革开放前20年，中国与世界顶尖知识生产者的关系，大多是学生与导师的关系；而后20年，这一关系发生了变化，学生与导师的关系依然存在，但在部分领域，中国学者与国际知名学者之间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同事与合作关系，共同谋划科学蓝图，一起探索未知世界。平起平坐成为常态。
　　第三，在吸收借鉴新知上，我们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完全模仿，逐渐发展为理性看待。在普遍规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前提下，我们的自信与日俱增。一句话，中国高等教育在知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正在进行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视角三：从国际影响力的角度看。
　　改革开放极大提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否关心其他国家发展的意识和思想；第二，是否关心其他国家发展的行动和实效。改革开放前20年，中国高等教育处于恢复和发展时期，自我发展意识和动力很强，导致我们“无暇顾及”周边国家和世界各国。最近20年，中国高等教育格局的变化逐步彰显，即把自身发展放到世界的格局中去，其动向在于我们对他人（或国家）是否关心、如何关心，以及关心的效果如何。在语言教学和中外文化沟通方面，孔子学院满足了国际友人对中国文化和语言的现实需求。中国大学开始走出国门兴办海外校区，以自己的方式服务国际社会。截至2017年底，厦门大学马来西亚校区、清华大学墨尔本校区、北京大学（伦敦）汇丰商学院，以及苏州大学老挝校区等，纷纷启动。尽管这些国际校区建设仍在摸索过程中，但在服务本土校区国际化及影响当地高等教育方面，已初见端倪。中国高校走出国门，首先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已有了关心其他国家发展的意愿，但我们到底能够拿出什么去支援其他国家的发展，需尽快找到答案。因为良好愿望都要以良好的高等教育产品和服务作为基础。因此，提炼中国的发展经验，形成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制度和服务，让国际同行“便于接受”“拿到后好用”“想用也用得起”，是未来我国高等教育需要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面临的挑战
　　尽管中国高等教育在对外开放方面成绩卓著，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问题一：高端知识生产能力还不是很强。
　　所谓高端知识，即对世界有重大影响的思想、理论、新知和新技术。近20年中国科学研究论文发表总量取得了卓越成绩，但从被引用率看，世界排名并不高，享誉世界的科学发现还不多。因此，提高中国科研水平，特别是提高中国学者科研论文的被引用率，依然是长期奋斗的目标。另外，我们在社会科学思想和理论方面的贡献仍然很少，社会科学知识的国际认可度相对较低，能够为某一国家、某一部门、某一系统提供系统性知识的成功案例几乎没有。即便我们有在国际场合表达自己理论的机会，但让世界听得懂、能接受，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有我们生产的知识让别人感兴趣、易理解，才有可能出现传播快、影响大的效果。
　　问题二：能够走出去支援世界的专家团队规模太小。
　　这一问题的成因有两个。一是我们还没有形成为他国提供专家服务，最终也是为我们自己服务的意识；二是这类专家都应该是复合型人才，既要有国际视野，能通晓国际规则，有政治觉悟和民族自信，还要有专业才华和语言能力，培养这样的国际化人才并非易事，要形成团队难度则更大。首先，我们需要更多国际化人才服务于国际组织；其次，服务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改革与发展；其三，服务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学的改革与发展。仅从这三个层次来看，我们至少缺三四十万国际化人才。如何培养一大批这样的人才，是中国高等教育必须考虑的问题。到国际组织工作，须具备专业知识和政治觉悟；到其他国家工作，不仅需要专业知识，还要具备赢得信赖的能力和超强的人际交流能力；到国外高校工作，既要讲好中国高校发展的故事，还要有应用中国经验服务于当地学校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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