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历史问题决议

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篇一：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何没有涉及抗战时期历史问题

作者：穆兆勇 《光明日报》（ 2015年04月11日 11版）

1945年4月，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这段历史作出郑重结论。《决议》是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重要关头作出的，却没有涉及抗战时期的历史问题。对此，《决议》已作了说明，指出：“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关于抗日时期党内的若干历史问题，因为抗日阶段尚未结束，留待将来做结论是适当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0页）在《决议》通过第二天召开的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也指出：“至于抗战时期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成熟，所以不去解决它。”但此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并未对抗战时期历史问题作出结论。认真研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有关论述，就会发现上述说明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决议》之所以没有涉及抗战时期历史问题，关键还是由它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决定的。

《决议》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揭露和批判三次特别是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剖析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之所以要揭露和批判“左”倾错误路线，一方面是它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带来了严重损失；另一方面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的统治，但由于没有从思想上进行系统清算，这种错误的影响一直存在，在抗战初期发展成为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这成为当时全党正确认识和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最大障碍。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地提出了清算以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表现形式的“左”倾错误路线的任务。为完成这一任务，中共中央决定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讨

论研究历史上的路线问题入手展开整风运动，教育全党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对讨论研究历史上的路线问题，1942年3月毛泽东强调，这个研究是必需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并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页）他指出，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决议》重要起草人之一胡乔木后来也指出，王明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搞的一套究竟是对还是错，“这就要算历史账，才能搞清楚”（《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三次“左”倾错误主要发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主要发生在中央领导层。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思想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发展起来。因此，《决议》强调：“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55页）

围绕核心问题的解决，《决议》内容的主体部分是详尽地揭露和剖析三次特别是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发展过程、主要表现、危害和错误产生的根源，用大量篇幅从政治、军事、组织、思想四个方面对正确路线、错误路线进行了详细对比论证。这样，不仅有力揭露和批判了错误路线，而且系统论述和阐发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主要观点，勾勒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轮廓和基本内容，从而极大地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加强了全党的团结，为中共七大胜利召开在思想上作好了充分准备。对这种对比论证方式，邓力群指出：“对教条主义的危害需要彻底地揭露，需要系统地认识。用批判这样一种错误来更好地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地位，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地位，使全党更好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使党的思想更好地统一在马克思列宁主

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上面，这是历史和当时的条件要求这样作的。从主要的意义上讲，一九四五年的《决议》确实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而且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起过巨大的作用。”（《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596页）

对《决议》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和其内容的主体部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讨论历史问题一开始，就是十分明确的。1941年9月至10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拉开了讨论历史问题、在中央领导层开展整风运动的大幕。而对历史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领导路线问题上。此前，毛泽东在审核中共六大以来文献资料、主持编辑《六大以来》过程中，看到了许多在中央苏区时没有看到的资料，对“左”倾错误路线的严重危害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中央领导所犯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并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进行了分析批判。根据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毛泽东起草了一个《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对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左”倾错误路线作了一个清理和总结。由于当时党内思想认识还不一致，这个草案被搁置起来，但它的主要思想观点和内容被后来起草的决议稿所吸收。1944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起草历史问题文件后，最早形成的草案稿题目是《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中间又改为《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1945年春，毛泽东对草案稿进行第一次修改时，将题目确定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既然是“若干历史问题”，就意味着不可能涉及全部历史问题。正如前几个草案题目显示的，《决议》内容的主体部分，从时间跨度看，主要是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时期；从内容看，主要是这一时期的中央领导路线问题。对《决议》这种内容详略处理和谋篇布局，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

指出，在这个短短的历史议案中，要把24年的历史都写进去，是很不容易的，“自然我们还不是修党史，而是主要讲我们党历史上的‘左’倾错误，讲党史上一种比较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与一种有些适合但有些不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的斗争，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6页）基于这种考虑，《决议》对大革命时期的重大问题基本没有涉及，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其他重要事件、重要人物提及得也比较少。这也正是《决议》没有涉及抗战时期历史问题的重要原因。1991年，胡乔木在解答这个问题时指出：“讨论历史问题，本来就限于土地革命时期这一段。如果时间跨度延伸到抗日战争时期，整个文件的格局就要发生很大的变化。如果决议要写到遵义会议以后、写到瓦窑堡会议、西安事变、然后抗战爆发、那就涉及很多的问题。因为抗战时期的问题，有些在党内已经比较清楚，有些还要看看。但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不但向来没有这么说，而且还曾多次肯定四中全会是正确的，所以决议要集中力量写这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5页）胡乔木这一阐述，应该说很好地体现了《决议》的意图和思路。 对是否涉及抗战时期历史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起草《决议》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在1941年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中，毛泽东把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分为“四中全会及其以后”“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三个时期进行了分析。对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领导路线，毛泽东概括地列举了几项主要工作，没有展开详细论述，但涉及了抗战时期的历史问题。毛泽东最早提出不对抗战时期历史问题作结论，是在1944年3月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当时有关重要历史问题的争论作了系统回答，指出：“对抗战时期的问题也许不在七大上作结论，七大是做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的结论。”（《决议》

原定提交中共七大讨论，后经毛泽东提议改由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笔者注）尽管如此，中共中央重新起草决议后的几个草案稿，还都涉及了抗战时期的历史问题。1945年3月底，毛泽东在对草案稿进行第三次修改时，作出一个重要修改，就是“加写了关于抗战时期党史路线问题不作结论的一段极为重要的话。??这样，以后稿上涉及抗战时期历史问题的内容统统删去了。”（《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15页）

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写《决议》不是“修党史”。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作为肩负特定历史使命的政治文件，《决议》写什么、不写什么、怎么写，都不是主观随意的，而是由历史的、现实的客观需要决定的。在当时条件下，《决议》不需要也没有必要对抗战时期历史问题作出结论，或者说作不作出结论对当时现实的影响不大。如果对这些问题作出结论，反而会影响核心问题的解决。这启示我们，只有把《决议》放到它形成的特定历史环境中，放到党的整个发展历程中来考察研究，才能深刻领会和准确认识其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对重大历史问题的结论，充分认识其重大意义。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篇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

若干历史问题决议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一

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我们党一成立，就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在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进行的二十四年（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奋斗中，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三个历史时期中，我们党始终一贯地领导了广大的中国人民，向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由于坚持了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并向一切与之相反的错误思想作了胜利的斗争，党才在三个时期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达到了今天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的巩固和统一，发展为今天这样强大的革命力量，有了一百二十余万党员，领导了拥有近一万万人民、近一百万军队的中国解放区，形成为全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的伟大的重心。

二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中，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特别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曾经在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同志，在这次大革命中，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发展了全国的工人运动、

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推进并帮助了国民党的改组和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形成了东征和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干，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光荣的一章。但是，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一九二七年叛变了这个革命，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

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的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并且只有中国共产党，在反革命的极端恐怖的统治下，全党团结一致地继续高举着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领导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群众，作了政治上、军事上和思想上的伟大战斗。在这个战斗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红军，建立了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府，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分配了土地给贫苦的农民，抗击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进攻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全党对于企图分裂党和实行叛党的托洛茨基陈独秀派⑴和罗章龙⑵、张国焘⑶等的反革命行为，也同样团结一致地进行了斗争，使党保证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总原则下的统一。在这十年内，党的这个总方针和为实行这个总方针的英勇奋斗，完全是正确的和必要的。无数党员、无数人民和很多党外革命家，当时在各个战线上轰轰烈烈地进行革命斗争，他们的奋斗牺牲、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精神和功绩，在民族的历史上永垂不朽。假如没有这一切，则抗日战争即不能实现；即使实现，亦将因为没有一个积蓄了人民战争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骨干，而不能坚持和取得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

尤其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在这十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在这十年内，我党不仅有了伟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时期中也犯过一些错误。其中以从党的一九三一年一月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六届四中全会）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这个时期内所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倾错误，最为严重。这个错误，曾经给了我党和中国革命以严重的损失。

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以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三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在党内曾经发生了“左”、右倾的偏向。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者，这时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了取消主义者。他们采取了反动的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认为一九二七年革命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对于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经是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他们武断地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反对党所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并污蔑当时的红军运动为所谓“流寇运动”。他们不但不肯接受党的意见，放弃这种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反党观点，而且还同反动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成立了反党的小组织，因而不得不被驱逐出党，接着并堕落为反革命。

另一方面，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党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了。这种“左”倾情绪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已经开端。八七会议在党的

历史上是有功绩的。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地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并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状态。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生长，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左”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并使“左”倾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这时的盲动主义者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否认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因而他们仍然不但不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况，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来自:WWw.zHaoqT.net 蒲公 英文 摘: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希望的地方起义。和这种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同时，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也发展了起来。但是由于这个错误路线一开始就引起了毛泽东同志和在白色区域工作的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非难，并在实际工作中招致了许多损失，到了一九二八年初，这个“左”倾路线的执行在许多地方已经停止，而到同年四月（距“左”倾路线的开始不到半年时间），就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上结束了。

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间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它正确地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出了引起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确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发布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⑷。它正确地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指出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指出了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它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批判了右的陈独秀主义和“左”的盲动主义，特别指出了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第六次大会也有其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

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这些缺点和错误，虽然使得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思想未能根本肃清，并被后来的“左”倾思想所片面发展和极端扩大，但仍然不足以掩盖第六次大会的主要方面的正确性。党在这次大会以后一个时期内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内，不但在实践上发展了第六次大会路线的正确方面，并正确地解决了许多为这次大会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地解决的问题，而且在理论上更具体地和更完满地给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根据。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之下，红军运动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党在白色区域的组织和工作，也有了相当的恢复。

但是，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年上半年间，还在党内存在着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有了某些发展。在这个基础上，遇着时局的对革命有利的变动，便发展成为第二次的“左”倾路线。在一九三○年五月蒋冯阎战争爆发后的国内形势的刺激下，党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志领导，在六月十一日通过了“左”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倾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产生这次错误路线（李立三路线）的原因，是由于李立三同志等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认为“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因而认为当时不断的军阀战争，加上红军运动的初步发展和白区工作的初步恢复，就已经是具备了可以在全国“大干”（武装起义）的条件；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危机在全国各地都有同样的生长，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发动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并污蔑毛泽东同志在长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来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由于他们不承认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又必须在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中才能成功；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并因此规定了若干不适时宜的“左”倾政策。在这些错误认识下，立三路线的领导者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在这些错误决定的形成和执行过程中，立三同志拒绝了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建议，并在党内强调地反对所谓“右倾”，在反“右

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篇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40年代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曾进行过一次意义深远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是通过整风运动对全党进行的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也可以说是一次总结历史经验，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学习运动。这次运动通过全面清理王明等人的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反对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倾向，总结党的历史上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对党的历史进行全面的研究和总结，通过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作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议。这个历史决议的通过，表明全党思想的高度统一，并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已经被全党接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及其为代表的领导集体被全党认同。随后，全党在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成功地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它对建国三十二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从而分清了是非，纠正了当时存在的各种不正确认识，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为维护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政治保

障。《决议》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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