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一代精英在想什么?

常青藤怎么成了华尔街的输血管
　　
　　2007年，有将近一半（47%）的哈佛毕业生直奔华尔街淘金。这个比例2011年降到22%，但华尔街仍然是哈佛毕业生最大的目的地。从事教育的居第二位，但仅占毕业生的11%。专家指出，这一急剧下降，并不反映什么长期的趋势。不过是因为在金融危机中华尔街不景气、职位不多而已。等经济恢复后，哈佛毕业生对华尔街还是趋之若鹜。这也难怪，2008年，哈佛大学的第一位女校长Drew Gilpin Faust在上任后第一个毕业致辞中，就对学生们进行了一通教训。她引用了一位去了华尔街的毕业生的话：“我为什么要作这个？我讨厌飞来飞去，讨厌住饭店，我不会喜欢这个工作。” Faust校长接着说：“找你喜欢的工作。如果你醒着的时间有一大半都在干你不喜欢的事情，你很难幸福。”
　　再看看当今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打出了“99%对1%”的口号，称1%的精英过于贪婪，不管别的，只顾自己捞钱。究竟这1%是谁？不用说，许多就是Faust校长所训斥的那些为了金钱而去干自己不喜欢的事情的常青藤子弟。毕竟，华尔街把常青藤看作自己主要的人才供应基地，每年都到各校招兵买马。像高盛等大金融机构，基本都被常青藤的校友们把持。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常青藤的教育，一直都强调价值观念、鼓励学生献身于理想、改造社会、抵御物质诱惑。哈佛校徽上的校训只有一个字：Veritas，直译为真，原初的意思是对耶稣和教会的真诚或忠诚，现在则有忠于自己的信仰、理想或追求真理的意思。耶鲁的校训是Lux et veritas，即光与真。没有教授会对学生说“你不挣多少钱就别回来见我”。学生总是被鼓励追寻自己心灵的声音。在美国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学生们听到的最多的训诫，就是“发现自己，寻找自己的激情，倾听内心的声音”！另外，常青藤在制度上，还有一系列鼓励学生投身于非赢利事业的措施，比如提供丰富的奖学金，让学生毕业时不必为了还学贷而按照薪金高低来选择工作，并对从事社会公益或教育等油水不大的工作的学生减免学贷。为什么这样的教育机构培养出来的学生，毕业后摇身一变就只顾埋头淘金？他们在课堂讨论或种种社团和社会活动时那些“改造社会”、“拯救世界”的豪言壮语都到哪里去了？他们的选择，难道不是宣告了常青藤教育的破产？更不用说，哈佛等校的学生，已经成了占领华尔街的先锋，并配合展开了占领校园的活动，甚至华尔街大公司到校园招聘，也受到这些人的打扰。如果连他们也在毕业后马上跑到华尔街上班，是否虚伪得有些过分？
　　遗憾的是，我们听得到像Faust这样的师长的训诫，听得到占领华尔街抗议者的谴责声，却很难听到这些从常青藤直接跳进华尔街的年轻一代精英的声音。所幸的是，网络的活跃使这些在主流话语中隐身的淘金者偶尔现形。2010年有位“身在庐山”但年纪稍长的人贴出一篇文章，在现身说法的同时，也贡献了不少自己的观察，很有价值。
　　此公并非典型的常青藤—华尔街精英。他和笔者一样，是个历史学博士。这是个典型的毕业就失业的学位。他虽然对金融没有兴趣，但毕业时好工作实在难找，就进了著名的咨询公司麦肯锡。在华尔街里，咨询公司几乎是唯一雇佣文科博士的地方。后来他又跳到IT界，最终进了耶鲁法学院。在法学院他也观察到，学生群体中最多有15%想到华尔街给大企业当律师，但毕业后实际上有75%的人从事这个行当。
　　在他看来，法学院的学生这样选择有情可原。毕竟3年法学院下来，费用将近20万美元，许多毕业生扛着10万美元左右的债务，找高薪的职位也是不得已。相对而言，本科生则单纯些。他们为什么也到华尔街来淘金？根据此公对哈佛本科生的观察，有如下几点要素：一，这些人功课都相当好；二，以常规的标准衡量，这些人都很成功；三，他们在学校之外的真实世界中经验甚少；四，有相当的野心或者责任要对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五，激励他们奋斗的，往往不是自己真找到了什么目标（他们经常对于未来处于举棋不定中），而是对不成功的恐惧。这里还有一条，他们并不以金钱来衡量成功。在这方面，他们大多抱着“差不多就行”的态度，觉得当个普通的中高产就可以了。
　　华尔街大公司对这种心理摸得很透。他们到常青藤招兵买马，并非上来就告诉你年薪多少、奖金多少，而是抓住年轻人想有成就、又一时不知道干什么为好的特点，夸口介绍说：“来我们这里干两年，有了经验，以后就天高任鸟飞了，想干什么都行！”换句话说，那些吓人的大公司，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并不是一张目瞪口呆的工资单，而是更高一层级的训练机构或职业生涯的起点。在常青藤子弟中，你经常会听到“进某某公司比进哈佛还难”的说法。如果你野心很大，但一时又想不明白该往哪里走，那么何不去高盛或麦肯锡两年呢？站在这样的高台上，日后想出拯救世界的具体目标来，起点岂不高得多？如果大家都去时，唯有你不去，又想不清楚自己该干什么，马上就会觉得自己是个输家，被害怕失败的恐惧所征服。
　　一旦进了华尔街，就可谓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了。当你真坐在窗口面对着中央公园的豪华办公室、每月拿着丰厚的工资单时，再要改变这种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就难了。即使你是个理想主义者，在这里干了10年后，也开始有了自己的家庭，想的更多的是对自己的配偶、孩子的责任。这些责任，都意味着相当可观的开销。那会儿你也许会感叹：“我辈老矣，改造世界壮志未酬，却背上一身责任。还是养好两个孩子，未来让他们去改造吧！”当你的理想这样被金钱所俘虏时，你并不会感到太自私，投降起来也就容易多了。
　　
美国式的“个人服从组织”
　　
　　付出了这样的“代价”，是为了好好教育孩子。那么，孩子是否会因为你的“牺牲”而不同呢？
　　大家都知道，李开复先生的自传就叫《世界因你而不同》。这么绕口的题目，一看就是从英文中翻过来的，而且翻得生硬。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当美国的某一流行观念在中文中缺乏对应的表达方式时，也只有这样硬翻了。
　　所谓“世界因你而不同”，是美国人对自己的信念，也是对年轻一代最通常的激励：“make a difference!”即勇敢地改造世界，让世界因为你的努力而变得有所不同，甚至有make a difference日。精英家庭的子弟，大多更是在这样的训诫中成长。以我个人的观察，越是精英的家教，铜臭气越小，家长越不会单纯鼓励孩子挣钱，越要强调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拥有幸福的人生，为世界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那些借口为了培养孩子继续在华尔街淘金的常青藤子弟往往有意忽视了一个事实：他们自己本身就是被为了孩子淘了一辈子金的父母所养大的。家长从小就告诉他们要“发现自己”、“找到自己喜欢的事业”、“享受有意义的人生”、“金钱不是衡量成功与幸福的尺度”、“想想世界是如何因为自己而不同”……但他们没有让世界变得不同，甚至自己也没有变得不同，只是延续着一个相同的循环而已。他们的生活，背叛了他们的教育理想，但他们又完全不是反叛的一代。恰恰相反，他们从小到大都是对父母老师最为顺从、完美地完成了长辈交代给自己的所有事情的一代。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David Brooks，一针见血地把他们的问题点透：如今这代年轻的精英，是训练最好的一代。他们从小到大的教育，有着最严密的组织结构。但是，他们所面临的未来，则是有史以来最缺乏结构性的。习惯于在严谨的教育结构中按部就班的精英，面对无结构可循的真实世界，自然容易乱了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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