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解放那一年]贵州那一年解放

　　由于我们集中了兵力,主动进剿追歼叛军,在斗争方法上也有了改进,因此,很快就取得了主动,有力地打击了匪焰。在完成五大任务(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以实际行动响应抗美援朝,在保家卫国的号召下,展开了全省范围内群众性的清匪运动。
　　
　　贵州的解放是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的一部分,当时在贵州境内作战的部队,第二野战军除我五兵团外,还有三兵团的十军、十一军三十一师,四兵团的十五军四十五师,华北野战军十八兵团的六十二军一八六师,滇桂黔边纵队等兄弟部队和地方武装部队。
　　贵州的解放同西南各省情况一样,分为两个阶段:解放贵州建立革命政权阶段(从1949年6月至12月);剿匪反霸、巩固新生革命政权阶段(从1950年1月初到1951年上半年)。
　　
　　大军进军川黔
　　1949年秋,刘、邓首长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具体制定了川黔作战方案。
　　11月1日,我兵团及三兵团十军,分别由湘西的邵阳和桃源地区出发,开始了进军川黔的作战行动。我兵团的作战部署是:十七军沿湘黔公路西进至晃县、玉屏,歼敌四十九军,夺取贵阳市,然后再进而解放贵州的南部和西南部地区;十六军向三穗、镇远、黄平进攻,尔后迅速沿湘黔公路前进,协同十七军解放贵阳等地。十八军为兵团第二梯队,尔后与十六军一起参加解放成都战役。我军在11月10日前插入贵州境内,解放了三穗、镇远地区。
　　为了不使宋希濂集团有计划地撤退和有组织的抵抗,兵团命令各部排除万难,加速猛进,于11月15日解放了贵阳,建立贵州军区,随后相继成立各分区。贵阳的解放不仅粉碎了敌人“川湘黔边防线”,而且也将敌所谓大西南防线拦腰斩断,打破了白崇禧西撤云贵的企图。21日,刘、邓首长指示,迅速切断胡宗南及川黔诸敌之退路,乃是当前作战的关键。令我五兵团除留兵团直属机关大部及十七军于贵州进行城市接管、肃清残敌、维护交通外,十六军、十八军迅速占领毕节,尔后攻占赤水、宜宾、泸州一带,断敌退路。我兵团主力和三兵团十军分别向川南疾进,沿途粉碎了敌十九兵团抵抗,30日袭占叙永城,12月6日在古宋文昌宫地区歼敌三十四师残部3000余人。两军乘胜继续分别向宜宾、泸州方向前进,12月初,先后攻占纳溪、合江、自贡等地。16日,十六军攻占乐山;19日,在峨眉县西南之金口河俘敌川黔鄂绥署中将司令宋希濂。在整个进军过程中,我兵团主力克服了恶劣气候、道路泥泞、险山地形、大江阻隔和供应不足等各种困难,日夜兼程,历时百余天,行程7300余里,经过大小战斗50余次,以追击和多路迂回等战术共歼敌37366人,解放贵阳市及县城21座,完成了迂回四川、参加成都战役的任务。
　　在黔境内的我十七军沿湘黔公路西进,先后攻占波州、晃县、独山、惠水、安顺、镇宁,并在安顺西北马官屯地区歼敌二四九师1500余人。1949年12月下旬,根据刘、邓首长命令入滇支援作战,23日解放沾益,24日,在我压力之下,国民党陆军总部共2000余人投降,26日在陆良天生关地区,再歼敌4000余人。1950年1月上旬,我入川和入滇的十六、十七军部队回师贵州,执行剿匪任务。
　　
　　接管城市,剿灭土匪
　　1950年1月初,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和西南军区首长的指示,我兵团除十八军担负进藏作战任务,十六军四十八师留川南地区外,其他部队立即进入贵州省的指定地区,分片包干,进行城市接管、剿匪反霸、征收公粮和组织春耕生产等工作。但是反动派对他们的失败并不甘心,早在解放前夕,贵州国民党特务头子谷正伦、韩文焕等,即亲受蒋介石密令,制定反革命应变计划,积极扩编地方团队,纠集大量的旧军官、散兵游勇、惯匪流氓,组织了反革命地下武装,这时则乘我川滇作战部队回师,地方工作刚刚开展,群众尚未发动之机,开始组织反革命暴乱。特别是3月中下旬,一部分国民党起义部队与原有的国民党乡保武装又相继发生叛变,匪患渐次发展形成全省性的匪乱。因此,剿灭土匪便成为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彻底解放贵州各族人民的极为重要和迫切的任务。
　　1950年3月,遵照中共中央西南局和邓、刘、贺首长的指示,我们召开省委扩大会议,确定了野战军地方化、领导一元化的方针。从4月到5月,部队加强了交通沿线的守备力量。由于我们集中了兵力,主动进剿追歼叛军,在斗争方法上也有了改进,因此,很快就取得了主动,有力地打击了匪焰。6月以后,形势逐步转变,匪焰日趋下降。东集团在瓮安、余庆、湄潭地区组织了对叛匪王福堂部的铁壁合围战役,西集团组织了对叛匪何维清、罗维舟部的金沙战役。接着东集团又组织了对盘踞石阡之匪首吴登仁、吴河清两部之合围进剿。9月,兄弟部队一八六师在雷山地区组织了对匪谢世钦、柏家华部的合围。友军四十五师在黔西北和滇桂黔边,三十一师在川黔边也都展开了合围战斗。
　　9月中下旬,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下,省政府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总结和安排全省工作。军区各级普遍召开了党代表大会,开展整风运动,总结了前一段的剿匪经验,进一步贯彻了军事清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结合的方针,确定了对匪首及时镇压,迅速发动群众的正确政策,使剿匪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各处以乡、村为单位,普遍召开农代会,农民武装自卫队也随着迅速发展起来,广大农民群众,由支援部队剿匪进而积极参加剿匪斗争。9月以后,在完成五大任务(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以实际行动响应抗美援朝,在保家卫国的号召下,展开了全省范围内群众性的清匪运动。
　　在一年多肃清残匪的斗争中,我们所经过的道路十分艰苦、曲折、复杂,但我们在西南局的正确领导和地方干部的积极帮助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全体指导员英勇奋战,共同努力,终于取得了胜利。
　　
　　为何取得最后胜利
　　入黔作战和剿匪斗争之所以取得胜利,首先是党中央、毛主席和西南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同志的正确领导,给我们明确规定了一套“军事清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宽严相结合的具体政策。当指示发生偏向时,及时地加以纠正和具体指导。另外,为配合我军解放贵州,开辟新区工作,建立和巩固地方政权,1949年底,党中央选派了一批贵州籍的老干部回到贵州工作,加强了贵州的领导力量。
　　其次是友邻地区和兄弟部队直接配合和援助。在入黔作战中,三兵团十军以高度的整体观念,主动配合,密切协同。兄弟部队一八六师、四十五师、三十一师等,远道千里来黔合围剿匪,进一步鼓舞了军民剿匪情绪,坚定了胜利信心。
　　第三,全体指导员和工作人员高度发扬了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以艰苦奋斗、忘我牺牲的精神,克服种种困难,坚决完成了各种艰苦任务。特别是在进军途中和剿匪过程中,常常得不到休息,有时吃不上饱饭,穿不上鞋子,同志们饿着肚子,打着赤脚在风雨中不分昼夜的穷追猛扑,坚决歼灭匪特,为人民除害。为了捕捉匪首,干部战士不惜踏遍千山,涉过万水,搜遍人迹罕到的峭壁丛林和瘴疠山区。战斗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不怕牺牲,献身革命的英雄人物。如在歼灭股匪曹绍华时,在紧急情况下,我一四?团二连副班长肖国宝同志,单身突入匪阵,负伤后又击毙匪首,两次负伤,仍勇猛前进,最后不惜以血肉之躯扑到敌人机枪口,保证了后续部队的歼匪胜利。这种无比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正是人民军队不可战胜的力量主要源泉,也正是我们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第四,贵州地方党的各级领导和各族人民的热情支援和协助。我军入黔作战开始,部队所经过之地区,都是连绵不断的高山峻岭,交通不便,人烟稀少,且连日阴雨,道路泥泞,加之敌人在撤退时大肆破坏桥梁道路,到处烧杀抢劫,使我部队行动及供应补给遇到很大困难。但广大新区人民在地方党的领导下,积极为我军筹集粮草,送柴送菜,腾房子,修道路,维护交通,带路送信。道路泥泞时,他们用稻草铺路;天黑时,他们点亮火把照路,让大军胜利前进。在剿匪过程中,他们踊跃缴纳公粮,不分晴雨昼夜地带路,送情报,侦查匪情,带领部队捕捉匪首;冒全家生命的危险,救护伤病员,积极拿起武器同土匪斗争。正是这种军政、军民密切配合,我们才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本文写于上世纪80年代初。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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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勇,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1913年生于湖南浏阳。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49年2月任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司令员,挥师渡江,进军西南,解放贵州,并指挥了成都战役。1950年1月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兼贵州军区司令员。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志愿军第三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是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3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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