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的历史
发布时间:2017-02-08 来源: 历史回眸 点击： 
柏林的历史篇一：论柏林的两种自由概念
1958年10月31日，以赛亚?伯林在在牛津大学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就职演说，这就是著名的《两种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该文随后被印成单行本发表。在这篇文章中，伯林区分了两种自由的概念，即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与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这种区分在学界产生了热烈的讨论，成为二十世纪政治哲学的经典论题。
伯林在文章一开始便意味深长地指出，思想观念对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说：“令人惊讶，因为在近代历史上，也许从不曾有这么多人——包括东方人和西方人——的观念以及生命，被狂热的社会与政治学说所改变，有时甚至被猛烈翻搅。”纵观二十世纪，这句话对于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两次世界大战、意识形态冲突等事件，可谓真实的刻画。
经济学家凯恩斯亦有名言：“…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正确也罢，错误也罢，其力量之大，常人往往认识不足。事实上可以说统治这个世界的舍如此之思想几无他也。实干家们，自信可在相当程度上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者，往往已沦为某一个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奴隶。掌权的狂人们，自称可从虚空里听获神音天意者，其狂悖骄妄则常常是从几年前尚存学界的某个不入流学者的思想中提炼浓缩而成。”【邹恒甫译自《通论》第四章】
一、消极自由的概念
作为政治哲学家的伯林最为著名的贡献就是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分，正是集中阐述了这一问题，《两种自由概念》遂名扬天下，当之无愧地被喻为当代政治哲学最具影响力的单篇论文。不过，最早提出这两个概念的却不是伯林。
“消极自由”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一贯立场。从霍布斯以降，密尔、约翰.洛克、亚当.斯密、大卫.休谟、杰里米.边沁等英国古典政治思想家皆倡导“消极自由”的概念，即免除强权干涉或法律限制的自由（伯林称唯有霍布斯与边沁是最为纯粹的消极自由主义者）。而“积极自由”的观念也古已有之，从卢梭、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到马克思等欧陆思想家皆属于这一思想传统，最早明确提出这一概念的则是T. H. 格林【T.H.Green，1836～1882】[1]。
“消极自由”强调不受法律限制的状态，而作为英国新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奠基人，格林一反古典自由主义传统，提出一种将“权力”、“能力”等与自由结合起来的自由观，即他所谓的“积极自由”：从事值得去做或享受值得享受的事物的一种积极的力量或能力。针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观念，格林说：
“...当我们提及自由时，我们应该谨慎地考虑它的含义。我们所谓的自由并不仅仅是不受强制的自由。自由并不仅仅意味着我们可以做我们喜欢做的事，而不管我们做的事是什么。自由并不意
味着一个人或一些人可以享受以其他人的损失为代价的自由。我们言及自由指的是一种积极的权力或能力，从而可以做或享受某种值得做或享受的事…”
由此可见，关于“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分，十九世纪的格林已经有了明确的意识。事实上，比格林更早的法国思想家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1767～1830】在《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中，也有类似的分析。贡斯当发现，古希腊罗马人推崇的自由是一种公民资格，即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而现代人的自由则是个人不受限制的状态[2]。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一文中对贡斯当有极高的评价：“没有人比贡斯当将两种类型的自由之间的冲突，看得更加透彻，表达得更加清楚。” [3]
二、“经济自由”不属于消极自由
不过与二十世纪的伯林不同的是，格林意在为“积极自由”辩护，主张国家应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他的观点影响了之后的社会民主主义，是福利资本主义政策的理论渊源之一。而伯林1958年的演讲则意在指出“积极自由”的危害，从而为“消极自由”正名。伯林心中的假想敌，也许正是他曾身处其中的纳粹德国与苏联斯大林主义。
区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最著名的倡导者，毫无疑问非伯林莫属。他将“消极自由”定义为：“别人是否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地，使我的希望不得实现。在此意义下，若我是自由的，意思就是我不受别人干涉”。[4]伯林用公式将其表示为： “免于……的自由”（liberty from…）。像古典自由主义的其他思想家一样，伯林的关注点也是政府或强权或其他某种约束力量对个人自由的干涉。这就是伯林的“消极自由”公式中省略号所指代的内容。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一公式所包含的内容并不是仸意的，而是有着限定的范围。政府或法律的干涉在这一范围内，而“免于饥饿或贫困的自由”尽管完全符合这一公式，但“饥饿或贫困”却不在伯林的“消极自由”公式的范围内。也就是说，“经济自由”不属于伯林所述的消极自由。
他说：“如果我的穷困是由于疾病——因为我生病了，所以我无法去买面包、或无法去为环游世界之行付款、或无法请求法院给予我公平的判决，正如因为我跛了脚，所以无法去跑步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做到某些事，基本上不能被指为缺乏自由，更谈不到缺乏政治自由。” [5] 只有当贫困是由不公正的制度安排所造成时，才能称之为受到压迫或奴役。所以，在伯林的思想中，由市场本身或自身能力造成的贫困状况，即“经济不自由”，并不属于“消极自由”的范畴。
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也持相似的看法。他的表述更为明确，有必要在此摘录其中一个段落：“我们可能是自由的，但同时也可能是悲苦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一切善物，甚或亦不意味着
一切弊端或恶行之不存在。的确，所谓自由，亦可以意指有饥饿的自由，……一个身无分文的流浪汉虽凑合地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但的确要比享受各种保障且过着舒适生活的应征士兵更自由。” [6]
三、积极自由的魔咒
占据伯林演讲最大篇幅的其实是关于“积极自由”的分析，这也是伯林与主张积极自由的思想家的主要分歧所在。伯林认为，“积极自由”很可能会假以各种理由摧毁许多神圣不可侵犯的“消极自由”。在演讲中，伯林分析了数种“积极自由”的形式，包括避世主义、禁欲主义、斯多葛派、自我实现学说、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自由观、社会导向的群体认同等。这些形形色色的自由观念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是“以做自己主人为要旨的自由”。
柏拉图学派和黑格尔的学说最为典型。他们皆认为存在一个比现实中人们感受到的那个“自我”更加高级的“自我”，后者虽未进入人们的意识，但却是“真实的”、“理想的”、“自主的”自我，而人们的非理性冲动、欲望、本性、经验等现实自我则是“被他人或别种律则支配的(heteronomous)自我”，从而是不自由的。所以，按照这种“自主”的学说，要想成为自由的人，就必须摆脱非理性的控制，达到那个“真实的”自我。
而这种“真实”的自我则被等同于集体的意志。古今中外那些以集体、民族、阶级、国家或某种社会理想或各种意识形态的名义压迫个人，剥夺个人自由的事件，无不以类似的理由为说辞。这也是卢梭所谓的“强迫人们自由”的含义。伯林对此的评价一针见血：“借人们的“真实”自我为名，并且代表那个自我，去欺凌、压迫、折磨他们，同时心里却还坚持认为：只要是人类的真正目标，诸如；幸福、责仸之履行、智慧、公正的社会、或自我完成等，便一定能和他们的自由相吻合。”
[7]
这种认为自由即是“自主”(self-mastery)的“积极自由”观，乃是建立在一个蛊惑人心的比喻的基础上。作为被比喻的一方，“自我”就是人们实际感受的那个东西，而不是什么需要被教育、被压迫、被强制才能体会到的集体意志。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遵从外在的意志，那都称不上是自由。伯林说：“自由的概念，直接导源于什么东西构成自我、人格与人的观念”。[8]笔者认为，现代心理学已将自我、人格、人等范畴变为自然科学的范畴，乃属必然性的领域。而如果我们坚持一种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观，那必然性就与自由无关，正如物理规律与自由无关一样。
瞎子不能看到东西，人不能跑火车那么快，历史事件无法改变等都是描述人所受某种限制的情况，但由于这些限制的性质乃属自然科学规律，这些情况不能称之为缺乏自由。反之，瞎子克服自己想看到东西的欲望，人想都不想跑火车那么快，人们遵循历史规律行事（假如存在这种规律的话）
等，这也称不上是获得了自由。前一种情况，正是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等主张自由即“自主”的欧陆哲学家所犯的致命错误（他们把因果规律看成是对人的“自由意志”的强迫），因为自由与必然性无关。而后一种情况，则是那些苦行主义、斯多葛学派、禁欲主义以及佛教等的自由观的关键错误。因为监狱中的苦行僧不管有多么超然物外，他都比不上一个为所欲为，被欲望摆布的罪犯自由。卢梭的一句话说的很精彩：意识到自己身上的锁链要比用鲜花来装饰它们好。
四、自由的公式
伯林对“积极自由”也有个公式，那就是：“去做……的自由”（liberty to…）。我同意伯林的看法，即两种自由“并不是对同一个概念的两种不同的解释，而是对于生活目标的两种存在深刻分歧而且不可调和的态度”。不过很容易看出，用“去做……的自由”来表示“积极自由”，却是个既容易引起混乱又毫无用处的公式。它不能用以区分消极自由，正如昆廷.斯金纳在不列颠学会以赛亚.伯林讲座就职演说《第三种自由概念》中所指出的，假如你不喜欢他的演讲，你可以离开而不会受到干涉，同样的事情用伯林的积极自由公式可以表示为：你可以自由地去做离开这件事。[9]
事实上，只要设定一个合理的范围，例如之前为消极自由设定的那个仸何情况下都不受侵犯的个人权利范围，在此范围内表述“去做……的自由”，则几乎都是以伯林的“积极自由”公式表示了事实上是“消极自由”的内容。“消极自由”公式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假如设定一个不合理的范围，例如伯林详加阐述的自主、自我实现等积极自由的例子，在此范围内表述“免于……的自由”，则几乎都是以“消极自由”的公式表示了“积极自由”的内容。即，如果约束条件乃是实现“积极自由”的那些障碍，则免于这种障碍的自由就是“积极自由”。
更有甚者，在某些情况下用“去做……的自由”公式表示的积极自由，甚至比用“免于……的自由”表示的消极自由还要“消极”。比如我们就此可以分析一下“去做绝食这件事的自由”与“免于饥饿的自由”这两个到底哪一个更加消极。哈耶克坚持这样的观点，即我们有自由去做一件事，与我们事实上是否真的去做它没有关系。所以，以拒绝或者说不去做某件事的形式，有时候恰恰是为了申明自己拥有选择的自由。甘地为了反对英国殖民当局而绝食，此举的含义不仅仅意味着甘地在挨饿，他真正的意图在于以拒绝选择“进食”来表明自己拥有进食的自由[10]。
为了能够绝食，甘地必须先有“进食”的自由。进食是维持一个人生命最基本的需要，绝对比法律限制、强权压迫等消极自由的内容还要消极。所以在“去做绝食这件事的自由”中表述的却是远为消极的自由。而“免于饥饿的自由”尽管是以消极自由的形式来表述，但正如上文所述，这种经济自由一般来看并不属于消极自由。可以看出，符合积极自由公式的“绝食的自由”却比符合消极自由公式的“免于饥饿的自由”还要消极。引起如此严重的混乱，这两个用以区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公式还能有多少用武之地呢？
所剩无几。这种批评集中体现在杰拉尔德.麦卡勒姆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一文中。之所以产生上述混乱，麦卡勒姆认为，原因在于这两种自由的区别从来就不是清晰明确的。他把自由始终看做一种，认为“不管是谈论某个行动者的自由还是某些行动者的自由，它始终是指行动者摆脱某些强迫或限制、干涉或妨碍，去做或不做什么、成为或不成为什么的自由。”用著名的麦卡勒姆公式来表示就是：“X在摆脱Y去做(或不做、成为或不成为)Z上是(或不是)自由的”[11]。在此公式中，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被综合为一种自由，二者的区别在形式上消失不见。
麦卡勒姆的自由公式说明只有一种自由概念。尽管形式上没有多大的差别，但伯林演讲中所详细阐述的那些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确实意味着极不相同的东西。归根结底，是X（行动者），Y[强迫、限制、干涉等“约束性条件”( preventing conditions )]以及Z（代表人或环境的行动或条件）这三个变量的性质决定了自由的性质。在变量设定为“消极”的情况下，即X是个人，Y是法律限制或者别的外界约束，Z则是那些基本人权范围内的事。这种自由则是“消极自由”，其含义与伯林的定义相同。在变量设定较为“积极”的情况下，即X是集体（或民族、国家等超个人范畴），Y是自然规律或“非理性自我”等，Z则是自我实现、完美人格或黑格尔的理性、卢梭的公意等东西，这种自由就是伯林说的“积极自由”。
尽管伯林给出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公式并不成功，但他论述的那些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却是真实的存在，并且确实是政治哲学里普遍的误解。伯林回应麦卡勒斯时指出，自由本身包含了一种内在的紧张，实际上，“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都是真实存在的问题，都是不可逃避的问题”。这一观点得到了思想界的普遍认同，而这一点，即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差别最为系统最有影响的澄清，成为伯林的不朽贡献。
柏林的历史篇二：70年前苏军强奸了十万柏林妇女？很多人仍在寻找真相
70
年前苏军强奸了十万柏林妇女？很多人仍在寻找真相
1945年5
月2日，苏联红军攻占柏林，德国历史学家调查后认为，当时有10万柏林妇女被苏军强奸。5月2日，BBC播出了纪录片《柏林强暴》，揭露了这一长期被暧昧处理的人道主义灾难。
苏军攻克柏林之后，押着德军战俘从街道上走过。
红军攻占柏林，对柏林妇女来说却是一场噩梦。
70年前，二战在一片废墟中结束后，轴心国在战争中犯下的集体和个人罪行陆续得到追究、惩罚，正义得到伸张，伤痛得以抚慰。然而在战争中，盟军有意无意针对平民造成的大规模伤害，一直被遮遮掩掩，比如德累斯顿大轰炸、东京大轰炸，以及盟军尤其是苏联红军在进入德国之后的大规模集体性侵犯。1945年5月2日，守卫柏林的纳粹军队投降，红军攻占柏林。战争虽然结束，但对柏林平民尤其是妇女来说，梦魇才刚刚开始。德国哥廷根大学历史研
究会曾撰文称，当时柏林被强奸的妇女达到1/3。而德国历史学家桑德斯和焦尔，曾得出过一组更为谨慎的数字：当时有10万柏林妇女被苏军强奸，其中40%的人被多次强奸。可俄罗斯人对此的态度是，但凡提及二战时期的强奸事件，就是对他们的冒犯和无礼。
5月2日，BBC专门播出了一期关于“柏林强暴”的纪录片节目，向世人揭露了这一长期被暧昧处理的人道主义灾难。
苏军攻占柏林期间，三分之一柏林妇女被强奸
在柏林郊区的特雷普托公园，有一座苏维埃战争纪念碑，由苏联建筑师设计。这里是二战时柏林战役中所牺牲的8万苏联士兵中5000人的最后安息之地。纪念碑在1949年建成，是柏林三大苏维埃战争纪念碑之一。
柏林特雷普托公园的苏维埃战争纪念碑。
纪念碑上雕刻了一位站在柱基上的苏维埃士兵，他满脸严肃，左手抱着一个德国小女孩，右手持剑，脚踏在破碎的纳粹党徽上。这座雕塑高12米。据说是因为在战争中一名3岁的德国小女孩身处险境，而一位苏军战士冒着德军的枪林弹雨，救下小女孩，所以才有了这样的雕塑。纪念碑铭文上写道，苏联人从法西斯主义手里救回了欧洲文明。
不过，也有人称，这座纪念碑下埋葬着某个不知名的强奸犯。二战末期，苏联苏军在东线一路杀向第三帝国，但是，无数女性也成为他们进军的受害者。
留德学者朱维毅在著作《寻访“二战”德国兵》中写道，“德国哥廷根大学历史研究会曾撰文称，在柏林，很多见证者根据身边发生的事件认为，从1945年4月24日（红军攻入柏林市区）到5月5日（德军在全境停止抵抗），柏林被强奸的妇女达到1/3。而德国历史学家桑德斯和焦尔根据多方调查，曾得出一组更为谨慎的数字：当时，10万柏林妇女被苏军强奸，其中40%的人被多次强奸。”
而据美国历史学家威廉·希契科克（William Hitchcock）调查，有些妇女甚至被强奸60到70次之多。据事件发生几个月后不断飙升的堕胎率和当时医院的报告显示，近1万人被强奸致死。
可是，许多俄罗斯人认为，但凡提及二战时期的强奸事件就是对他们的冒犯和无礼，强奸仿佛西方神话一般被俄罗斯媒体忽略。诚然，苏联士兵不是唯一实施性暴力的罪犯，柏林的强奸事件也不能被孤立地看待。在此之前，纳粹军队入侵苏联，用希特勒的话来说进行的是“歼灭战”，苏联遭受到毁灭般的打击。 犹太中尉日记，揭露德国女人受害真相
乌克兰中尉弗拉基米尔·盖尔芬德。
尽管关于苏军强奸的史料少之又少，民间仍然有一些遗留的文字资料得以还原当时的细节片段。两本写于1945年春季之后的日记，或许能帮助人们了解
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第一本日记由弗拉基米尔·盖尔芬德（Vladimir Gelfand）所写，他是来自乌克兰的犹太中尉。盖尔芬德去世后，儿子维塔利（Vitaly）在清理其文件时发现了这本日记。
随着红军进入 “法西斯野兽的巢穴”时，苏联宣传军官挂出一条横幅鼓励红军的士气，“士兵：你们现在德国的土地上，报复的时候到了！”
在盖尔芬德中尉日记中，有一段骇人的记录，描述了一群德国女人逃离柏林郊区时的情景。
“她们脸上充满恐惧。”他写道，“她们告诉我红军抵达第一晚发生的事。一名德国女孩撩开裙子说，‘他们戳我这儿，不下20个男人。’她失声痛哭。‘留在这里。’女孩突然勾引我，‘和我睡觉，你可以对我做任何事，但是只可以是你！’”
日记《柏林的女人》作者曾遭德国女性炮轰
盖尔芬德描述了这名精神受到极大创伤的女孩，如何不顾一切地试图避免再次遭遇集体强奸。类似的事例在另一本日记中也有体现，这本日记的作者是一名德国女记者，姓名不详，当时她30岁。她的日记名为《柏林的女人》（A Woman in Berlin），后来成为一本畅销书，尽管几十年来人们并不知道作者是谁。作者从1945年4月20日开始写日记，当时是希特勒自杀10天前，日记写于“躲避炮弹轰炸的地下室”。
当她和邻居躲在公寓地下室的时候，他们开玩笑说“被俄国佬压着，好过美国佬在头顶上飞”，意思是被苏军强奸好过被美军轰炸。当苏联士兵来到地下室，试图把妇女们拖出来时，她用俄语与他们交流，试图劝阻他们，然而几分钟后她就被攻击，遭到残忍的强奸。
柏林的历史篇三：柏林城市规划的经验
柏林城市规划的经验
时间:2014-04-15 11:48来源:中国规划网 作者:史迪曼
在柏林的巴黎广场，填补旧有城市格局的新建筑，需要在体量、材料等方面尊重布登堡
门。
位于柏林的德国议会大楼具有标志性的透明穹顶。
汉斯·史迪曼
柏林市建设与规划局的工作主要分为三个层面，有不同的工作比例和尺度。第一个层级是总规划。总规划确立后，就是下一个层级，在1:25000到1：50000之间确立功能区域规划。之后会分城市街区，进行更细致的总体规划。最细致的是控规图，会细化到1:1000。
总规划层面的具体内容由议会决定。议会同意总规方案后，以法律形式呈现。控规层面由地区的政府或部门决定，再以法规形式出现在之后的建筑工作中。在
这些法律和法规的控制下，才有可能进行城市建设。
功能分区图定下来后，会进行一系列与市民的互动以及意见采纳。这个过程非常复杂。主要分为三步：第一步是，向市民公布所有规划信息；第二步是，在规划局里将所有相关图纸向市民开放，对此有问题的市民都可以到规划局进行更详细的了解和问询；最后一步是集会和公投。在公投的基础上，规划局将市民的意见有选择地采纳并记录在案，再进行最后的控规和修改。这些进程顺利的话一般需要大概一年。之后，在控规这个层面，就开始各专业的细化。如交通、噪音、能源，还有功能上的分析，包括绿化、空间等所有协调工作。
在复杂的技术层面之下，最重要的是对城市、对城市空间的理解，这才是全局的把控。了解柏林的历史，才能更了解为何柏林的街区会是现在这样。历史与产业
我今天讲的柏林的历史，是从二战后开始。二战结束后，冷战开始，柏林墙把柏林分为东西两边。布兰登堡门孤零零伫立在一大片空地上，前面是柏林墙。这和现在的图景截然不同。德国统一后，这片区域得到了恢复和重建。柏林墙倒塌是在1989年。
柏林市的大区面积有891平方公里，大概有340万人口，有188万居住单元。相对中国的城市，柏林市人口增长速度非常慢。预计到2030年，柏林市人口会增加到375万。340万人口中，大约42%是单身，他们占据了大概110万的单身住宅。这样的人口结构也影响到柏林的规划，包括市政设施、公共设施（如学校、幼儿园）等。
战前柏林实际是德国政治、经济、文化、金融的中心。战前正值柏林的工业革命时期，当时柏林人口急剧增长，从87万人增长到430万人，跟中国城市现在的情况比较类似。430万人也是柏林城市人口历史上的最高峰。
工业革命后，柏林经历了一系列动荡，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的分裂。工业离开了柏林，迁移到了德国南部。波恩在分裂时期是联邦德国的首都。金融业则迁到了法兰克福。战后，工业和金融业未再迁回。于是柏林选择注重发展自己的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包括创意产业和科教研究。柏林现在已成为欧洲新的旅游中心，2013年接待了2700万游客，带动柏林近来修建酒店和建筑的风潮。在旅游业方面，柏林市本来就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柏林市有大量的文化设施、博物馆、艺术馆、歌剧院、图书馆等，也有大量文化艺术活动。
创意产业的主力军是年轻人。柏林给年轻人提供了很多优惠条件。工业迁走后，留下大量废弃厂房。这些厂房对年轻人非常有吸引力，租金低廉而且空间很大，对组建工作室来说非常合适，年轻人也喜欢废弃厂房这种带点破败和冷酷的美感。现在柏林大概有2300个这种小型的创意工厂和单元，有16.5万的创意产业从业人员，每年创造的产值占城市总产值的21%。柏林创意产业的核心是电影工业和音乐。柏林也是欧洲前卫时尚的中心。时尚产业在柏林设计和推广，但不会在柏林制造，而是会在更远的地方，譬如亚洲。教育和科研产业方面，现在柏林大概有16万学生，2.5万教师及相关从业人员，总数超过了传统工业的从业人员（93000人）。新的产业结构也给我们的规划工作带来了挑战。意识形态与建筑
接下来，我们谈谈德国分裂期间留下的意识形态给城市规划带来的痕迹。作为展示德国民主政治的一个窗口，西柏林进行了大量文化设施的修建。当时，两个政治形态都将文化设施作为向对方宣传自己制度优越的标志，这就造成在柏林同类型的所有文化设施都是双份的。可以说，在分裂时期，城市并不是按照城市规划从业者或建筑师的意愿来设计和修建的，更多的是服从于意识形态对城市形
象的要求。
柏林墙倒塌后，规划者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断裂的东西柏林的城市景观合在一起。首先要做的，是城市公共设施的联系和沟通。西柏林以汽车城市为主，以当时的洛杉矶为榜样形成了当时的城市交通系统。而东柏林则保留了以前古老的轨道电车系统。现在城市主要交通都已重新联系起来，东柏林和西柏林的公共设施也都有了联系，但在东柏林还能看到古老的轨道交通，在西柏林还能看到很多内城高速公路系统。
合并之后，新的政体也需要新的标志性建筑。德国重新将首都迁回柏林后，德国议会大楼的修建就开始了。议会大楼是柏林政治体制的象征。议会大楼的建造进行了国际竞标，采用了福斯特的设计，但在福斯特当时的竞标方案里，并没有现在的玻璃穹顶。最早议会大楼的建筑有一个穹顶，作为柏林的城市标志性建筑，为达到和过去建筑形象的融合，当时出现了很多声音，希望福斯特先生修改自己的设计，将穹顶再现。最后，福斯特先生给出了一套非常令人满意的设计作品，他设计的玻璃穹顶使人们能直接走到顶上俯瞰议会大楼，相较以前的穹顶有了更多政治寓意，能让人体会到德国政治制度的开放和透明。
对普通的民众来说，这种民族意识形态对立留下来的、在我们眼中可能并不完美的城市形态，反而有别具一格的吸引力。在德国分裂时期，城市又有了新的个性。合并后，如何再去挖掘这个城市的特色呢？“批判性重建”是我们给出的药方。就是说，找回柏林在工业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城市道路网格系统和城市空间格局、空间比例，在这个基础上，并非单纯地、复古地修建一些古老的建筑，而是以新的建筑来重新占满和实现这种街道格局和街道比例。
当时的主流思想是，我们要向未来看，所以针对这种批判性重建，有非常激烈的争论。年轻一代的建筑师都特别希望去创造一个面向未来的全新城市图景，因而我马上就被冠上“保守、守旧”的罪名。直至今日，这样的争论一直存在，特别是在建筑界。到底什么才是面向未来？什么才是这个城市需要的？建筑师们对这些一直争论不休。争论不仅针对新建筑，也针对旧建筑，特别是某些留有很重意识形态痕迹的建筑。譬如过去纳粹的帝国中央银行。当时就这一建筑的争议非常多，因为它毕竟代表了一种纳粹美学，也反映出当时纳粹的意识形态。所以很多人希望能推倒这座建筑，以显示对这段历史的拒绝。但在经历诸多争议后，市政府和规划局还是决定保留这栋建筑，并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和政府的工作方式融入其中。建筑本身和意识形态没有关系。现在它成为了德国的外交部大楼。典型案例
我们可以看看具体案例。譬如，在城市中心对火车总站的修建。欧洲传统的火车站建筑是驶入式的火车站，但柏林的火车总站是对之前东西柏林火车站连接而重新建造的一个火车总站，所以采取了横穿式的火车站形制。火车总站分为三层，所有远程交通和城市公共交通都可以在这个火车站交汇。这个工程也是通过国际竞标的方式，由当时来自汉堡的一个建筑师事务所负责，现在已经完成并投入使用。
我们在城市规划中也面临土地所有制的问题。在1940年，整个柏林的市中心被划分得非常细，由很多小的地块组成。在冷战时期（民主德国时期），东柏林所有土地被收归国有，以前那种细化的、小的地块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的、粗放型的地块分割。德国统一后，所有之前被分割收归国有的地块，都要返还到最早的土地所有人手中。但这个过程非常复杂，现在整个东柏林的城市中心区域还在进行地块所有权的恢复工作。相比战前，很多地块还是比较大，因为很
多地块都已没法找到从前的主人。有很多开发商加入其中，购买一些已经无主的地块，在此基础上进行重新修建，这些重建的计划与土地重新私有化的工作同时进行。
规划局还没有介入时，各方就在设想和争论柏林将来是什么样。在波茨坦广场的国际竞标中，也有各种思潮和流派。最后中标的是个相对更谨慎的方案：来自慕尼黑的建筑师Heinz Hilmer和 Christoph Sattler的方案。它更尊重原来欧洲城市的格局和比例关系，在这一前提下，构筑城市街道和建筑的位置。方案的具体实施有一定修改，但整个街区的布局和比例关系还是维持了最早的构想。波茨坦广场的整个建筑计划中，有很多德国本土以及世界知名的建筑师参与，他们都遵守了当时的总规划对所有建筑师定下的
和中国城市不同的是，在柏林，对城市的重建，我们会进行长期讨论，实际操作则会经历更长时间。我们城市增长的速度没有中国那么快，所以城市增长带来的压力也不如中国那么大，这对城市规划者和建设者而言是种奢侈，我们可以有更多时间去反思、研究，去讨论各方面不同的可能性，从而得出一个更理性和审慎的结论。
在波茨坦广场的规划工作中，还有一个讨论焦点就是各种功能的融合，当时规定所有投资商必须拿出20%的空间作为居住空间使用。当时没人愿意投资住宅项目，但政府坚持必须要修建一定比例的居住空间，以维持街区的多样性和活力。除了对城市功能的控制外，规划局的另一项工作是对城市建筑体量的控制。在内城区，建筑师按照历史街区的体量，让所有建筑物都控制在“檐口的高度22米，屋顶的高度30米”之内。建筑师们都维持了当时规划局所限定的建筑体量，但又呈现出不同的流派和特色。这和战前（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形成的街道体量实际上是一致的，但建筑已被逐步替换掉，不再是以前的老建筑了。滕珀尔霍夫机场是柏林历史最悠久的机场，但由于它位于城市相当中心的地方，现在已停止使用了。对这个机场的再利用，也有很多不同方案。这个地方现在用作城市公园。在前期讨论方案中，有人提出将整个城市公园重新修建，再次形成一个街区；也有人提出保留中心地带的城市公园，形成环形街区。现在的规划更倾向于保留中心地带的城市公园，也就是之前机场跑道和停机坪的这块区域，在周边重新界定城市边界。
现在的城市公园很受市民欢迎，每到周末这里都有很多人。因此重新修建遭到了很多市民的反对，现在双方还僵持不下。对这个项目的讨论已持续了很多年。我们可以看到，柏林对城市空间的需求不像中国的城市那么迫切，我们还有大量的城市空地，政府想要发展，但人们想要保存。
我们再回到巴黎广场。穿越布兰登堡门的路当时也是一条交通要道。在东西柏林分裂时期，布兰登堡门成了孤零零的一栋建筑，前面是柏林墙。在“批判性重建”思想为指导的规划图中，可以看出新建建筑的体量关系和巴黎广场、布兰登堡门之间的体量关系。不仅是在建筑的体量关系上，对整个巴黎广场建筑的建筑立面也进行了规定，包括建筑的材料、建筑的色彩都要尊重布兰登堡门。值得一提的是德国艺术协会。因为整个巴黎广场上的建筑都要求尊重布兰登堡门，使用布兰登堡门的两种建筑材料，即浅色的砂岩和抹灰。但艺术学院的人觉得这两种材料都太保守和古板，他们希望通过一面玻璃幕墙来体现新建筑的开放透明，因而提出了特殊建造许可的要求。这在当时也引发了一场争论，到底什
么才是民主的建筑，是否和建筑材料有关，玻璃幕墙是否就能反映建筑的开放性和透明性？基于这场争论，规划局给了这栋建筑特殊修建的许可，允许它们将争论以物质化的形式在这里表达，也让巴黎广场的某个角落可以见证建筑史上的争论痕迹。
（作者系德国前规划局长，他是在柏林墙推倒、德国统一以后，柏林城市建设的直接领导者、管理者和推动者。本文系作者3月在中国建筑(601668,股吧)设计研究院的讲座，未经作者审定。王昀编辑，工作邮箱：doo_doo@yeah.net）
热点文章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