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中国交流合作广泛】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创始人

　　2009年6月是国际红十字运动发起150周年，本刊特约记者怀畅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主任蒂埃里?梅拉先生进行了专访。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的职责范围包括中国、朝鲜、韩国和蒙古，其目前工作的重点是将国际人道法付诸实践。
　　关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合作情况，蒂埃里-梅拉介绍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展合作，在军队系统中发放有关《国际人道法》的相关资料。解放军的专家也经常参加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组织的地区性的和国际性的研讨会或会议。随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迁至北京，以及2008年中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的成立，东亚地区代表处与解放军的关系变得更加成熟。这有助于将《国际人道法》贯彻到解放军的条令条例、教育、训练和纪律体系中去。”
　　梅拉说，“我们要看到一个不容质疑的事实：中国人民解放军尤其是解放军总政治部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起有意识的加强对于《国际人道法》的训练和学习。”
　　“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开展的地域，包括海地、黎巴嫩、刚果(金)、利比里亚和苏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中国的军方和警方人员都发生过频繁的和积极的联系。从2006年开始，我们经常从维和行动中国民事警察训练中心定期收到提前部署行动的简报。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日益重要的为提供维和部队做出贡献的国家，中国也是一个能对未来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发展做出重要影响的国家。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对于与中国有关方面就此话题开展政策性对话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梅拉评价说。
　　谈到与中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中国人权研究会等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交流情况，蒂埃里?梅拉介绍说，“我们与中国人权研究会这样的非政府组织还没有建立工作联系。因为我们工作的重点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是国际人道法。中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不是一个非政府组织，而是一个包括人民解放军在内的政府不同部门之间进行协调的合作机制。他的主要任务是传播和施行《国际人道法》。在这个机制成立的过程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被邀请就这一机制的功能和结构提出建议。从2008年起，我们被邀请参加了几次以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为主题的会议，我们希望在未来能够在这个委员会的良好运作下与中国政府和中国军方开展更深入的合作。”
　　虽然出，于不同的视角，但《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都致力于保护人的生命、健康和尊严，两者的实质是一样的。比如这两种法律的目标都是保护人的生命，都禁止拷打和虐待，保障进入司法审判程序的人享有基本的权利，禁止种族歧视，都有保护妇女和儿童的特殊规定，都关注食品和健康的权利等等。从另一方面讲，《国际人道法》的规则也关注《国际人权法》范围之外的情况。比如敌对的行为、战斗人员和战俘的境遇以及红十字、红新月和红水晶标志的保护。”
　　蒂埃里?梅拉高度评价了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和军队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的人道主义行动，“中国各级政府，以及中国的武装力量以非常专业的方式和高度重视的态度应对了这场巨大的灾难，他们快速的、不知疲倦的行动拯救了许多生命，这也感染了许多老百姓，促使他们也加入到了救援行动中去。我会经常回忆起这个国家在面对灾难时表现的团结和对遇难同胞表现出的巨大悲伤。”
　　“这是一场自然灾害，”梅拉说，“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会联合会组织协调了国际社会各国的红十字机构以应对四川大地震。我们在联合会的同事与中国红十字会紧密合作，紧急向受灾群众提供了大量的援助物资，这包括1亿6千7百万瑞士法郎、10万顶帐篷、30万床棉被、10万3千7百28包食品和10万个医疗救助包。从不同红十字会赶来的同事被分配到了四川各地灾区以向灾民提供医疗、饮水和卫生方面的服务。在灾区重建的过程中，联合会支援修建了3万座房屋。”
　　“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都会与中国和这一地区的国家红十字会密切合作。”蒂埃里?梅拉说，“专业的来讲，我认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大量的对话者和机构开展交流与对话对各方面都有好处。在法律的执行过程中，这种对话提供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专家在国际人道法方面的宝贵意见。当全球性问题发生时，这种与有关组织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和热点地区开展的对话对于解决问题非常重要。在影响无数民众的紧急情况发生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相关实践显得格外有价值。当人道主义的尺度被不断提及的时候，我们这个机构所发出的声音会变得更加悦耳。”
　　“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来说，我们在与中国的对话中学到了很多，我们也期待着能学的更多，因此，我也希望我们之间的对话能够一直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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