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 [转向借鉴整合]

　　摘要　本文试图从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新闻教育的侧重点的转向、教育本源的回归和专业设置的变化等几个方面对中国新闻教育发展做一个浅显的梳理和总结，以期从中可以窥见中国新闻教育发展转型的全貌。
　　关键词　转向　本源　新闻教育　调整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中国新闻教育整体发展迅猛的三十年，也是该学科的教育模式、教育体系、乃至教育思想逐步成熟和系统化的三十年。短短的三十年间，东西方不同的新闻教育理念和新闻思维模式在中国这个平台上不断的相互建构、解构、冲撞并迅速整合，当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中国的新闻教育侧重点的转向、新闻教育本源的回归和新闻专业设置的调整。
　　
　　一、新闻教育侧重点的转向
　　
　　新闻实践活动既不等同于强调专业操作的工程类学科，也不等同于着眼于形而上领域的哲学类学科，它具有学科自身的运作规律，即形而上的新闻理念和形而下的新闻文本互为依托，缺一不可。
　　长期以来中国的新闻教育注重记者对于新闻材料的处理和加工，注重其使用连贯的语言清晰的表达新闻事件，即注重新闻实践。在这种新闻教育理念的指导下，“师傅带徒弟、老报人带新报人”的实践派一度占据新闻教学的主导。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人群整体受教育水平下，这种实践教学的模式在短时间内很好的解决了中国新闻人才短缺的问题，但是缺失了新闻载体背后价值理性的支撑，这种对工具价值的过于推崇和信赖很快便暴露出其致命的缺陷。
　　斯坦福大学新闻学教授吴惠连曾说“新闻是一种手段、一种工具……新闻实践并不是新闻学教育的目标。”作为一种社会舆论工具，媒体在某种意义上应致力于创造一种为公众所倩任的舆论环境，承担相当的公共义务和责任。而新闻学的教育机构是新闻目标得以维持、阐述，示范和发展的基础平台。这使得新闻教育的发展重点放在挣脱新闻人才培养只局限于职业能力范畴之内的桎梏，从更深远意义上培养具备理性价值观和普遍人文关怀精神的新闻从业者而非单纯技术层面的新闻记者。与此相对应。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新闻教育也向此方向倾斜。许多高校新闻专业教学的课程安排更具人文色彩，而适时增加的新闻伦理专题、焦点事件的课堂讨论、不同文化背景的新闻从业人员的前沿讲座都试图从不同角度增加新闻学科的人文含量，并致力于为学生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人文氛围，使在校的新闻学生能够形成一个对于外在舆论环境和内在新闻规律和新闻目标的基本认知，并通过有效的新闻实践将这种认知的价值理性用新闻文本的形式表现出来，借助于有形的新闻文本进一步强化记者的自我价值感知。
　　新闻学的学术研究和实践都根植于人文科学和人文类的社会科学之中，无法单纯的自我存在，新闻学与政治相联系。使得新闻记者拥有足够的敏锐度和洞察力，新闻学与文学相联系，可以提升新闻语言的表达能力，使新闻从业者有能力对新闻的内涵进行深刻的编码和解码。新闻学还应该与政治学、社会学相联系，只有站在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上来把握新闻事件并掌控媒体，以此对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进行无所不在的细微体察，新闻从业者才可能使新闻文本承载自己的直觉和意识，并且保持与社会发展的同步，甚至具备合理的超前意识。新闻学还必须和哲学、伦理学相联系，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意识层面，新闻从业者需要借此树立自身的道德基准和职业操守，特别在当下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价值观并行，传统受到质疑，新的社会观念立足未稳，媒介的人文精神就称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日益多元化，而新闻从业者所面临的社会环境也更加复杂多变，正像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学院院长道格拉斯?安德逊所指出的那样：(新闻教育)是向学生灌输这样一个理念，作为新闻工作者他们肩负着一个令人敬畏的责任――公平、平衡、全面的报道。”
　　新闻教育向价值理性的转型不仅仅是新闻学科自身特点和发展趋势的需要，而且这种学院教育的成功与否也成为中国新闻事业能否健康有序的发展的重要支撑点和拐点。淡化新闻实践的目的性色彩而强化新闻中渗透的人文关怀和其深，层次的价值理性已成为中国新闻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新闻教育本源的回归
　　
　　自建国以来。我国的新闻理论照搬了前苏联的党报理论，新闻运作承继前苏联的宣传教育模式，强调新闻的功用性和宣传性而往往忽视新闻的内部运作规律，这种新闻理论与运作模式在改革开放之初便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质疑。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中西双方信息传播中的不均等现象表现的更为突出，相对于西方已然发展相对成熟的新闻教育和新闻运作体系，中国的新闻传播和教育方式的约束性和滞后性表现的更为明显。这又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造成中西双方间信息传播失衡的局面。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的新闻教育工作者在不断的研究和相互交流、借鉴中充分认识到了形成中西信息逆差的主要原因，而中国新闻教育在这三十年当中的转型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解决中西之间信息失衡和信息误读的问题。作为培育中国新闻事业未来承载者的高校新闻教育机构，实然承担了能否培养出改变信息传递方面西强我弱局面，赢得与西方权威媒体平等对话、公平竞争机会，并树立中国权威媒体在世界范围内的话语权的新闻从业者的重任。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中国高校的新闻教育能否成功的实现转型将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中国新闻事业未来的发展走向。当然从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高校新闻教育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新闻教育正逐步摆脱苏联模式的窠臼而开始向新闻本源回归。
　　长期以来，我们在新闻教学方面过于强调新闻的政治性，而忽视了对作为新闻本源以及新闻时效性、真实性的阐释和讲授。我们的新闻事业受党的领导，自然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包括媒体自身的演进――技术的与观念的，所有的传统模式都在转型。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一方面国外媒体的时效性强、语言贴近受众的新闻文本样式和思维模式逐步被介绍到中国，引起中国新闻研究者和新闻从业者的关注。另一方面媒体的市场化运作进一步加强，使得受众从当初被动的接受者变为主动的译码者甚至是编码者，受众对于新闻的选择性、时效性和实用性的增强都对新闻的内容和形式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因此新闻第一线的从业者已然开始对新闻本源的回归。作为培育未来新闻工作者的新闻教育机构，对此的反映相对滞后。这是无法规避的事实，但是已然有部分高校的开始了各种形式的探索和转型。
　　首先从学术层面上，中西方的新闻学者和新闻从业人员乃至普通的新闻学子的来往日益频繁，国际会议、访学、留学、论坛等形式多样的交流方式为不同新闻观念的碰撞和融合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而更为直接的人员交流则为这种信息的对称传播搭建了一个相对便捷的平台，自1908密苏里大学设立美国第一所新闻学院并开始招生起，美国的新闻教育 经历其辉煌期后开始进入成熟阶段，而美国新闻教育中有意识的将广告、公共关系专业和新闻学相剥离以显示对新闻客观公正的尊重等行为也获得了国内某些高校的认可。上世纪90年代中前期，一批留学海外新闻传媒专业博士回归祖国，他们大部分进入高等院校的新闻与传播院系以及相应的研究机构，大学讲坛与学术会议上，他们的声音似乎成为主旋律。新闻媒介的新理念、新技术、新的研究方法很快在教育界和业界传播开来。至今，很多重点院校新闻专业的学科带头人依然是这个班底。学问是人作出来的，在这一时期，西方新闻传播学科的译介大量出版，学术期刊也充斥着相关文章。当代西方新闻教材的译本普及开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英文原版系列新闻教材出版。如此的冲击之下。国内高校新闻专业教学中开始淡化新闻的宣传、说教色彩而尊重新闻的客观、时效，摒弃假大空的新闻框架引入西方人情味的写作模式等等方面的尝试都彰显了其对新闻本体的尊重，也在某种程度上顺应了当下的传播需求。
　　其次从实践层面上，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进一步展开，中国以其迅猛的经济发展速度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各大西方媒体也纷纷涌入中国，以北京奥运会为契机，中国再一次全方位的展示于西方媒体的镁光灯下，西方媒体尤其是西方具有国际公信力媒体的报道方式和报道角度以及我国的权威媒体的报道也成为高校新闻教育的重要素材。而我国众多高校新闻专业也从内部寻求资源，邀请一线的媒体从业人员作为学校的兼职教师，聘请著名媒体的主要领导担任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院长，以拉近新闻教育和新闻实践的距离，同时也增强学生对于新闻业界的熟悉程度，使学生毕业之后能够更为顺利的融入媒体体系之中。一部分高校也将其重要课题点放在培养学生如何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能够实现中西方的平等交流，减少信息的误读，如何在尊重对方文化的基础上达到有公信力的传播效果，如何用平实的语言写作贴近受众生活的新闻文本等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并收到明显的效果。
　　胡锦涛总书记曾提出要求各级媒体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而对于新闻本源的回归便是对新闻客观、公正、时效的最好诠释，高校新闻教育向新闻本源的回归从一个层面映射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巨大变化和发展并从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中国融入世界舆论环境、掌握话语权的决心和信心。
　　
　　三、新闻教育专业设置的调整
　　
　　如今的学科分类呈现两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就是跨学科的整合，比如社会学和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政治学和传播学之间的跨越与交融，学科之间的整合使得研究的领域和研究的方法得到有效的扩展，同时也使得学科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使用。而跨学科的科目设置也为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综合性人才构建了平台。第二是学科的拆分，比如新闻学中电视摄影、电视编辑、新闻写作等领域的逐步细分化，学科的细分有利于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某个领域内的问题，使有限的资源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优化配置。培养具有专业素养和专业技术水准的专门性人才，满足社会对于高尖端实用性人才的需求。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新闻教育便同时呈现这两个方面的特点。
　　一方面，一些高校的新闻专业细分为广播、电视、纸质媒体、新媒介、广告、媒介管理等专业方向，这种教育模式下往往可以提供熟练掌握本专业技术的专业人才，其教学和实践都有其针对性。该模式在西方国家已经进行过程度不等的实践，比如马里兰大学，走的是一种相对狭窄的教学模式，他们把培养重心放在了诸如报刊媒体(print)、广播和电子新闻专业上，而删除了其他系列的基础课程(sequence-based coursework)。当然马里兰大学的培养模式能否继续走下去，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媒介产业能否资助他们的教学并雇用他们培养的毕业生。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国媒介的数量和品种迅速增长。功能由单一转向多元，经营方式电由事业型转为产业型。不同的媒介运作形式对其从业者的能力和素质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使得我国媒介教育的细分从应然的趋势变为实然的需求。培养专业人才也成为新闻教育的当务之急。
　　另一方面，学科间的整合也在不断深入，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为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和市场需要，公共舆论学、危机管理学、媒介管理学，以及近年来兴起的政府新闻学等，都属于新闻学和其他人文学科相结合的产物。实际上这些科目的设置不但拓宽了新闻学的学科出口而且对于培养综合性人才，迎合多样性发展的社会需求有着积极的推动意义。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中国高校的新闻传播教育机构快速增长，而每年这些机构所培养出的新闻从业人员也呈几何倍数的增长，高校培养出的新一代新闻专业工作者已经成为媒介的主力军，以往“土记者”的新闻队伍已经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毫无疑问，将专业细化、专业化或者是寻找专业间的切入口的方式都会为这个行业增添新的增长点，并拓展整个行业的发展空间，而更为综合和更为专业化人才也将符合市场对乇资源优化配置的导向原则，提升新闻行业的就业率，实现高校、社会、学生三者的共赢。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三十年，这三十年中，中国实现了其历史性的跨越同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伴随着开放而来的是不同思想文化、不同观念体制的交融和竞争，而作为中国信息交流的重要承载者，在这三十年中，中国高校的新闻教育在机遇和挑战中不断的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希望通过开放的平台实现与西方世界的信息平等交流与自由对话，并通过不断的自我调整培养出更多符合未来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型新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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