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挽信任危机狂澜]历史上力挽狂澜的人

　　当社会信任的危机波涛滚滚，谁是最终的挽狂澜者？是“公民调查”，还是“上级政府”，抑或是“社会独立调查”，变量太多。 　　 　　今日之中国，日益弥漫一种不信任氛围，正面临一场社会信任危机的严重冲击。与金融危机有本质不同的是，这场信任危机带给社会公众更多的是心灵冲击，影响也将更为深远。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网民调查团”、“学者调查团”、“独立调查团”之类的“公民调查”团体应运而生，不足为奇。从“躲猫猫”案，到邓玉娇案，再到钱云会案，“公民调查”也日益凸现其分量与影响力。
　　不能不承认，这是互联网时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标注的是中国社会往前演绎的进程中，公民参与意识、精神与力量的增长。互联网搭建了一个全新的平台，碎片化的声音、发散性的思考、习惯性的质疑，聚合成一种巨大力量，使一切事件都必须经受这个平台的晾晒。“公民调查”则是互联网上“虚拟世界”的质疑在现实世界的凝结体。
　　显然，在这个平台的晾晒之下，政府和官员的权威性、公信力面临着严峻考验。当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在近些年的一系列事件中，对事实真相玩捂盖子、沉默、迟钝、歪曲、语焉不详、外交辞令的那一套，政府和官员的权威性、公信力便急剧下降，甚至直接成为社会公众质疑的靶子。有时即使说的是事实真相，人们也一样不信任。
　　当传统的社会信任高地，一时变成信任的洼地，它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冲击是什么？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是放任这种不信任的情绪疯长，致使社会信任的基础日渐坍塌，使社会在无法凝聚形成共识中断裂，还是化危为机，把这种不信任转变成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成长进步？
　　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中国正处在社会信任崩溃与重建的十字路口上。对于社会各方来说，重建将是一种潜意识下的选择，毕竟社会信任崩溃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即使崩溃也终将面临着重建。然而遗憾的是，目前这种社会信任的重建，更多的只是各方在自发状态下的一种价值与利益的博弈，缺乏深刻的清醒者和自觉者。
　　就公民而言，在不信任的心理养成之后，自然就产生了一种自我求证意识，即谓“我质疑，我查证”。然而，这种意识和精神诚然可佳，但在多种因素掺和作用之下，难求真相注定会是一种宿命。毕竟，对真相的调查更多的是一个技术活，与对真相的质疑有着质的差别。前者需要科学的方法、专业的能力、充分的条件，后者则只需要直觉和理性判断。换言之，公民擅长质疑，但并不擅长调查。如果不正视这个先天性的不足，那么，形形色色的“公民调查”就极有可能变成一种热闹，甚至被利用。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存在先天不足的新生事物，却又遭遇后天的成长烦恼。自“公民调查”走进现实世界的那一天起，地方政府和官员就以一种警惕、防范甚至敌视的眼睛盯着。去乐清的“学者调查团”面临的一些困境和压力，以及一些“刺儿头”被找麻烦，均表明“公民调查”难以惬意生存。
　　同时，我们又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客观事实，那些社会公众强烈关注的案件，最后的“真相”大白，并非来自于“公民调查”的结果，而是来自于当地的上级政府。“公民调查”的作用只在于，以其强大的质疑能力、所代表的社会民意以及实地调查的行为本身，促使上级政府必须正视问题的严重性，必须给社会一个交待。这从一个侧面也表明，政府在努力重建自身的权威性、公信力。当下一级政府失去信任之后，上一级政府被迫补位，接受信任的网络晾晒，直到社会公众信任为止。
　　基于现实的环境和条件，“公民调查”必然生存得悲壮，但足以赢得社会的尊重和敬意，成为政府不可忽视的精神与力量。而它的最理想化的前景，乃是催生权威性的社会独立调查机构，以专业的、科学的、理性的、独立的、客观的、公正的第三方角色介入，把真相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但从目前来看，这样的机构还缺乏充足的生存土壤。
　　由是，当社会信任的危机波涛滚滚，谁是最终的挽狂澜者？是“上级政府”，还是“公民调查”，抑或是“社会独立调查”，变量太多，不确定因素太多。但事物的发展必将揭示一种可能，并最终决定谁是胜出者，成为重建社会信任的决定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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