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发展变革何以大相径庭】 中日近代法律变革民法

　　摘要:中日两国在近代有过相似的历史命运和发展变革,但结果却大相径庭,其原因在于中日两国发展变革的指导思想不同,变革的广度和深度不同,对历史发展机遇把握程度不同,所处的境遇不同。
　　关键词:脱亚入欧;中体西用;洋务运动;明治维新
　　中图分类号:K256.1 文献标识码:A
　　
　　在近代,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亚洲国家都曾长期闭关锁国,都曾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都曾效法西方,实行变革,但最终两国的发展却大相径庭。中国依然任人宰割,更加积弱,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坑里越陷越深;而日本迅速崛起,成为亚洲乃至世界强国,一再侵略中国及邻国。相似的历史命运和发展背景,为何有着不同的结局呢?这不能不令人深思。本文试图对中、日近代发展变革进行对比,分析个中原因,以加深我们对历史兴衰成败规律的深刻认识,警示我们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一、中日变革指导思想不同
　　
　　认识是行动的先导。由于对西方和对自身认识上的不同,中日近代变革的指导思想也截然不同。中国是“中体西用”,日本是“脱亚入欧”。在近代,可以说,欧洲强国发展的道路和方向代表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对于落后、积弱、屡遭侵略的中国来说,变革图强,走西方式发展道路,“脱亚入欧”是“正道”。但由于对西方文明和自身认识不到位,指导近代中国变革的思想是“中体西用”,而不是“脱亚入欧”。
　　中国变革指导思想的确立是建立在对西方文明和自身状况的认知基础上的。中国国门打开比日本早,但中国对西方的认识却落后于日本。一次次的侵略,一次次的失败,都使中国人为之震惊,按理说中国对西方认识应一次次更深刻,更能认识到自身的落后,但事实是,中国对西方国家的认识一直浮于表面,只看到西方强国技术上的先进,而认识不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以及所反映的精神内核。从最初坚船利炮到后期的军事技术、机器生产都是同一个层面的认识,国人认识并没发生质的飞跃。如果对认识层次作个区分的话,中国的认识主要是限于器物层面,旁及制度层面的表层部分如官制、考选制度、军事制度等,而绝没有触及制度的深层结构如法制、政体、国体、资本为主等,至于其精神核心如平等、民主、自由、竞争等则更不可认知,当然也不想学。虽然也有一些人认识到西方制度和文化的先进,但局限于历史条件并不占主流,更不可能实施。同时,中国对自身认识更不到位,只承认中国在技术上的落后,而不认为自己的社会制度及其精神内核已经落伍腐朽,仍然顽固不化,固步自封,认为中国的制度及伦理纲常是好的,优于外国。一些迂腐之人还常以己之落后讥笑西方之开化,从思想深处排斥西方文明,把洋务称为“夷务”就可见一斑。思想根子上的保守排外,认识上的无知、不到位,决定了中国不会象日本那样能提出、敢于提出“脱亚入欧”主张,全面西化,所以,中国变革的指导思想只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即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体系亦即封建制度及其伦理纲常,“西学”即外国先进的机器生产和军事技术等。“中体西用”就是要以中国实行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和伦理纲常为本,同时辅之以西方先进技术作为富强之术。这种思想得到了统治阶级和中国社会主流的肯定,指导着中国的变革。用李鸿章的话来说,中国变革“是以近代西方的某些药方来疗治传统中国之病,不得已舍舟登陆,用夷变夏,……而求自强之术耳。”[1]提出“中体西用”的张之洞明确讲,中国变革“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2]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变革就是用“夷术”来固“夏本”,学的是西方之术,不变的是中国之体。
　　“中体西用”作为指导思想,贯穿中国近代变革始终。其进步性在于承认自己的一些落后,外国的部分先进,为中国学习西方、走向世界、变革发展打开了大门。但其局限性则非常明显:其一,不敢变革封建制度。从当时世界发展来看,“西学”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代表着先进文明成果,中国封建的一套东西已经落伍,早已腐朽不堪,成为中国富国强兵、发展进步的最大障碍。在这种情形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质上就是以落后来抵制和排斥先进,影响了对西方所代表的先进文明的接受与学习。其二,中国变革只能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变法,而不能成为一次革命性的变革。这样的指导思想从根子上讲,是一种变法,是在固守传统的基础上对旧体制的修补,是用旧瓶装新醋。近代化本来就是一场全方位、系统化的社会革命。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中国要么全盘改变,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要么不做改变,仍然坚持封建制度,不弃旧而图新就使中国的变革陷入一种变与不变的“二律背反”怪圈。统治者和领导集团一方面想要变革陈法,改弦更张,另一方面又要藉此来维护封建制度及其纲常伦理,他们既是变法者,又是旧体制的维护者、卫道士,势必使中国变革陷入变与不变的两难境地,步履艰难,变革的深度和广度大受限制,阻碍了中国近代化进程。指导思想上的落伍保守,严重束缚了中国变革发展。这是中国没能强大的思想原因。
　　与中国相比,日本对西方的认识远高于同时代的中国,其认识不局限于器物层面,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给日本的震惊远胜于中国,一向曾被日本效法的天朝大国竟然被一个西方小国打败,这在日本不啻是个强烈地震。日本据此把中国当作反面教材来研究中国失败原因,深虑“何时波及日本”?1853年,忧虑变成了事实。美国兵舰打开了日本封闭已久的国门,日本未作抵抗就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美神奈川条约》。国门被打开后,基于求知,日本派出许多使团出国考察。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西方的先进让日本人大受震惊,西方文明让他们目眩神迷,更让日本人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1860年,在美国腰佩武士刀、脚穿草鞋的日本使节发现,在日本只有非常富有之人才舍得去买绒毡做一个一寸见方的钱包或烟盒,而美国人竟把大片的绒毡铺在饭店的地上做地毯,穿着鞋随意走。1862年,日本派使团周游欧洲的英法荷俄葡等国,出发前,日本人曾听说外国食宿不便,他们随船带了几百箱大米和几十个铁丝灯笼,但在巴黎,他们住的是五层楼旅馆,无数汽灯将室内外照得亮如白昼,饭厅有的是山珍海味。1872年,日本派出了著名的岩仓使团。其成员大久保利通说:“到西洋这么一看,我们太不适应这个世界。”岩仓俱视在访问罗马时说:“视察各国之情况,象英、美、德、法这样的强国自不必说,虽二三流之诸国,其文化之繁盛,亦为我国殊不可比。”[3]通过考察,日本人眼界大开,深刻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发达、本国的落后,深感日本制度非改不可。在此基础上,日本决定彻底变革,“脱亚入欧”。
　　最早提出“脱亚入欧”主张的是福泽谕吉。福泽谕吉曾多次随团游历西洋,对西方社会的先进“始惊”,“次醉”,“终狂”,回国后,开始著书立说,极力向日本宣传文明开化,先后出版《劝学篇》、《文明论之概略》等著述文章。1885年3月16日,他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脱亚论》一文,称“为今日计,我国不应犹豫等待邻国之开明而共同振兴亚细亚,不如脱离其行列与西方文明之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法,就不能因其为邻国而给予特别关照,唯有按西洋人对待等之法处理之。”[4]这就是“脱亚入欧”口号的来历。
　　“脱亚入欧”一经提出,便被当时的日本政府奉若圭臬,成为明治维新时期的指导思想。其理论核心就是“全面西化”,把日本建成西洋化、欧洲化国家。正如当代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升味准之辅所言:“他们把西洋化作为一个进步的尺度,一个日本前进的尺度(目标),看能不能接近西洋,和西洋看齐。”[5]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有这样的认识和思路,就是一个进步。“日本人认为,既然开国了,就遵循世界的常识,尽可能地引进,而且认为好像欧洲的思维更适合自己一样。”[6]从这里可看出中日认识上的差距。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近代日本才有了明治维新,摈弃了本国制度,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最终成为西方社会一员,实现了“脱亚入欧”。认识程度决定了行动的程度。反观中国,指导思想的局限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脱亚入欧”,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二、中国变革的深度和广度远不及日本
　　
　　一次次被侵略,中国统治者被迫开始了变革。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变革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洋务运动持续了三十多年。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打出了“求强”、“求富”的口号,从“器可变”观念出发,在中国兴办了一批先进的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导演了一场有声有色的变革,近代工业、军事、教育等,一度达到相当水平。比如,江南制造总局从生产枪炮开始,发展成为机械制造为一体的近代综合型企业。张之洞当年创办的汉阳铁厂,是当时亚洲第一家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早于日本首家钢铁联合企业――八幡制铁所7年。[7]洋务运动拉开了中国近代化序幕,使中国面貌为之一新,但是,中国的洋务运动却没能象日本的明治维新那样,使近代中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实现近代化,实现富国强兵。中日两国的变革几乎同时起步,都从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生产技术,兴办军用、民用企业开始,但中后期后,变革的路径发生巨大变化,变革的深度和广度出现极大差异,中国远不及日本,由此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在总体上,中国变革是一种器物变革,旁及一些制度变革。整个变革又是浅层次、局部性的,只从军事上、技术上入手,而非全方位、深层次从思想、制度、文化上入手,中国固有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则没有改变,充其量只是一种变法。奕?就认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则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8]曾国藩也认为应“师夷智以造炮制船”。[9]李鸿章是洋务派集大成者,他主张用“夷术”来固“夏本”。而日本由于认识深刻,变革很快就突破了军事领域,突破了器物层面,对本国的经济制度、学制、官制、军制、政制等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变革,有力地推动了日本近代化进程。日本的变革已不是封建性变法,而是发展资本主义。中日差异,正如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依田熹家所说:“中国的洋务运动是从外国引进了舰船和机械等等,而日本的文明开化不只是引进舰船和机械,还引进了法律制度和文化。这是相当不同的一点。”[10]
　　在具体方面,中日两国变革深度和广度的差异就更明显了:
　　1.政治方面。历来变革,政治制度带有根本性、本质性,最能体现变革的深度。中国的变革在政治制度方面基本没什么突破。李鸿章虽也曾提出要改革官制,认为“变法度必先易官制”,但因缺乏胆略和支持,没什么进展。张之洞晚年的变革主张已涉及到了西方政治制度,如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之洞在发给刘坤一等人的电牍中称:“西法最善者,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法也”,主张仿效英日议会制度,州县长官由全省绅民公举,并建议“本此意而思一可行之法”。[11]但局限于历史条件并未实施。至于真正意义上的宪政改革,清朝统治者想不敢想,更不愿去做,戊戌变法仅百日而终便是明证,晚清的皇族内阁更是对宪政改革的一个巨大嘲讽。封建专制制度没有放松对人民的压制,中国一直没出现民权运动。而日本则在民权运动的推动下,借鉴德国,建立了宪政体制。1875年,明治天皇颁布立宪政体诏书;1882年,派伊藤博文一行前往欧洲考察君主立宪政体;1885年,正式实行内阁制,设内阁总理大臣;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召开了首届国会。宪政体制的实行,使日本社会制度发生质的变革,从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为变革提供了制度保障。
　　2.经济方面。中日两国工业化起步时间和情形大体相同,企业起初都是以官办和半官半民经营为主,但后来两国却走了不同的产业发展路线。在中国,适应洋务发展的需要,洋务派提出“重商富民”主张,开办了一批民用企业,但中国仍“以农为主”,工商业发展没得到政府的全力推动,产业政策不明朗,也没有专门机构来领导推进,企业一直走的是官办和官督商办为主的路线,没有走上以民营为主的路线。官办或官督商办在开始时起到了“以开风气”的带动作用,但这种模式必然产生垄断经营、官商不分、自立门户、管理不善、效益低下、体制僵化等问题,有企业之形却无企业之实,影响企业良性运转,特别是严重阻碍了民办企业的发展,不能形成西方式以民营为主体的发展模式和局面,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延误了中国工业化的实现。对中国企业发展的弊端,梁启超有一段精辟的分析。他说:“中国人最长于商,若天受焉。但使国家为之制定商法,广通道路,保护利权,自能使地无弃财,人无弃力,国之富可立而待也。今每举一商务,辄为之奏请焉,为之派大臣督办焉,即使所用得人,而代大匠凿者,固未有不伤其手矣。况乃奸吏舞文,视为利薮;凭挟孤威,把持局务,其已入股者安得不寒心,其未来者安得不裹足耶?故中国商务之不兴,虽谓李鸿章官督商办主义为之厉阶可也。”[12]而日本在19世纪70年代初,在考察了欧美诸国后,决定以西方为样板,依靠国家政权力量全力推进工业化。明治政府成立了内务省、大藏省、工部省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雷厉风行地实施“殖产兴业”政策。80年代后,日本就认识到“日本的经济发展,民营应该强大,而半官半民的企业和官营企业不取消,民营企业是不可能发展的”[13],于是及时改变了初期的“官营示范”的做法,实行“厚殖民产”、“民间为主”、“民营官助”的政策,在贷款、税收、补贴等方面予以优惠,大力鼓励和扶持民企发展,还通过转让官办企业的方法使企业走向了民营化,形成了以民企为主的产业发展模式。日本的三井、三菱、川崎等企业因此得到迅速发展壮大。政府通过这些做法极大刺激了民办企业的发展,促进了日本的工业化发展,日本出现产业革命高潮。“这是日本产业迅速发展的极为重要的转折点。”[14]到90年代,私营铁路、航运、造船、棉纺织业等轻重产业均得到迅速发展。1892年,日本近代化大工业在纺织业奠定统治地位,从国内市场驱逐了进口洋纱,开始向国外出口;日本煤产量达到300万吨,比1874年增加15倍;日本釜山制铁所成为年产7000吨生铁的大企业;企业数达到5444家,工人人数达到38万人;对外贸易出口达到9111万日元,进口7132万日元;1893年,日本私营铁路达1900多英里,机车351台,货运204万吨,客运3253万人次;三菱公司已拥有11万吨的船舶吨位;日本造船业也发展迅速,当中国还经常为要不要造船而争执的时候,日本私企已能自己制造大型铁甲军舰了。[15]到19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已有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经济实力大增,为其最终成为世界强国奠定了基础。而中国整个近现代都没有能实现工业化。
　　3.军事方面。在中国变革中,军事方面步子迈得最大,用的是洋枪洋炮洋船留过洋的人,训练也是西洋式的,但军制的改变则非常有限,基本上保留了传统的封建兵制。中国军队职能不是用来保卫国家利益,而是用来对内镇压民众反抗;中国军队的领导指挥体制更加落后,军队私有化,“兵为将有”,封建性的老思维指挥新式军队;重军事技术学习,轻军事思想学术研究,对西方军事制度、战略战术、军事文化知之甚少。甲午战争后,清政府鉴于日本“专用西法取胜”,才得出“仿用西法创练新军为今日当务之急”的结论,主张采用西法创练新军。[16]但直到八国联军侵华后,始认识到不改变落后的军事制度体制便“不足以为御侮之资”。[17]中国从军事入手变革,但中国却没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国家军队,更无法以之为工具,争取与其他大国平等的地位。这与同时代日本及日本军队所做形成鲜明对照。日本在引进西方先进军事技术的同时,更是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兵制改革。1869年,成立兵部省;1873年实行征兵制,建立了能迅速扩张兵力用于战争的兵役制度;1875年,将军队职能从镇压草寇为主改为保卫国家利益,并参照德国兵制,将军队体制由“镇台制”改为适应于野战和境外作战的“师团制”。日本通过一系列的兵制改革,完成了军事现代化,军事实力大增。当两国交战时,中国军事上的弱点暴露无遗。
　　4. 教育方面。洋务运动只从军事需要出发,办了些新式学堂,而整个国家的教育则是非常薄弱和落后的。中国以私塾教育为主,科举取士的制度丝毫没有动摇,直到戊戌变法时才开办了一些新式公共教育学堂,1905年才成立学部,废除了科举制度。教育得不到重视,没有建立起现代教育制度,教育在中国得不到普及,都制约了中国发展。日本明治政府则非常重视教育,“几乎每一个关注日本崛起的人都不得不目光放在日本的教育上,因为军事和教育是日本兴起的两大关键”。日本早期实现现代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从很早开始日本就普及了教育,这是一个重要因素。”“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引入西学,建立现代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制度。[18]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了《学制令》,通过强制命令来推行教育。《学制令》推行7年,小学数量增加28025所,教员有71046人,小学人数达到230万人。[19]1879年,又颁布《教育令》取代了《学制令》,极大促进了教育普及化。到1900年,日本又废除小学学费制度,实行四年的义务教育制度,1907年,延长到6年,1908年,儿童就学率达到97%。[20]日本是个在教育上舍得投入的国家,“当时日本还很贫穷的时代,但是在小学教育方面政府还是进行极大的投入。”[21]教育的差异决定了人的差异,人的差异最终决定了国家的差异。
　　另外,从派使团也可看出中日变革之差距。1871年,为了解和学习外国,明治政府派出高级别的岩仓使团。这个代表团以右大臣岩仓俱视为正使,内阁重臣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人为副使,使团成员几乎囊括了明治政府所有要害部门,历时1年10个月,重点考察了欧美12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教等制度,写了近百卷的考察实录。这次考察规模之大、时间之久、规格之高,堪称世界外交史上之奇观。通过全面考察使日本进一步认识到东洋之落后,西洋之先进,认清了世界发展的潮流和变革的方向,推动了日本各项变革。而几乎同期,中国也派出了一个使团,史称蒲安臣使团。使团团长是卸任的美国公使蒲安臣,两个副使分别是一英国人和一法国人,成员都是中下级官员,没有一个朝廷重臣。使团的任务是安抚各国维护和约,蒲安臣病死在途中,其它成员人微言轻,根本对政府决策和国家发展起不了多大影响。直到1905年,中国才派出了高规格的使团去考察君主立宪政体,回来后建立了一个皇族内阁。就派使团这件事,两国相比,简直是对中国莫大的讽刺,从中充分体现了中日变革的决心和力度。
　　其它方面情况也大致如此。所以,中日比较,尽管中国也在变革,有进步,但变革的深度和广度远远不够。不彻底改变落后陈腐的封建制度,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旧瓶装新醋式的变革,国家根本不可能富强起来,求强求富只能成为口号。当中国还在封建社会徘徊时,日本却已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快跑,实现了国家的近代化,成为世界强国。其结果,日本真正实现了富国强兵,而中国却外强中干。
　　
　　三、中日对发展机遇的把握不同
　　
　　应该说,在近代,历史把发展机遇都给了中日两国,但日本抓住了发展机遇,而中国却一再错失机遇。这种失误历史是不可宽恕的。
　　中国错失良机,首先在于中国统治者思想僵化保守。中国统治者昏庸腐朽,对外来文化抗拒强烈,不愿扔掉自己创造的东西,自始至终在根子上排斥西方文明,出于自保、“和戎”目的的变革怎么能珍惜机遇,抓住机遇?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使清朝统治者觉醒起来。他们仍以天朝大国自居,妄自尊大,盲目排外,把外国当成“夷”,把洋枪视为“至蠢之器”、把洋船视为“至拙之船”、把外国技术视为“奇技淫巧”,没有弃旧图新、励精图治的意识。战时紧张,还建船买炮,战事一结束,便好了伤疤忘了痛。例如,1842年,奕山奏请购买洋船,道光帝批曰:“火轮船式,该省所造既不适用,著毋庸雇觅夷匠制造,亦毋庸购买。”[22]1858年,兵部左侍郎王?荫向咸丰帝建议重印《海国图志》,遭到咸丰帝拒绝。[23]当这本书在中国备受冷落时,却在日本却得到高度重视,大受日本人欢迎,成为人们争相阅读的启蒙读物,供不应求,多次翻印,仅在1854年到1856年期间,日本出版的《海国图志》选本就有20多种。日本人对它评价非常高,认为它给日本人开了眼界。同一本书在中日两国不同反响,引起日本学者岩谷宕阴的感叹:“呜呼,忠志之士,忧国著书。未被其君所用,反落他邦。吾不独为默深(魏源的字)悲矣,亦为清帝悲矣。”[24]当时,整个中国只有有限的几个人觉醒了,能代表当时国人认识最高水平的当是林则徐、魏源等人。他们在总结教训、分析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和主张。尽管这种思想认识还相当浮浅,但也得不到最高统治者及社会主流的认同。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近20年,中国在思想和行动上没有什么举动,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军队的装备和作战思想都没发生变化,战争的失败也就成为必然。加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清政府忙于平息内乱,无暇他顾。近20年宝贵的时间就这样浪费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才真正使朝野上下受到了巨大震动,如何救亡图存成为国人不得不面对和考虑的问题,学习西法,变法图强才逐渐成为主流思潮,林、魏等人的思想在洋务运动中才得到实践。洋务运动本身并不彻底,就这也自始至终、时时处处受到顽固派的各种非议、责难、反对,围绕着要不要学习西方、学习什么、孰“本”孰“末”、洋务能否富国等问题长期争论不休,使得洋务运动步履蹒跚,举步唯艰,制约了变革的深度和广度。张之洞在后来总结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祯等洋务大员变法举措之所以“不睹其效”、“其效不广”,是因为受到习惯势力的阻挠、吹求。[25]再加上中国内部派系争斗、庸贪当道、体制僵化、腐败盛行,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最终没能在中国结出富国强兵之果。之后的戊戌变法百日便又被顽固势力扼杀。民族的深沉灾难接踵而至,但中国却一次次让机遇流失,没从中崛起,中国这个睡狮只是打了个呵欠又睡过去了。
　　同时,中国错失良机也在于缺乏一批锐意变革的推动者。洋务派虽主张变革,但他们却因为种种原因,不是彻底的变革推动者。以洋务运动集大成者李鸿章为例,以他的才干、地位、权力、经验、见识等本可以抓住机会,象明治维新时期的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人,推动中国的划时代变革,但他却似乎只想做个实力派。虽然他的洋务产品众多,也开创了许多个中国近代第一,但从大的历史发展来看,这些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当时世界科技的突飞猛进实际上为中国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遇。时代的要求,历史的机遇,李鸿章可做的和应该做的远不是这一点点的成绩。恰是他独断专行、中饱私囊、僵化保守、畏洋媚洋,不能顾及国家“最大利益并为之奋斗”,其“指导下的所有现代化政策都反复无常,发展零散而缓慢”,“结果却只变革了微不足道的一点点,所以李氏乃中国丧失了机会的绝好象征,这个机会本可以使中国在强有力的复兴浪潮冲击下建立一个更好的政府。”[26]现代一些学者把李鸿章说成是一个自强不息的、有远见的政治家,这是经不起推敲的。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在19世纪下半期,先进国家虽然大体都经过了产业革命,但从技术水平来看,则正处于提高熟练程度和积累经验的技术阶段,许多产业刚刚起步或正在兴起,国与国之间的差距并不很大,后起之国只要引进技术,善于学习消化,就可以迅速缩小差距,同等发展,但可惜的是,中国没有抓住机遇,没有缩小而是拉大了与世界差距。而日本从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就觉醒了,当我们在继续睡着的时候,日本却定下了“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27]的目标。为了这样的目标,日本明治政府抓住机遇,锐意进取,励精图治,极力推行变革,毫不犹豫地采用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制度,使日本很快成为亚洲和世界强国,实现了脱亚入欧的目标。日本的成功与政府及其成员所起的领导和推动作用密不可分。中国的清政府、洋务派与日本明治政府、维新派相比,差距何等明显。一个不思变革、苟且偷安、畏洋媚洋的中央政府及其成员没有肩负起对国家发展特别重要的领导作用,而在成功的现代化后起的国家里,中央政府和推动者都发挥过这样的作用。
　　
　　四、中日两国所处境遇不同
　　
　　在近代,虽然同遭侵略,但中日两国各自承受的外来影响之意向和强度是有差别的。西方列强更看重中国,对中国充满无限的意图与期望,而对日本始终是有限的。由于中国从根子里排斥西方,固守自我,不愿象日本那样融入西方社会,西方列强便不断侵略中国。中国近代是一个充满灾难的时代,大大小小有10多个国家侵略过中国,接连不断的战争,一个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一次次的割地赔款,外国商品和资本的掠夺,让中国陷入内外交困、疲于应付、恶性运转的境界,发展环境非常恶劣。李鸿章曾讲:“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三千处未有之强敌。”维持对外和局、不招惹麻烦、不割地赔款成为政府和官员追求的首要目标,而发展改革、谋求同等的国家地位则成了次要任务,甚至想也不敢想。从主导国家内政外交的李鸿章在台湾、琉球、朝鲜、中法战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的态度和表现就可证明这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变革,使中国长期处于贫弱落后状态。仅赔款来说,马关条约赔款2.3亿两白银,辛丑条约赔款4亿两白银,这两次赔款就相当于清政府几十年的财政收入。这些钱如用来发展中国,效益再低也会产生无法估量的价值。正如毛泽东所说,外国的侵略是造成近代中国落后贫弱的根源。相比之下,日本则幸运的多,它不是西方列强关注的重点,日本的条约体系从来没有发展到正式割让土地的程度,日本的市场引不起外国的重视,关于势力范围或瓜分日本的议论也从没出现。“不象在中国。日本只是一个顺手牵羊的问题。对欧洲列强来说,日本地处中国的那边,是次要对象;对美国来说,日本也只是处于通向中国的道路上。没有人指望通过开放日本来取得什么了不起的金融或贸易利益。在那里捞到的油水决不可以与在中国通过鸦片交换茶叶或白银形成的商业利润相比。”[28]同时,日本也一心要脱亚入欧,效法西方,自然也为西方国家所乐于接纳。所以,相对于中国,日本则少了破坏与干扰,可以一心一意谋发展变革。
　　综上所述,在近代,中国由于指导思想的保守,变革的深度和广度不够,发展机遇的一再错失,所处境遇恶劣等原因,没能实现富国强兵,这为我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这样的任务只能由今天的人继续努力了。中日近代变革比较,目的在于以史为鉴,学人之长,补己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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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4.
　　[2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4.
　　[26][28](美)吉尔伯特•罗兹曼著,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 沈宗美校. 中国的现代化[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27]弘治, 张鑫典, 孙大超. 盛世之毁•甲午战争110年祭[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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