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前后的对外宣传] 共和国战争之抗美援朝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场对外战争。为了配合朝鲜战场的军事斗争，新中国的对外宣传亦承载了重要的国家使命，对于维护新生政权的独立自主，争取国内建设的和平环境，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出兵援朝前的对外宣传
　　
　　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军队南进作战。南朝鲜军队节节败退，不得不向美国求援。美军参战后，中美两国曾通过一系列记者会、新闻公报和报纸社论，相互试探彼此对于朝鲜战争的心理底线。
　　美军出兵朝鲜半岛的同时，杜鲁门总统亦下令第七舰队封锁了台湾海峡。到了1950年9月，美军大幅增援，重挫了原本处于优势的北朝鲜军队，其军机亦开始在中国辽宁省上空实行轰炸。
　　在朝鲜半岛指挥作战的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不断在记者会上发表对华强硬的战争言论，这直接促使中国总理周恩来于1950年9月3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带有回应性质的文章，对外宣示了中国抵抗侵略的决心：
　　“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谁要是企图把中国近五万万人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谁要是抹煞和破坏这四分之一人类的利益而妄想独断地解决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任何东方问题，那么，谁就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
　　通过英文广播，这篇措辞强烈的文章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显然，中国领导人希望借此震慑骄傲自大的美国人。1950年10月3日，周恩来召见了与美国政府有直线联系的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再次向美国与国际舆论传递信息：
　　“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请将此点报告贵国政府总理。”
　　周恩来的表态已经再清晰不过――倘若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定会出兵援朝。印度政府很快将周恩来的言论电告美国；然而，杜鲁门总统却傲慢地认为，一穷二白的新中国不过是在虚张声势，据他自己晚年回忆：
　　“和这个报告有关的潘尼迦在过去却是经常同情中国共产党的家伙，因此他的话不能当作一个公正观察家的话来看待。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共产党宣传的传声筒罢了……看来周恩来的声明只是对联合国的恫吓，扬言要在朝鲜进行干涉。”
　　在出兵朝鲜半岛之前，新中国的一系列对外宣传，都旨在劝服美国悬崖勒马；然而，美国人终究还是一意孤行。当美军越过三八线，并直指鸭绿江边时，1950年10月13日，毛泽东下定决心抗美援朝，他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
　　“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1950年l()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彭德怀的率领下，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
　　
　　参战初期的对外宣传
　　
　　在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同时，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也分别派出了随军记者，开赴前线采访报道。不久，专司对外宣传的国际新闻局亦召开动员大会，一批精通外语的新闻工作者陆续抵达战场，其中不乏很多后来在中国外宣战线叱咤风云的人物――沈建图、曾建徽、段连城、林戊荪……
　　与此同时，1950年10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旨在对外宣传的朝鲜语广播，最初以北朝鲜为对象，后来改以南朝鲜为对象。1951年1月，对外广播又专门增加了以美国大兵为宣传对象的英语节目，劝说他们莫被美国政府利用和欺骗。1951年6月20日，国际新闻局副局长刘尊棋致函军委总政治部，提及了一种在战争中颇为有效的外宣方式――播放战俘的录音，以瓦解美军的士气：
　　“现在我们手中的录音片即将播完，故需要再度进行俘虏录音，以便继续向敌阵营播送。我局准备于最近派4个同志在本周内出发，先到俘虏营进行了解和布置。广播电台拟派两位录音技术人员，于半月后前往。”
　　在军事战场上，志愿军的英勇善战，令美国人大吃一惊。情急之下，连吃败仗的麦克阿瑟多次扬言，要大规模轰炸中国东北及东南沿海地区。不过，麦克阿瑟的孤注一掷，显然与杜鲁门总统的战争底线并不相容，诚如杜鲁门所言：
　　“麦克阿瑟心目中的胜利是轰炸中国城市而取得的胜利，是把冲突扩大到整个中国而取得的胜利，这必然是错误的胜利。”
　　1951年4月11日，杜鲁门罢了麦克阿瑟的官，任命李奇微将军接任总司令。李奇微上任后不久，中美双方即通过各自的对外宣传，表达了停战与谈判的意愿。1951年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立克对外发表演说，倡议中美双方停火。很快，美国国务院即发表声明，附和了苏联人的停战提议；《人民日报》亦连续发表社论，表明中国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
　　1951年7月10日，交战双方开始在朝鲜开城举行停战谈判，中美之间的交锋就此转入了新的战场――外交与外宣。新中国代表团的负责人是两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李克农，时任外交部副部长，解放前，他领导着“潜伏”在敌占区的中共地下党员；乔冠华，时任国际新闻局局长，解放前，他是《新华日报》国际时评的执笔人。
　　
　　停战谈判中的对外宣传
　　
　　开城谈判期问，新中国组成了一支实力强大的“新闻方面军”，其中包括了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大公报》、国际新闻局、中央新影等各大媒体的50多位文字记者、30多位摄影记者和20多位电影记者。此外，代表团中还有两位一同前来的西方左翼记者――英国《工人日报》的魏宁顿和法国《今晚报》的贝却敌。
　　在乔冠华的策划下，中方对美国媒体实施了分而治之的舆论引导策略。彼时，美军有位名叫迪安的师长被志愿军俘虏，美国上下对他的生死安危均十分关注。英国记者魏宁顿将迪安的近况，故意透露给了对华相对友好的美联社记者，帮助他发表了轰动美国的标题新闻――“迪安活着”。这位美联社记者由此获得了3000美元的奖金，此后，他对中国的态度更趋友好。
　　与此同时，对于某位惹是生非的合众社记者，中方记者团始终守口如瓶，致使他屡屡错过重大新闻，最终因报道迟缓而被总部调离。此后，为了争取新调来的合众社记者，乔冠华通过法国记者贝却敌与其沟通，将被俘师长迪安在俘虏营的照片供其发表。这张照片反映了志愿军对于美军战俘的善待，很快便在美国各大报刊频频转载。
　　不久，就连美军主管的《星条旗报》也转载了这张照片，至此，美国的国内舆论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美国军方气急败坏，一怒之下撤换了《星条旗报》的主编，并开始对在开城采访的美国记者大加限制。显然，这激化了美国军方与新闻媒体之间的矛盾。1951年9月，中国的分化策略收到奇效，《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女记者希金斯在一篇报道中，甚至开始公开地“褒中贬美”：
　　“共产党方面的会谈简报一向十分准确。到会谈的最后几天，共产党方面提供的资料比盟国在晚间举行的情况简介提供的信息更为丰富。”
　　无疑，在这场“外宣战役”中，新中国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不过，“斗争”显然不是中央领导人的唯一要求。1953年5月18日，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周恩来致函李克农和乔冠华，对于中国记者的新闻稿，提出了“用词不当”的批评：
　　“我们的发言和新闻稿件中所用刺激性的词语如‘匪类’、‘帝国主义’、‘恶魔’、‘法西斯’等甚多，以致国外报刊和广播方面不易采用。各国友人对此均有反应。望指示记者和发言起草人注重简短扼要地揭发事实，申述理由，暴露和攻击敌人弱点，避免或少用不必要的刺激性语句。”
　　周恩来的来信表明，对于新中国而言，“战争”不是目的，中国人希望争取的，是一个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环境――这才是对外宣传所承载的终极使命。这一外宣主旨，诚如毛泽东对于代表团的指示所言：
　　“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
　　
　　(作者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富布赖特研究员，清华大学、哈佛大学中美联合培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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