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事实,不讲道理”|讲事实摆道理

　　选择什么样的题材报道文化呢?当然是要选择能够体现我们文化发展、文化传统、文化现状而国外众受会感兴趣题材。 　　关于国外受众感兴趣的题材，以下两个案例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我的朋友、美国衣阿华大学新闻学教授朱迪有一次来中国访问，在飞机上遇到了一个中国人王先生。他来自四川农村，现在是波士顿一所大学的教授。他出国以后，一直和家乡保持联系。有一年，村里人给他写信，问他能不能赞助修一条公路，改善他们村到县城的交通。这段路只有1公里，但却是土路，一下雨就不能通行。他有时探家赶上下雨，路断了，只好隔着泥泞大喊，把他兄弟从村里喊出来，接上他，帮他拿着行李，再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村里。王先生询问了一下修路的费用后，与夫人一起捐出了10万元人民币。据说，他这次回来探亲就能看到新修的柏油路了。朱迪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专程从北京去成都待了3天，进行了现场采访，然后把这个事写了出来。
　　其实，真正打动朱迪的是一种浓浓的人情味。应该说这种人情味根植于中美两国文化中，但却是我们现代社会有些缺失的，感觉弥足珍贵的。同时，这个王教授既联系着中国和美国或者东方和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还联系着城市和农村两种不同的文化。而人情味是这几种文化沟通的基础和纽带。不同文化折射在他身上，这里面就有很有意思的故事，可以反映出现代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的状态、人的心态，这都是国外读者愿意了解的。
　　朱迪还写过一个题目，给我印象很深。
　　1991年11月1日，衣阿华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卢刚枪杀了几位美国教授和他的中国同学，然后自杀。因为他留校的希望落了空，他想得到的那个位置给了另一个博士生山林华，所以卢刚动了杀机。他枪杀的3个教授都是当时美国、也是世界天体物理领域的顶尖人物。
　　这件事曾轰动一时，美国和中国媒体都有大量报道。不论是美国媒体还是中国媒体，报道的焦点都放在卢刚的杀人动机和那几个罹难的教授身上。事发大约半年多以后，朱迪来到北京，做一个和这个事件完全没有关系的研究项目。她利用这个机会，联系到被卢刚枪杀的中国同学山林华在浙江嘉兴的家人、中学的老师，以及童年的朋友，然后乘火车从北京到浙江，去采访他们。
　　朱迪说，卢刚事件发生以后，媒体报道几乎完全没有涉及非常优秀也非常无辜的中国死者山林华。她认为公众不仅需要了解卢刚，也需要了解山林华。于是，她决定做这次采访。虽然当时那件事早已时过境迁，不再是热点新闻，可是衣阿华州的一个读者量很大的杂志依然刊登了朱迪撰写的特稿。
　　朱迪的报道让读者了解到了山林华其人，他宽容、大度、古道热肠，而且学问做得非常好。从中我们还了解到，这件事对他的家庭甚至家乡意味着什么。总之，报道使公众对事件有了更完整的了解。相信看过这篇报道，我们就不会仅仅以一个卢刚或者一个山林华来衡量中国教育或者美国教育的得失。
　　朱迪的这两个选题，要么是我们司空见惯不以为然的，要么是我们因忽略了它与新闻事件的联系而想不到做的。但它们肯定都是国外读者感兴趣的，也都是我们能力范围内可以报道的。而且，它们都不涉及敏感话题，那我们为什么会忽视它呢?恐怕是我们对国外读者的兴趣还是了解不够，对文化的理解也不够深。朱迪选取的这两个题材可能和我们日常的新闻报道的题材相去甚远，但是更容易吸引国外读者，更容易使他们对中国有更感性同时也更深刻的认识，而这正是文化对外报道的目的。所以，文化对外报道的题材和文化新闻事件的题材很不一样，我们不应当用新闻性来衡量这些题材的重要性。若按新闻性来衡量，朱迪的题材不够重大。但这些事本身所蕴涵的文化意义很深，不像我们表面看起来那么无足轻重。
　　从上面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对外文化报道的选题，应该不仅能够反映中国社会文化的状态，而且应该有人情味、知识性、趣味性，最好还要和读者有一种关联性。如果没有直接关联，也要尽量贴近他们所熟悉的事物。
　　以下题材也都可以成为对外特稿的选题：
　　一是文化政策。尤其是涉及国外的文化产业政策。比如，我们的电影市场，过去不容他人染指，后来可以用分帐的方式进口国外大片，可以让国外资本投资影院建设，这都是政策走向上很大的改变，是国外非常关注的。
　　二是文化现象。比如超女大赛，为什么那么火?在这方面，对外报道不需要像国内报道那样跟踪大赛的进程，我们应该挖掘的是，一个地方电视台按照美国电视节目的风格组织的歌手大赛为什么受到热捧，这背后的深层文化和社会含义是什么?再比如，因为网络媒体的兴起，很多年轻人不看纸质媒体了。这一现象背后有着怎样的社会动因?会给平面媒体和其他传统媒体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些也都是国外读者想了解的。
　　三是文化冲突或融合，包括文化差异。大家喜欢讲全球化，其实目前的全球化，伴随着一种强势民族文化对弱势民族文化的强烈冲击。或者说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强烈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本土文化或者会表现出无奈的挣扎，或者会表现出很顽强的生命力，或者会和外来文化交融，这都会产生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值得对外报道。
　　还有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矛盾，这里可写的东西就太多了。
　　四是文化事件。从一出戏、一部电影的上演，一本书的出版，到文物的拍卖和收回，再到考古的重大发现，可以对外报道的题材非常多。
　　五是文化产业或文化经济。像影剧院、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设施的建设、经营，国产影片和进口电影票房收入的变化、分析和比较，书画、拍卖行等文化市场的走势，等等。这里可写的东西也很多。比如有关国家大剧院的争论。
　　六是文化人物。一个典型人物就是一种文化或者文化现象的载体，而人是不同文化之间沟通的最好桥梁――文化的沟通，当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这里可以对外报道的题材不胜枚举。
　　七是文化挑战。挑战一种在国际上约定俗成的观点，挑战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对外文化报道题材。这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我们2002年做过的有关西方国家把珠穆朗玛峰说成埃佛勒斯峰是一个历史性错误的报道。
　　为什么有的选题虽然不错，但是报道却没有发出去，或者发出去没有什么反响呢?这涉及采写的问题。采访不到位，角度没找好，写法不合适，针对性不强，引不起读者兴趣，报道就比较失败。
　　至于怎么写?这是见仁见智的事，没有一定之规。但是从传播的效果看，有这么几点可以供大家参考。
　　一是一定要隐蔽目的。越是想正面传播某种思想或信息，越是要隐蔽。千万不要煽情。
　　二是一定要用事实说话，“摆事实不讲道理”。西方新闻教科书的一个基本的新闻报道法则，就是“show，don"t tell”。这句话很简单，但是找到一句贴切的中文意思却并不容易。《读库》主编张立宪从来没有学过西方新闻，也没有听到过这句英文。但是他凭着自己在实践中的摸索，体会出这样一个道理：新闻报道应该“摆事实，不讲道理”。这给了这句英文经典一个非常地道而传神的中文译文，意思就是，新闻报道应当只提供事实，提供故事，道理要由受众来悟，结论由受众自己推出。
　　用张立宪的话说：“观点、观念、评价、结论都是属于读者的。你有本事你就让读者去导出这个结论。你不要剥夺读者得出这个结论的快感和这种权利。你也不要剥夺读者得出相反结论的快感的权利。”
　　第三是有细节，有故事。国外很多报道都是通过记者对细节的真实记述，不露痕迹地展示领导人的人情味。他们在报道中从不使用任何“关心”、“关怀”、“指示”之类的主观描述，而是客观描写他们的具体行动，有动作的行动，不是公文式的行动。对一个具体行动的客观描述比你说一百个关心都更有力度。
　　第四是语言要平实，不要夸张。比如说，尽量不要出现感叹号；尽量不要用程度副词和形容词，诸如“最棒的”、“唯一的”之类；不用概括性的形容词，如，这个“可尊敬”的老人永远地闭上了他的眼睛。用张立宪的话说，“我们能不能把‘可尊敬的’这四个字拿掉?如果你的文章写得好，读者自然心里会知道这个老人是可尊重的。如果你的文章写得不好，或者这个人本身不值得尊敬，你说可尊敬，实际上是对读者另外一种意见的剥夺。”
　　
　　责编：吴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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