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杜平：为和谐社会建言献策】

　　［杜平］1986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获英语语言文学和国际新闻双学士学位，1988～1992年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欧盟和北约总部首任记者;1992年回北京担任该台时政部主任、首席外交记者。获首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首届“ 中国广播奖”特等奖;获首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称号;中央直属机关第一届青年联合会委员;被全国重点大学郑州大学聘为客座教授。现任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员、专栏作者。
　　
　　中国智囊团越来越专业化
　　
　　记者:作为不同意识形态，海外媒体如何看待中国智囊机构对决策的影响力？
　　杜平:海外媒体对这个问题涉及不多,因为智囊都在背后,看不到,外界只能从决策上判断智囊的作用如何。我的感觉是, 中国决策过程越来越专业化,专家学者的作用在提升。
　　智囊不是决策者,但必须比决策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关键的是,思想更自由。
　　记者:新加坡等许多海外华人智囊机构经常为中国的发展建言献策，这对中国智囊机构意味着什么？
　　杜平:据我所知,中国有不少部门都邀请发达国家的某方面专家参与他们的决策过程。中国智囊发展空间当然会越来越大, 中国政治和社会将逐步走向民主化,决策模式当然也会更加民主,这就对智囊们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若要真正发挥智囊的作用,首先必须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必须敢于独立思考,敢于提出独立见解,不唯上,不唯书,少考虑个人得失。
　　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在发展经济等方面拥有一批高素质的经济专才,不仅准确把握本国国情,而且还有广阔的国际视野, 科学论证,科学建言。中国在这方面的智囊团将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专家学者必须有意识地维护学术人格的完整性,政府官员必须尊重他们的学术人格。
　　
　　海外智囊团理论影响深远
　　
　　记者: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上升，中国智囊团应在国际事务和经济发展中起到何种作用？目前差距在哪儿?
　　杜平:中国智囊的地位和作用与国家的地位和实力是相对称的。中国要参与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维护与重新塑造,就必须有更多智囊人物走进国际体系和国际机构中。过去我在欧洲工作的时候,知道海牙国际法庭有中国法学家当法官,那时候感觉很荣耀,现在这些事情越来越多。在国际贸易、裁军谈判、防止核武器扩散等等方面,都有中国的专家在参与。
　　但是,我觉得,中国的智囊除了要有专家型的,更要有思想型的。我喜欢国际关系,发现当代国际外交和战略的各种理论, 都是欧美人提出的,尤其以美国人居多。
　　记者:海外华人众多，精英荟萃，您认为这些智囊精英如何发挥自身优势为祖国作贡献？
　　杜平:海外精英分子未必都适合扮演智囊角色,但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是最基本的。远距离观察中国,有时候会显得隔靴搔痒或者比较理想化,但好处是,由于不涉及个人利益和是是非非,所以可以“清心寡欲”,可以一门心思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进行冷静、客观的思考。
　　另一方面,在国外的人时刻都会用自己所处的社会来对比中国社会,在比较之中往往能够把问题看得很透彻,容易发现中国社会的问题之所在。所以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基本上都比较切中要害。当然有时候也会偏激,对一些不好听的话,境内的人不要介意。只要是善意的,中肯的,有用的,就应该多听听,至少可以作为决策时的参考。
　　（《华人世界》2007年第1期，作者均为该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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