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稻2号水稻简介【朱英国：“水稻候鸟”与“东方魔稻”】

　　 　　稻谷播种的时节，是朱英国满怀期待的时刻。 　　因为在杂交稻研究和推广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朱英国获得了2007年度湖北科技最高奖――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
　　人们尊敬他。尊敬，不仅仅是因为他被誉为杂交水稻研究领域可以和袁隆平比肩的人物，也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团队选育的杂交水稻品种成为全国杂交水稻的亮丽新星；尊敬是因为一个科学家拥有土地般博大深沉的襟怀，对田野怀抱着绚丽的梦想，对梦想进行着虔敬的追逐。
　　
　　乡亲们对土地的虔诚，让他选择了水稻
　　
　　1939年，朱英国生于大别山区罗田县。在贫困中长大的他，目睹了太多关于土地和粮食的悲喜剧。民以食为天，乡亲们对土地和粮食的虔诚，让他铭记了这一真理。
　　1959年，朱英国考上了武汉大学。进入大学不久，就遭遇了席卷全国的惨烈饥馑。这场饥馑在他心中留下了长久的悲悯，也更坚定了他少年时的梦想：让世界远离饥馑。于是，选择专业时，朱英国毫不犹豫地在志愿栏里一股脑儿填上了“生物系”，选择了植物遗传。毕业留校后，他更专注于水稻科研工作，一干就是40年。
　　这是基于朴素的选择，充满智性和诗意；这也是必然的选择，因为在他心中，早已形成了水稻情结。
　　
　　“水稻候鸟”，把动人的辩证法书写在大地上
　　
　　朱英国的研究在周围人眼里多少有些另类。朱英国的老师杨弘远院士说：“在一所综合性大学，在一个看似不适宜农业研究的地方，朱英国的可贵在于怀抱一个梦想，甘之如饴。”
　　1972年，朱英国开始进行水稻雄性不育和杂种优势利用研究。两年之后，湖北省成立了水稻三系协作组，朱英国被任命为组长。
　　春夏之际，朱英国和他的队伍留在湖北沔阳协作攻关，秋风一起，他们就奔赴广西南宁。寒冬来临，又转战海南岛。直到次年4月，才揣着希望的种子返回湖北。就这样，从1972年起，朱英国开始了他的“水稻候鸟”生涯，追逐田野的春天。
　　“候鸟”之旅，是艰辛之旅。顺利的话，路上也要花一个星期。稻种、棉被、蚊帐，肩挑手提，每人要带100斤甚至150斤的行李，一路站着也是常有的事。
　　身体所受的苦还在其次，最苦的是对种子的担心。
　　1975年4月中旬，海南岛气候反常，稻子晚熟。为赶上湖北的育种期，朱英国他们收下稻种，来不及晒干，就匆忙启程。但是，仓促间忘了带《病虫害检疫证》，湛江站禁止他们通行。
　　稻种已经发热！如果再耽搁半天，几年的心血就将付之东流！由于又累又饿又急又气，他竟昏倒过去。此情此景，令车站负责人大为感动，破例放行。
　　在海南的日子，也依旧充满艰辛。
　　当时，朱英国住在海南陵水桃万八队，自己种菜，自己砍柴。6点起床下田，早晨一身露水，中午一身汗水，晚上一身盐水。
　　海南3月，火辣辣的阳光透过草帽直往皮肤里钻，他们全然不顾。小心翼翼地剪去谷子头，用细镊子取去6个花药，套袋，抖入另一品种的花粉，然后封住袋口。整个程序精细得不亚于绣花，一个组合要这样做10多个穗。数千个套袋和杂交组合，都得抢时间做完。为了保护正在灌浆的禾苗，朱英国和同事干脆把床搬到田边，夜不成眠，手持长杆，和田鼠激战。
　　实验室依旧是艰辛的。在实验室作分子标记等工作，繁琐而枯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就这样坚韧不拔，耕耘不辍。
　　
　　让“东方魔稻”春色满园
　　
　　红莲，一个美丽的名字。它是朱英国等培育的杂交稻系列之一。
　　在杂交稻领域，袁隆平的野败型与武汉大学的红莲型、日本的包台型，被国际公认为三大细胞质雄性不育类型。而且只有“野败型”和“红莲型”在生产中大面积推广种植，被冠以“东方魔稻”的美称。
　　红莲的问世，要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这项成果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在此基础上，朱英国等培育出多个优质高产的红莲型杂交水稻品种，产量比其他品种增加6%左右。
　　马协，是他培育的另一颗明珠。
　　上世纪80年代，朱英国提出从农家品种中发现新的不育种质资源的设想。1984年3月，经过大海捞针，农家品种马尾粘中一棵不育株被他和助手发现。经过3年繁复的杂交试验，马尾粘细胞质雄性不育系终于成功培育出来了，它就是“马协A”。“马协A”的问世，拓宽了当时杂交育种的理论视野。1987年以来，朱英国为首的研究组先后培育出马协型不育系3个。
　　朱英国还是最早从事光敏核不育水稻研究者之一。他利用1103S配组的籼型两系杂交稻两优1193于2003年通过湖北省品种审定，目前正在推广应用。
　　对于“鄂版袁隆平”的称号，朱英国并不认同。他说：袁先生是杂交稻的先驱，是我的良师益友，是中国的骄傲，我对他非常尊敬。我与袁隆平没有可比性，我们科研的重点、所处的外部环境都有很大不同。我只有努力追赶，并尽力作出特色。
　　从1972年开始，朱英国就认识袁隆平，多年来，他和袁隆平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朱英国常常说：袁隆平的创新思路给了他很多启发。
　　有这样精诚合作、携手同行的双子，于杂交水稻，于我们古老的土地，乃至于整个世界，何尝不是幸事？
　　
　　用现代科技追踪水稻“兵种”
　　
　　朱英国特别注重基础研究。他常常告诫团队成员：“有了基础研究，在宏观上我们就能站稳脚跟，就不会迷失方向，就能尽快找到事半功倍的策略。”
　　在雄性不育和杂种优势的基础研究中，朱英国将遗传学、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相结合，利用分子标记、差异显示、图位克隆等技术研究水稻细胞质雄性不育的分子机理，揭示了红莲型雄性不育由两对独立的恢复基因所控制，其中之一已经被图位克隆，另一个也已被精密定位。此外，他在水稻细胞质雄性不育的遗传多样性、水稻雄性不育与育性恢复基因分类与进化、恢复基因地理分布等方面也取得了成果。
　　在光敏核不育水稻的研究中，他揭示了农垦58S光敏核不育性的遗传规律、光敏核不育水稻育性转换的光周期诱导规律、光敏核不育水稻的细胞学基础和发育生物学等特性。
　　通过这些研究，朱英国对于品系众多、数量庞大的水稻“兵种”，用现代科学技术一一追踪，并分门别类打上特殊的标记，使之一目了然。
　　他的研究，无不强调创新――思路创新，源头创新，方法创新，技术创新。由于不断创新，863计划、97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攻关、攀登计划等等,无不给了他源源不断的支撑。
　　
　　“三个基地”与“三个产业”
　　
　　武汉大学若要评选最显眼的人物，其中定有朱英国。因为在这所美丽的大学里，他居然拥有土地，最多的时候竟有几十亩。他因此被戏称为“珞珈山的地主”。现在，校内大部分育种基地已迁往花山镇，但他的事业却越来越大，三个基地鼎足而立――陵水县南繁研究基地、武汉市花山镇水稻育种基地、武汉大学校内基础研究基地。
　　另一方面，种子产业、稻米产业和分子医药农业产业等三个产业互为依托。
　　2007年,朱英国以技术参股的方式加盟的武汉国英种业公司在湖北黄陂、黄湖，四川等地建立了生产基地，制种面积达6000亩，产种250多万斤。他说：“未来的规划是在湖北黄陂建设5万亩的杂交稻制种基地。仅此一项，可为当地农民增加收入4000万元。”
　　自2000年以来，朱英国等选育的品种累计推广4000多万亩，在湖北省每年推广面积达10%。迄今，朱英国先后育成的8个杂交水稻品种不仅在全国20多个省市开花结实，而且香飘海外，在东南亚、拉丁美洲落户安家。
　　据悉，每年全国杂交水稻推广面积为2.3亿－2.4亿亩。朱英国描绘着他心中的蓝图：“这几年来我最大的梦想是：在3－5年内，我们的种子能在三分之一的湖北中稻田里扬花抽穗，在全国十分之一的杂交稻田里生根发芽。”
　　朱英国的团队正在利用基因工程手段，把稻谷作为生物反应器，将医药产品相关基因如人血清白蛋白、拟胰岛素基因和小分子多肽转到水稻米粒中表达，生产医用产品，让杂交稻绽放奇葩。
　　
　　因为单纯，所以执著
　　
　　朱英国和他的团队是一群单纯的人。因为单纯，对科学也就格外执著。
　　上世纪70年代，在海南育种必须要从湖北调拨相应的粮食指标。有一次，他和助手到有关单位去办理调拨手续时，办手续的人员从镜片后抬起眼睛，颇为吃惊又有些不屑地说：“好好的武汉大学，放着书不教，跑到海南种田干什么？”在这样的质疑声中，他们无怨无悔。
　　朱英国既鼓励手下以田地为课本，在田地里历练；更鼓励他们以课本为田地，在攻读中成才，不断充实、完善、超越自我。杨代常就是朱英国在田间发现的。
　　为了解决团队成员的后顾之忧，朱英国想方设法帮他们把家安在武汉。杨代常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87年，朱老师为了早日拿到杨代常爱人的调令，在省人事厅苦苦等待了3个小时。而朱老师自己的爱人，却一直没有安排正式工作。
　　李绍清感受最深的是朱英国的严谨细致，以身作则。2002年冬天，大雪覆盖了校园，他在枫园赶印一份科研申报材料。晚上8点多的时候，朱老师忽然骑着自行车从珞珈山的另一边赶来。天寒地冻，道路湿滑，坡度又陡，李绍清不禁为他担心起来。朱英国却爽朗一笑：“没事。你还没有吃饭，我心里不安。更主要的是，有你我两双眼睛，错误就无处藏身。”
　　当然，朱英国也会发脾气，而且脾气很大。那是1991年，有位年轻老师把刚插下的秧排错了序号，朱英国发现后，火冒三丈，当场要他把秧拔起来重插，因为这会影响实验结果的准确性。那架势，至今许多人仍历历在目。
　　朱英国对土地一往情深。这一往情深，既有陶渊明“有风自南，翼彼新苗”的欣喜，更有神农氏烛照洪荒、造福苍生的奉献。
　　收获的季节刚刚过去，更大的收获在无声地孕育。
　　（摘自4月17日《光明日报》，作者为该报通讯员、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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