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发力党史研究 中央党史研究

　　欲灭其国,必先毁其历史。如果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能做出准确、全面的解读,而做出歪曲的、否定性的描绘,那中共今后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就会受到很大的削弱甚至动摇 　　
　　6月21日,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会见与会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发表讲话。规格之高,前所未有。
　　参加此次会议的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主任杨凤城告诉记者,由中共中央来高度评价中共党史工作在党的事业上,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作用,这是以前没有的。而这次会议的召开,“对未来党史工作的指导思想作了系统、全面的说明”。
　　实际上,在会议之前一个月,中央专门下发了10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对党史工作做出指导。
　　中央党校党史研究部副主任谢春涛认为,明年就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现在需要加强意识形态和思想教育工作,党史工作是个很重要的方面。”他说。
　　
　　以实事求是反对歪曲丑化党史
　　
　　在此次会议上,习近平特别提出要“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
　　“这些讲话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杨凤城说,“针对的就是社会上,包括海外存在的不同程度上对中共历史的简单否定、对中国革命的否定倾向和历史虚无主义。”
　　“国内外的新形势下,意识形态的论争很大程度上都涉及如何看待共产党的历史,加强对党史的研究有助于弄清这些意识形态领域的论争。”杨凤城说。
　　对于“歪曲和丑化”党史的行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对记者说,现在大陆和海外的媒体、网络上有很多这样的情况,课堂教学上也有这种情况。
　　杨凤城观察到,近年来“歪曲和丑化”党史的另一个重要方式是,以日记或揭秘、亲历者身份的形式,“搞出来一些捕风捉影式的描述,它们缺乏充分的资料,也缺乏充分的论证。”
　　“有一句话说,欲灭其国,必先毁其历史。如果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能做出准确、全面的解读,而做出歪曲的、否定性的描绘,那中共今后执政的合法基础就会受到很大的削弱甚至动摇。”杨凤城说。
　　
　　全国党史工作者1.7万余人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党史研究机构已经初具规模,发展成了中央、省、市、县四级完备的系统。地方上的有的叫党史研究室,有的叫史志办。全国党史系统的机构共有2836个,工作人员达到1.7万余人。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怎样认识和对待党的历史的问题。1980年,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党史委员会,同时成立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两个工作机构。在地方,党史研究机构大多也在此间成立。1988年7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合并成为新的中央党史研究室。
　　石仲泉说,过去党史研究有三苦:条件艰苦、工作辛苦、生活清苦。中央党史研究室曾经就借住在中央党校院内。近些年来,中央加大了党史研究的投入,研究机构的条件也得到改善。如今,中央党史研究室已经有了独立的办公楼,位于中关村的黄金地段。
　　“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经费还是有保证的,每年大概几千万,而过去只有几百万,最近机关大楼也要重修了,说明这方面投入加大了。”石仲泉说。
　　相比中央,地方的党史研究机构则参差不齐。由于党史研究机构是分灶吃饭,部门的经费都由地方解决,因此各地之间差异巨大。
　　
　　党史研究新突破
　　
　　拉出一条历史的纵向脉络,可以发现中共党史研究实际上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事实上,对于中共党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一些评价已经在悄然发生变化:
　　◆ 陈独秀的功过是非。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绕不开的人物陈独秀,195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评价他“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本建国初期最权威的党史书籍中,除了那句“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他成了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之外,几乎找不到任何关于陈独秀的正面或积极的评价。
　　“过去讲到陈独秀,就是把他看成‘右倾’投降主义的代表。”石仲泉告诉记者。不过到了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对于陈独秀已经有了较为客观的评价。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由于陈独秀是当时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大会选举他担任中央局书记,”该书写道。而对于“八七会议”上关于陈独秀的批评,该书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当然,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不能只归于陈独秀个人,会上所作的批评也有不尽恰当的地方。”
　　再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陈独秀已经恢复为一个正面人物了。“尽管大革命失败他负有领导责任,但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是党的一届到五届的领导人,这些功绩是要肯定的,他是个正面人物,不是反面角色。功过都要掰开来看,不能一概否定。”石仲泉说。
　　至于在大革命后期陈独秀所犯的“右倾”错误,在2008年纪念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召开8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石仲泉曾指出,这是党内路线是非问题,不是革命与不革命问题。在党内犯有所谓“路线错误”的不在少数,这不能构成什么“罪名”。“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要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所以错误的责任不能由他一个人来承担。”石仲泉说。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主任杨凤城也谈到,陈独秀在国民大革命时代究竟应该负多大的责任,现在的研究表明主要责任在共产国际。
　　◆ 李立三、王明、博古获重新评价。与陈独秀相类似,很多的早期革命家,例如李立三、王明、博古等人,在党史研究中,也都获得重新评价。
　　195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对于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是这样论述的:“(党的六大以后)党的领导抱着小资产阶级急躁情绪、幻想着在反革命白色恐怖下举行城市起义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继续占据着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一九三零年六月至九月间,党中央以李立三同志为首,曾经要求组织全国中心城市的总起义和全国红军向中心城市的总进攻。这个错误计划曾经造成国民党统治区党的秘密组织的严重损失。”
　　而关于王明的“左倾”错误,措辞则更为强烈:“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以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两同志为首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一个新的‘左倾’派别,又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外衣,从‘左’面来攻击六届三中全会。”
　　而在1991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对当时党的领导人为什么犯“左倾”错误开始有了一些交代。在说到李立三的时候,该书指出“共产国际的这些错误主张,为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其错误的形成发生了直接的影响”。关于王明,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若干问题说明》中详细剖析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问题,一个中心结论是:“李立三‘左倾’错误之后,又发生更‘左’的王明路线,是同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息息相关的”。
　　“(对于他们的)‘左倾’错误,证据虽然都在,但是对于他们在革命过程中做出的贡献、他们犯错误的原因以及错误在什么程度上都比较客观了,而不是一概否定了。”杨凤城说。
　　◆ “中山舰事件”迷局。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有了新的研究成果,杨凤城说:“包括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国民革命、土地革命、解放战争,再到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文革’,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有新的观点、新的进展,比过去的评价更客观,资料更丰富、更可靠。”
　　发生在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该事件一直被认为是蒋介石为破坏国共合作,夺取革命领导权,蓄意打击和排斥中国共产党而故意为之的政治事件。1951年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这样评价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在权力还不够大的时候,就已经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组织了反共反苏的‘阴谋事变’(指中山舰事件),利用他自己所制造的藉口打击共产党在军队中和国民党领导机关中的地位”。
　　而在1991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这一事件被描述为:“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声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埔后,立刻谣言蜂起,说是要劫持蒋介石等等。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这里只描述了历史,并没有刻意说明蒋介石蓄意发动中山舰事件。这一过程可以看到很多疑点:从欧阳钟的“声称”到“谣言蜂起”,都可能最终导致“中山舰事件”的发生。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的研究,“中山舰事件”并非由蒋介石一手策划,它的发生有其偶然性的一面。蒋介石的日记也表明,他当时听到中山舰调动的消息,第一反应是怀疑共产党和汪精卫要“干掉他”或者“赶他”。蒋介石后来对于这一事件的处理很有可能是主要对付汪精卫,当然作为后果,同时也打击了共产党。
　　
　　党史研究“宜粗不宜细”
　　
　　从只写共产党到兼及国民党,从一味抹杀国民党到给予其客观的肯定,这在石仲泉看来是党史研究的一大进步,“这说明党史研究的视野更开阔了,不是很狭隘地只写共产党。”
　　具体来说,“我们过去对抗战时期的正面战场写的比较少,这些年既讲敌后战场,也讲正面战场上国民党的功绩,对于正面战场的几次重要战役都给予高度评价,例如称忻口战役为国共合作的经典范例,对国民党赴缅远征也出现越来越丰富的赞誉,对一些将领,如戴安澜、张自忠,也都充分肯定。”石仲泉说。
　　有人将这种新的评价称为“翻案”,石仲泉在2008年发表的《党史研究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一文中谈到对此事的态度:“在党史研究领域,有没有这样的翻案文章可做呢?我以为是有的,而且还不少,但是这要看时间、地点、条件。历史条件不成熟,有的翻案文章就不能做;但是,历史条件成熟了,有的翻案文章就需要做。”
　　党史研究与一般的学术研究不同,许多时候涉及政治定性。对一些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乃至“翻案”,与确保党史研究的政治正确之间如何协调?
　　邓小平曾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原则――宜粗不宜细。他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谈话中曾指出,“总的来说,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
　　“这是个很重要的原则。因为‘文革’十年,要去细抠就没完没了,而且抠不清楚,一人一个说法,只有宜粗不宜细,才能形成共识,团结起来向前看。”石仲泉说,“政治把握和学术写作是两回事,政治分歧还是要抓共识,学术写作则不能粗糙,要翔实。不宜细,不是说不需要弄清楚党史的细节,学术上当然要细节准确,但是对于政治上的分歧不要细抠。”
　　杨凤城的观点与此相似。“对学术研究来说,当然应该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历史做出更准确的描述和评价。没有细节就没有历史。而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作为一个执政党来看待自己的党的历史,邓小平提出的这个观点应该被充分肯定。”他说,“一个执政党对于自己历史的一个基本态度不是为了总结历史而总结历史,总结历史是为了未来。我们对党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做出结论,而纠结在一些细枝末节上则会对未来产生影响。”
　　(《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32期。标题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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