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派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简析】 本体论 认识论 方法论

　　摘 要 上世纪80年代末起，女性主义成为国际关系学中的一个新兴学派。它通过将社会性别分析引入该领域，对传统进行大胆的突破。有关学者以“关系国际”表达女性主义不同于主流学派的本体论特征；女性主义认识论的三大流派――女性主义经验论、女性主义立场论和后现代女性主义在彼此间的争鸣中相互渗透，使女性主义成为一个多面的整体，其内部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正是其发展的动力。?
　　关键词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 女性主义经验论 女性主义立场论 后现代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Ｄ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1000916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国际关系学第三次争论向纵深的发展，女性主义开始成为该学科的一个新兴学派。它把社会性别分析引入这一领域，将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包括国际关系背景下建构的两性之间的社会关系作为分析的重点，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表现出对传统的大胆突破。?
　　
　　一、“关系国际”?
　　
　　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克瑞斯汀?丝维斯特(Christine Sylvester)在《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中，以“关系国际”(relations international)来表达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派的本体论特点：“我们的领域是‘关系国际’的领域……‘关系国际’将重点放在各种各样的联系上，包括政治，并跨过了各种防线、障碍、壁垒、想象、言论、政治及全世界的移民局和海关。其中某些联系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已很著名了，他们被称为相互依存、战争、平衡、制度等等。然而有一部分却鲜为人知，因为他们与官方没有什么联系。这个领域中的性别关系就是一个例证。除非我们从这些联系开始，并质问它们的形式，我们才会在第三次争论中出击――最好能尝试把女性和女性主义的关注带进国际关系，以引导我们进入以前研究较少的关系中。如果我们先观察‘国际’，再观察‘关系’，就会继续犯本末倒置的错误。”[1]?
　　与以民族国家为出发点的“国际关系”不同，“关系国际”系指社会性别关系在国家间交往中的体现，它不仅通过探寻男女两性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现实表现，使具有不同社会性别身份的个人进入向来被认为仅仅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关系领域，而且将由社会文化建构的性别差异――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关系及其同阶级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等关系的错综复杂的联系放在重要位置，提请国际关系学界注意这样一个现象，即某一个性别的成员将另一个性别当作另类，把其自身所具有却不为自己所看好的行为方式和品质投射到对方身上，变成相互对立的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女性的“他者”地位导致后者始终被有意无意地排斥，促成了对国际关系的片面理解。?
　　在这一背景下，女性主义学说不仅努力伸张妇女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的权利，而且要求使长期以来被同女性相关联，并和她们一样被压制、被摒弃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提升到与一直受到褒扬的“男性”特征同等重要的位置，同时向世人展示，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划分完全是人为的。通过打破僵硬的、具有明显的等级制含义的社会性别界限，女性主义揭示了建立在“自我/他者”、“国家/个人”、 “高级政治/低级政治”、“西方/非西方”等之间 “中心/边缘”关系基础上的主流国际关系学说的缺陷，使进入该领域的所有男性和女性都能够多角度地审视由各种既相互矛盾又无法彼此割裂的因素组成的错综复杂的国际现象，从而令国际关系学真实地反映国际社会多样化的本来面目，推动该学科进一步走向成熟。?
　　
　　二、女性主义认识论和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派的主要分支?
　　
　　女性主义认识论包括女性主义经验论、女性主义立场论和后现代女性主义三大派别，它们构成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派内部各分支的思想基础。?
　　
　　１.女性主义经验论?
　　女性主义经验论认为，按照人们的常规设想，包括国际关系学在内的传统知识体系所依托的科学世界观及其所恪守的客观、价值中立等原则理当提供正确认识世界的有效工具，然而，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由于研究者未能摆脱社会性别偏见的影响，科学受到了玷污。“如果我们在现时代把科学视做‘经济、政治和社会控制的操控者，那么这种发生器的操作者都是‘男性’，他们不经过详细的考虑和科学有效的论证，就以其他‘男性’为全人类的原型，因为在社会中‘男性’被假定为是有活力的人种”，[２]致使性别偏见在社会上广为蔓延。?
　　在国际关系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学者对女性在该领域理论与实践中的经历和建树往往视而不见，尽管国际关系史上并不乏“女性知名人士”，如一些主权国家的建立离不开女性的帮助，她们通过王室联姻维护了国土的安全。其中有些人还在领主不在的情况下亲身参与了保卫领土的战斗等，但其带给国际关系学界的思想、挑战及建议鲜为人知，“只因拥有这些观点的人被称为女人或女性”。[３]冷战结束前后，人们对德国西部大多数男性领导者表现出来的非难外国人的现象兴趣浓厚，却对1989年推着婴儿车穿过柏林墙的女性漠然视之，因为她们无法改变国际体系中的权力结构。[４]另外，国家、国际制度等国际关系行为体完全按照典型的西方白人中产阶级的男性特质设计。这无一例外地造成了女性同国际关系无关的假象。辛西娅?安罗(Cynthia Enloe)指出：“如果我们仅仅采用常规的、没有性别的眼光去建构国际政治学，我们就会预期地进入由男性尤其是精英男性绘制的社会图景。”[５]?
　　女性主义经验论在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中有着突出的表现。?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发端于启蒙时代，堪称为女性主义内部所有派别的起点。受“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等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它认为男女生而平等，女性的一些能力低于男性是长期的社会压迫和错误教育的结果。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视争取男女平等的各项权利为消除性别歧视之关键，积极倡导两性接受同等的教育，要求政府赋予女性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和机遇，同时呼吁女性通过个人奋斗展现自己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不亚于男性的能力和才干。表现在国际关系领域，有关妇女活动家要求使涉外岗位上的女性完全享有相关组织内部的各项权利，并有机会进入高地位、高工资的“男性领域”。?
　　挖掘女性在国际关系领域中长期被埋没的贡献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纠正该领域根深蒂固的社会性别偏见的另一条途径。?
　　在《香蕉、基地与海滩：建立对国际关系的女性主义理解》一书中，辛西娅?安罗以“社会性别转动世界”为主题，描述和分析了全球各地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女性在国际关系中鲜为人知的经历，表明了国际关系通常所研究的政府之间的结盟与对抗、贸易往来与竞争等仰仗的不仅是资本和武器，还包括对作为消费者、工人、提供情感上的安抚及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女性的控制。[６]上世纪中叶，美国为了更有效地控制拉丁美洲，以“好邻居”政策取代炮舰外交，巴西女演员卡门?米兰达(Carmen Miranda)在好莱坞的走红成为美国此项政策调整的一个象征。美国联合果品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仿照她在有官方背景的制片商摄制的展现拉美风情的影片中的形象，创作了一个女性的香蕉卡通人，后者被打扮得和米兰达一样，通过广告音乐向美国的家庭主妇推销该公司进口的拉美香蕉。美国商界以此协助政府执行新拉美政策，其经销的水果品牌和香蕉卡通人连同卡门?米兰达本人一起，被用来培养美国人的一种文化上的傲慢，强化美国与拉丁美洲之间的等级关系。在一些大国驻海外的军事基地，男性士兵光顾当地妓院，以树立自己的男子汉形象。这一看似寻常的举动实则起着塑造强国与弱国间主与从、保护与被保护的权力关系。菲律宾、斯里兰卡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大批赴海外谋生，在有钱有势的雇主家中饱受欺凌，而她们的母国依靠她们的汇款增加外汇收入或偿还外债。安全部门官员的妻子必须通过承受婚姻中的紧张和不满为国分忧，外交决策者的工作依靠本部门工作人员中占绝大多数的女性的辅助。但女性对国际关系究竟有何想法却极少有人过问，她们仅仅是男性精英的工具。她认为，从女性的切身体验的角度考察国际关系，其内涵较各主流学派展示的图景远为丰富和复杂。?
　　一般地说，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并没有挑战国际关系学传统知识体系中有关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划分及其所体现的价值观念，它将男性特质视为男女平等的标准，表明了其对主流学派通过男高女低、男尊女卑加以体现的等级制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及其男性中心主义的认同，与之相应的是，女性主义经验论要求在现行的主流理论框架内关注女性利益，而忽视了后者所依托的排他的线性思维本身是将女性作为男性心目中的他者加以敌视的。但难以否认的是，女性主义经验论以社会性别为切入点，通过描述全球各国不同阶层的女性的各种经历，对抽象的国际关系结构进行具体的剖析，敦促学界思考，倘若忽视社会性别，对该学科的考察是否还称得上全面和完整，这使女性主义经验论具有了超越人们包括其自身通常预设的价值。?
　　
　　２.女性主义立场论?
　　与女性主义经验论在批判“坏科学”的同时，努力寻求建立真正秉承客观、价值中立等原则的“好科学”不同，女性主义立场论的基本假设是：“所有人类的信仰和知识都是情景化的(situated)，不同的社会情景会对知识进程产生不同的影响，因为我们所知道的和我们如何知道的完全依赖于认知者本身，依赖于认知者的生命轨迹和其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历史上种种对妇女的解释存在一个共同缺陷就是这些理论建立在男性经验、父权结构和男性主流意识形态的分析框架上。妇女是‘被适应’进这些模式中的。”[７]?
　　女性主义立场论从女性真实的生活状态出发，探寻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以对抗具有至高特权的“男性”知识立场。有关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虽然受到统治阶级的重重欺压，却具有前者难以匹敌的丰富洞察力，女性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所处的位置也使之对各种问题的认识较男性更为准确和深刻。它主张科学研究从透视女性的生活开始，因为它可能引导出新的概念和理论，并从整体上揭示男性中心主义的本质。女性主义立场论要求女性通过争取和维护自身尊严的斗争，将自己的认知方式转变为认识论和政治立场，使它们由学科的边缘进入其主流。?
　　女性主义立场论在激进女性主义和文化女性主义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激进女性主义以父权制(patriarchy) 作为自己的核心概念，将其定义为男尊女卑的系统化机制，声称自己是关于女性的、由女性创造的和为女性创造的理论。[８]它将性别视作使女性在所有的社会中都屈从于男性的根源所在，认为男性对女性的奴役是人类最基本的压迫形式，其它形形色色的压迫都与之相关。因此，女性必须超越阶级和种族、民族的界限，建立全球范围内的广泛联合，共同为消除男性统治而奋斗。?
　　激进女性主义早期曾把女性地位的低下归咎于她们的生理特征，后来转向谴责男性的生理状态，认为男性对女性的侵犯乃其与生俱来的本性，突出女性特质的优越性，提出要创造一种女性文化取代男性价值观的要求。[９]在激进女性主义看来，母爱是女性生命活动的核心，“不管我们事实上是否生育并且抚养了自己的孩子，激进的唯物主义者都将女性描述成爱的载体，并将之推及为公众中的爱好和平者和正确的价值观念以及真正的人道主义观念的一贯维护者。”[1０]一些女性和平组织正是基于上述理念，开展了反对军国主义和军备竞赛的非暴力示威活动。国际关系学界的一些持上述立场的学者认为，女性应当更多地进入该领域的重要岗位，因为她们所具有的爱与关怀等行为方式将会改变整个世界的公共机制和个人关系。?
　　安?蒂克纳是女性主义立场论的重要代表，她将把女性主义问题引入国际关系学的重要议程作为自己的使命。在《国际关系中的社会性别：实现全球安全的女性主义视角》中，她开宗明义地揭露了女性在貌似性别中立的该学科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中不仅很少取得成功而且处处受到歧视和排挤的现象，如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男性把“人”等同于“男人”，把自己当作整个人类的典范。战争、军事安全等男性感兴趣的问题被作为“高级政治”加以突出，女性的传统角色――生养后代、料理家务甚至其所从事的经济活动都被认为与国际关系毫无干系。其结果是男性在该领域具有绝对的优势，他们所研究的也几乎清一色地是和男性及男性特质密切相关的活动。尽管自上世纪70年代起，经济和全球性问题逐步引起有关人士的注意，但社会性别因素始终被置之度外。这使国际关系学成为社会科学中最晚引进女性主义学说的学科。女性主义从被压迫者的角度理解国际关系，将提供对相关问题进行思考的一个新的向度。通过对现实主义安全观、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等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流派和环境问题的考察，蒂克纳得出结论：真正的安全只有在以统治和屈从为特征的社会性别关系被彻底消除的情况下方可真正实现，而这要求重新评价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形成的品质。[1１]?
　　与女性主义经验论相比，女性主义立场论对国际关系学传统知识体系的冲击无疑要强烈得多。前者更多地思考“如果称为女人的个体被包容在理论建设的事业中，包括在属于男性们的外交角色中，那么，国际关系会呈现出什么样子”，后者则突破传统框架的局限，考虑“如果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有成效的立场已经成为理论构建和职业分配的基础,‘我们的’可能会成为一个起点”。[1２]在强调女性独特的经历和体验会影响她们对周围世界的理解，使之拥有不同于男性的价值观念时，女性主义立场论激励她们认识到真理实际上就在自己的身上，应当成为知识建构的主体。它洞穿了将主流学说有关男女不平等是两性自愿选择的神话：男性的特权使他无法看到自己的生存是以女性的牺牲为代价，而认为这是双方共同决定的结果。?
　　必须看到的是，女性主义立场论对传统国际关系学的挑战非但未曾摆脱，反而沿袭了其将男性与女性、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对立起来的绝对化的思维模式，虽然它表达的是与之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因此人们难免会提出如下质疑：是否确实存在着一种全然不同于男性观点的女性的国际关系立场？它是否果真较“男性”的国际关系学说优越？女性的许多观点是在遭受社会性别压迫的境遇下形成的，对它们的神圣化能否切实有助于摆脱男性中心主义文化对其的禁锢？以此为出发点对激进女性主义进行反思，便不难发现：其一，它以“生物决定论”论证女尊男卑，正中在国际关系领域中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主义之下怀，因为既然重情感、讲究关爱、依赖他人等女性特质和冲动、好斗、相互践踏等男性特质来源于双方的生理构造，女性自然无力驾驭充满着尔虞我诈的国际关系，因而不能扮演主要角色；其二，它们虽然超越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以男性为师的局限，以弘扬女性特质的方式确立女性的主体地位，但究其本质，它们同样没有动摇充斥着主流学说的等级制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社会性别歧视赖以维系的思想基础。激进女性主义和文化女性主义力图将女性由被压迫者变成压迫者，却忘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即压迫者本身也是不自由的。?
　　
　　３.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
　　后现代女性主义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欧美妇女运动向广度和深度拓展，自由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等由西方白人中产阶级女性首创的思想流派受到这些国家内部有色人种妇女、女工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的严厉批评。生活在西方各国社会底层的贫困妇女反对中上层白人女性将自己的经验当作所有妇女的普遍经验，要求将争取消除社会性别歧视的运动同与阶级剥削、种族歧视的抗争结合起来；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则抨击第一世界妇女将非西方国家建构为“专制”、“落后”的文化象征，把第三世界妇女千篇一律地表现为“愚昧无知的、贫穷的、没有受教育、受传统束缚的、被禁锢在家庭的、能干的母亲、贞节的处女、温顺的妻子”等形象，[1３]以及在对西方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缺乏认真反思的情况下盲目地宣扬“全球姐妹情谊”(global sisterhood)等西方中心主义情结，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反对社会性别压迫的斗争必须同反抗其他各种形式的压迫同步开展。在国际关系领域，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学者尖锐地指出，对第三世界妇女来说，国际关系是一场反对阶级、种族、国家和社会性别霸权的斗争，它以推翻形形色色的等级制压迫为目标，其核心是争取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1４]?
　　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出现促使社会性别研究重视女性内部的差异，后者与以批判西方工业化时代产生的哲学、语言、文化，尤其是反对贯穿于其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结合，形成了后现代主义的女性主义认识论和与之相应的政治派别。?
　　后现代女性主义提出，知识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和历史情境中，由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建构，因而渗透了某种权力关系。它否定一切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宏观理论，质疑自由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的普适性，突出女性身份的多样性，反对将之简化为种族、阶级、性别等某个单一的标识。有关学者注意到，阶级、民族、社会性别等各种因素之间的交叠和互动致使“人可以同时使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特权阶级和弱势阶级，多种压迫方式并存”。[１５]因而她们努力推动女性主义认真倾听来自广大底层女性的呼声，强调妇女的能动性和对现行社会秩序的反抗：“相信所有的控制都存在潜在的抵制力量，压迫的不同体系有赖于系统与个人之间控制机制的状况和变动程度。不同文化、地区、阶级和种族的妇女有自己的性别经验和斗争模式。”[１６]?
　　对女性内部的差异及其主体意识的重视使后现代女性主义坚决抵制和解构各种有关男性和女性的文化假设，提出他们之间的差异纯属人为的产物。克瑞斯汀?丝维斯特表达了如下看法：“男性和女性其实都是人为叙述出来的‘故事’，当他们被讲述时，被告知是‘男性’和‘女性’，一旦我们进入这种故事情境，就有了对性别的确认和约束。两种性别的相互缠绕甚至颠倒，在任何时候都是可能的”，[１７]所以女性主义不想简单地通过将女性的地位置于最重要的首位来点到社会的统治秩序，而希望识别女性主义者与代表男性利益的思想之间的矛盾与对立，学会如何在坚持有益趋势的同时，与那些导致退化趋势的社会条件抗争。琼?爱尔希坦和克瑞斯汀?丝维斯特是国际关系学界两位著名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学者。
　　爱尔希坦的大部分著述旨在展示传统上被彼此分离的不同学科，如政治学与国际关系、伦理学与政治学等之间的交叉和共同点。在女性主义研究中，她借助于将“‘占有主导地位的男性公众形象和摇曳不定的女性私人性形象’结合起来” ，努力揭示国际关系学中国际/国内、战争/和平、伦理/政治这三组对立之间被割裂的联系。[１８]在将女性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的多重经历和身份引入国际关系学的过程中，爱尔希坦“所探索的是被隐含起来的事物意义”，“揭示……可能为其他学者所无视或忽视的潜在的意义、细微差别以及解释性概念的内涵”。[１９]展现导致其被遮蔽的二元思维对国际关系学造成的损害――难以获得对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领悟。?
　　在《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中，丝维斯特把后现代女性主义“流动的主体性”(mobile subjectivity)的概念引进到国际关系学中，希冀创造一种有意识的“无家可归”状态。[2０]在该书中译本中，余潇枫、郭夏娟二位教授在“译者前言”中作了这样的阐释：“没有什么领域或理论范围是封闭不变的，也没有什么人可以固守在自己的‘领域’中，人们角色身份的选择与认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人们正是通过不断参与多种活动领域，获得多元丰富的‘主体性’……承认‘流动的主体性’目的在于打破传统父权制对女性地位的单一定位。历史上，女性的身份只与生育者、照顾者等联系在一起，人们认为她们缺乏参与男性公共领域活动的理性能力，更没有参与国际关系及其理论研究的理性能力。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女性的‘主体性’日益丰富多样，她们能够存在于家庭领域，从事照顾者的职责，但不仅仅是传统理解的家庭劳动的服务者，她们的活动不局限于这一范围。她们也能够，并且应该走出传统的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介入国际关系领域，成为该领域的活动主题。这不仅使国际关系领域的主体呈现多样性，而且也使女性自身的‘主体性’出现‘流动的’态势。”[2１]另外，它也意味着：（1）在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展开分析时，不把社会性别作为女性身份的唯一标志，而着眼于其认同的多元性。（2）在侧重于诸如“乡村的黑人母亲农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合作者”等女性身份的多样性和复合性时，坚持把社会性别分析放在重要位置，赋予其不可替代的价值，而非在不考虑其对国际关系研究的贡献与过失之前就轻而易举地加以抛弃。[2２]不执守于女性某种单一身份的“流动的主体性”和自觉的“无家可归”意识，“使我们既不会在纷繁多变中迷失自己，也不会把自己拘泥在分离的女性主义的圈子中”。[2３]?
　　在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面前，女性主义经验论和女性主义立场论暴露出了各自的缺陷。就前者而言，“仅仅通过揭示被遮蔽的女性的事实，是否能改革各种现有的准则”是值得怀疑的；而对后者来说，“既然男性与女性（甚至可以是女性主义者）是各种文化假设出来的模本，那么‘人们就会怀疑是否有可能确定某些立场，以女性的方式说话和行动，因为所有这样的立场都不是自然给定的而是由社会和历史建构的’。”[２４]但后现代女性主义本身也绝非完美无瑕。例如，一些观点偏激的学者“在愤世嫉俗中将所有的习俗和主题还原为碎石瓦砾”，[２５]甚至对“女性”、“社会性别”等基本概念都提出质疑，以至滑入不分是非的相对主义泥潭。还有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后现代主义被主流学术机构用来破坏妇女解放运动的政治内聚力。[２６]又如，受后现代主义有关知识即权力、话语就是一切等思想的影响，[２７]后现代女性主义把话语分析、叙事研究放在重要位置，有时会削弱对女性现实状况的关注。[２８]尽管如此，后现代女性主义开阔了女性主义研究的思维空间，为新女性主义的出现开辟了道路。?
　　
　　4.新女性主义?
　　以行动为导向是女性主义学术研究的鲜明特征，其追求的不是建立权威的理论体系，而是关注对具体问题的探讨和解决，关注对产生不平等的社会机制的解释和批判。因此，女性主义内部的相互批评开展得十分活跃。在内部各派别间的思想交锋中，女性主义越来越适应他们需要的不和谐、不同意、流动性和内部批评，出现了不将社会性别意识形态化、不处处要求区分正确与错误的新女性主义。后者体现了一种网络式的“关系思维”――看到这个世界是由多样性构成的，人们的社会性别、阶级、民族、种族等认同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自身的进化与他人的进化而不断变化。[２９]?
　　新女性主义令女性主义内部各派别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各种女性主义认识论也在彼此间的争鸣中相互渗透，共同创造了丝维斯特笔下的喀迈拉(Chimera)――希腊神话中狮头、羊身和蛇尾的吐火女怪，[3０]一个“多面整体”。[3１]事实上，作为女性主义经验论、立场论和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安罗、蒂克纳、爱尔希坦和丝维斯特都没有单纯地使用某种特定的方法论。安罗坚持女性必须以自己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同时，也谨防将她们一概描述为牺牲品，无视其业已开始的创建国际政治新秩序的艰难历程的做法。[3２]她还指出，“男人气”、“女人味”绝非天生使然，本质主义并不具有说服力。[３３]蒂克纳在《国际关系中的社会性别：实现全球安全的女性主义视角》中表达了自己的反本质主义观点，即女性主义对传统国际关系学的改造不是以女性中心主义立场去取代以男性为本位的观点，将女性主义视角引入该学科只是超越将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分析范畴的第一步。[３４]爱尔希坦的观点结合了立场论和后现代主义二者。丝维斯特专注于后现代女性主义研究，同时“试图给其他女性主义应有的地位，因为我也喜欢她们”。[３５]?
　　女性主义者本着相互尊重的态度争论和切磋，使该学派充满了创新的生机并得以迅速发展。李英桃指出，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新学派，女性主义“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各种知识，在争鸣中不断发展，具有很强的包容性”。[３６]差异性和多样性正是其力量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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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 ［美］克瑞斯汀?丝维斯特著，余潇枫等译：《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8页。?
　　［２］ 同上，第44页。?
　　［３］ 同上，第12页。?
　　［４］ 同上，第49页。?
　　［５］Cynthia Enloe, ?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 1. 译文引用［美］克瑞斯汀?丝维斯特著，余潇枫等译：《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６］ Cynthia Enloe, ?Bananas, Beaches &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89, p. xi.?
　　［７］ 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分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8页。?
　　［８］ 李银河：《女性主义》，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９］ 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分析》，第226页。?
　　［1０］ ［美］克瑞斯汀?丝维斯特著，余潇枫等译：《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第68页。?
　　［1１］ 见J. Ann Tickner, ?Gend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Achieving Global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3, p.137?
　　［1２］ ［美］克瑞斯汀?丝维斯特著，余潇枫等译：《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第69页。?
　　［1３］ 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分析》，第229页。?
　　［1４］ 见Hamideh Sedghi, “Third World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World Politics, in Beckman, Peter R., and Francine D’Amico(eds.), ?Women, Gender, and World Politics: Perspectives, Policies, and Prospects,? Westport, CT: Bergin & Garvey, 1994, pp. 89-103.?
　　［１５］ 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分析》，第228页。?
　　［１６］ 同上，第228页。?
　　［１７］ ［美］克瑞斯汀?丝维斯特著，余潇枫等译：《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第5页。?
　　［１８］ 珍妮?埃德金斯，韦罗妮克?潘法特：“琼?贝思克?埃尔丝塔：跨范畴研究的不懈努力”，载［挪威］伊弗?B?诺伊曼、［丹麦］奥勒?韦弗尔主编：《未来国际思想大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411-414页。?
　　［１９］ 同上，第416、第418页。?
　　［2０］ 见［美］克瑞斯汀?丝维斯特著，余潇枫等译：《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第79页。?
　　［2１］ 余潇枫、郭夏娟：“译者前言”，载［美］克瑞斯汀?丝维斯特著，余潇枫等译：《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第14页。?
　　［2２］ 同上，第282-283页。?
　　［2３］ 同上，第21页。?
　　［２４］ 同上，第15页。?
　　［２５］ 同上，第72页。?
　　［２６］ ［美］约瑟芬?多诺万著，赵育春译：《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8页。?
　　［２７］ 见李银河：《女性主义》，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5-72页。?
　　［２８］ 李银河：《女性主义》，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２９］ 见［加］巴巴拉?阿内尔著，郭夏娟译：《政治学与女性主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327页。?
　　［3０］ ［美］克瑞斯汀?丝维斯特著，余潇枫等译：《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第296页。?
　　［3１］ 李英桃：《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国际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5页。?
　　［3２］ Cynthia Enloe, ?Bananas, Beaches &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15-18.?
　　［３３］ Ibid. ,p. 3.?
　　［３４］ Ibid., p. 130.?
　　［35］ ［美］克瑞斯汀?丝维斯特著，余潇枫等译：《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第23页。?
　　［36］ 李英桃：“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及其发展前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7期，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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