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观与价值观的统一】价值观利益观地位观

　　摘要在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形成过程中，国家利益和价值观正在成为两大相互影响的核心因素，不同时期国家的安全利益会随着安全威胁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而相对稳定的价值追求与塑造则有助于确立良好的国家整体形象，在利益观与价值观的统一中谋求中国国家安全是对国家发展新型模式和道路的重要探索。
　　关键词中国国家安全 国家利益 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8）02-0053-59
　　
　　国家安全向来是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中的一项基本追求，国家安全又是一种相对安全， 通常需要与时俱进地根据基本国情和自身所处的国际环境来制定并逐步调整符合本国发展方向的安全战略方针。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历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在正确界定中国的国家利益、判断国家所处客观环境的基础上，推动国家安全观念和安全战略不断地在调整中延续、在延续中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所面对的国际国内环境是复杂的，在安全领域所要面对的威胁与挑战也是复杂的。更重要的是，中国正在迅速崛起，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今天的中国，已经不仅仅是国际社会中一个具有角色意义或工于算计的利益追求者，它还力求使自己成为一个具有尊严的价值追求者。因此，中国既要对国家的安全利益与威胁做出科学的判断，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国家安全政策，还要在实践中把综合运用各种战略资源和表达价值追求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期进一步推动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实现。
　　
　　一、谋求中国国家安全需要科学界定与有效实现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通常既是国际政治学者分析与探讨问题的重要视角，也是政治家们做出决策的重要依据。自从汉斯•摩根索指出“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1] 以来，学术界已形成了如下共识：国家是有利益追求的，而且其中有一部分是根本性的需求，这些需求需要通过多种手段予以实现。
　　从谋求国家安全的角度对中国的国家利益进行界定需要作主客观两方面的分析。从客观上来看，现阶段的中国，有多方面的客观利益需要得到表达，其中有两项追求是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之所在。具体而言是：其一，“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其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2]在这些根本利益的追求过程中，中国要逐步建设成为工业化的、富裕、文明的国家。前者所涉及的是中国国家安全的生存层面，后面则是中国国家安全的发展层面。
　　从主观上来看，国家利益还与国家在上述客观性基础上形成的认识和观念相关，国家利益是国家认为重要的物质和精神等因素综合下的目标追求，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思维方式、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都会影响其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和决策。比如，在台湾问题上，正是因为认识到自1992年以来，台湾地区领导人推行不断翻新的、变相的台独政策，并引起岛内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的不断变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3]才被确认为中国在这一领域的重要利益。又如，2007年以来中国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加大了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先后10次上调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6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这是建立在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和国际经济环境判断的基础上，为防止经济增长过热和通货膨胀而进行的宏观调控措施，也是为中国经济安全寻求保障的一种努力。可以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对其各个领域安全利益追求的内容和方式的确立都是建立在对自身所处国内、国际环境的认识基础之上的。
　　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表现和追求既是多元的，也是分层的。一方面，国家利益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不同领域既有物质形态的表现，也有精神形态的诉求；另一方面，各个领域国家安全利益所面临的威胁不仅在其成因、表现、影响等方面存在差异，使得国家安全利益在其内容、性质、范围上必然有所不同，而且不同领域的国家安全利益之间根据其重要性的不同还存在次序之分。自改革开放以来，从体现党和国家重要方针政策的一系列文件来看，可以发现中国的国家利益观是不断变迁与深化的。特别是近十年以来，从党的十五大指出“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国家安全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保证”，到十六大“建立巩固的国防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再到十七大“国防和军队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可见国防安全的重要性在不断前移。尤应指出的是，台湾问题在经历了从1999年的“两国论”到2003年的“公投立宪”再到2007年的“入联公投”的变化后，对中国国家统一构成了根本威胁。从形势的发展与政策的协调来看，中国在认识层面和决策过程中的现实性、科学性均在不断加强。
　　就现实而言，中国在国家安全利益领域已经面临和正在出现的威胁是多方面的，谋求国家安全不是纸上谈兵，而是需要在战略和战术各个层面做出适当的安排以促进安全利益的有效实现，同时还要顾及不同领域利益之间的相关性与交叉性，从整体上把握与谋求国家安全。比如，在维护经济安全问题上，针对欧美国家对中国实行的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中国需要认识到发展与欧美国家的贸易既是开拓对外关系的重要纽带，也是对欧美国家的某种牵制，因此中国可以一方面不断加强自身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来应对各种花样翻新的技术壁垒，另一方面也可以适当或逐步加大欧美产品的进口，切实缩小对欧美贸易顺差；同时还要多头入手，在不断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中，以市场为依托、以规则为框架，通过灵活的谈判与沟通向各方表明中国的合作诚意，扭转中方在贸易摩擦和谈判中地位。当然，中国更要认识到在经贸摩擦的背后欧美国家日益将贸易问题政治化的倾向。在中国对欧美贸易顺差不断增加、外汇储备不断增多、人民币地位逐渐上升的过程中，欧美国家看到的是作为政治意义上的中国所造成的“威胁”，由此也凸显了政治安全与经济安全交叉并存的局面，以及政治安全在总体国家安全中高于经济安全的地位。欧美国家不时出现的对华冷战思维以及对中国实力强大后将造成“威胁”的担忧短期内难以消除。
　　这一过程中还存在哪个领域的国家利益先行实现的问题。在现阶段谋求中国国家安全的实践中，并不能对应地看待问题的重要性与问题的解决次序之间的关系，相反，逆向地探索反而更为现实可行。具体地说，台湾问题事关国家统一，但这一问题牵扯面较大，平稳而有效的解决途径尚需进一步探索；破除“中国威胁论”事关总体的中国政治安全，但这需要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各方面的综合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而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虽然重要性不如前两项，但在实施步骤上却更为现实可行。以处于国家安全重要性外围的文化安全的实现为例，可以对文化进行分层，由大众文化、科技文化与管理制度文化先行，推动各国在相互借鉴中共同发展；在价值观文化层面，努力探索恰当的方式，在保护民族和传统文化的同时不断化解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分歧和冲突，由此三个层面文化安全的实现是有章可循的。概言之，中国可以从外围的安全出发，循着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安全先行的路径，逐步走向更为核心的安全领域，从而实现国家总体安全。
　　
　　二、谋求中国国家安全需要体现中国的核心价值追求
　　
　　在谋求中国国家安全的过程中，无论是对国家安全利益内容的确定、分层、排序，还是选择恰当的手段付诸实践，都与国家在历史和现实中形成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相关联，都需要体现中国政府和人民历来的核心价值追求，即在统一的状态之下和平、和谐地发展和强大。这一核心价值追求既与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实力、地位和利益目标有关，又与中国社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民族文化和传统积淀密不可分，并体现在中国的战略意图、心理预期和行动原则之中。
　　首先，从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方针来看，从毛泽东时代至今，中国对于形势的判断从“有可能面临一场全面战争”转变到“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而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始终没有改变。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十分险恶的国际国内环境，内有国民党势力退守台湾后的反攻企图和百废待兴的国民经济，外有西方阵营的遏制、封锁和美苏争霸对国家的生存挤压，毛泽东明确表示“中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4]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战略始终是防御，包括核潜艇也是战略防御武器”，“二十年后也是战略防御”，“就是将来现代化了，也还是战略防御”。[5] 冷战结束后，中国一直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维护国家安全统一，防备和抵抗侵略，确保国家领海、领空和边境不受侵犯是中国的基本目标。[6] 以防御为原则的政策定位显示了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价值取向始终是内向性的，是在自我防卫和自我塑造的基础上谋求安全维护的空间。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关系的拓展、对于自身国家利益的维护和国家实力的稳步增强、以及不断改进技术的创新性努力，都不带有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提出挑战的意图。
　　其次，从中国对国家安全利益的分层排序来看，之所以把维护国家安全统一放在首要位置，是因为既有“台独”势力及其活动所造成的突出威胁，也有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的实际需要，同时在观念上还与传统中国向来把主权的完整作为重要追求以及把领土的缺损视为历史的耻辱有关。追求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一直是中国历史的重要旋律，人们评价历代帝王将相的历史功绩时也把能否取得和维护统一作为重要标准。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国家的统一能促进各民族间的交往与融合，能带来社会的繁荣与发展，“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都是建立在统一的基础之上；而分裂则意味着割据、战乱、民不聊生。统一不仅能促进国家在物质上的强大、确保文化和文明的连续，而且统一所产生的凝聚力是国家发展的重要精神源泉。强大要求统一，统一促进强大，两者之间相辅相成，追求统一和主权完整是中国人民共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因此，在台湾问题以及其他一切与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相关的问题上，中国政府的原则和立场是不可能改变的。对此，新中国历代领导人的态度都十分鲜明：毛泽东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7] 邓小平认为“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的统一”，[8]“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是要统一的”；[9] 江泽民说“凡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都希望中国统一，分裂是违背民族意志的”，[10]“在关系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根本问题上，我们不会让步、不会妥协。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中国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绝不允许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11] 胡锦涛以“四个决不”的形式提出了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的四点意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12] 向世人充分展现出中国政府在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原则问题上的坚定立场。
　　再次，从谋求国家安全的实践来看，中国坚持“和平”的价值追求，并以此为根本原则来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平是中国追求的目标，是一种行为方式，也是一种价值观念。在国际政治领域，和平有多种形式，在力量平衡的基础上可以取得均势下的和平，在各国相互尊重、遵循规则的情况下可以产生制度下的和平，共同的利益纽带则可以成为和平的物质基础，这些因素是今天世界各国避免战争、获取安全、谋求发展的重要依托。但是，这些因素并不是无条件地存在着，它们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力量、规则和利益具有可持续性，一旦这种可持续性付之阙如，和平就将难以为继，国际政治中弱肉强食的状况必将重现。因此，观念上的和平才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从观念的角度来看，“和平”是中国的传统理念，“致中和”是儒家追求的理想境界，“中”乃“天下之大本”，“和”乃“天下之达道”（出自《中庸》章句），个体之间、国家之间不应只看到利益的不相容而视对方为威胁源，应该坚守中道、各得其位、和平共处。当然，中国对和平的追求绝不仅仅停留在观念层面，更体现在政策与行动之中。宏观而言，中国推行的是全方位的和平政策，“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全新道路，”中国既“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13] 发展是和平的要义，中国要在自身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地追求和平，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时期由一味地忍让而获取的和平只能是屈辱的和平。微观而言，面向自我，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已经在和平的前提下使香港、澳门平稳回归祖国并获得新发展。中国政府也期望这一构想能对台湾问题的解决产生积极影响，江泽民提出的“一国两制”“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14] 的观点，以及胡锦涛提出的“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的意见，都体现了中国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面向世界，中国积极参与执行联合国的维和任务和人道主义援助，推动中非之间在诸多领域的深入合作，在“富邻、睦邻、安邻”的原则下与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在朝核问题以及各项事关国际局势的重大事件中积极斡旋等等，无不体现了中国积极地担负责任、追求和平发展的外交姿态。
　　最后，中国还在和平的基础上追求和谐，对内建设和谐社会、对外推动世界和谐是今日中国的价值追求。“和谐”的价值追求在中国有着广泛的传统思想根源，传统各名家的伦理道德和思维方法向来十分重视“和谐”，如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孙子倡导“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攻、其下攻城”的用兵之道，《吕氏春秋》中说“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举凶器，行凶德，犹不得已也”，等等。但是，这些以和为贵的思想传统在近代中国受到外来侵略与凌辱的剧烈冲击，中华民族必须在奋起自卫的过程中以革命精神替代忍让与妥协，在革命的实践中谋求中国的独立、安全与发展。今天，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中国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政治舞台，尤其是2005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多次在重大场合阐述了构建“和谐世界”[15] 的思想，“和谐世界”已经逐步升华为当代中国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新理念，体现了中国对世界各国在诸多领域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的认识和理解。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既有独特性、差异性，也有共同性、相互依存性与可融合性，因此，国家之间应该在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和睦相处、相互欣赏、求同存异。“和谐世界”就是主张和平、繁荣、合作的重要性，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谋求共识，通过推动国际多边合作机制建设，积极寻求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逐步打破依靠力量制衡的格局，努力建设更加美好的新世界。
　　“和谐”的价值追求还体现在中国的行动之中，中国把国防安全排在安全利益的第一序列上，认为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但是，中国并没有依照安全威胁的严重程度来决定解决问题的先后次序，而是沿着从次要问题解决走向重要问题解决的路径做出安排，期待问题能获得更为平稳的解决，这就是“和谐”的价值观在实践中的体现。比如，台湾问题的战略重要性并没有促使中国迫不及待地提出时间表或是强行谋求这一问题的即时解决，而是先从推动两岸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入手，通过增强两岸经济文化的依存度来增进凝聚力。再比如，中俄之间历经40多年的谈判终于和平地解决了所有边界问题，这与中俄双方在解决这一问题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我们共同的目标就是通过双方的努力使中俄边界真正成为一条和平的边界、合作的边界、友好的边界，”[16] 中俄边界问题的解决也“为其他国家在互惠互利基础上和平解决领土纠纷树立了典范”。[17] 建设“和谐世界”是近年来中国外交的新主张，也是中国安全观的新发展。“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18] 将是中国谋求国家安全过程中新的价值取向。
　　
　　三、谋求中国国家安全需要做到利益观与价值观的统一
　　
　　在确立国家安全战略、谋求中国国家安全的过程中，利益观与价值观是密切相联的，它们互为基础、相互影响。国家安全利益从内容的界定到实现方式的选择，一方面决定着中国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也需要体现中国的价值取向。从国家安全利益内容的设定来看，中国把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作为国家安全在生存层面的利益，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国家安全在发展层面的利益，不管怎样进一步划分这种利益追求的层次，也无法改变其内向性、自我塑造性的特点及其价值内涵；从实现国家安全利益的途径选择来看，中国做出合理的轻重缓急之区分，并循着文化、社会、经济等外围的安全先行的轨迹，逐步走向更为高级与核心领域安全的实现，是和平、和谐的价值追求的重要体现。同时，中国谋求安全与发展时内向的价值特性与和平、和谐的价值追求也不断地调整着国家安全利益的表达，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些精神领域的价值追求也作为重要的利益组成，标志着中国以和平的姿态谋求国家安全、促进自身发展，并以此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
　　国家利益是国家制定安全政策的核心依据，也是国家对外交往的重要动因，“不管政府类型如何，国家都根据国家利益行事。”[19] 然而，当各国都以国家利益为核心来确定安全战略时，利益的交叉乃至冲突是必然会出现的局面。于是，国际社会逐步倡导并创建了一系列的行为准则来制约国家间的行为，在此前提下，许多国家都信奉以平等、互利为原则展开合作，实现利益共赢。但是，在现实的交往中要实现互惠互利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各国之间不仅对安全的理解和追求各不相同，而且还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领域存在广泛的差异，因而要寻求长期的共同利益、建立稳定的战略合作是复杂而艰巨的工作。鉴于此，中国在追求国家利益的同时明确表达自己的价值取向，意味着将在行动中恪守原则、规范和制度，这将有利于逐步树立中国的对外形象，并在此基础上谋求建立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所谓“负责任的国家”一定不是仅仅谋求利益的国家，同时还是具有尊严的道德主体和价值追求者。
　　“负责任的国家”应该是一个包含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要素的整体国家形象，通过不断实现国家利益、建设实力强大的国家可以塑造国家的物质形象，而通过不断表达与实践国家的价值追求则是树立国家精神形象的重要源泉。由物质形象所代表的硬实力和由精神形象所代表的软实力既是一个国家对自身角色与形象的定位，也综合地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而许多国家的政府也往往以国家的物质和精神形象为根据来推测其他国家的意图和行动。因此，合理地界定和实现国家利益、准确地表达国家的价值追求，就意味着国家具备了较好地设计自我形象的能力，这也将成为一个国家是否能在总体上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重要因素。对于中国而言，坚持在利益观与价值观统一的基础上谋求国家安全，是对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融合，是塑造“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的重要环节，这也将有助于中国化解由“大国崛起困境”所带来的各方面压力。
　　当然，“和平”、“和谐”是十分美好且具有较强理想色彩的愿望，是一种较为高远的价值理想，这种价值理想的实现需要具备主客观多方面的条件。但是，由于今天的国际社会中存在着诸多影响和平与和谐的因素，如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恐怖主义与恐怖活动、民族纠纷与种族冲突、贸易保护主义与金融危机、贫富分化与全球发展的不平衡、武器扩散、能源问题以及其他威胁安全的因素等等，这些因素通常都与特定的利益相联，并使得“和平”与“和谐”的价值追求在现实中面临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不少国家对于中国的发展和价值主张心存疑虑，发展中国家担心中国强大后会以强凌弱、以大欺小，走西方强权政治的老路，发达国家则担心强大的中国会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因此，中国要真正赢得来自各方的理解、信任、支持与合作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中国正在推行的“睦邻、富邻、安邻”的政策以及坚守“永不称霸”的承诺，将对于这一价值理想的实现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另外，从价值观形成、发展和发挥作用的机理来看，反映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价值追求在实践中并不总是表现为以实现或满足某种利益为结局，在一些情况下，价值追求还有可能出现负效应，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会使局部的利益有所损失，这就需要中国高瞻远瞩，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价值追求的深远意义。比如，中国的“和平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在对外战争、掠夺和扩张基础上的崛起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发展理念和模式，“和平发展”要求中国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做到降低资源能源的消耗、减少环境污染，而坚持这一价值追求就意味着中国需要付出比西方发达国家在早期的工业化过程中高得多的成本和代价。再比如，随着中非合作的进一步扩大和深入，西方某些国家提出中国在非洲有“新殖民主义倾向”，但事实上，诚如胡锦涛主席指出的，中国政府承诺对非洲国家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扩大投资、提供援助，目的在于稳固中国与非洲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中非合作不威胁任何国家的利益，也不威胁非洲的利益，更不是为了控制非洲。
　　
　　四、结论
　　
　　国家利益和价值追求是中国安全战略形成中两大不可分割的因素，中国国家安全利益是形成国家价值追求的物质基础，而价值观形成之后又会对利益观的表达和利益的实现产生重大影响，并与国家利益一起对安全战略发生作用。国家安全利益决定国家对内对外采取各项行动的内容，价值观则预示着行动的方向和模式；国家安全利益通常随着威胁因素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价值观则是相对稳定的，它使一个国家的战略和政策具有导向性和延续性，并有助于从整体上树立国家的对外形象。中国确信国家利益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但中国的利益观并不是建立在狭隘的功利基础之上，相反，中国十分重视价值领域的自我塑造，主张为了人类持久的和平与持续的发展可以放弃局部的、眼前的利益，由此中国在探索国家发展的新型模式和道路方面做出了贡献。
　　
　　注释：
　　[1] [美]汉斯•摩根索：《政治学的困境》，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4页。
　　[2] 以上表述来自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
　　[3] 以上表述来自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
　　[4]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95页。1955年4月29日，彭德怀授命拟就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如何协同作战与苏联进行磋商，毛泽东在国防部文件草案中提出这一方针。
　　[5] 中央军委办公厅选辑：《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论述选编》，北京：八一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
　　[6]《2006年中国的国防》，http://www.省略/zwgk/2006-12/29/content_486759.htm
　　[7] 1958年10月6日由毛泽东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
　　[8]《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
　　[9] 同上书，第59页。
　　[10] 江泽民：“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1995年1月30日，春节讲话。
　　[11] 2001年9月28日，江泽民在会见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杰时的讲话。
　　[12] 2005年3月4日，胡锦涛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革台盟台联委员时的讲话。
　　[1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2005年12月22日。
　　[14] 江泽民：“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1995年1月30日，春节讲话。
　　[15] 2005年4月22日，胡锦涛在雅加达的亚非峰会上作了题为“与时俱进，继往开来，构筑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讲话，第一次正式提出“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此后，2005年7月1日在莫斯科签署的《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中提出“中俄两国决心与世界其他有关国家共同不懈努力，建设发展和谐的世界，成为安全的世界体系中重要的建设力量”；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进一步阐述了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
　　[16] 2005年5月2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对俄罗斯国家杜马高票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表示欢迎时的发言，http://www.china-embassy.ch/chn/xwss/t198337.htm
　　[17]俄罗斯《外交官》杂志社社长塔夫罗夫斯基对新华社记者的讲话，http://www.china-embassy.ch/chn/xwss/t198337.htm
　　[18] 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005年9月15日。
　　[19] [美]小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版，第73-74页。
　　 （作者简介：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副教授，博士，上海，200433）
　　收稿日期：200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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