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戊奇荒 [《申报》与丁戊奇荒]

　　1877年5月26日，一封署名“修月主人”的来信“山东灾荒情形”，刊登在这一天的上海《申报》上。信中称：“（作者）初九日至临朐各乡查看情形，惨不可言，房屋拆毁十分之半，人民迁徙流离已去十分之四，其存者皆系老弱疾病、鳏寡孤独不能逃走之人，尸骸遍野，无人收埋。”
　　
　　由于《申报》的宣传鼓动和舆论影响，江南社会被广泛地动员起来，一时间义捐募赈高潮迭起。当时踊跃捐输的不仅有胡雪岩、唐廷枢、徐润这样的富绅巨贾，也遍及各个阶层。一些闺中女子甚至变卖针线女红，将所得“尽数寄往山东，以助赈济”。
　　
　　临朐是当时山东青州府（今青州市）的一个属县。《申报》所披露的正是此时在山东愈演愈烈的巨大灾荒。上一年的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山东就雨泽稀少，酿成旱灾，进而引发空前的饥荒。1876年7月19日，《申报》第一次向外界公开了山东灾区的真相，对灾情做了这样的描述：“……所有草根树皮，早经剥食一空……又见妇女等手抱小孩，因自无所食，乳亦不多，而孩亦旋即饿死，至鬻男卖女，尤不计其数，此诚足伤心惨目也。”
　　然而，直到1876年年底，江南一带对山东正在蔓延的饥荒仍然所知寥寥。原因一方面由于路途遥远，信息不畅；一方面也缘于地方政府对灾情做了有意的淡化甚至隐瞒。尽管当时灾区饥荒汹汹，饿殍盈野，时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却向外界宣称政府已有效控制了灾情，“赈抚诸事，都已次第举办，灾黎各得其所，当不致有流离之叹”，云云。
　　1876年12月6日，《申报》引用一些西方传教士的叙述，再次对灾情进行了与官方大相径庭的报道：“据言彼处灾黎，光景苦不堪言，树皮草根，掘食殆尽，用石膏杂粟米为粥，以延残生。”《申报》决意将灾情真相公诸报端，目的就是唤起社会各界意识到这场亢旱奇荒所带来的毁灭性灾难。
　　随着《申报》连篇累牍的报道，惨烈的灾情终于惊动了江南社会。江南一带以上海为中心，迅速掀起了针对灾区的捐赈热潮。募捐初期，上海著名的民办慈善组织果育堂承担了为山东代筹赈款的具体事务。《申报》不失时机地发起宣传攻势，动员民众参与到赈灾中来。1877年5月5日，《申报》刊布果育堂的“劝捐山东赈荒启”，呼吁各界“拯此鸿哀”。这是整个江南社会为赈济山东灾民所发布的第一份劝捐公启。从5月5日到6月13日，《申报》连续七次刊登果育堂的募捐启事，号召士民绅商不分多寡，踊跃义捐。同时，《申报》还配发筹赈策论，呼告说：“一论不已数论之，一策不已再策之，务期捐数易集，多多益善。”
　　1877年2月2日，《申报》刊发“论演戏救灾事”一文，殷切希望上海的戏馆戏园能够用义演的办法，激发社会各界“乐输重赀，往助赈务”。文章强调说：“果能如此，则其有功于赈务实属不少，岂得犹谓演戏为无益之行、为非有益之举动乎？”果然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上海的鹤鸣戏园就发布“戏资助赈”的告示，决定举行半月有余的义演，将每天所得的戏资除去房租伙食外，全部捐为赈款。对这件事，《申报》不惜篇幅大加报道，为义捐广造声势。
　　由于《申报》的宣传鼓动和舆论影响，江南社会被广泛地动员起来，一时间义捐募赈高潮迭起。当时踊跃捐输的不仅有胡雪岩、唐廷枢、徐润这样的富绅巨贾，也遍及各个阶层。一些闺中女子甚至变卖针线女红，将所得“尽数寄往山东，以助赈济”。浙江慈水一位名叫沈开泰的老翁，将自己多年积蓄的钱全部捐出，作为赈款。这些事迹，《申报》不论巨细，一概予以报道，广为倡导。
　　就在上海等地掀起义捐热潮的同时，山东灾区却面临着官赈乏力的窘况。灾情发生后，政府东拼西凑，才“拼凑银三四万两，分投采办粮米”，设厂放赈。但这些赈济无异于杯水车薪。政府只好动用行政手段，勒令各州县设法劝捐。然而，对于财富积聚本来就不算殷实的山东来说，“官捐”的效果并不理想。当时山东的情形是赈灾无力，坐视大量饥民相继死亡。
　　“饿殍载途，白骨盈野”，披露于报端的惨象足以令人怵目惊心，江南社会继而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间义赈。“义赈”是“民捐民办”的赈灾活动，有别于官方主持的“官赈”。在江南绅商阶层中，开创义赈的是大名鼎鼎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和无锡商人李金镛。
　　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几乎与山东同时，苏北的海州、沭阳、徐州等地也发生了严重的灾荒。胡雪岩、李金镛利用民间捐资，散放苏北灾区，开江南绅商义赈之先河。不过比起苏北来，山东的灾情更为来势汹汹。于是当苏北的义赈告一段落后，李金镛便束装赶赴灾情最重的青州。
　　对于李金镛在山东的行踪，《申报》进行了跟踪报道。透过《申报》的报道，远在上海的读者可以约略知道，李金镛等人在山东的放赈前后历时三个月，共赈济灾民26万多人。
　　就在李金镛赶赴青州后不久，苏州士绅谢家福也赶到灾区，收养弃婴。对这一活动，《申报》也不吝笔墨予以报道，推动了义赈的深入开展。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不仅山东一省旱魃肆虐，饥馑横行，整个中国北方都被席卷进一场空前惨烈的巨灾之中。暴发于光绪初年的大旱灾，从1876年一直持续到1879年，共有1000万人被夺去了生命。其中灾情尤以1877年、1878年最为惨重，而这两年的干支纪年分别是丁丑、戊寅，因此史称“丁戊奇荒”。对于这场惨绝人寰的天灾，当时的清朝官员称其为古所仅见的“大?奇灾”。
　　天有凶年，邑有流亡，在大灾来袭的非常时刻，《申报》充分发挥近代新闻的优势，为社会各界提供了及时而真实的信息。从披露灾情、公开真相到劝谕民众、广造声势，《申报》随着事态的发展层层推进，充分发挥了舆论的引导作用，最大限度地动员起社会公众的参与热情，触发了大规模义赈在山东的展开。应该说，光绪初年的山东赈灾之所以能够由国家场域转向社会场域，由官方话语转为民间话语，《申报》的媒介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而此时，这份充满着近代化气息的报纸创刊还不过四五年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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