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龙坝水电博物馆 概况【石龙坝水电传奇】

　　国家的内忧外患,撩拨着民族资产阶级有识之士的爱国心,充盈民族大义的他们希望通过此举“实业救国”。 　　 　　滇池水域面积大约有298平方公里,蓄水量高达15亿立方米。它是大自然赠给昆明人的一颗“高原明珠”。而滇池惟一的泄水口就在螳螂川。其中从滚龙坝到石龙坝一段,坡陡流急,集中落差有30余米,是水力发电最理想的地势。
　　在石龙坝前,一段可圈可点的中国水电发展史由此铭刻……
　　
　　一
　　
　　中国第一座水力发电站在石龙坝,但石龙坝发电站的诞生却连着一段不堪回首的苍凉往事。
　　1910年4月1日,滇越铁路开通。当一辆法国产机车牵引着长长的车厢徐徐开进昆明站的时候,两万多不谙政事的市民被这条钢铁巨龙惊呆了。但曾走遍云南的法国商人柏顿却在滇越铁路开建八字还没一撇时,就给法国当局写过一份报告,撩人心动地述说了它的“远景”:滇越铁路建成后,不仅云南全省商务为法国人所掌握,而且云南政府也在巴黎政府掌握之中。
　　身在河内的法属越南总督杜美也遥相呼应地给法国政府写信:云南为中国天府之地,气候产物之优,甲于各行省。滇越铁路不仅可扩张商务,而且关系殖民政策尤深,宜选揽其开办权,以收大效。
　　既然可坐收“大效”,法国政府当然不愿错失良机。
　　1898年3月,法国驻华公使吕班以干涉还辽有功为由,向清廷提出“中国国家允许法国国家或法国公司,自越南边界至云南省城修筑铁路一道”的无理要求。衰迈昏聩、气数将尽的朝廷中枢,竟朱笔一挥:“可允照办”。
　　就这样,滇越铁路就羔羊待宰般地在1903年10月开始兴建了。就在滇越铁路还没完工的1908年,法国人又以滇越铁路急需电灯为由,要清政府准其在石龙坝建个水力发电站。已经习惯伴随油灯和烛台安逸地度过每一澹泊夜晚的昆明人听说外国人能让石龙坝的水变成自来光,觉得简直是痴人说梦。
　　其实,20世纪初,电能点灯已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了。久居边陲的云南官人绅士也早就听说北京、上海、广州有了电灯,他们也盼着昆明能用上长明灯。但得知法国人要插手办电,马上有了一种本能的提防。日薄西山的清末王朝,西方列强已在积贫积弱的中国建立了足以操控其经济命脉的垄断势力,他们办电的“算盘”带着盘剥和压榨的煞气噼啪作响。
　　看穿这一点的有位相当于今天的厅局级政府官员,他叫刘岑舫。
　　刘岑舫时任统揽全省经济事务的云南劝业道道台。他是福建人,却对云南充满乡情。眼看法国人假修建滇越铁路之名行垄断云南电业之实,刘岑舫急匆匆找到云贵总督李经羲,直言道:法国人借铁路用灯在云南修电站,恐怕是个名,日后大刮我省之财富,此才是实。云南乃中华之边地,历载军事要冲,虽军政开支颇重,财力入不敷出,但国人应有民族之志。可否招商纳股,筹资自办,以壮我云南之实业。
　　李经羲是清廷股肱之臣李鸿章的侄子,虽上任不久,但对法国人的得寸进尺也愤恨不已。“办电站岂容他人复扰。要办,就自办。所需银两,官筹民集。”李总督的话给刘岑舫撑了腰。
　　1908年岁末的一天,昆明街头贴出一张告示:今有法人企于我滇池出口之螳螂川办电,为吾国吾民之权利所在,为壮我民族之实业,经与云贵总督府初议,拟由本省官商合资自办。兹鉴政府财力所限,如愿意入股集资者,不分卑贱多寡,望即与劝业道索函取章,共促办电早成。
　　但清末王朝如受蠹之木,说不定哪天就塌了。让百姓和商人参股拿钱,与官府合资办电站,没人愿当这个冤大头。半年过去了,集资之事迟迟不能落实。
　　既然没人愿与官府合资,那就让商界自办。
　　刘岑舫找到了云南商务总会总理王鸿图。王鸿图字筱斋,在云南富甲一方,对法国人来滇办电早有耳闻,且有不少商会会员多次找他商议办电之事,鼓动他牵头集股,自办电站。他也毅然出面领衔,先后联合19位云南钟鸣鼎食的富商巨贾,联名向云南劝业道禀呈了成立云南耀龙电灯有限公司的文案。
　　国家的内忧外患,撩拨着民族资产阶级有识之士的爱国心,充盈民族大义的他们希望通过此举“实业救国”。
　　1910年农历大年初二,正为办水电焦虑的刘岑航接到王鸿图等人的文案,立即批复“农工商部注册给照”,并将此案转呈给了李经羲。为办电有了着落而“深为欣慰”的李经羲也马上作了批复,并断然拍板:“从今起,25年内不许外人来滇办电。”
　　2月13日,云南耀龙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听说是大名鼎鼎的“同庆丰”商号王老板牵的头,昆明大小商家纷纷入股,生怕沾不上“光”。几天工夫,就吸纳商股8856股。
　　为了云南自办水电,刘岑舫忙前跑后、尽心尽力,却惹恼了朝廷。5月,京城一道谕令,让李经羲查处自办发电者。乌纱帽攥在朝廷手上的李经羲怎敢置喙,虽于心不忍,但只能无奈地革了刘岑舫道台之职,将其开缺回籍。
　　临走前,两人有过一段对话――
　　李:今迫于官府,让你事与愿违。若办电之功告成,你的功劳永铸滇史。
　　刘:我乃福建平民,今解甲归田也无悔,望李总督宽心。如有朝一日,电站建成,祈望告成功之喜,以了心愿。
　　刘岑舫郁郁地离开了劝业道。临行那天,眼前虽然没有了喧嚣的迎迓和兵丁与官轿的簇拥,但众多百姓闻此消息,“聚于街头,自发相送”。
　　
　　二
　　
　　7月17日,螳螂川畔聚集了成百上千的能工巧匠。庄严的开工仪式后,鞭炮鼓乐齐鸣,众人欢呼,石龙坝水电站开建了。
　　为了早日建成水电站,工人们“天明出工,日入方息”。为了让沿川而搭的各个草棚里的工人能按时起床,各工棚都备有一面皮鼓。每天早上4点,石龙坝最先击鼓,然后各工棚相继传敲。无论是风雨霜露,工地沿线的鼓声天天按时敲响。
　　来自苏、浙、粤、桂、川、黔、滇等地的上千名工匠,“崩山炸石,不顾危险,分段赶做,猛力进行”。半年后,一条沟渠似银蛇盘卧于山地之间。
　　建电站就要买设备。耀龙电灯公司的董事们众口一词,坚决不买法国和英国的设备,因为这两个西方强盗的经济掠夺让云南百姓吃尽了苦头。经过反复比较,耀龙电灯公司与德国西门子电气公司签订了供货合同。德国西门子电器公司的设备,大至发电机、水轮机,小至电灯泡、保险丝都是陆续经轮船运抵越南海防,然后再经滇越铁路运至昆明。德国水机工程师毛士地亚和电机工程师麦华德具体负责石龙坝的土木建筑和机器安装。工程耗资50余万银元,历时22个月,于1912年5月28日完工。
　　勤劳的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在石龙坝建起了中国首座水力发电站。发电站有两台发电机,每台240千瓦,并架设有一条23千伏的输电线路,全长34公里。
　　在今天的石龙坝发电站厂区内,矗立着三块斑驳残痕的石碑。一块为“永垂不朽”碑,略记了“商办云南耀龙电灯公司石龙坝工程”的修建过程;一块为“功建名垂”碑,记载了“开办石龙坝水电站工程人员及工匠头人姓名”;一块为“用实核明”碑,记录了电站建设中的全部银钱开支。
　　三处依稀可辨的碑文,让人看到中国民间资本支撑的民族工业在云南投袂而起的缩影;让人体味到在外国列强鹰瞵鹗视之下,有识之士无畏抗争的壮举;让人感叹着一个王朝夕阳将没的踉跄屐痕。
　　80年前,一位德国记者在采访了石龙坝电站后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几句话:
　　“在这个国家偏僻的内地,在那远离世界贸易潮流和与西方文化隔绝的地方,也已有人准备将西方技术成就移植到自己的土地上。一些卓越的知识分子和有关方面敢于开拓的人士就是这么说的。”“这个工程在技术方面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特征,但是作为中国第一个水力发电站,以及考虑到其建设的特殊情况和中国内地的特点,依然是值得重视的。”“从这个电站的建设,我们可以预言,再过一百年,中国将是水电大国!”
　　这篇文章发表在1927年德国《西门子》杂志第七卷第一期,现被保存在石龙坝水电站文物陈列室。历史将为他的预言作证。
　　
　　三
　　
　　清末民初,昆明老街青石铺路,建筑木榫凿连,滇南风格的木雕,重檐雕镂的朱阁,把高原古城的厚重衬托了出来。每到夜幕降临,家家都点上小油灯。当滇池之水即将转为灯光的消息传出后,人们不信,更不敢买这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建了电站却卖不出去电,股东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为了宣传用电的好处,他们真是没少费嘴皮子,甚至把用油点灯和用电点灯的开销拉了个清单,让市民来对比。还派人走街串巷,敲锣打鼓地到市民家中和店铺劝说用电,并承诺装灯接线不要钱,还可试用一个月。
　　最终,三条铜质高压线依偎着900多根木头电线杆,越过小路和山峦,进入用电户中。送电的前一天,耀龙电灯公司在昆明城敲锣打鼓,串巷鸣告,欢迎市民们次日前去观灯。
　　1912年5月28日清晨,昆明的翠湖海心亭主会场人头攒动。在公司经理“开灯即是”和众人热烈的掌声中,数十盏灯泡同时亮起,市民们引颈而望,惊异万分。那天,一位妇女抱着出生不到两个月的婴儿也挤到人流中,婴儿有一个响亮的名字:聂耳。
　　这以后,昆明人尝到了“水能点灯”的甜头,有钱人家纷纷改用电灯。不久,全城就有了3000多盏电灯。耀龙公司所在的独口巷也因利于昆明,而改名为利昆巷。
　　1879年年末,爱迪生发明了电灯。两年后,西方现代文明就传入了中国。
　　1882年7月26日,中国第一个电灯厂将上海的15盏电灯点亮,但那是英国人创办的。
　　1889年1月30日,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西苑电灯公所,在北京仪銮殿西墙外安装了一台15千瓦发电机,25瓦的电灯算是清宫最亮的。但那时用油发电。
　　根据1911年的统计,当时外国人在中国一共开办了26所电厂或电灯公司,发电总量在1.5万千瓦时以上,占全国发电总量的55%;中国民族资本经营有20所,发电总量为1.2万千瓦时。但它们中没有一家是利用水力发电的。
　　世界上第一个水电站诞生于1882年,是爱迪生在美国创建的亚伯尔水电站。中国的水电站虽然比外国晚了30年,但石龙坝水电站的问世书写了中国人民不畏列强的争衡青史。在建站过程中挺起了一个民族的脊梁,筑就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后记:
　　解放后,石龙坝由“站”变“厂”, 前后经过7次扩建,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是云南省第一大水电厂,为云南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57年3月18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朱德对厂长王长德说:“要好好保护电站,它可是中国水电发展的老祖宗呦。”朱德曾借着云南陆军讲武学堂的灯光,走出军营,参加了蔡锷领导的重九起义。
　　在石龙坝发电厂,现任厂长严思康指着一台带有西门子铭牌的发电机说:“上世纪90年代,德国西门子公司来人参观,想用一台10万千瓦的发电机换回这台240千瓦的发电机,被厂里婉拒了。”
　　前厂长张俊峰说:“我在任时,接待过19个国家和地区的来宾,他们对石龙坝充满了崇敬之情。”
　　80年前,那位德国记者曾断言:“再过一百年,中国将是水电大国!”今天,我们可以告慰他:没到100年,中国就已经稳居世界水力发电第一了。
　　2004年,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就已突破1亿千瓦,超过了美国。2006年年底更达到1.29亿千瓦。
　　从经济角度讲,石龙坝水电站目前的作用已微不足道;但从历史传承的角度讲,它永远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中华民族一座永远不倒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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