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应坚持“中国特色”】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摘要]新闻媒介不论是在任何国家、任何政治体制下都要面对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倡导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社会责任论已成为现今时代的主流新闻思想，在这种大背景下，一系列问题需要被提出：在我国，媒体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又如何去承担责任。而在探讨这些问题时；一个不可回避的基点是我国的传媒构建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取向，换句话说，我国媒体也要走有中国特色的道路。这种特色体现在哪22本文将从《南方周末》的一个版面谈起，从传播学中议程设置理论的角度浅析这个问题。
　　[关键词]《南方周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议程设置
　　
　　《南方周末》曾经有一个版面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并被评为“2005年度最佳版面”。报纸出版的前一天正是“神舟六号”成功发射的日子，可想而知。那一天几乎所有的报刊杂志都将“神六”上天作为自己的头版头条，并集中力量进行专题报道。而《南方周末》的头版只用了四分之一的版面登了“神六”的一张照片，剩余的四分之三份版面则留给了一篇名为《发廊女生前日记怆平生――欢颜后沧桑身世发人思》的民生文章。那一天《南方周末》的头版从版式上来看，并不是做得最漂亮的一版，但是它却获得了那一年度的最佳版面奖。为什么?有人说，《南方周末》这一版面做得有勇气，“把一个人间地狱似的悲剧，和我们祖国伟太成就平静地安置在何一个版面。从而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烈的对比。”有人向那一期的编辑致敬，还有人被深深地感动了。仔细揣度个中原因，其实不难发现这一版面的制作植根于《南方周末》自身的理念，它是想告诉人们，荣耀只是一时的，百姓疾苦不会因为这种荣耀而淡出社会的视线。我们在看到绚烂烟花的同时也要看到酸楚的泪水。
　　先从浅层的知觉层面来分析这个版面。这一版面的设计除了受制于编辑的办报理念外，还体现了符号学的一些观点。斯科特提出过三种对于大众媒介图片的思考方式：1、图片作为现实的透明表现；2、图片作为情感和情绪诉求的传达工具；3、图像作为用来形成修辞论述的复杂的符号体系。很显然，以图片的方式来报道神舟六号的成功发射，除了反映现实外，更多地体现了第二种思考方式，它需要向受众传达一种民族自豪感，一种爱国主义的精神，受众的“第一眼感性认识”是很容易形成的，从知觉层面上来说，图像比文字更容易了解，有人说“图像具有天生的民主气质”。因为图片是具象符号。具有易览性。而文字是线条性的符号，它不像具象符号那样在瞬间和盘托出，人们只有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才能完整地理解它的含义。
　　《南方周末》的这个版面将图片和文字构置于头版，图片报道了举国为之欢庆的国内重大新闻。文字报道了悲惨的民生新闻。用上述符号学的观点从三个角度来分析：
　　首先，这一版用图片和文字分别报道了不同的事件。这种“不同”不单指内容上的不同，更重要的一点是，这种不同形成了报道所传达的情感上的强烈对比。第二，从图片和文字的比列上来看，图片只占四分之一的版面，文字占到了四分之三，这种排版使这种对比显得更加强势。此外，因为图像的具象性特征，它更多地体现了一种感性认识，而文字需要受众运用理性的思考去理解其内容，这种排版同时也特现了一种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对比。这一版文字的比例要远大于图片，说明报纸要传达的理性思考胜过于感性认识。这体现了《南方周末》的一贯办报方针――理性。第三，《南方周末》把这种强势的对比组合放在了头版，这更加鲜明地体现了编辑的态度，对受众的第一眼感受是一个强烈的视觉冲击。
　　基于这种分析。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觉察到《南方周末》在突出强调一种理性思考的价值取向。不能说《南方周末》不用整个头版报道“神六”就一定是正确的做法，但它至少体现了《南方周末》的一种态度。《南方周末》的办报理念是“正义、良知、爱心、理性”，正是这种理念唤起了受众的共鸣，让受众能更理性地去思考问题，应该说《南方周末》尽到了它的媒体责任。
　　若用“议程设置”理论，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分析上述事件，可以把它归到“显著性模式”的范畴内，即媒体对少数“议题”的突出强调，会引起公众对这些议题的突出重视。《南方周末》的这种“突出强调”显然是成功的，这种成功具有双重意义，它不单指这个版面获得了受众的赞扬，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南方周末》的办报理念得到了受众的认可和支持。
　　我国的大众传媒是社会主义媒介，媒介具有舆论导向作用是不容回避的事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实质上是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引导与整合。大众传媒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力量直接影响着这一体系的建设。因此，所谓我国的大众传播媒介需要走中国特色之路实际上是指我国的传媒建构需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取向，更进一步说，在“符合”的基础上，我国媒体还要引导正确的价值观念。如何做到这一点，我认为媒体应该对价值观念进行议程设置。
　　为什么要这么做?拉斯韦尔指出，在社会中形成并传播的价值观构成了支持整个社会网络的意识形态。在这一点上，社会学家甘斯提出了一种“新闻中的持久价值观”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新闻本身不局限于对真实的判断。它也包含了价值观，或者说。带有偏好的陈述。甘斯把这些称作“持久价值观”。由于媒介传播的价值观对于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又因为新闻本身也具有这种特性，因此对于价值观念的议程设置不仅仅是因为媒介需要这样做来积极引导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同时也是因为媒介本身不可回避地具有这种功能。
　　议程设置理论指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暗示了这样一种媒介观，即传播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传播媒介对外部世界的报道不是“镜子”式的反映，而是一种有目的的取舍选择活动。正是这样一种设置议程的功能赋予了媒体引导舆论的能力，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下的我国媒体也有着正确引导舆论的责任。舆论导向包含了认知、价值、态度和行动的全面引导。“议程设置”则是舆论导向的第一个阶段，即传媒通过有选择地报道新闻来把社会注意力和社会关心引导到的特定的方向。这种形式停留在最初级的认知层面上，对于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2008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多事之年，南方地区的雪灾、汶川大地震、奥运会、神舟七号、三鹿奶粉事件、广元橘子有虫事件等等具有公共性质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几乎按时间顺序占据了受众的“议事日程”，感觉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中心议题”在街 头巷尾传递。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这与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是分不开的。对于每一个重大事件，几乎所有媒体都尽自己最大的能力进行专题报道：在抗击雪灾的过程中，在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募捐晚会可以在一个晚上筹得上亿善款：神舟七号发射前后，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制作的专题网页几乎面面俱到；在食品安全方面，对于“奶粉”和“橘子”事件，媒体也从不同的角度予以高度关注。因为媒介的信息传递活动将焦点聚集在这些事件上，所以受众的关注点也落在媒介为其设定的“议程表”上，媒介毫无疑问在发挥它的“议程设置功能”。
　　我们要关注的不是媒体是否发挥了这种功能，而是媒体如何发挥了这种功能。在汶川大地震的系列报道中。除了对于基本事实的多角度报道，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一种“人文关怀”；对于“奥运会”和“神舟七号”的系列报道报道，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一种“爱国主义教育”；对于“三鹿奶粉事件”的报道，不仅仅敲响了食品安全的警钟，它还触及了一种社会道德底线。企业在谋取利益最大化的同时，除了法律对于自身的约束，是否还应该考虑到道德方面的问题，是否应该有良心和责任心；在对于“情妇门”的报道中。受众对于“高官”内部的潜规则感到震惊，受众也许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八荣八耻”的精神到哪里去了?
　　媒介在对重大事件进行“议程设置”的过程中，也在间接地设置一种“价值观念的议程”。对于每个事件的大规模报道，虽然报道的内容、形式、角度会千差万别，但报道与潜在的，或者说是“暗示”的价值理念是一致的，而通常这种价值理念是主流的，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比如：“人文关怀”、“社会良心”、“八荣八耻”等等。这种“价值观念的议程设置”是正确引导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媒体的责任。综上所述，可以发现“议程设置理论”的另一个特点：它所考察的不是某家媒介的某次报道活动所产生的短期效果。而是作为整体的大众传播具有较长时间跨度的一系列报道活动所产生的中长期的、综合的、宏观的社会效果。由此再回到《南方周末》的邪个版面，它引导受众要去理性思考问题。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的是虽然那一版引起了受众的足够重视，未免还是会显得势单力薄。
　　“议程设置”是大众传播的宏观效果，“议程设置”需要大众传媒的共同努力，对于“价值观念的议程设置”更是如此。这就需要媒介共同承担起这份责任。这份责任是什么?这份责任是媒介要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去设置价值观念的议程，这份责任是我国的媒介也要有“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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