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中日关系

历史的中日关系篇一：中日关系的历史,现在和未来

中日关系的历史，现在和未来

日本是我国的近邻，中日交往绵延两千多年，既有密切的现实利害关系，又有复杂的历史恩怨。而且，中日关系集中体现和浓缩了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它既是邻国关系，又是大国关系;既是”东西”关系，又是”南北”关系;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双重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双重关系。

中日关系的历史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分析中日关系的历史，有利于现在处理中日关系。

在西汉的时候，中国就与日本的三十个小国有所来往，东汉的光武帝时期，日本倭奴国王派遣使者来到中国，光武帝还赠送了”汉倭奴国王”金印。在经济上，中国的铁器、铜器和丝绸传往日本。

到了隋唐时期，日本不断派遣使者来中国，向中国学习，在这个阶段，中国人也积极向日本传播盛唐文化，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有东渡向日本传播诸多盛唐文化。其后，日本效仿唐制，实行了大化改新，并且在当时的首都仿照长安建立城市和宫殿。在日常生活方面，中国的茶叶种植也开始推广，热播、你们模仿唐朝的服饰创造了和服。 宋元时期，南宋和日本交往频繁，元朝的时候由于京杭大运河进一本挖通，航海技术的发展等因素是海船能直达日本，促进了两国的经济文化的往来和交流。到明朝时期，日本经历了战国时代，倭寇开始频繁骚扰我国东南沿海，大将戚继光带领明朝的军队与朝鲜名将李舜臣共同努力，打退了日本军队，解决了倭寇的问题。而清朝时由于

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得中日交往基本断绝。

而当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地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1874年，日本发动了侵虐中国台湾的战争，迫使清王朝签订《北京条约》，自此以后，日本逐渐形成了以”征韩侵华”为核心的大陆政策。1876年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中日战争，强迫清王朝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规定割占中国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1900年，日本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4年，在美国的在支持下，日本发动日俄战争，大大扩张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其后日本走上了侵略中国称霸亚洲的军国主义道路。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件，第二年扶植了以清废帝溥仪为傀儡的伪”满洲国”，把中国东北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自此以后，日本侵华步步深入，在1937年7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945年8月16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952年，日本帆足计等三位前国会议员美国禁运和日本政府的阻拦，绕道来到中国，双方第一次签订了中日民间贸易协定。打开了中日交往的大门。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来我国访问，并与毛主席进行了认真、友好的谈话。并且于9月29日发表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结束中日两国之间迄今存在的不正常状态，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日战争状态的结束，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1978年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就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达成了共识。 中日关系的现在

其一，不断发展的两国经贸关系。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思。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展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的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与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的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进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来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推动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即使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期间还存在着政治关系的”反弹力”。

其次，陷入迟滞的中日政治关系。这一点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近几年中日之间一直没有实现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的互访，这对于两个近在咫尺的国家来说是不正常的。两国之间最大的政治障碍是历史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两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是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却一代又一代传了下来，长期的战争状态粉碎了中日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相互师从、相互仰慕的美好感情与和平氛围，民族情绪开始发生里氏转折。这种逆转对后来中日关系造成的影响，

其程度之深刻，时间之持久，范围之广泛，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分。与历史问题相伴的还有两国在台湾问题、领土问题、钓鱼岛事件以及日美安保问题等分歧。这一系列原则分歧的存在，再加上今年来数起具体事件的发生，如参拜靖国神社问题。

中日关系的未来

两强并起是中日关系的最好选择。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的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一样都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候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作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他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与相互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

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

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

历史的中日关系篇二：中日关系发展史

中日关系发展史

一、 战后日美关系的发展：

1、 战后日本在美国独占之下，没有按照《波茨坦公告》和反法西斯盟国的有关协议，坚决肃清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而是在所谓“民主化”的名义下，在反共反社会主义以及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的要求下，按照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旨意来塑造经济和政治模式，日本政府则要被建成“一个以支持美国为目的而负责的政府”

2、 实际上在亚洲民族民主大好革命形势面前，美国从1947年起就开始扶植日本，把它当作美国在亚洲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重要战略支点。

3、 1951年9月在美国的操纵下签订了排斥中国参加的非法的片面对日和约。战败的日本名义上独立了，但由于同美国签订了安全保障条约，日本承诺美国可以无限期地继续驻扎在日本，日本成了一个半独立、半被被的国家。

4、 当时日本政府推行的是一条以日美军事同盟为基础的亲美反华的外交路线。

二、 中国在处理美日关系上的态度：中国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和半占领，中国反对美国武装日本，并反对日本政府屈从和追随美国，敌视中国。

三、 中国通过民间外交形式恢复对日接触。

1、 中国发展同日本民间友好关系的背景：（1）美国占领下的日本没有承认新中国，甚至对于同中国共产党管治下的华北解放区原已存在的民间贸易关系，也予以停止了。（2）50年代初以后，日本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同中国的经济贸易关系符合其利益；

（3）在这种形势下，不但日本人民存在着要求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日本贸易界人士更是积极要求开展日中贸易；（4）中国人民愿意同日本人民友好，中国政府愿意发展中日关系，但鉴于日本政府的敌意，只能采取通过民间形势恢复对日接触的方针。

2、 中日民间外交的开展情况：

1952年4月29日，日本代表高良富、宫腰喜助和帆足计三人应南汉宸、雷任民的邀请访华，这是新中国同日本接触的开始。

1953年3月，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三团体派代表来中国接洽侨民回国问题；

1953年9月，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来访周总理向日本著名人士首次公开提出在中日两国恢复正常外交关系之前也可开展关系。

从1955年9月起，已有书本国会议员代表团到中国访，而双方半官方的代表团的访问则更是愈见经常。

此外以中日民间关系广泛展开为背景，中日之间达成了一些事务性协议：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和中日民间关系黄海东海渔业协定。

关于关押在中国的日本战犯的处理问题，1954年释放了一批约400多人，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公布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华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根据该决定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作出严正而宽大的判决和处理。

1958年3月5日，中日双方代表在北京签订了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及有关备忘录，备忘录规定商务代表机构有权在其建筑物上悬挂本国国旗，双方商务代表机构的人数各自根据需要决定，商务代表机构人员及其家属不按指纹。

1958年5月2日长崎国旗事件发生。长崎国旗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中国政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采取断然措施，决定断绝同日本的一切进出口贸易，停止签发对日进出口许可证，废除1958年2月签订的中日钢铁长期贸易协定，停止延长渔业协定，自1958年6月12日起两国渔业协定失效，如回正在访日的中国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和歌舞团。

3、 中国提出改善关系的政治三原则（1959年3月）L日本政府停止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挠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趋势。还提出中日贸易三原则（1960年8月）：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

4、 1962年11月9日，中日双方官员谬承志和高奇达之助分别代表自己一方签订了备忘录，备忘录协议的达成，意味着中日关系从此进入“半官半民”阶段，“备忘录贸易” 成为中日建交前两国贸易关系的主要形式。

四、 中日建交和缔结和平友好条约

1、 中日改善关系的国际背景：

（1） 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2）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标志着美国敌视中国政策的破产，宣告美国政府跨出了改善对华关系的第一步；

（3） 在对华政策方面，日美一起保持密切配合的关系，现在美国撇开日本直接同中国改善关系，这不能不对日本产生严重的冲击。

（4）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佐藤政府被近于1972年6月17日宣布辞职，7月5日田中角荣当选为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他表示恢复日本邦交的时机已经成熟。

2、 日本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采取的重要步骤：

（1） 将自民党“中国问题调查会”改组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并直接隶属于总裁之下，由对中国友好的小坂善太

郎前外相担任会长；

（2） 8月底9月初，田中访美，双方确认坚持日美安全条约与日中邦交正常化并不矛盾，取得了美国的谅解；

（3） 9月中旬，田中一面派自民党副总裁员椎名悦三郎率团访问台湾，安抚蒋帮，一面派小坂善率领持不同见解的国会议员团访问北京，希望北京方面做工作，以扫清通往田中访华道路上的障碍。

3、 1972年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交部长代表中国政府，田中角荣首相、大平正芳外相代表日本政府，签署发表了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

4、 《中日联合声明》包括前言和双方一致同意的九项条款：

（1） 关于结束战争状态，声明第一条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布结束”这次中日联合声明作了必要的规定和宣布。

（2） 关于赔偿问题，在联合声明第五条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期间，遭受巨大的损失，对此中国人民完全有权要求赔偿。但考虑到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给日本人民造成了很大的灾难。中国人民在历史上饱尝战赔之苦，为了不增加日本劳动人民的负担，中国政府毅然放弃了对日战争赔偿请求权。

（3） 关于日台条约和台湾问题，声明序言中说：“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这一见解。”声明第二条中写上“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关于“日台条约”双方商定在联合声明发表后，由大平外相发表谈话加以解决。9月29日上午，大平外相在民族文化宫新闻中心向记者宣布：“作为日关系正常化的结果，日化和平条约失去存在的意义，并已结束，这是日本政府的立场。”

（4） 关于两国持久和平的指导思想，联合声明中宣布，两国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两国政府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

（5） 关于反霸权条款。声明规定“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6） 声明还为两举行谈判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及发展两国关系扩大人员往来等问题作了规定。

（7） 意义：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发表和中日建交，结束了两国长期不正常状态，使寸步发展两国和平友好关系有了良好开端。这对反对霸权主义，缓和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紧张局势，维护中国安全和世界和平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是继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后，中国在外交上的又一胜利。

5、 根据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两国政府首先缔结贸易、海运、航空渔业邮政等各项业务进行谈判，数年内先后签订：中日贸易协定（1974年1月5日），中日航空运输协定（1974年4月20日）中日海运协定（1974年11月13日），中日政府渔业协定（1975年8月15日）1978年3月16日，《中日长期民间贸易协定》

6、 1978年8月12日，中日双方举行条约签字议式，园田外相、黄华外长分别在条约上签字，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华国锋出席了签字仪式。

（1）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规定和发展今后两国关系的条约，它由前言和五项条款组成，在前言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中日双方确认中日联合声明是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充分肯定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以严格遵守。

（2） 条约共五条，除第五条是关于条约的批准生效和终止等程序问题外，其余一至四条的基本内容在联合声明中都已作过宣布：第一条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章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并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第二条是反对霸权主义，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其中“或其他任何地区”的字样在中日政府联合声明中是没有的；第三条是在第一原则基础上寸步发展两国间经济文化关系的民间往来，第四条申明“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

（3） 反霸权原则，在中美上海公报、中日政府联合声明和中国同第三世界有关国家的联合声明中都有明文规定，但鲜明地载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国际条约中的一项创举。

7、 为出席中日友好和平友好条约互换批准书仪式，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日本。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高级领导人首次访日。邓小平副总理在日本为期8天的访问圆满成功，扩大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影响，加强了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使中日两国友谊有了坚实的基础。

五、 1982年中国总理在中日建交10周年之际访问了日本，在同铃木首相会谈时，提出发展中日经济关系的三项原则：（1）根据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和中日友好和平友好条约，在两国之间现存的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上积极发展两国的经济关系；（2）中日经济关系应遵循平等互利的原则，从各自的需要与可能出发，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不断地向新的广度和深度发展；（3）发展这种经

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世代友好下去的愿望，应该是长期稳定的，不受国际风浪的影响。这三项原则归纳起来即“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1983年11月下旬胡耀邦总书记访问日本时，中曾根首相倡仪在原有的三原则基础上加上“相互信赖”一项这就形成了中日关系四原则。

六、 80年代中日两国关系在经济领域中发展的具体表现：1989年中日两国的贸易总额达到189亿美元，是1979年贸易总额的2.7倍，日本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位于美国之前。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了三亿日元贷款。日本输出入银行还先后于1979年和1984年向中国提供两批长期优惠的能源借款。

七、 “教科书事件”：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对审定的高中二三年级历史均衡生产书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其中对日本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行为作轻描淡写的处理，如“侵略”一词被认为太强烈，而改为“进出”或“进入”。关于南京大屠杀改写成“在占领南京时，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本军队也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为此，8月5日吴谦副外长会见日本驻华大使，重申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他指出，这并不是干涉日本的内政，这种修改不仅掩盖不了篡改历史的错误，还会激起中国人民更强列的反，经过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斗争，日本政府承诺将负责纠正教科书中存在的问题。然而到1986年5月，日本文部省却进一步把为日本军国主义翻案的《新编日本史》确定为教科书，再次引起中国和亚洲各国的强列谴责。

八、 1985年日本首相和其他政府成员正式参拜供有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这遭到亚洲各国的强烈谴责。

九、 “光华寮事件”：光华寮是日本京都市的一幢5层的中国留学生宿舍，占地面积992.58平方米，是第二大战后原国民党政府驻日本代表团用变卖侵华日本从大陆掠夺的物资所得公款而购置的国家财产，1977年9月，京都地方法院曾作出判决，认定光华寮是中国国家财产，因日本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前中国政府对中国国家财产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已转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本司法机关受理以“中华民国”名义提起的关于属于中国国家财产的光华寮产权的诉讼，并将该项房产判给台湾方面，这就严重地违反了中日联合声明，是制造“两个中国”的行为。

十、钓鱼岛等争端的搁置

1、 钓鱼事件的由来：1971年6月17日，日美签订“归还”冲绳协定，协定将中国领土钓鱼岛（日本称为尖阁列岛）等岛屿划入美国向日本“归还区域”之内。1971年12月30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钓鱼岛等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美日两国政府在归还冲绳协定中把我国钓鱼岛等列入归还区域完全是非法的，这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钓鱼岛等岛屿的领土主权。

2、 东海大陆架事件，1974年日本政府同南朝鲜当局签订所谓“日韩共同开发大陆架协定”问题。日本方面不顾中国外交部正式表示不能同意的态度，自行予以审议和使之“生效”。

3、 1978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赴日本参加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时，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关于钓鱼岛问题，我们这一代人达不成一致意义，但下一代人一定比我们聪明，到那个时候，一定会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好方法。

十一、1979年5月，日本派人带着器材到钓鱼岛上修建临时直升机场，并对该岛进行测量活动；1980年日本却依据它同韩国签订的“日韩共同开发大陆架协定”在钓鱼岛周围地区进行钻探试采；7月11日至19日，日本冲绳县又派人派船到钓鱼岛及其附近水域进行渔场资源的调查活动。

十二、90年代，中国领导人对日的主要政策：（1）关于对日关系中国领导人首先是强调睦邻友好，其次强调“以史为鉴”；第三中国领导人认为目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流是好的，而且认为保持这样的形势是十分重要的”第四中国始终掌握当前中日关系友好是主流而采取顾全大局，面向未来的态度，为中日长期睦邻友好做出努力。

十二、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制造的障碍

1、 1995年李登辉访问美国之后，日本一些势力也试图策划李登辉以“校友”的所谓私人身份访问日本。由于李登辉访美所引起的中美关系的地震和中国政府的严正交涉和抗议，李登辉这次访日未能成行。

2、 2001年4月，森喜朗内阁在下台之前，竟匆匆做了允许李登辉访日的决定。

3、 日本借着美国实施“导弹防御系统”的企图，根据《日本安全保障共同宣言》，通过《周边事态法案》等相关法案，把台湾包括在“周边事态”的范围中，这引起中国的强列不满和反对。

历史的中日关系篇三：历史问题与中日关系

历史问题：

中日间的历史问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历史认识问题；（2）历史遗留问题（如日军遗留在中国国土上的化学武器的处理问题）；（3）历史牵连问题（如台湾问题）；（4）历史根源问题（在中国方面，需要总结“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在日本方面则需要反省“国强就想扩张”的教训）。但是，人们一般所说的“历史问题”，主要是指历史认识问题。 ????

日本对问题的看法：

1、日本的国民性对其认识问题的影响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日本民族的特点之一是崇尚先进,能不断吸取外国的先进文化,但它只对先进文化表示认同。日本的神道教文化又使日本人崇尚武力,争强好胜,蔑视其他民族,对落后的民族缺乏尊重。有些人形容日本人是不顾一切的。1972 年中日恢复关系之初,双方的友好一时掩盖了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对日本民族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近年来,日本人危机感很重。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日本要求在国际社会上有地位,有发言权,但现实差距很大,心里极不平衡。日本经济科技发达,在一些日本人看来,现在是中国更需要日本,而不是相反。高傲和矛盾的心态使日本不愿面对历史问题进行深刻反省和道歉。

2、二战后美军对日实行单独占领,保留天皇制,使得日本对战争问题认识不深,对军国主义的 清算极不彻底,造成了日本国民对侵略战争历史认识的普遍模糊与混乱。

3、日本的选举制度对中日政治关系的影响不可低估。在日本现行的选区选举制度之下,选举 输赢往往取决于国内问题,而不是国家的对外战略问题。政治家关心的是选区内的事,而不是国家大事,心胸过于狭窄,眼光较为短浅,为争取更多的选票,谋取自己的政治私利,往往不顾虑国家的长远利益。

4、国内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的状态,易使日本政府将矛头向外,转移国民的视线。二战日本曾 以经济“奇迹”今世人惊叹,以此为依托,日本在20 世纪80 年代前半期提出争当政治大国的蓝图。孰料1991 年“泡沫经济”破灭,易导致日本经济陷于十年萧条。世界经济低迷和“9·11”事件的影响。对于日本经济有如雪上加霜。如今的日本依然是世界一流,经济强国,但以危机意识著称的日本人对未来充满悲观,要求恢复经济成为压倒一切的呼声。中国的迅速崛起无疑成了日本的头号对手。右翼分子乘机发展,利用民众的不满心理,扩大影响。可以说在日本右翼势力并不占社会主流地位,但能量很大,影响很坏。

5、日本人认为二战中是被美苏打败的,而不是中、韩与亚洲其他国家打败的,心理上不肯服 输。且认为田中角荣与村山富市首相对侵略已表示道歉,小泉也参拜了北京的抗日战争纪念馆,新一代不应背这个历史包袱。不愿现实地面对历史问题。

中日关系：

日本军国主义过去对中国几十年的侵略，给中日两国人民都带来沉重灾难，给中国人民造成难以磨灭的心理创伤。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中日建交后，日本政府虽然一方面多次承认对中国的侵略并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但另一方面，日本国内极少数右翼势力甚至政府成员又不时进行否定、美化侵略历史的活动，对中日关系形成干扰。日本内阁成员接连“ 参拜靖国神社”以及修改“历史教科书问题”已成为近年来发展中日关系的主要障碍。

在20世纪70年代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关系进入了历史新时期。其后在台湾问题，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等方面产生过一丝矛盾和摩擦。但总的来说来：友好合作是两国关系的主流。两国关系经受住了国际形势和各自国内政局变化的考验，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各领域的交流的盛况空前，给双方都带来巨大的利益，完全可以说取得了双赢。

自1982 年以来，日本国内就涌起一股修改“历史教科书”的政治逆流。极少数右倾保守势力力图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翻案，几次企图修改中学历史课本，否(来自:www.zhaoQt.NeT 蒲公英文摘:历史的中日关系)定和美化侵华战争罪行。教科书问题的实质，同样也是“ 日本方面能不能够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过去那段侵略历史，能不能以实际行动来取信于亚洲的近邻各国，是不是愿意继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所以，中日两国关系若要走回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日本方面就必须采取实际行动正视历史，反省侵略，以史为鉴，不再做伤害中国人民和其他受害国人民感情的事，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另一方面，中日两国都应具有长远眼光，面向未来，注意拓展中日间的共同利益，并通过政府和民间理性对话，逐步缩小和解决双方在历史观上的分歧。

在此基础上，中日两国才能以负责的态度，通过谈判和交流，妥善处理好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问题、战争赔偿问题等历史遗留问

在中日之间发展的中的少不了一些历史问题的影响外，还有因为两国实力的发展而引发的问题，在两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和引发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要处理好这些问题，关键是要用发展的眼光，正确对待和相互适应由两国的实力的发展而引发的变化。

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日本经济长期未能走出衰退的低谷，直至近来才稍有起色;而中国经济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保持着高速度的增长，对日贸易额不断增加，综合国力和世界地位不断提高，因此日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了来自中国竞争的压力。

在这个时期的中国正处在高速的发展的势头和实力的增长，同时中国军队也逐步加快军事现代化改造的步伐。这就更使“中国威胁论”在日本有了一些市场，一部分右翼反华势力趁机进行丑化和贬低中国的宣传。

一方面，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日本，近年来一直想摆脱战后的阴影，逐步成为所谓的“普通国家”，进而更大程度地参与国际事务，最终成为“政治大国”。近年来，日本一直没有停止过谋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步伐。更为严重的是，为了实现“ 政治大国”的梦想，日本政府在未能对历史问题进行正确对待的同时，却不断地在政治和军事上有新突破。

正确处理中日关系：

第一，一切以有利于中国的稳定与发展为出发点，对日本继续保持主动的姿态和足够的耐心。要充分认识中国日益强大对国际关系格局和周边国家心理状态造成的冲击和影响，学习和习惯做一个正在成长和壮大中的国家，正确、妥善对待相关国家的各种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尤其应表现出泱泱大国应有的从容与大度。对外部杂音过于敏感，甚至一触即跳，往往会分散精力，甚至导致发展方向的迷失。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认识，允许日本对中国的强势发展有一个心理调适过程。老子说“善战者不怒”，我们一定要善于涵养大国心态。在近代历史上，日本几次打断中国的现代化努力进程，比如，洋务运动的探索被甲午战争中断，国民党“十年黄金”时期被日本全面侵华中断，现在不能被再打断。

第二，努力扩大中日两国战略利益的交汇点。中日两国都处于国家发展的重大转型时期，中国正在由地区性政治大国向经济大国迈进，日本则正在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由政治大国走向经济大国，日本要成为“正常国家”，由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都需要有一个好的周边环境，都必须保持

和平发展的心态，都必须在世界政治和区域国际政治中肩负责任。总之，在达成各自战略目标方面，双方关系尤其具有“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性质。

第三，依法、理性表达爱国热情，最重要的是从我做起，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我们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妥善处理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一定要相信党和政府完全能够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妥善处理对日关系面临的各种问题；一定要冷静理智、合法有序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不参加未经批准的游行等活动，不做影响社会稳定的事情；一定要珍惜和用好难得的历史机遇期，既登高望远，又脚踏实地，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和刻苦学习的实际行动。大家可能还记得2005年日本审批通过新的教科书，很多中国人认为，新教科书歪曲历史，美化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事实，2005年4月9日大约两万多自发组织起来的群众步行约20公里从北京海淀区游行到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向大使馆建筑投掷石块并焚烧日本国旗。对日本的抗议和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但对这些超越理性、超越底线的做法却是日本愿意看到的，他们把我们的这些做法拿到世界上反复播放，让全世界的人都去看看我们怎么冲击他们的大使馆，很多不明真相的人就会认为中国的做法失理，过激行为实际上是在伤害中国的尊严和形象。依法、理性表达爱国情感，是一种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态度。应当看到，我们当前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相当复杂，在我们前进道路上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面对复杂环境和各种矛盾问题，如果不能依法、理性表达爱国热情，就无法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就不能保证经济社会的平稳较快发展，也不利于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坚持依法理性表达爱国情，特别是把我们的爱国热情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积极性，维护好我们国家来之不易的和谐稳定的局面，才能抓住发展的机遇，赢得发展的契机，才能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美好，这是真正的爱国，也是形形色色想把我们中国搞乱、搞垮的境内外敌对势力所最害怕的。

从这些中日关系发展的前景来看：双方认为，正视过去，正确认识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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