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苔丽斯的身影]艾尔利斯

　　在半个世纪的从医生涯中,我接诊过难以计数的病人,其中一位欧洲女性的身影至今使我难以忘怀。她叫苔丽斯,时年36岁,碧眼金发,身姿婀娜,受过良好的教育,说法语,也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她是欧洲某跨国公司的职员,从事手工艺品的销售。1986年的金秋时节,她第一次来到中国武汉,下榻于扬子江边的武汉晴川饭店。
　　由于旅途的奔波劳累,她到武汉的第二天就发起高烧来了,体温竟高达40摄氏度。她的面颊烧得通红,时而咳喘,眼角边流淌着泪水。经仔细检查,她患的是重感冒继发支气管炎,我们为她进行了精心的治疗护理。当护士小姐为她作肌肉注射时,针头被板结的肌肉顶住了,扎不进去,起初我以为是针尖不锋利,但仔细察看她的臀部肌肉,发现都是重重叠叠、密密麻麻的针刺痕迹。第二针加强了进针力度,只见她额头上渗出了汗珠,但是她没有呻吟。“你为什么打这么多的针?”我用英语问道。她苦笑着述说了她人生的不幸:两年前她患了直肠癌,在巴黎一家医院作了手术并进行了肛门改道,术后在腰间一直挂着塑料袋子。法国医生告诉她癌细胞已经转移了,所以在手术后她一直在注射抗癌药物,针打多了,臀部肌肉就硬结如板块似的,也就插针难进了。“你时时外出,在旅途中不便就医,那由谁给你注射?”她莞尔一笑,笑得非常爽朗而又自信:“我自己临时充当护士,昨天在飞机上我已经为自己注射了一针。”说完将一个黑色的小皮包打开给我看,包内装满了抗癌药物和一次性的注射器。看着那些药物和针具,一时间我感到困惑和茫然。面对这位带癌生存、奔波异国他乡的女性病人,我顿生怜悯之情,眼眶湿润了。
　　翌日的早晨,朝阳爬上了窗棂,我又来到了苔丽斯的房间,她的体温已降至38摄氏度,咳嗽减少了。她高兴地对我笑着说:Much better ,Thank you Doctor.(好多了,谢谢您大夫!)”说完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太太,你还在发烧,需要好好休息。”我劝阻道。“不,不!”她摇摇头,淡淡一笑,“我要工作。”“等体温正常了再工作,行吗?”“不,不!”她用真诚的目光直视着我,“作为生意人要信守诺言,我与经营商约好了今天要见面。”说完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影集递到我手上,然后她就开始梳洗打扮。
　　我打开影集的首页就看到她和丈夫与5岁儿子的合影,一家三口的嘴角都流淌着微笑,儿子一双圆润的大眼睛闪烁着纯净、天真的光芒,着实惹人怜爱。但在苔丽斯微笑的目光里还是掩饰不了几分苦涩。
　　我合上影集时,只见她上着一件淡雅的法式衬衣,下配一条紫罗兰色的长裙,头发右侧插着一朵玫瑰色的小花,映得她白皙的面颊似桃花映水,与刚才判若两人。她的憔悴病态之色全消失了,此刻显得艳丽多姿,楚楚动人。
　　“太太,你真漂亮!”“谢谢你,医生。我今天要同中国人谈生意,不能不打扮一番。打扮对于我们欧洲女人来说不仅仅是爱美的习惯,而且被看作是文明和礼仪的表现。”她边说边照镜子,我从镜子里看到了她的微笑,笑得那么潇洒,那么坦然而又自信。
　　“太太,你为什么还要带着病痛跨洋过海地奔波呢?”她灿烂一笑,细长的眼睫毛向上挑了挑,然后一字一顿地说:“为了自尊和自信,还有信心和希望……难道自尊和信念,希望和追求都是男人的专利品吗?”我以微笑作答。
　　数天以后,她的烧全退了,给我留下了一纸感谢信,就只身离去,带着癌魔走了。自那以后,每当我感到失意和懒散时,我的脑海中就浮起了那位自强不息的欧洲女性的笑容和身影。
　　(摘自《我最难忘的病人》百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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