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尸之一段真实的历史

丧尸之一段真实的历史篇一：传统丧尸电影的发展

近年来，以丧尸为题材的电影一直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传统的丧尸电影是恐怖电影与科幻电影的结合体，真实与虚幻交织中的血腥暴力，更加的触目惊心，不断挑战观众的心理极限。进入新世纪后，恐怖电影中的经典形象——“吸血鬼”从西方传统文化中可怕的恶魔，摇身一变，以俊男靓女的形象谈起了浪漫爱情。而美国今年的丧尸电影《温暖的尸体》，则把恐怖电影中另一大经典形象“丧尸”也赋予了人性，最近一段时间，国内新上映的电影《桃花源战纪》不仅阐述了丧尸世界的疯狂，还给我们讲述了青春热血的故事。于是，浑浑噩噩的“丧尸”也恋爱了。除此之外，《温暖的尸体》一片还通过对黑色幽默的独特运用和对自我救赎的弘扬，赋予了本片以丰富的艺术内涵。

一、对传统丧尸电影的继承与发展

2013年2月1日在美国上映的《温暖的尸体》（Warm Bodies，又名《血肉之躯》），开启了丧尸片的新时代。《温暖的尸体》根据Isaac Marion 即将出版的同名小说改编，故事讲述了一个名叫“R”的丧尸爱上了一个被他吃掉的人类Perry的女友Julie，他们俩的爱情引发了连锁反应，不仅改变了他和他的丧尸好朋友，也改变了整个丧尸的世界。

本片上承1968年以后的丧尸电影传统，同样是一场瘟疫席卷全球，致使了R和其他大部分人都沦为了行尸走肉，幸存者们在逃亡中人数越来越少。

而与之前的丧尸片的不同之处在于，首先，本片对黑色幽默的手法进行了独特的运用，一方面对丧尸世界的荒凉与滑稽进行自嘲式描绘，借以表现人类的精神荒漠；另一方面又通过描绘丧尸世界人性的逐渐复苏来反讽人类社会的情感缺失。其次，本片弘扬了基督教传统的“救赎”主题，片中的丧尸们在慢慢地改变，大脑开始有一些意识，甚至会说少量的单词，尤其是女主角的出现更是加速了这一进程。丧尸们在人性的感召下，逐渐地找回了感情和记忆，并且身体也随之治愈，最终重新变回了人类，获得了生理和精神的双重拯救。

二、黑色幽默手法的独特运用

《温暖的尸体》以主人公丧尸R的内心独白展开叙述。从影片开始，他便自我揶揄道：“我每天都在做什么？我的脸色太苍白了，应该多出去走走，我应该吃好点，现在这样子真差劲。我应该站直一点，我要是昂首挺胸，别人也会更尊重我。我到底是怎么了，我只想和人交流而已。但为什么不行呢？哦，想起来了，因为我已经死了。”这个开场白同时使用黑色幽默和意识流的手法，对丧尸的生存状况进行反思。 同样是对黑色幽默手法的运用，《温暖的尸体》却有着自己独特的一面。与《僵尸肖恩》《僵尸之地》不同，本片的主人公变成了丧尸，并着重从人物的内心情感层面进行表现，通过丧尸R对颓废的丧尸形象和无意义的生存状态的自我嘲讽，并用灰

暗的色调和沧桑的摇滚音乐衬托去展现曾经繁华的城市的荒凉，再加上眼神空洞面容可怖的丧尸在街道上傻傻地反复游荡这幅滑稽荒诞的景象，于是，丧尸世界的阴暗与荒凉等特点被无限地放大。

而电影中这些有关丧尸世界的描绘，恰恰是对西方现代人的精神荒漠的具体形象的物化。正如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所认为的那样，在现代社会，由于生产和技术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社会变迁越来越频繁，人际竞争日趋激烈，表面看来人的独立和自由增加了，但人的孤独和不安全感也增加了。人们为了摆脱孤独与不安全，开始越来越依赖高科技带来的成果，甚至选择酗酒或者吸毒等形式来麻痹自己。这反而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冷漠，人们的精神危机更加严重，精神世界也更加荒芜。

在表现这种精神荒漠的同时，本片试图对这种丧尸状态的另一面进行了反讽形式的肯定。丧尸R在抱怨闲逛时可能会碰到别人却又无法道歉或者说点什么，于是他猜想生前的时光肯定比现在好得多，每个人可以尽情地说话，然而配合的回忆镜头却是每个人都在玩弄手机，沉浸在个人的世界里，没有人与周围的其他人沟通。于是镜头一转，回到了现在的丧尸时代，人人都在废弃的机场里闲逛，没有手机，更没有其他高科技产物存在，于是孤独的情感在这里倒是得到了放大，丧尸们觉得很孤独，没有方向，于是他们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成群结队地出去觅食，闲暇时还会相对哼哼作为交流。情感缺失在这里得到了弥补，人性在这种特定的状态下反而慢慢地回复。本片表面上是丧尸R对丧尸生活绝望地自嘲，但同时对照之前回忆中人类生活的冷漠孤独，其实是对人类精神危机的嘲弄。

《温暖的尸体》这部电影似乎在告诉我们，表面上电影中的丧尸时代是由于瘟疫引起，实际上却是西方人的精神荒漠导致了丧尸时代这种物化了的末日荒漠的出现，而后，在这种被物化的荒漠里，人性反而在孤独中悄悄地复苏。

三、主人公R的爱与救赎

“因为西方民族对宗教的虔诚度以及宗教在其文化中认可度都较东方人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性，故而神学救赎成为西方作者系电影中独特的美学和叙事命题”①，基督教认为，在亚当夏娃偷吃禁果被逐出伊甸园后，人便开始有了原罪，因而需要救赎。“在基督教中，爱是作为理性和精神的本体，是认识和行动的基础，是获得救赎和幸福的根本力量”，“人只有出于爱才能战胜恶、战胜死亡而获得灵魂的救赎”②。西方社会的基督教传统使得这种爱与救赎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西方电影中的永恒主题。

在科技日益发达物质越来越丰富的现代社会，人们逐渐沉迷于高科技带来的物质享受，在欲望中迷失了自我，嗑药、滥交、血腥暴力等现象在西方社会越来越常见，传统的基督教信仰也日趋衰落。这时，如何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摆脱精神危机成为

现代西方人的一个迫切的需求。而“救赎母题：欲望、囚困、迷茫、焦虑、疏离、孤独、沉沦、罪恶、残酷，也正是现代人生存状况的种种面貌”③。很多丧尸电影常反映出这样一种观点，即丧尸灾难的来临是上帝对人性堕落的惩罚，可见，在后工业时代的西方，反思现代人的异化堕落、寻求灵魂救赎越来越深入人心。 自1968年《活死人之夜》之后确立的丧尸类型片，往往侧重于对人类命运的思索，和对寻求更高层次知识的反思与怀疑。人类为了追求自由王国而不断求知并发展高科技，物质生活条件得到大幅度提高随之而来的是环境破坏。那么，追求自由、掌握规律、征服自然到底是否正确呢？按照《圣经》的描述，罪的产生是由于人的意志自主和妄为，随生命自然而生的意志自由就是人身上的罪因。亚当夏娃也是因为好奇才偷吃了禁果，最后被上帝逐出伊甸园。诸多丧尸电影试图在说明一种观点，即“人类不要去试图掌握那些人类掌握不了的东西，人类的好奇心最终只会给自己带来灭亡”④。获得救赎就必须得跟随上帝，放弃追求知识，这似乎又具有蒙昧主义的倾向。

而《温暖的尸体》中的救赎则主要侧重于自我救赎，即以追求人性的复苏来完成救赎。这种救赎不反对求知和发展高科技，却反对因过分依赖高科技而导致的情感缺失和精神荒漠。有别于其他角色颜色黯淡的服饰，影片中只有丧尸R的衣服颜色始终是红色的，红色象征“积极、热情和新的开始”，而且他是第一个开始转变并得到拯救的丧尸。本片中对R的救赎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在保护女主角Julie的过程中，爱情对R的感化。善良美丽充满活力的年轻女孩Julie的出现仿佛是一剂催化剂，给原先死气沉沉的丧尸世界带来一丝阳光，也在R的心湖里荡起了一圈圈涟漪。R为了保护Julie，冒着生命危险，历尽了艰难险阻，在此过程中，他们彼此也更加了解，更加相爱了。其他丧尸被他们的爱情所感动，人性回归和身体治愈的速度也开始日益加快。

其次，无高科技的环境促使R和其他的丧尸因为孤独和无聊开始相互交流与合作。R在浑浑噩噩的生活中渐渐意识到自己迷失了人生的方向，正如《圣经》的“迷途的羔羊”。他说：“Im lonely，Im lost.（我很孤独，找不到方向。）”不仅仅是他，其他的丧尸们也面临这种困境。在不自觉中，他们开始交流，由最初的相互哼哼，到说出一个单词，一个句子，后来居然还可以进行简单的对话。丧尸们的人性开始缓慢地回归。

再次，人类的记忆对R的救赎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是R对带有回忆的各种物品比如水晶球和音乐唱片的收集，还有就是通过吃人脑对人类记忆的掠夺。片中丧尸们向往生前的感觉，他们吃人脑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缓解饥饿，而是想占有并享用被害人的记忆，重新体验做人的感觉。丧尸R在吃掉女主角男友Perry的脑子的过程中，重温了Perry的记忆，体验了亲情、爱情与责任，甚至体验了被害人

的死亡，这个过程对他的人性回归起了相当大的催化作用。在回忆与现实中的恋爱双重作用下，R终于彻底地从生理和精神两方面得到了拯救，真正地死而复生。

追溯西方人思想发展的历史，我们发现，哲学思考是一直贯彻始终，不断进步的。从最初的古希腊哲学，到启蒙主义，到现代主义，最后到后现代主义，人类一直在反思自己的人生与命运。《温暖的尸体》这部电影以主人公平凡的丧尸R的心路旅程为线索，使用黑色幽默的手法嘲弄了当今西方人的精神危机。除了表现高科技发展所导致的人的精神荒漠，本片还在这种精神荒漠的物化投射即丧尸世界中反思人的异化，最后通过让主人公复苏人性而获得自我的救赎。而这恰恰是丧尸电影类型片从蒙昧主义到充满人性关怀的人道主义的伟大进步。

除了对传统丧尸电影的继承和创新，本片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我们都知道，好莱坞电影为了迎合大众口味，追求商业利益，常常坠入一个固定的套路：即主人公历尽艰险，在紧张的气氛中解决危机，最后皆大欢喜并抱得美人归。这样一个经典的塑造“美国式英雄”的套路，虽然有利于向世界传播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却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影片的艺术水准，多年以来也令很多观众对此产生了审美疲劳与厌倦。本片中丧尸R解决危机与发展爱情的过程，就带有这样的特征，所以说，本片的不足也反映了整个好莱坞商业电影的缺点。

当然，瑕不掩瑜，本片的这些不足并不能掩盖其在艺术上的成功以及在丧尸电影史上的重要位置。尽管在不久的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更优秀的丧尸电影出现，但《温暖的尸体》作为新一代丧尸电影的经典地位将是不容置疑的。

丧尸之一段真实的历史篇二：真实的历史认知有没有在课堂发生

真实的历史认知有没有在课堂发生？

——网络观摩高中历史教师课堂教学竞赛有感

穿着借来的新衣成婚，怎能找到新郎的感觉？ 自从普及计算机和互联网以来，大凡具有展示或比赛性质的历史课，教师几乎全部借用PPT课件辅助。短短的十多年来，课件是越做越完美，“有图有真相”。黑板甚至被闲置，教师手持遥控笔，胸挂麦克风，潇洒地穿行于讲台上下，指点图文，激昂文字，从容翻页，引领探究。 课是热热闹闹，气氛看上去也很活跃。因为有了PPT，教科书内外的知识尽收眼底，全面而周到。无论是探究，还是讨论，或是照搬“学思之窗”的所谓课堂互动、反馈，答案也多被事先键入课件之中。有的老师为了完成反馈的环节，还习惯于在课的尾部加上几道选择题，在老师的引导下，学生从来都没有答错过，这也暗示本节课教学有效，学生都懂的。

更有甚者，图省事，谋方便，从网上下载别人的课件，稍加“损益”，参考别人思路，模仿他人路子，殊不知，自己的鼻子被他人和他人的PPT牢牢地牵着了，不知觉中迷失甚至失去了自我。 举个例子，有老师在备《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一课时，采用了“名人馆”展厅的思路，把四位思想家及其主张纷纷纳入各馆，分别用四字短语浓缩他们的主张。于黄宗羲，老师在课件中用了“抨击君主”一词固化。姑且不说这一概括是否准确，因为深究黄宗羲的主张，是批判君主制而非反对君主。若是学生给出“工商皆本”的概括，如何评判？再举一例，有老师在《辛亥革命》一课教学中，大量使用经剪接的影视素材，看起来是把辛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浮光掠影、声像同步地交代了一遍。可是，老师既没有在每一段视频前给出问题，也没有在之后展开有意义的讨论，老师一次次匆忙地按下播放与停止键，而学生关于辛亥革命的整体印象生成了吗？

纵观这些比赛课，人人使用PPT，而且可以看出无一例外地借鉴了旁人的课件，或稍加修改，或拿来主义，或嫁接组合。老师们再没有平日教学的从容，学生则是一再地被要求配合。试问：穿着借来的新衣结婚，怎么能找到自己才是新郎的感觉？

抽离了人，历史课堂哪来灵性和鲜活？

历史，是人创造、人书写的，也是由人向人传递的。因而，在历史教学中，有两种人的存在值得关注，一是学生，二是历史中人物。

先说学生。学生是历史教育存在和发生的意义所在，学生历史知识的掌握、历史意识和思维能力的形成是历史教育的终结目的。历史教学的过程中，应当始终要把学生当作感知历史的“人”，而非工具。 但是，在现实中大量存在的课堂教学中，尤其是展示和比赛课上，我们看到；学生被更多地引导到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被调动，被划分成小组讨论，被老师和听课的同行关注，被大面积地表扬，教学在终始贯穿着的教师“主”动和学生“被”动中进行着。在教学中，学生若堕为教师展示才艺的道具，若沦为教学流程的“配角”，历史知识的习得就显得浮光掠影，甚至支离破碎，历史思维的训练和智慧火花的碰撞也就更加难以深入。历史课堂上，缺失了师生之间作为生命个性或群体的呼应、交流与思维碰撞，课堂就只剩下了徒有其表的形式，师生一丐用心学习和感悟历史的“共同体”也就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或者说，真正的历史学习其实没有发生。

再说历史人物。历史教师讲授和传播的历史，是人创造、人书写的，抽离了历史中人物的感悟和体会，就失去了历史的灵性和鲜活。对历史知识的把握和分析认识中，如果抽离了对历史人物的认识、理解，把握，历史的灵性与鲜活也便不复存在。抛开了对历史人物的了解，脱离了历史所处的时空，忽视了历史人物的经历、职业生涯，甚至感情世界，也就不能理解历史人物的言行和立场。历史主义最基本的观点就是要把历史人物放到其所在的历史环境中分析、认识、体会和把握。

在视频比赛中，有三位教师分别执教《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教科书的正文提到八位历史人物：“文学三杰”、“美术三杰”、莎士比亚和马丁·路德，都是巨匠大家。就知识教学而言，老师们都抓住了重点，纷纷用表格、图片和讲授把教科书中的知识过了遍。但令人遗憾的是，没有一位教师交代任何一位历史人物的生平，没有一位教师清楚、明白地交代这些历史人物与教会、甚至宗教的关系。 只要简单地翻检一下这八位历史人物的生平，就可以发现他们无一例外是天主教徒，多人与天主教会、甚至教皇有着直接、甚至密切的关系。如薄伽丘曾专门学习宗教法规，结识了神学家，作品多为宗教和《圣经》题材；拉斐尔26岁始为罗马教皇作画多年；米开朗琪罗23岁受法国红衣主教委托为圣彼得教堂制作《哀悼基督》雕像，1505年应尤里乌斯二世邀请为教皇在圣彼得教堂内建造陵墓，创作了世界上最大的壁画——西斯廷教堂天顶壁画《创世纪》，以及诸如《摩西》和《最后的审判》等多幅宗教题材绘画和雕塑作品；达·芬奇的壁画《最后的晚餐》也是宗教题材；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时，是一名修道院修士 和神学博士，正在维登堡大教堂从事《圣经》的教导工作。 就我的理解，这一节课，至少要交代八位历史人物与天主教及教会的关系，否则在学生的认识中会在教师模糊不表的教学语言中混淆：他们反对天主教吗？是反对天主教神学世界观还是反对天主教会？是反对还是讽刺罗马教皇？具体到某些人物，是“反对”还是“另外主张”？再者，如何理解文艺复兴的巨匠们的创作题材依然是宗教范围的呢？文艺复兴与天主教会是完全对立的吗？如果不明白天主教是15世纪西欧人精神的全部，学生如何理解宗教改革的影响力呢？中世纪欧洲人的精神世界是被天主教几乎完全占据的，每一个中世纪的欧洲人，都是天主教徒。如此，我们才能理解文艺复兴触动宗教观念、宗教改革触动教会的社会影响和历史意义。老师停留于知识表层的教学语言，忙于教科书肤浅解读的教学过程，即使学生不会在教师的教中越来越糊涂，至少不会对历史的认识和把握越来越清晰。

阅读与眼界受限，教师如何告诉学生一个真实的历史？

教师的历史阅读决定了知识教学的厚度、历史思维的深度和历史视野的宽度。教真实的历史是历史教师的使命所在。若想引领学生“走近”历史、“融入”课堂、“投入”活动，“参与”探究，教师自身首先必须尽可能全面、准确地把握所教历史知识，把自己的理解、情感与内心投入到历史的深处，从而与学生一起“走入”历史人物生活、抉择、言说和作为的历史时空。历史教师必须尽可能多且多维度地深入历史，沉入历史的阅读与想像之中，而不应当仅仅是对篇幅有限的教科书望文生义，凭空想像，不求甚解，武断妄语。

在视频比赛中，有老师用打油诗概括《辛亥革命》，乍看很生动，并以“有花无果恨悠悠”一句概括辛亥革命结果。冷静细想，对于辛亥革命这样对中国乃至于东亚历史进程影响极大的宏大事件，用“有花无果”“恨悠悠”来形容，严谨性是否值得推敲？即便与教科书对照，与“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的判断是否矛盾？与教师课上讲的“辛亥革命对社会生活产生很大影响”这样的结论是否冲突？与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并迎来“短暂的春天”、新文化运动的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在继续等历史真实现象是否自相矛盾。

有老师在讲述辛亥革命一课时，分别按组织准备、思想准备、军事准备等提纲来介绍武昌起义的历史背景。言下之意，武昌起义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预先设定好的有精心计划和预谋的，而且注定有大影响的事件。其实，历史的真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知道辛亥革命是必然的，但武昌起义的发生及其引发的连锁反应具备相当的偶然性的。偶然事件改变历史走向的例子而不胜枚举。 有老师围绕辛亥革命期间各方态度的教学时，设计了角色扮演环节，用以说明“辛亥革命后，社会阶层和各种政治力量都在经历着一次历史性巨变”。老师给出的题目是“假如我是??我的感受是??”，列出三种角色，A是革命党人，B是立宪派和投机政客，C帝国主义。老师率先垂落，自己先扮演“帝国主义”，用影视剧中经常听到的西方人说中文的语调说出辛亥革命给列强带来的变化，然后要求学生扮演国民党的人和立宪派的人。这样的教学环节中，没有铺垫，要求学生扮演的角色定位概念化、生硬。

有老师果断地给出辛亥革命失败的结论，并在归纳时指出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这种以抽象的概念解释概念，不仅令学生陷入下一个迷惘，而且反映了教师话语的武断和不求甚解。再者，对辛亥革命对社会风俗的变化，可以用忽如一夜春风来般的句子描述剪辫、中山装、西装和领带的出现吗？ 诚然，真实的历史是永远不会重复和再现的，它既不像你说的那样，也不像我说的那样，也是像任何一部权威的历史专著描述的那样，我们不可能获得和再现绝对的历史真实。历史是客观的，而历史的书写和讲授总是有主观的成份，作为历史教师要做的，应当是尽可能多多阅读历史的旧著新说，多多反思和运用想像，永远靠近真实的历史，尽可能呈现和还原历史真相。换言之，即便认为不可能获得和表达真实的历史，也不要妄下断语，望文生义。胡适提出“有分证据说一分话”的立场，终归是可以供我们奉为圭臬的。

试想，如果历史教师不与时俱进地阅读，不具备反思的习惯立场，缺乏或宽或高或深的眼界，如何告诉学生一个真实的历史？

止步于教科书知识表面的探究，何来思想史的张力？ 一口气听了八节《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的说课，顺手copy下每一位老师的课件，满满当当的ppt，图文并茂，一应俱全，页面短的12幅，长的29幅，说课的时长，只是正常教学时间的三分之一，15分钟。如果说课中只让听者知晓你是怎么解构、教授知识，以及一些似是而非的探究描述，那么，你的教学素养、历史素养和历史教师特有的思维深度和宽度如何呈现？那么，思想史教学的思考力和张力又在哪里呢？

无论从历史课程论出发，还是从教学评价角度看，知识教学也只是历史教育的起点，绝非全部。知识终将沉淀，唯思想之树长青。

当知识过程布局看似缜密、答案看似标准规范的课件，随着历史教师的讲述、引导、纠正一页页翻过，课程看似顺利进行，学生内心以开放思维为特征的探究活动和独立思考真的发生了吗？

说课在进行，一个又一个的疑问，在作为听者之我的心中涌现。根据老师们的课件，罗列出如下与三维目标有关的、需要在真实课堂实现的行为动词：“识记”、“知道”、“列举”、“理解”、“了解”、“分析”、“提高”、“把握”、“把握”、“引导”、“提取”、“运用”、“探究”、“创设”、“启发”、“阐释”、“概括”、“思考”、“讨论”、“研读”、“比较”、“归纳”、“发扬”、“激发”、“培养”??区区45分钟

的一节课，实现起来又何其难矣。或许，写者也只是照搬课程标准或教学用书的段落，我们对于既定的目标，曾经细想过要当真的吗？ 仅就“探究”一词举例。新课程推行以来，“探究”成为热词。经查，“探究”一词，借鉴于科学研究领域，又称“发现学习”，是学生在学习情境中通过观察、阅读，发现问题，搜集数据，形成解释，获得答案并进行交流、检验、探究性学习。这一学习方式，强调学生的积极、自主和探索。学生的积极，需要老师营造氛围，创设符合学生身心特征和知识储备的有趣情境；学生自主的环境下，教师也就只能是主导、顾问，甚至旁观者和激励者、评价者。且看老师们在教学中设计的“探究”：

设计1 合作探究：明清之际为什么会产生这些进步思想？这些思想为什么没有推动中国社会转型？

设计2 为什么他们儒学思想如此活跃？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思想之异同。为何中国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没有形成像西欧启蒙运动波澜壮阔的景象？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是如何促进儒家思想发展的？

设计3 如何评价李贽的思想？如何评价黄宗羲的思想？如何评价顾炎武的思想，有何现实指导意义？如何评价明末清初思想家的思想？ 余下的设计，大同小异，不再罗列。因为是说课，老师并没有展现探究的现实环节，仅就以上的例子，我们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老师为探究的实行，创设了哪些学生感兴趣的情境呢？每一个设问的角度均有成人化的特点，而且为大词堆砌，学生“探究”起来自然是没有边际。如学生若答“明清之际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思想”，至少要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演变、科举考试、满清代汉明、思想家的人生际遇等方面来展开。而且从时间上来看，仅就这一个问题若开展来探究，哪怕是讨论，估计至少也得二三十分钟，甚至更久。试问，这是综合分析和问答，还是看似小小的“探究”呢？

再看所谓“角色扮演”：

设置情景剧《穿越时空的对话》

角色设置：李贽，黄宗羲，朱熹

主要内容：突出反映他们三人的思想

提出问题：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新的思想？

依然没有情境铺垫，也没有见到老师用课外大量资料补充，学生如何穿越时空，转换角色成李某、黄某或朱某呢？最后提出的问题，又是大而无边的成人化思考题。

再看一老师设计的“分组讨论”：

将学生分成三组,分别讨论下列问题，第一组：结合本单元内容，讨论明清之际的思想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组：结合所学知识，讨论明清之际的儒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第三组：联系初中所学的世界史知识，讨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与启蒙运动中思想的区别。 存在的问题与前面一样，没有情境，没有考虑到学生的年龄和身心特征。思想史教学的难点，恰恰是不能简单地通过分组讨论来突破吧？恰恰是要通过教师通过自身的积淀、学养，结合课内外丰富的知识铺垫讲授的吧？

再看一老师设计的“学生自主活动”：

请同学给四位思想家制作“名片”，包括以下内容：靓名；生卒；籍贯；头衔；思想观点；联系电话：XXX。

接着，老师给出了示例：

李贽的名片 靓名：李贽；生卒：1527-1602；籍贯：福建泉州；头衔：明朝后期思想家；思想观点：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联系电话：XXX。 若按当今现实社会的名片格式与内容，以上的任何一栏都是荒诞的。我想，这样的小活动，若命名为“知识卡片”是否更确切，更易操作些呢？哪个学生会为在制作名片时写上“生卒”呢？ 思想史的教学，理应紧扣产生思想的这个时代，围绕思想家的人生轨迹与际遇。而“新”思想的出现，或思想的“活跃”，一定会产生于一个与众不同的时代，并折射出这一时代之特征。历史教师要做的，除了常规的教学功夫之外，我以为，还要挖掘教科书以外的知识，寻找思想家成长经历之特殊，纵横比较思想与思想史之差异，激发学生拘泥于教科书的思考与探究。兴之所至，我列出了这样的一些探究题，供参考：

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家代表人物有李贽、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四位，为什么近代以来提到最多的、包括高考历史题着意最多的，独黄宗羲一人？

除了书本上交代的知识之外，明清之际的思想家还体会到什么样的社会变动呢？

丧尸之一段真实的历史篇三：母系社会只是一段神话,而不是真实的历史

每一个受过基础教育的人的脑海中，都有一系列因教科书灌输，由神话构成的历史观念，而“母系社会”即是神话中的神话。

基于意识形态而编写的官方历史教科书，曾在几代人中造成了对历史的大规模错误认知，比如许多人相信，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普遍以奴隶制为社会经济基础的时代，甚而认为奴隶制是社会制度演变的必经阶段，许多人也相信，在开始近代化之前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始终是个封建社会。

这些认识，由于和已知历史事实背谬的实在太远，在学界已没多少影响，如今虽还在流传，但也只是作为一种标签，用来展示其知识来源被局限于官方教科书而已;然而还有一个谬误，即便在学界，在知识来源没那么狭隘的人群中，仍有相当影响，那就是“母系阶段论”，即认为早期人类社会普遍采用从妇居(matrilocal residence)模式，按母系组成血缘群体。

事实上民族志调查显示，多数(3/4以上)传统社会采用父系制(即实行从夫居(patrilocal residence)，并按父系组成血缘群体)，而且并不存在社会结构越简单原始，越可能采用母系制的倾向，比如澳洲和新几内亚土著的社会形态相当原始，且与主要文明长期隔绝，但也都采用父系制;没有证据表明，人类早期曾有过一个普遍采用母系制的阶段。

相反，压倒性的证据显示，在直到现代之前的整个人类历史上，父系制始终是主流和常态，母系制只是特殊条件下的例外，父系制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人类与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因为黑猩猩、倭黑猩猩乃至亲缘更远的大猩猩，都是从夫居的;除了民族志材料，对晚期南猿和尼安德特人的化石同位素分析也显示，这两个社会很可能都是从夫居的。

母系社会神话的由来

那么，这个母系神话是怎么来的，为何它比其他神话有着更持久的生命力?答案看来要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去找。

最初提出母系阶段论的是瑞士学者约翰·巴霍芬(Johann Bachofen)，在1861年出版的一本书中，他根据从希腊神话和古代传说中搜罗出的一些线索，比如亚马逊女战士和普遍存在的女性生殖崇拜，认为早期社会不仅是母系的，还是母权的;他还不甘落伍的配合维多利亚时代流行的社会进步观，提出了一种阶梯式社会进化理论，按女权男权的此消彼长，将社会史划分成了四个阶段。

巴霍芬的著作适时启发了恰好正在研究亲属关系的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摩根(Lewis Morgan)，由于摩根接触过的易洛魁社会恰好是母系制的，所以很快被巴氏的理论所吸引，并与他建立了通信关系;此后在1877年出版的《古代社会》里，摩根很大程度上采纳了巴氏的观点，将他所了解的易洛魁母系制一般化为早期社会普遍经历的“母系氏族阶段”。

和巴霍芬相比，摩根是更严肃的人类学家，他做过一些田野调查(但不是对易洛魁)，所用材料也更具实证价值，但他的系统性信息来源主要是语言学材料，从中推断婚姻与亲属制度的可信度并不高，最大的问题是，和那个时代喜欢构造宏大体系的博学家一样，他的阶梯式社会进化理论同样是以想当然的猜测为主。

摩根之所以认为存在一个母系阶段，是基于这样一种轻率推导：早期人类是乱交的，没有固定配偶关系，因而不知其父只知其母，也难以防止近亲交配，所以最初的血缘群体(即氏族或胞族)只能按母系组成，所以早期社会必定基于母系制的。

这里存在两个误解：首先，防止一级近亲(兄妹、父女和母子)交配无须以固定配偶为前提，只须实行外婚制(Exogamy)和从夫(或从妇)居即可，也就是遵循这样三条原则：不和与自己出生于同一群体的异性交配，性成熟后离开出生群体并加入其他群体，不与性伙伴的子女交配;许多动物正是通过这种方式避免近亲交配的。

第二个误解是：组成父系氏族无须以父子关系可辨认为前提，只须实行外婚制和从夫居、并且兄弟关系可辨认即可;比如从若干同母兄弟开始，每一代所有女儿都离开，并接纳来自其他群体的女性，便可确保群体男性成员始终拥有共同的父系祖先;实际上，黑猩猩正是通过

这样的安排组成了父系氏族，尽管它们没有固定配偶，也不知有父。

巴霍芬和摩根所犯的另一个错误，是制造了母系制和母权制(matriarchy)的混淆，实际上两者没有他们所认为的固定联系或因果关系，大多数母系社会要么是平等主义的，要么是男权占优的，由男性充当酋长、族长或头人的角色，迄今没有任何社会被人类学家普遍承认是实行母权制的，尽管曾有个别社会被少数人类学家认定为母权社会。

当神(转载于:wwW.zHaoQt.NEt 蒲 公 英 文 摘:丧尸之一段真实的历史)话傍上“大款”

尽管有着这样根本性的理论缺陷，也得不到经验证据支持，摩根的理论却在社会科学界获得了极大影响，《古代社会》很长时间内被奉为婚姻和亲属关系领域的经典著作;这一地位的确立要归功于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遗物时，恩格斯发现马克思就该书写了许多笔记，顿时如获至宝，迅速将自己的唯物史观揉进其中，于次年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恩格斯从摩根而来的观点后来在某些国家，由于行政强制推广，影响深远。

马恩之所以亲睐摩根理论，是因为后者很适合为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添加血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注定会从原始状态开始，在阶级斗争推动下，经历一系列特定阶段，最终进入共产主义;摩根理论主要被用于描绘上述过程的第一步。

大意是：血亲关系和阶级关系是组织社会的两种相互排斥的力量，在原始状态，只有血缘而没有阶级，又因父子关系无从识别，所以原始社会必然是母系的，后来，男性为获得支配地位，合谋对女性加以控制，并建立父系家庭和父权，从而破坏了血缘氏族组织，同时家庭的出现导致了私有财产权建立，而为了维护家庭、父权和财产权，又建立了国家机器，最终，原本由血缘关系维持的社会，变成了一些阶级统治其他阶级的社会。

恩格斯的著作后来成了各共产主义国家的社会学红宝书，在西方左翼阵营中也颇有影响，而人类学和社会学界恰好又是左翼思想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和其他马列红宝书中的理论和宣传相比，这本书的内容更具实证色彩，看起来更有干货，因而其对观念的影响也更为深远， 但实际上，从恩格斯看到马克思笔记到他的书出版，中间只隔了一年多时间，根本做不了什么像样的研究，其中看似经验性的内容，其实都是凭空臆想。比如他认为父系家庭和男权的建立导致了财产权的诞生，但这两者之间的依赖关系既非逻辑上的必要，也没有经验支持，实际上财产权更多是和定居农业联系在一起，无论北美、非洲、还是东南亚的母系社会，只要过定居生活，都有财产权。

云南泸沽湖边的摩梭人，摩梭人被认为是中国唯一仍然存在的母系氏族社会。

除了马列导师，母系神话还傍上了另一个“大款”——女权运动，许多女权主义者热烈欢迎摩根和恩格斯的理论，特别是1960/70年代的第二波女权浪潮——以著名考古学家马丽加·金芭塔丝(Marija Gimbutas)为代表——复兴了这套原本在学术界已被冷落的理论;女权运动的强大声势和它所取得的政治正确地位，延续着母系神话的寿命。

女权主义者青睐母系阶段论的理由或许是：假如漫长的前文明时代都是母系社会，那么母系制乃至母权制就可以说是更自然的、更符合人类“本性”的;这种以“更接近原始形态”为由对某种制度或行为模式加以合理化的做法——常包裹在自然、纯真、天性等美妙词汇之下——世人早已耳熟能详，从衣食住行到教育医疗，乃至“高贵野蛮人”神话中，都可看到。

但稍稍推敲一下，便不难发现其背后的反文明和反进化逻辑，果若原始的就是好的，何不改回四足行走放弃语言文字回树上生活?

不乏有女权主义者认识到上述合理化努力的反文明性质，也意识到母系神话对女权运动是个不必要的包袱，让她们的信念和主张建立在错误的历史认知之上;在2001年出版的《史前母权神话》一书中，文化史学家辛西娅·埃勒(Cynthia Eller)对母系神话渗透进女权运动的历史

做了全面清理，并呼吁女权主义者抛弃这一包袱。

重新认识父系制

对有关母系和母权的种种谬见的清除工作所带来的一个额外好处是，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认识父系制在人类发展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恩格斯有一点说对了，父系关系的发展确曾是推动社会进化的一大动力，可是他弄错了时间，而且错的很远，这一发展，远远早于他所认为的原始社会晚期，而是可以追溯到人类与黑猩猩的共同祖先。

在对黑猩猩的观察中，灵长类学家发现它们在两个关键方面和人类很像：一是战争行为，简·古道尔(Jane Goodall)和西田利贞(Nishida Toshisada)在各自研究中都发现，黑猩猩群体的雄性成员会组成巡逻队守卫领地，并在巡逻过程中伺机猎杀相邻黑猩猩群体中的落单个体或数量占下风的小团伙。

那些在战争中命运不济的群体，常在几十年内被逐渐消灭，或者在一次成功偷袭中遭毁灭性打击，这与人类学家在亚马逊丛林、新几内亚高地、吕宋山区、南部非洲的部落社会中见到的情形极为相似，实际上，这种由群体内雄性结伙对相邻同类发动经常性战争的行为，在前文明无国家社会中普遍存在，但在整个动物界却是极为罕见的。

第二个相似点是政治，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发现，黑猩猩群体内雄性在争夺首领地位、从而获取多数交配机会的过程中，会像人类那样施展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伎俩，合纵连横、尔虞我诈、见风使舵，比如雄一号用各种甜头诱使雄三号合作阻止雄二号夺位，一旦雄一号显出颓势或二号实力提升，三号便伺机背叛与二号合谋篡位。

当然，由于缺乏语言和武器带给人类的强大交流、控制与组织手段，黑猩猩的战争和政治形态还非常原始简陋，但从整个灵长类乃至动物界看，黑猩猩已经朝着建立复杂社会的方向迈出了关键一步，这一步，恰恰与父系关系的建立同时发生，而父系群体和战争与政治在动物界同样罕见，这强烈暗示着，这一同时性并非巧合。

从亲缘选择(kin selection)的角度看，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父系关系所起的作用，假如黑猩猩群体是母系的，其中成年雄性并非近亲，那他们就很难形成持久的合作关系来集体守卫领地和发动战争，争斗将以个体对个体而不是群体对群体的方式发生，因为一旦某方显现出优势，弱势一方的个体便可轻易转投优势方，这样，以群内合作为前提的群体间对抗便难以形成。 由于性选择导致两性在体型和体能上的显著差异(即所谓“性二态”)，群体间对抗只能以雄性为主力，这要求雄性间能够达成合作，而除非得到亲缘关系的强化，这种合作难以持久。对此困难，一个明显的解决方案是建立父系合作群体，而通过采用从夫居模式(即成年雌性离开出生群体，雄性留在群内)，黑猩猩找到了这个方案。

父系引擎的威力

基于父系亲缘的雄性联盟的建立，对此后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当人类跨出了更重要的第二步——结成固定配偶关系、进而建立父系家族——之后，社会结构便朝日益复杂的方向发展;因为婚姻大幅提高了亲子关系确定性，让父系亲缘变得更明确更精细，从而有可能按亲缘远近建立多层次的父系家族组织。

同时，多层次结构带来了等级分化，后者以多偶制的形式强化了配偶竞争和性选择压力，又因为语言和武器将选择压力从个人身体禀赋转向了地位、财富、权力，以及组织控制能力，因而使得性选择成了社会结构进化的一大动力。

上述机制，对照狒狒的情况或许可以看得更清楚。埃及狒狒在许多方面都非常像人，其社会形态甚至比黑猩猩更接近人类。它同样罕见的采用了从夫居和父系制，但比黑猩猩更进一步，它和人类一样建立了多偶制的固定配偶关系，因而也得以按亲缘远近建立了多达四个层次的复杂等级社会，四个层次大致相当于人类的家庭、氏族、游团和部落。

多层父系群的建立，使得埃及狒狒的雄性联盟极具战斗力，群体间常因争夺领地和支配地位而发生战争，有时战争场面相当壮观，在一英里开阔的战场上数百头雄性投入战斗;另外，

雄性在控制配偶和下级时也表现的非常暴虐，这些情景，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人类社会。 埃及狒狒转向父系制，最初可能是为了构建雄性联盟以对抗非洲豹和斑鬣狗等危险捕食者，相比之下，其近亲狮尾狒狒生活在捕食者难以到达的悬崖绝壁上，处境更安全，因而仍保留着母系制，没有发展出多层次结构，雄性对待配偶更温和，群体间冲突也没有那么剧烈。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比如劳伦斯·基利(Lawrence Keeley)和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发现，整个人类史上，前国家社会都充斥着连绵不绝的暴力和战争，在这种环境下，群体的生存和壮大往往严重依赖于其战争能力，而在由血缘纽带维系的前国家社会，战争能力只能由父系男性联盟保障。

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父系制在历史上始终居于主流，母系制只是例外。有些社会或许因为地处孤立隔绝环境(比如沙漠或小岛)，冲突强度低，比如母系制的霍皮族(Hopi)印第安人，是著名的和平主义者;有些社会则因为选择了特殊生计模式而难以维系父系家族，比如摩梭族男性长年外出经营马帮，甚至无法维持稳定婚姻关系，与此相似的是苏门答腊的米南佳保族(Minangkabau)男性也普遍外出从事商业或手工业。

作者系新锐青年学者，致力于将经济学、进化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多种工具相结合，为各种社会现象提供崭新的视角，著作有《自私的皮球》等，并翻译了丹内特《自由的进化》(获美国国家图书奖)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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