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著作选编_陈独秀的子女们

发布时间:2020-02-29 来源: 历史回眸 点击:

  安庆江边,陈家的老屋早被拆毁,老屋的遗址归属当地的自来水厂,被修建成了平整的篮球场。原址上竖立着一块碑,说明这是革命烈士陈延年、陈乔年家的旧址,并没提到他们的父亲陈独秀。
  受到“托匪”的牵连,陈独秀的子女们自然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原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统战部副部长叶尚志少时离陈家故居只隔几条巷子,他没听说过陈独秀的两位儿子陈延年、陈乔年的任何情况。
  叶尚志从工作岗位离休后,多次回到故乡安庆,见到了陈松年。那时陈松年已经79岁,骨折卧床,家徒四壁,空空如也,只有长女长璞在身边照顾。安庆窑厂退休会计师陈松年先生已于1990年过世,晚年曾被安排为安庆市政协副主席。
  在回忆自己的父母时,陈长璞温情地说,他们都是和善、温润的人。陈松年安徽大学化学系肄业,1950年,这个原来的教书先生没有接受安庆二中的聘书,而是去窑厂做工人。谨慎的他担心,他的身份会给他带来风波――“陈独秀的儿子”带给他的不是荣耀与骄傲,而是紧张与忧虑。
  陈长璞的母亲窦珩光安徽高师毕业,出身书香门第的她为了支付一子三女的学费,曾去窑场抬土、修铁路、糊火柴盒。
  “邻居们不知道我们和陈独秀的关系,如果不是政审,学校里也没人知道我是‘黑五类’子女。”陈长璞说。
  年近退休的陈长璞快言快语、为人直率。在谈论家史时,她不无遗憾地说:“我们家的历史是一部悲壮史。”
  
  陈延年、陈乔年与父亲陈独秀以“同志”相称
  
  陈延年1898年出生,他自小不苟言笑,对旧书掌故、新书知识都有兴趣。他与小其4岁的胞弟陈乔年感情深厚。1915年陈延年17岁,陈乔年13岁,由其父陈独秀接到上海求学。两年后,他们双双考取震旦大学。
  陈独秀有一种不同凡俗的性格,也表现在对两个儿子的严酷要求上。他让两个儿子睡在亚东图书馆发行部门的地板上,外出打工自食其力。陈延年兄弟俩勤工俭学,常常吃大饼、喝自来水,平日衣衫褴褛,面色憔悴。他们的继母兼姨母高君曼心生不忍,提出让他们回家吃住,陈独秀不以为然。
  陈独秀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对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并无直接影响,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陈独秀不顾凡俗,与姨妹高君曼意气相投,终于同居结婚。陈延年站在生母高晓岚一边,对其父缺乏联系和感情。
  在赴法勤工俭学之后,陈延年兄弟放弃先前信仰的无政府主义,转而笃信马克思主义。1922年6月,在旅法少年共产党旅欧支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陈延年与赵世炎、周恩来等同被选为委员;后来回国在上海、广州,他是与赵世炎、周恩来齐名的革命家。
  1923年,中共中央派遣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同赵世炎等人从法国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年后,因国共合作的需要,陈延年等奉命回国到上海党中央报到,随即被派往广东工作。回国后,兄弟俩都成为中共中央委员,陈延年曾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在党的会议上,父子3人以“同志”相称而不论父子情。
  
  陈独秀痛哭失声用酒祭奠两个烈士儿子
  
  陈乔年身体强壮,皮肤很白,两颊同苹果一般红。哥哥陈延年则与他相反,不很健康,肚皮比常人大,两条腿比常人细,皮肤黑而粗,浓眉毛,斜眼,近视。这两兄弟是清教徒,吃得坏,穿得坏,绝口不谈女人。
  1927年6月26日,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派大批军警包围了恒丰里104号,陈延年等人被捕。7月4日,陈延年在龙华刑场站着被刽子手乱刀砍死。
  陈松年晚年回忆,当年得到噩耗,全家如五雷轰顶,老者痛不欲生,只能由陈松年和姐姐陈玉莹前去处理后事。但当时不仅不让收尸,而且连看都不让看。
  第二年6月,26岁的陈乔年被捕,又在龙华遇害。又是陈玉莹、陈松年去处理后事,仍然不能看到遗体,其惨烈之情,难于言表。以至陈玉莹受到严重刺激,得了血崩症,一病不起,去世时年仅28岁。
  陈延年未婚,而陈乔年与一位革命伴侣相恋之后结婚,在上海生有一女。陈乔年被捕遇害时,女儿尚在襁褓中,其妻只得隐姓埋名将女儿送到救助革命子女的互济会抚养,至今下落不明。
  没有人知道陈独秀得知儿子死讯时的情形。“托派”骨干濮清泉后来回忆,在“西安事变”的消息传进南京监狱后,陈独秀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一点菜。他先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他把酒奠酹地上。他又斟了第二杯,呜咽着说:“延年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接着他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陪父亲陈独秀走过最后岁月的陈松年
  
  陈松年的生母高晓岚女士有大家闺秀气质。高晓岚1930年在安庆病逝,她抚养了亲生子女5人,除小女幼殇外,余皆成人。
  大哥、二哥、姐姐惨死,陈家家破人亡,处境艰辛险恶。在漫长的岁月里,陈松年一家只得韬光养晦。陈松年养成谦恭本分、与人无争的性格,与两位兄长性格迥然不同。
  当年,日本侵略者即将占领安庆之时,28岁的陈松年将家中的财产全部搬到乡下,藏在陈家的祠堂里,结果日军还是将祠堂里的财物洗劫一空。随后,陈松年夫妇带着祖母谢氏和刚满1岁的大女儿长玮乘船到武汉,见到了刚刚获释的父亲陈独秀和与陈松年年龄相仿的继母潘兰珍。在陈独秀人生的最后岁月里,陈松年是唯一陪伴左右的儿子。
  解放后,陈松年一家的处境没有什么变化,甚至生活都无法维持。
  1953年2月,毛泽东乘军舰“洛阳号”巡视长江沿岸,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和市委书记赵瑾山登舰迎接毛主席。谈话间,毛泽东问:“陈独秀家里还有谁?”傅说:“有个儿子陈松年,在窑厂做工,生活比较困难。”当得知陈松年尚在此地生活且曾卖房以维持生计时,毛泽东说:“陈独秀后人有生活困难,可以照顾嘛!”
  地方立刻确认了陈延年、陈乔年的烈士身份,颁发了烈士证书。中共安庆地委统战部开始按月发给陈松年30元人民币作生活补助金,一直发到1990年陈松年过世。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陈松年被安排为安庆市文史馆馆员,后为省文史馆馆员。陈松年子女陈长琦、陈长璞等作为“受教育子女”才得以返城。儿子陈长琦现为合肥工业大学教授。女儿陈长璞泼辣、开朗,曾任安庆文物管理局副局长、安庆侨联副主席等职,对家史非常钟情。
  
  同父异母的兄妹们
  
  陈鹤年是陈独秀最小的儿子,他与姐姐陈子美为高君曼所生。在他10岁的时候,母亲带着他和姐姐离开父亲,来到南京,从此他们与父亲分居了。
  陈鹤年1913年出生,在北大读书期间,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妻子许桂馨则组织妇女为游击队做一些后勤工作。但由于其父陈独秀等复杂原因,陈鹤年不为各方所容,后远走香港。
  上世纪50年代,反右开始后,为了保护好几个孩子,许桂馨与在香港的丈夫陈鹤年宣布解除婚约,以表示她与丈夫划清了界限。即便如此,子女们还是未能走出阴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鹤年的几个子女都陆续落实了政策。除了二女儿陈祯荣留在北京外,其他子女都去了香港。2000年,陈鹤年在香港走完了他帷幕深掩的余生,时年77岁。家人本着他一贯的低调,不予公告。
  上个世纪,陈独秀的次女陈子美落难成了“牛鬼蛇神”,走投无路之下,1970年,她与儿子泅海偷渡到香港。在陈子美失踪后,世人都以为她已自尽。谁也想不到,1997年9月14日的《环球时报》上,竞刊发了该报驻联合国特派记者对陈子美老人的专访。原来,在抵达香港后,未等见其弟(陈鹤年),陈子美便又经千辛万苦亡命美国,直至1989年才成为美国公民。
  2002年,陈长璞去美国探亲时曾见过陈子美,她评价这位姑姑说:“她是个相当独立、相当坚强的女性,一直能独立照料好自己的生活。”2008年4月,陈子美客死纽约。
  
  (据《新民周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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