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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来，政治哲学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专门性研究和译著明显增多，以政治哲学为主题的学术会议的规模和次数有明显增长，尤其是受到一批年青人的青睐。 　　在政治哲学领域，存在着很多不同的见解。支持这些不同见解的，是一些不同的理论资源。有些是以当代英美政治哲学为背景，有些是以保守主义者为支持，有些是以剑桥共和主义学派为依托。借助不同的理论资源，所彰显的是不同的立场，究竟是激进还是保守，是自由还是权威，是公平还是效率，各持一说，争执不下。
　　
　　理解秩序及其历史
　　
　　虽然进路和立场有所不同，但大家关心的问题还是有相近之处。讨论必须同绕一个秩序展开，因为人类为了能够过上某种形式的群体生活，必须构建秩序。秩序是一个历史性的经验存在，体现为一个族群的共同体生活，以及构建和维续共同生活的标准与能力。秩序由价值、制度和主体构成，其中有提供发展方向、维系共同生活的核心价值，有充分体现核心价值的制度体系，有能够承担价值、运行制度、护卫秩序的担纲主体。
　　政治哲学既要探求理想秩序的可能性，更要理解现实秩序的必然性。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哲学重点在于实现两个过程的统一：一个是论证“凡是现实的都合乎理性”，一个是论证“凡是合乎理性的都会实现”，前者是所谓的理性化过程或合理性过程，后者是所谓的现实化过程或可能性过程。
　　理性化以现实秩序为出发点，走的是一条同情式理解的道路，在这个时候，政治哲学尊崇斯宾诺莎的教诲，既不笑，也不哭，更不诅咒，而是理解。理解现实存在的合理性就是理解秩序之为秩序的理由，这些理由可能是自然的、血缘的、传统的、因缘际会的、非理性的、信念的，不一而足。重要的是找到这些理由的相互关系和内在逻辑，必及涵括这些理由的总的理由。这并非是要论证不义的正当性或恶的必然，而是要以宽宏博大的心胸，在理解的基础上去审视现实，而不是一上来就否定、咒骂、弃绝。
　　现实化是以理想秩序为出发点，走的是一条审慎的贯彻落实之路。在这个时候，政治哲学尊崇的是洛克式的小心翼翼，将各种传统巧妙地嫁接在一起，以新的意识形态论证新的政治权力架构。现实化需要的是审慎通达和深思熟虑，需要提防各种形式的极端和教条。
　　理性化与现实化的统一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也就是理想与现实的统一。政治哲学理所当然是“基于现实”的理想主义和“有理想”的现实主义。
　　当前政治哲学有一种倾向：揭批现实，提出问题；借助西学，要求变革。政治哲学从西方学来了各种学说，以这些学说评判现实，发现了很多问题，各自提出了应变之策。
　　但是，如果仅仅将重心放在揭批问题，那就不足以理解现实秩序的合理与必然，也无法明确这些问题的真正性质及其在全部事务中的地位。如果仅仅在于要求变革，而忽视了哪些是可以变的，哪些是不可以变的，那就很容易陷入为了变革而变革，或以达不到的空想目标来吊胃口的泥沼，甚至成为激进革命的理论动员。
　　“问题与变革”会把政治哲学变成“黑暗王国”，会进一步加剧隔膜、无力和焦虑。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哲学就必须摆脱“问题与变革”的巢窠，以健康心态和理智精神正视现实，认清形势，明确任务，转向“理解和建设”。政治哲学的真正主题应该是“秩序与历史”。政治哲学的中心任务，就是理解秩序及其历史，营建美好生活。
　　
　　历史中的“常”与“变”
　　
　　秩序的历史既可以是同一秩序的内部继承，也可以是不同秩序的轮番更替。对于我们来说，主要在于研究两个秩序的历史。一个是西方秩序及其历史，一个是中国秩序及其历史。所谓理解，就是要搁置主观态度，如其所是地理解秩序的发生发展的内在机理和自在逻辑。理解的工作主要包括三个要点，还原、参照与激活。还原是要设身处地地思考构成为一个秩序的条件和要素；参照是要将这些条件和要素置于历史的链条以及中西秩序的异同之中；激活是用思考西方秩序的心得和问题激活对中国秩序的思考。
　　政治哲学十分关注作为历史性存在的秩序，以及秩序的历史，尤其关注秩序及其历史中的“常”与“变”。常，就是常道，就是恒常，就是不变，就是连续。变，就是发展，就是变革，就是创造，就是断裂。体现在一个秩序中，就是要看哪些要素是常量，哪些因索是变量。比如。有秩序则必有权威，那么权威就是常量，权威的形成或因征战，或因选举，或因革命，这是变数。
　　一个秩序需要权威，这是不变的，变化的是权威的来源和保障权威的手段。体现在秩序的历史中，就是要看哪些内容是连续的，哪些内容形成了断裂。这就体现为不同的常变观，比如，“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一种常变观，“中体西用”是一种常变观，延安时期毛泽东和黄炎培关于民主的“窑洞对”也是一种常变观。再比如现代政治中宪法与人民的关系，人民的现身无异于一场革命，如何将人民纳入宪法框架，将街头政治和族群冲突纳入制度和法治轨道，将变态政治转化为常态政治，就成为现代政治的重要议题。
　　总而言之，秩序与历史所要求的常变观须紧紧扣住构成秩序最重要的要素和条件，探求理想与现
　　实、必然与选择、自然与人为、可变与不可变之间的综合平衡。
　　
　　化西方为中国，化经验为理论
　　
　　在现代中国，以“秩序与历史”为题的政治哲学主要有四个具体任务。
　　第一，化西方为中国，这是立场问题。
　　政治哲学延续着百年来向西方学习的路数，但是情境已大有不同。现在的学习西方，是带有明确的自信和充分的自觉的学习，是为了解决中国问题而深入西方文明深处的学习，是不断将西方内在化和建构我们自身主体性的过程。政治哲学应该理解西方秩序及其历史，只有真正把握了西方秩序的理路、问题和力量，才能激活我们对自身秩序的理解，这已经成为自我理解的当然前提，非此则不足以理解我们的古代，也无法理解我们的现实。在这个过程中，最需要警惕的就是两种倾向，一种是教条，一种是极端。教条和极端都是在将西方理论应用到现实时发生的问题，或认为学来的都是真经，或认为需要以理论来框定现实，二者都容易产生激进的革命性后果，将中国现实西方化，而不是把西方理论中国化。
　　如何克服教条，避免极端，坚定立场，以中国秩序为最高共识，不断推进政治哲学中国化，将成为理论和实践的首要问题。
　　第二，化焦虑为忧患，这是心态问题。
　　知识分子比其他各个阶层和人群更焦虑，据说这是因为知识分子是以反思著称的。但反思的结果不是理智的健康，而是情绪性的抑郁和恐惧，总之是一种因不断“操心―而“烦”的持续病态。在政治哲学看来，焦虑比其他任何一种情状都更加严肃地指出了现代知识分子的不靠谱。这并不是要取消知识分子焦虑的权利，而是要质疑其焦虑的理由。
　　政治哲学的从业者必须时时警醒自己，要不断地与焦虑作斗争，克服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和软弱性，将之摒弃于严肃的政治思考和健康的理智活动之外。政治哲学要大力提倡忧患意识，这是纯正的士大夫情怀，是尊崇“先天下之忧而}尤，后天下之乐而乐”，倡导“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的。政治哲学在秩序和历史中找寻意义，将个体心性付诸于宏大的意义世界，将家国情怀系于天下苍生，而非一己私利，或少数人的利害得失。
　　第三，化经验为理论，这是方法问题。
　　政治哲学所面对的经验主要有三种，历史经验、实践经验和思想经验。面对这三种经验，政治哲学都有一个理论化的工作。
　　对历史经验，政治哲学必须从秩序的诸种表现形式中抽离并提升出秩序的原则，进而通过考察诸种秩序及其历史，得出普遍秩序的原则。
　　对实践经验，政治哲学要开展理性化或合理化过程，将之提升到理论层面予以辩护或批判。
　　对思想经验，政治哲学则要通过对特定人物和议题的研究和提升，达致普遍有效的知识。
　　因此，将经验不断提升为理论，就是政治哲学贯彻始终的一个方法。其目的是通过不断提升的行动与对提升的总结和反思，揭示常变观在历史、实践和思想中的具体表现和现实内容，构建能够体现时代精神并能兼收并蓄各种反思性理论的公共理性。
　　第四，化理论为德，眭，这是修为问题。
　　理论要想说服人，先要说服自己。要先说服自己，理论必须彻底，一以贯之。政治哲学不会用理智的诚实自欺欺人，也不想用高贵的谎言愚昧大众，政治哲学最想改变的是从事政治哲学研究和教学的人自身。
　　概言之，政治哲学是一门护卫之学，所护者，中国秩序；政治哲学是一门忧患之学，所忧者，家国天下；政治哲学是一门提升之学，所提者，现实存在；政治哲学是一门修为之学，所修者，仁义礼智。一句话，政治哲学要探究什么是中国秩序，以及如何做个合格的护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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