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中国模式] 党章的功能体现在

　　西式民主不是惟一也不是最佳的民主模式 　　 　　民主在各国一定要以它自己的形式发展。凡是不加批判地采取别国形式民主的，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例如中国台湾、韩国、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国1911-1913年搞过西式民主，完全照搬西方模式，结果搞得乱七八糟。而且，西方民主自身也面临很大困惑，在本国的运作存在很多问题。
　　所以，民主是要的，但是以为西方民主是最好的，把以选举为特征的形式照搬过来，问题非常大。
　　在某些“民主”的鼓吹者中，流行着一种选举崇拜。判断一个政治制度民主与否，他们手中只有一把尺子――选举：有竞争性选举的制度便是民主制度，否则就不是。而我把以选举为特征的政体叫做“选主”。一定要把民主跟“选主”区分开――民主是老百姓当家做主；而“选主”跟选“超女”一样，是选秀而已。
　　一个人所占有的资源、会不会表现自己、是不是巧嘴滑舌，甚至长相好不好，都可能是胜选的原因。西方的选举“盛典”，已经和演艺没有太大区别，难怪好莱坞大腕影星能当选美国最大州的州长，三流演员可以当总统。台湾的马英九绝对不聪明，但是很得人缘，尤其是中年妇女的人源，恐怕就是因为模样长得好，他是“小马哥”嘛!选举成了拼资源、拼形象、拼口才、拼演技，但资源的分布绝对是不公平的。占有资源的经济精英分子和知识精英分子非常容易入围，而穷人、精英群体以外的人很难获得机会。筹到的钱越多就越容易当选，这显然是一种政治性腐败。
　　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一种恶性循环：资源的不平等导致参与的不平等。这有大量的实证调查。在西方，经济社会资源不平等导致参与的不平等；参与的不平等又导致不同社会群体政治力量的不平等；资源少的群体在代议机构中的代表人少，导致对决策影响力的不平等；对决策影响力的不平等，又导致资源分布的不平等……如此循环。
　　长期以来，西式民主满足于几年一次的选举。但卢梭很早就说过，如果人民仅仅只是选举代表，那很可能就是选的时候履行一下仪式，选完后各自回家，谁也不再关心，这样一来，国家实际上是由几个寡头管理。这就是目前在很多国家流行的民主方式――几年一次仪式，仪式一结束，就是少数几个人来执政。
　　尽管仍然有人坚持代议式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是最佳的制度选择，但越来越多的人逐步认识到公众直接参与决策过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开始推广参与式民主(partmipatory democracy)和协商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
　　
　　以开放思维探索中国民主之路
　　
　　协商式民主跟选举式民主的基本判断截然不同。以选举为特征的民主，假没人的偏好是不会变化的，偏好决定他投票选谁；选出来的人就会代表他的偏好，他就认同这个政权。这每一个逻辑推论都有错误。协商式民主的假设是，人的偏好是可以变的。一个人可能对自己认识不清，对外界事物认识不清，对别人的利益认识不清，对整体、长远的利箍认识不清，在与不同人讨论的过程中，他能加深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改变他的偏好，这个时候再来做选择，可能做出比较理戏性的选择。中国有讨论的传统，不是说共产党的会多吗?这个传统不应该丢掉，而要加以改进。通过开会，让更多的人来参与讨论。不光是讨论国家事务，也包括公司事务、学校事务，这些也是实现民主的方式。
　　在选择民主的方式上，最重要的是要打破迷信、思想解放，根据中国的实际尝试不同的方法。现在已经出现这样一些实验，比如浙江出现了参与式的预算，黑龙江哈尔滨市的阿城也有参与预算式民主的实验。他们在实验中有的就用抽签的方式来选择决策机构的成员，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有人会质疑：如果抽到一个傻子或者能力不强的人怎么办?但是反过来想想，在西方国家，法院的陪审团就是随机抽选。加拿大、英国等国有些地方为了弥补“选主”的不足，也用抽签来产生新的决策机构，做重大决策。这类机构名称不同，具体组织方式也不尽相同，有的机构太到5000人。由于是随机挑选出来的，其成员结构基本上能准确代表当地的人口结构，金钱、口才、相貌都不起作用。这样的实验非常有意思。
　　总之，实现民主的方式并不只有一种。中国现在需要摆脱对西方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的盲目崇拜，以更开放的思维来探索中国民主之路。思想解放是最重要的，但是原则应该很清楚，就是老百姓当家作主。只要按照这个理念去实践，就是可行的。
　　我前几年写《美国进步时代启示》时就提忆预算改革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突破口。从这里开始就可以把老百姓动员起来关心民生问题、政府决策问题，就可以走向民主。我认为，在县以上各级，要加强人大的作用；在县以下的基层，要加强老百姓的直接参与。有些时候，全国预算、省一级的预算，特别是大的项目开支，也可以放到网上，让老百姓来监督。这个完全可以做到。
　　说到民主，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集权的问题。权力高度集中在个人手里和集中在某一级政府手里是两码事。权力集中有两个层次：机构性的权力集中，在某些地方、某些情况下是必要的；权力高度集中在某些个人手里，这是产生腐败的原因。对这两个层次如果不加以区分的话，会引起概念上的混淆，也会引起反腐败策略上的误导。现在需要纠正的主要是个人权力高度集中。权力集中在党委或某个部门，执行者必须按照一定程序执行，没有太多的自由裁量权，哪怕权力是高度集中的，也不可能产生腐败，或者很少产生腐败。
　　既然公民不直接参与政府决策过程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可言，我们必须研究我国公民参与决策过程趋势与特点。公众参与是公众与政府间的互动过程，有四个关键环节，即“信息公开”、“听取民意”、“吸取民智”、“实行民决”。在政策制定的不同阶段，这四个环节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信息公开在所有四个阶段都至关重要；听取民意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政策规划阶段，偶尔也会影响方案比较阶段；吸取民智在方案草拟与方案比较阶段凸现；实行民决则只有在政策的提出和拍板阶段才能显露身手。
　　
　　群众路线是我们的丰厚遗产
　　
　　当今对公众参与的讨论似乎假定，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一扇门，决策者在里面，公众在外面。建立公众参与机制无非是把原来紧锁的门改装成虚掩的单向弹簧门，公众参与就好比公众推开了那扇门，得以登堂人室参与屋内的游戏。不过矜持的决策者却不会走出户外。而毛泽东等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对“参与”的理解截然不同，他们主张决策者必须走出户外，主动深入到民众中去，这就是著名的“群众路线”。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中，“群众路线”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1928年。该年11月，李立三在与江浙地区党的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竭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 去”。次年，周恩来与毛泽东分别在各自起草的文件中也使用了“群众路线”的概念。其后，在一系列文章和讲话中，毛泽东反复阐发了深入群众、尊重群众、依靠群众、动员群众、关心群众痛痒、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重要意义，使群众路线的内涵逐步丰富起来。1943~6月，在为党中央起草《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时，毛泽东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概括了群众路线的思想：“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刘少奇等其他中国革命第一代领导人对群众路线的形成与发展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刘少奇对群众路线做了详细的说明，将它归结为两个方面，即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到1956年召开八大时，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以上两方面再次加以强调。此后，中国共产党对群众路线的表述基本定型，这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毛泽东把群众路线称之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把群众路线看作毛泽东思想“三大基本方面”之一。国外也有学者对群众路线赞誉有加，把它看作中国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最具原创性的贡献。
　　与目前流行的各种公共参与模式相比，群众路线可以说是一种逆向参与模式，它所强调的是，决策者必须主动深入到人民大众中去，而不是坐等群众前来参与。这个模式有四个支撑点。
　　首先，所谓“从群众中来”就是要求领导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一刻也不脱离群众。毛泽东本人十分注重密切联系群众。即使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也经常利用战争间隙深入群众，了解老百姓的生活疾苦和需要。
　　其次，深人群众是为了培植群众观点。为此，毛泽东要求领导干部经常下基层，并在下基层时实行“三同”，即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以拉近与群众的距离。除了在日常工作中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外，上世纪50至70年代还形成制度，定期将领导机构的干部下放到农村当社员，下放到车间当工人，下放到连队当兵，直接参加体力劳动，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
　　第三，深人群众要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民意。毛泽东特别强调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本人也树立了调查研究的典范。他认为，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象的东西，一定是脱离实际的东西。为此，他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名言。他提倡深日基层、长期蹲点，做从历史到现状的系统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的重点应该是人民群众的福祉。毛泽东在这方面说得很透彻，“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
　　如何能在调查研究中听到群众的真话呢?毛泽东指出，“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要在谈话过程中和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作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
　　第四，调查研究也是向人民群众吸取民智的过程。毛泽东式的调查研究与西方实证主义的调查研究不同，因为人民群众不仅仅是被观察对象，也是调查的积极参与者。这个研究方法上的差异源于对人民历史作用的判断。在毛泽东看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基于这个判断，他告诫各级领导于部，“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他说：“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
　　总而言之，群众路线的决策模式调转了参与的方向，要求决策者主动、持续地深入群众。公众参与模式强调参与是民众盼权利，而群众路线模式则强调与民众打成一片是干部的责任。虽然在两个模式的着眼点不同，一个要把民众请进来，另一个敦促决策者走出去，但在听取民意、吸取民智方面，它们可能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不是对立的，本可以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不幸的是，当公众参与模式开始吸引人们的眼球时，一份丰厚的遗产却被淡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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