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当年那场反走私斗争

　　引渡 　　 　　赖昌星“回”来了。逃亡12年后，这个曾经的走私王国的缔造者终于被遣返回中国。过去的12年，人们多次看到围绕其遣返的戏剧性场面――包括2006年当赖昌星被试图带上飞机遣返回中国时，为拖延时间，他竟以头撞柱，结果死里逃生。
　　自从2005年赖昌星的难民资格申请上诉被驳回后，从法律上说，遣返的障碍只在于遣返前的风险评估。由于中加之间没有签订双边引渡条约，遣返赖昌星成功意味着中加双方在司法方面的共识已经达成。从我国司法机构历次关于引渡问题的公开谈话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共识应当包括死刑犯不引渡和司法审判程序等方面。
　　12年，对一个人来说，是不短的时间。而12年来，我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2年前，我们还在为加入世贸与“友邦们”苦苦地讨价还价。12年后，人世的井喷效应将中国推上了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在价值观上与西方不同调的中国成了自由贸易主义的坚定维护者。
　　与此同时，走私这一经济的毒瘤仍在某些节点上发作。也许，类似赖昌星构建的走私帝国不会再出现，但各种类型的走私小王国仍在持续诞生。就在不久前，深圳的一个包括10名海关官员在内的红油走私小集团接受了审判。但今天，已经很难想象当年赖昌星携带3000万元巨款进京活动，专案组还未进驻厦门就知道中央领导对于举报信的指示内容，走私要犯全部跑光，究竟是一幅怎样的情景。
　　2001年4月，中国海关出版社曾经出过一本纪实文学作品，名字叫《厦门远华大案》。书中有过“预言”：赖昌星不到案又怎能弄清真实内幕?很多微妙关系如何破译?法制社会讲究证据，人证、物证，要铁证如山。而仅凭一些现象就能够作为证据查处某些高官?有些难解的谜团在时间的延续中才能彻底解开。远华案“情未了”。拔出萝卜带出泥。相信只要证据确凿，远华案涉及人物无论地位多显赫，职务多高级，最终都将会浮出水面。
　　而即将到来的审判赖昌星无疑将让人们见识一下，这样的“预言”能实现到什么程度。
　　就在赖昌星被遣返回我国之际，网络上的议论也很热烈。其中，比较集中地出现了这样一种论调，认为赖昌星走私集团的出现是因为国内油价贵过国外，话里话外指向了现在国内的成品油垄断问题，似有为当年的走私抱屈之意。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走私问题的确是复杂的，它所涉及到的人物，绝不只是那些唯利是图之徒。这其中也包括因治辖范围内的走私问题而倒台的先锋改革型官员，也包括今天已经晋身大佬级的企业家。而从理论教条上说，正应了那句话，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存在的一定能找到合理的理由。但因为今天对于垄断高油价的愤怒变为对于赖昌星这样的走私帝国的同情，仍是让人感到震惊的。赖昌星遣返后的第一波争论在不愠不火中已经展开了。
　　重温一下当年反走私斗争的历史，重新认识当年的“政治经济学”，就很有必要了。
　　马克思曾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直接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在这个基本规律前面，人们都是平等的，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草莽大盗；是贤者，还是恶者。1998年开始的反走私斗争是如此，作为对立面的走私集团们也是如此。
　　
　　重回历史
　　
　　从时任国务院总理朱?基1998年和1999年在不同的打击走私斗争场合的讲话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当时国家和执政党的最高意志体现在什么地方。
　　首先是“保八”的压力。朱铬基总理1999年1月17日视察厦门海关时说，2008年上半年的形势是很不好的。走私很猖獗，走私差价很大，特别是石油工业在8月份之前还是亏损的，而不到半年内实现赢利目标，打击走私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他的比如钢材、显像管、化工产品，国内的国民生产总值下半年补上了上半年的损失。”据估计，当年走私进来的商品价值高达千亿元，这对当时的中国经济体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而到今天为止，我们都无法低估当年“保八”这条生命线的政治意义。这绝不是某一个个人的意志，而是执政党的最高意志。其中，还隐含了党和政府对于“共和国长子”们的一份责任。
　　其次是税收。税收是一个政权的血液。1998年我国税收增收1000亿元。这是那届中央政府用了包括打击走私在内的诸多雷霆手段后实现的。人们至今也许仍然记得朱?基当选总理后的第一个记者招待会上，是如何痛斥“吃饭财政”把财政吃光，财政搞重复建设“打水漂”，政府没钱推行“科教兴国”的。那届中央政府推行了诸多重大改革，离开财政也就是税收的支持，可以说是寸步难行。
　　朱?基1999年初说：“成品油走私、出口骗汇、出口骗税，加起来是一笔不得了的大账、生死账，这仿佛是从共和国并不强壮的身体上开了一个血口子，堵不住它，难免失血、贫血，后果不堪设想。”一直在吸引外资，但1998年上半年我国的外汇损失92亿美元。1998年出口没有减少但是退税少了100多亿元，“可见前年都是骗走的啦，骗走了一百几十个亿!实际上还不止这个数，好多没有查出来的。”为了打击走私，朱?基曾经风趣地对海关的人说：你们要巡洋舰，我也给你们。的确，那届中央政府通过反走私斗争重塑了海关体制，海关也如朱?基期望的那样变成了一个“铁门”，而不是“豆腐渣”的门。2010年，海关关税超过1.2万亿元，代征税收占全国总税收收入的近1／7。
　　第三是反腐败。朱?基1998年在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把反走私斗争不断引向深入，必须将打击走私活动同强化法制、整饬秩序、加强监管、惩治腐败很好地结合起来。各地的党政军机关和执法、司法部门都要坚决清理所办公司及其挂靠公司，并限期同所办公司和挂靠公司在人、财、物等方面彻底脱钩。这项工作已经讲了多年，至今没有落实好。党政机关和军队、武警部队是吃“皇粮”的，绝不能经商办公司。
　　据当年被朱?基“点将”主政海关、参与过厦门远华案查办的牟新生总结，1992年至1998年，我国社会呈现出一种急于发展、急于致富的几乎是全民皆商的怪异局面。“工农商学兵，大家来经商”，特别是军队、武警、政法机关和党政机关经办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为走私狂潮推波助澜。法人走私，特殊法人走私，甚至武装走私一度成为我国社会存在的走私犯罪的主要特点。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这种情况是任何一个有所追求、保持政治活力的执政党都无法容忍下去的。朱?基在讲话中亦引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话说：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我们都是在一条船上，所有的同志都要同舟共济。如果我们心不齐，各行其是，特别是如果容忍走私泛滥以及其他腐败现象滋生蔓延，一旦翻了船，大家都要落水的。
　　在中国现实政治的诸多约束条件下，要解决这样的“既得利益”难题，“温水煮青蛙”式的手段是很难行得通的，只能是“拔出萝卜带出泥”。
　　以上三条很难说概括了与反走私斗争有关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笔者的意图无非在于表明，赖昌星走私帝国的灭亡是一个政权最高利益和各种阻碍力量的斗争的产物，这种斗争会带上个人的色彩，但绝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日益扩大的各种自由才是最高利益。至于这场斗争与民众自由的关系，是扩大了还是阻碍了这些自由，或者是毫无关系，历史会给出证明的。
　　这也说明，无论是从腐败新闻猎奇还是人事政治角度理解当年的那场反走私斗争，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没有多少实际价值的。真实地改进国民的福利，也必须以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政治经济学”为出发点。无论人们想如何构建国家意志和社会、合法垄断巨头和民众的关系，至少有一天可以肯定，我们将不会从对一个走私帝国的哀婉中获得什么实际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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