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准突破口 找准广东发展的突破口

　　广东新突破 　　2007年12月，汪洋甫一上任广东省委书记就提出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立即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通过“解放思想”，汪洋调动各方力量，为广东的进一步发展找到了突破口。
　　以解放思想作为切开广东发展的突破口的一刀，可以说是十分精准的，对于广东来说也是很自然的。解放思想既是鼓励人们敢说真话，亦是通过发扬民主，积极破除造成广东发展不足的既得利益的藩篱。
　　如今，“建设幸福广东”正式成为广东的核心发展方向，“幸福广东”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阐释，可以说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众所周知，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而“幸福广东”将以人为本具体化到了“幸福”上。
　　――本刊编辑部
　　
　　2007年12月，汪洋甫一上任广东省委书记就提出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立即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在为期半年的这场解放思想学习大讨论活动中，主政者和网络舆论频繁互动，思想界和新闻媒体更是以极大的热情参与“议题设定”，正是在这样一场多方碰撞的思想运动中，对于广东问题的共识日益凝聚，广东发展的突破口日益明朗。
　　
　　总量第一的不足
　　
　　以解放思想作为切开广东发展的突破口的一刀，可以说是十分精准的，对于广东来说也是很自然的。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省份，一直背负着小平同志所说的“杀开一条血路”的重任。无论是在改革开放之初执政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还是上世纪90年代初走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迷雾，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都把目光放到了广东。而到了2007年汪洋主政广东的时候，广东自身的解放思想的必要性则变得空前突出。
　　当时的广东已经连续18年坐在“全国经济总量第一”的宝座上。可以说，利用先行一步的政策优势和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广东将今天人们称之为“中国模式”的发展空间利用得淋漓尽致：从1978年至2007年，广东生产总值由186亿元增加到30606亿元，可比增长了41倍；人均生产总值由247美元增长到4080美元，翻了四番；外贸出口总额由14亿美元增长到3692亿美元，增长了260多倍。
　　而当时，整个全国的形势已经在发生变化。自从2003年执政党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后，一段时间内出现了全国性的改革大争论，“基本失败”的改革名单越来越长。中国奇迹的另一面越来越明显，归根到底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失衡”。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的失衡，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内需和外需的失衡，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比重过大，消费比重过小；经济发展和环境代价失衡，粗放的增长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环境代价；如此等等。而这种失衡体现在党和政府的具体工作和干部考核机制上，就是片面注重GDP。
　　正如当时汪洋所说的：“我们有的GDP数字很好看，但并不是增加了社会财富，是浪费了社会财富。比如讲，建大桥，这是GDP，让大桥塌了、拆了又是GDP，再建一次大桥还是GDP，这样干了三次GDP，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但是真正形成的财富就那一笔。不讲质量的发展，污染了空气、污染了水源，污染的时候创造了GDP，然后治理污染又创造了GDP，但是社会财富还是那么一笔。”
　　而对于小平同志对于广东的重托，汪洋有针对性地进行了一番阐释：小平同志要求广东力争用20年时间赶上四小龙，小平说的，不仅要经济上去，社会秩序和社会的风气也要上去，两个文明都要超过四小龙。但广东现在只是经济总量超过了。
　　解放思想于广东而言，首先就是把人们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从GDP第一这样的自我陶醉中警醒出来，可以说是“棒喝”：“长期捧着‘总量第一’这块‘金字招牌’，听惯了别人的赞誉，很容易使我们一些同志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了某种优越感，甚至骄傲情绪，这种缺乏忧患意识的表现，最终会导致不思进取，后果是极其有害的”。
　　在大讨论中，广东发展的不足就变得清晰起来：一是，经济发展转快，但发展不够全面，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管理相对滞后。二是，经济总量大，但发展方式仍然粗放，结构不够优化和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发展模式尚未根本转变。产业竞争力不强，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掌握不多。三是，城乡区域发展有了新的进步，但发展不够协调，发展不平衡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四是，资源环境保护得到加强，但可持续发展的压力较大，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依然趋紧。可供利用的土地资源严重不足。五是，经济增长水平较快，但民生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居民的生活品质有待提升。人民群众的收入增长未能与经济增长水平相同步，2001年～2006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长率明显低于全省人均GDP增长12.2%的速度，也低于同期全国人均收入增长水平。
　　从今天来看，这些判断是很有先见之明的。比如说外贸出口，广东经济的加工贸易占全国大约40%，而加工贸易比一般贸易更容易受国内外尤其是中美之间经济再平衡的严重影响。随着中国经济外贸发动机的效应发挥到极致，严重依赖加工贸易的广东经济首当其冲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看到，虽然金融危机期间有国家“保增长”政策可以渡过危机，但现在广东一直面临着加工贸易企业破产的巨大压力。
　　
　　解放思想
　　
　　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绝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产业问题，更是一整套的政府和官员的行为模式。因为，依赖透支环境、土地、劳动力等要素追求GDP的模式已经形成了一种利益依赖，利益关系网，甚至是本能反应。对于官员个人来说，解放思想意味着不能陷入上项目、求速度的传统惯性，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广东“再杀出一条血路”意味着需要塑造能够冲破固有思想和既得利益藩篱的解放思想的强大气场。
　　因此，人们看到，汪洋掀起解放思想热潮和鼓励“网络民主”是密不可分的，用意就是鼓励人们说真话。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第一次解放思想运动中同样首先是肯定要发扬民主精神。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就说：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毛泽东同志历来说，这种状况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
　　汪洋的一段话同样表达了对于说真话的期盼：“就我们长期执政的需要看，增强忧患意识比只是歌颂辉煌更加重要。”在与网友“拍砖”过程中，汪洋就注意到了网友们反映的社会问题，并给予积极回应。比如说广东代课老师转公办教师问题。广东有代课老师4万多人，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宁可让公办教师编制闲置着，也不愿意给予代课老师一个转为公办的竞争的机会，目的就是雇用廉价代课老师。在汪洋的督促下，公平的阳光及时照到了代课老师身上。
　　因此，解放思想既是鼓励人们敢说真话，亦是通过发扬民主，积极破除造成广东发展不足的既得利益的藩篱。在解放思想学习大讨论进入第三阶段之后，汪洋就明确提出：要勇于自我革命，突破利益格局。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树立全局和长远的利益观，认真反思自身存在哪些既得利益，哪些既得利益还在强化，哪些既得利益已经突破，哪些既得利益还有待进一步突破，勇于放弃不合理既得利益，勇于主动打破狭隘利益格局，勇于实现自我革命。
　　从这个意义上，解放思想，事实上就是重新唤回改革的热情，找准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继续让广东发挥在全国的排头兵的作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发展来解决，这句话原则上并没有错，但简单的上项目、求速度式的发展，实际上已经很不够了。因为目前的发展方法，主要是以政府主导的高投资、政府对于社会财富的高汲取为循环方法的，这种方法的代价就是维持庞大政府的高成本、腐败成本和官员决策失误成本，还包括对于社会和民间活力的压抑。
　　如果说过去还需要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来保就业的话，那么今天对于速度的片面追求实际上就是对于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压抑，比如社保体系建设的滞后导致的消费不足，政府管制过多导致的企业收买权力而不是创新的竞争等等。再比如，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管理相对滞后，结果就是社会组织功能发挥的滞后，这在广东外来人口融入当地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波折中体现得很明显。
　　如此看，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汪洋要提出实现从“万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就让市场去调节；公民法人或社会组织能够自己办的，就让他们去办；企事业单位和基层组织能够自我管理，就让他们自己去管。解放思想这一刀最终切向的就是政府转型。
　　
　　参照物
　　
　　在解放思想过程中，汪洋提出了不少广东和省内城市发展的参照物。有了比照，自身的问题会看得更清楚，发展的方向就会更加明确。
　　在提出解放思想这个命题的时候，汪洋就明确说：“深圳作为全中国的窗口和形象，就是要和全世界比，不能在国内比，这就是深圳将来的任务。我们（深圳）将来能‘牛’，就是可以跟新加坡、首尔叫板，你能做到这一点，就算行。在国内叫板是没有出息的行为。”
　　新加坡很早就已经是国内高官肯定的学习样板。这个城市国家给国人留下的印象是一党长期执政、高效的国企、廉洁的政府、政府主导下的产业升级等。汪洋曾经提出，珠三角学深圳，深圳研究新加坡。而其在访问新加坡期间就表示，新加坡在产业转型升级、社会管理等方面都有许多成功的实践和经验。
　　汪洋同时提到的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等，都具有自身资源匮乏，面积狭小，却在世界上保持着很高的竞争力这些特点。在汪洋通过解放思想确定发展方向上，新加坡占有很突出的分量。广东这次转型升级的重点学习对象已经基本锁定在新加坡身上。
　　除了鼓舞省内城市追赶国际大都市的雄心之外，如何保持政府的高效和进取心，看起来是汪洋所格外寄厚望于深圳的。比如引进人才方面，汪洋就如此明确地指出了深圳的问题：“深圳以前是个渔村，大家都是新人，都要打拼，现在不是了，关系网形成了，利益格局形成了。外边的人才来了后，进不了这个关系网，不适应这里的人情，就可能无法立足。”因此，汪洋提出，现在要快速发展，需要一个有法律保障的环境，而不是“靠人情，靠批条子”。
　　在2008年《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率先实现科学发展的决定》的起草过程中，汪洋亲自点题：要以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特别要以行政体制改革为突破口。2009年，《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获国务院批准。正如《南方日报》评论的那样：改革已经等不起，是因为特区开始体现出和内地一样的体征，即所谓“内地化”趋势。深圳大部制改革之后出现“1正20副”现象，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利益关系在特区正形成或者说已形成稳定的结构。“改革拖得越久就越是对改革不利。”
　　在解放思想中，汪洋还给广东找到了另一个参照物，即民营经济大省浙江――民营经济增加值占浙江全省GDP的70%左右，比广东高出近20个百分点。2008年初，汪洋率代表团到浙江学习考察。当时有这样一组对比数字引起了广东代表团的深思：2007年全省人均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比广东高出近30%、16%和47%。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1%，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8%，分别比广东高出25.6和12.4个百分点。在经济总量第一和社会发展水平第一的两个省份的对比中，人们很明显看到了广东发展的不足。这恐怕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广东省财政上缴中央财政的比重较高。
　　汪洋还参观了阿里巴巴这个电子商务的巨头企业。广东中小企业数量全国第一，但为什么没有孵化出阿里巴巴这样一个创新型的电子商务企业，也成了代表团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汪洋说：“浙江有400万人在全国各地经商投资兴业，还有100万人在世界各地经商，这种‘千方百计、千山万水’的全民创业精神值得广东学习。”
　　对比的背后是“杀出一条血路”的闯的精神的流失。越来越多的人们习惯了既有的生存方式，或当食租的“二世祖”，或者固步自封。而不少主政者，也学会了制造“政绩”，对危机视而不见，对老百姓面临的实在问题视而不见，片面地发展的调子唱得很高，改革的动力却日益衰竭。这直接导致了有识之士对于广东是否还算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的质疑。
　　幸福广东：丰富科学发展观内涵
　　
　　2011年1月6日～1月8日，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八次会议召开，“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成为今后广东发展的核心任务。
　　其实，早在汪洋担任省委书记之初，就提出了幸福感的问题，当时他批评说：现在有的地方片面追求总量增长，牺牲环境，浪费资源，甚至直接损害劳动者和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结果，经济增长速度上去了，但人的收入未相应增加，有些生活质量反而下降，有的幸福感反而减少。
　　如今，“建设幸福广东”正式成为广东的核心发展方向，“幸福广东”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阐释，可以说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众所周知，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而“幸福广东”将以人为本具体化到了“幸福”上。
　　此时的幸福，首先要有物质基础。正如汪洋说的：“有的国家物质条件极端匮乏，而且大搞个人崇拜和愚民教育，虽然人民可能所谓的幸福感很强，但那不是现代文明意义上的幸福。”而在今天，加快转型升级就是要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去做高质量的“蛋糕”，只有“蛋糕”又好又大，“建设幸福广东”才有良好的物质基础。
　　“幸福广东”的内涵还包括：不能以牺牲人民的幸福为代价去发展，不能以发展为理由，让影响人民幸福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长期存在，这决定了那些已经严重影响人民幸福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不能够再回避，必须下决心来解决，在政策议程上要提到优先的位置上；更加注重人民的主观感受，也就意味着更加注重以人民的主观感受来评价党和政府的工作，决定干部的升降任免，首当其冲的是那些将党和政府与人民隔离开来的衙门作风作派必须得到彻底纠正；提出建设幸福广东，关键点在于明确一种发展的方向、目标，而不在于一夜之间要建成什么样的幸福广东，要防止出现“幸福”的政绩工程和形式主义的“幸福”，这意味着不能学习西方高福利社会的模式，而是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福利体系，这种福利体系为未来和子孙后代的发展预留了空间。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幸福广东”的建设将回答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充实和丰富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其中包括：破除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如何设计领导干部的适应科学发展的考核体系，如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社会和政治权益的诉求，如何建设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福利体系。
　　这些方面的探索的成果，无疑将对科学发展观本身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以解放思想作为切开广东发展的突破口的一刀，可以说是十分精准的，对于广东来说也是很自然的。解放思想既是鼓励人们敢说真话，亦是通过发扬民主，积极破除造成广东发展不足的既得利益的藩篱。
　　如今，“建设幸福广东”正式成为广东的核心发展方向，“幸福广东”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阐释，可以说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众所周知，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而“幸福广东”将以人为本具体化到了“幸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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