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闭合需要研究评述:评述布鲁纳认知发现说

　　摘要　认知闭合需要是个体稳定的认知特征，描述了个体在面对模糊情境时是否愿意系统处理信息的动机。已有研究表明，认知闭合需要对个体的信息处理过程和决策结果有显著的预测能力。总体上说，高认知闭合需要的个体更容易利用启发式进行思考，因此此类个体更容易受到过度归因、首因效应等的影响。虽然大多数的研究表明认知闭合需要是个体稳定的认知特质，但也有研究者发现环境因素如噪音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在短时期内改变个体的认知闭合需要的水平。因此，在相关研究中，认知闭合需要既可以通过量表测量，也可以通过在实验中改变环境噪音和时间压力等方法来操纵。已有的关于认知闭合需要的研究也有不足之处。首先，如何引导高认知闭合者克服匆忙做出决策的动机并采用分析式的方式处理信息和进行决策，目前的相关研究还很少；其次，已有的关于认知闭合的研究大都为实验室研究，因此这些研究的外部效度较低：第三，认知闭合需要在冲突研究领域的应用被忽略了。未来有必要针对这些不足之处进行相应研究。
　　关键词　认知闭合需要；信息处理；决策
　　分类号　B842；C93
　　
　　1　引言
　　
　　“认知闭合需要”(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是近年来认知心理学领域的热点，到目前为止，西方学者已经将这一概念引入到社会判断(Webster&Kruglauski，1994)、团队互动(Kruglanski&Donna，1991)、消费者行为(Kardes，Cronley,&KeUaris，2004)、谈判(de Dreu，2003)和政治(Jost,Glaser, Kruglanski，&Sulloway,2003)等相关领域，结果发现这是一个有丰富预测能力的变量，对理解个体在模糊情境中的决策、归因和行为倾向等有重要意义。如de Dreu，Koole和Oldersma(1999)发现，高认知闭合需要的个体容易利用启发式进行判断，因此其决策带有较多的偏误。对认知闭合需要进行深入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决策者做出正确决策。
　　
　　2　认知闭合需要的含义
　　
　　具体来说，认知闭合需要(以下简称“认知闭合”)描述的是个体应对模糊性(ambiguity)时的动机和愿望，它是“给问题找到一个明确答案的愿望，――无论是什么样的答案，――因为相对于混乱和不确定，任何明确的答案都更好些”(Kruglanski1989)。
　　Kruglanski和Webster(1994)认为，认知闭合是一个连续体，每个人都处于这个连续体的不同位置。在这个连续体的一端，人们对认知闭合的需求很强烈，而在另一端，正好相反，避免封闭的需求十分强烈(Kruglanski&Webster,1996)。在面对模糊性时，为了消除模糊状态给自己所带来的压力和焦虑，认知闭合较高的个体具有很强烈的动机去寻找确定性、给出答案，――即使此时并没有结论性的证据、所下的决策或许并不恰当；而认知闭合较低的个体对模糊性的容忍程度较高，对立刻消除自己所面临的模糊和不确定状态的偏好较低，因而具有更强烈的动机去进一步搜集信息或者对信息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思考。要指出的是，认知闭合并不完全是非理性的，因为认知闭合的一个明显好处是人们能够很快地做出判断和决策，尤其在面临“最后期限”或时间约束的时候；另外，由于认知闭合降低了人们进一步搜集和处理信息的必要性，因此可以节省人们的脑力劳动，这对于处于疲惫状态或不利于思考的环境中的个体而言，无疑十分具有吸引力。
　　研究表明，认知闭合一般要经历两个阶段(Kruglanski&Webster,1996)，第一个阶段是“夺取(seizing)”，指的是在面对不确定性和模糊状态时，认知闭合较高的个体总是有很强烈的愿望去寻找信息或带有暗示的各种线索，以快速对目标事物做出判断：在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冻结(freezing)”阶段时，认知闭合较高的个体会固守自己在“夺取”阶段所形成的判断，因此在面对新信息时，他们比较“闭合”，不太会根据新信息来调整自己的立场(Knaglanski&Webster,1996)，因而其信息处理过程带有僵化、不灵活的色彩。
　　Svenson(1992)所提出的差异一巩固理论(differentiation consolidation)将个体在决策时的信息处理过程分成“差异”和“巩固”两个阶段，并且认为个体在得出最终结论前的信息处理过程可能会有意无意地扭曲相关信息，――比如，如果自己所偏好的方案在某些特征上较其它方案为差，那么个体就可能会认为这些特征并非那么重要――最终使自己在第一阶段所偏好的方案被选择。Russo，Medvec和Meloy(1996)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讲，高认知闭合个体的认知特点非常符合Svenson的理论，因为他们在“冻结”阶段所表现出的闭合无疑可以被看作是赋予新信息的权重很小，甚至将之完全忽略。此外，从认知闭合角度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并不是所有的个体都受到框架效应(flaming effect)的影响，――认知闭合较低的个体对信息的接收和处理比较系统和详尽，会给予新信息相对适当的权重，所以他们信息处理过程比较理性和系统，也就较不会受到框架效应的影响。可以看出，有关认知闭合的研究与信息处理和行为决策领域的众多重要理论遥相呼应，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
　　
　　3　对认知闭合进行研究的两种途径
　　
　　已有的关于认知闭合的研究是从两种途径展开的(Kruglanski，2004)。一种途径将认知闭合当作个体特质，它假设个体的认知闭合水平是相对稳定，因而可以通过量表测量。Webster和Kruglanski1994)发展了一个量表，从对模糊性的不舒服感、对结构的需求、心理封闭等五个方面测量个体的认知闭合水平。目前，此量表已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各国学者利用此量表对认知闭合进行测量，并进行了许多相关研究(De Grade，Kruglansk，Mannetti，& Perro，1999；Kruglanski，Shah，Pierro，＆Mannetti，2002)。这些研究的结论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从而表明了从个体认知特征角度对认知闭合进行研究的合理性。
　　另一种途径是通过操纵环境变量来在短期内影响个体的认知闭合水平，这种途径假设个体的认知闭合可以由于环境的变化而暂时改变。已有研究发现，时间压力(Webster&Kruglanski，1998)、环境噪音Kruglanski&Webster,1991)，或者是仅仅向被试暗示他／她所从事的思考工作是乏味的Webster1993)，都会在短期内提高人们的认知闭合水平，并导致其判断和决策发生改变。
　　学者们在对认知闭合进行研究时，往往在同一 个研究中通过上述两种不同的方式将高认知闭合者和低认知闭合者进行归类，并交叉验证通过上述两种不同的方式进行探索是否可以得到相同的实验结果或者效应。总体上说，大量的研究结论表明上述两种途径都是可行的。
　　
　　4　认知闭合对信息处理方式的影响
　　
　　从本质上讲，认知闭合描述的是一种动机(愿望)，但这种动机对个体的信息处理过程有显著的影响，进而可以影响到人们的判断决策。具体来说，在模糊情境中，高认知闭合的个体往往会过度利用某些社会线索，对信息的处理不够详尽，表现出较强的启发式思维的特点，并且为了避免再次面对模糊性，较不愿吸收与原有信息不一致的新信息，也较难被说服(Neuberg，Judice，&West，1997)。
　　已有研究发现，认知闭合可以影响到个体的社会判断(social judgment)和人际现象(interpersonal phenomena)。Webster(1993)检验了认知闭合与过度归因(over contribution)之间的关系，发现高认知闭合者所表现出的过度归因偏差高于控制组和低认知闭合者，并且低认知闭合者所表现出的过度归因偏差并不显著。还有研究表明(Webster＆Kruglanski，1994)，高认知闭合者更容易陷入“首因效应”。Dijksterhuis，Van Knippenverg，Kruglanski和Sehaper(1996)发现，高认知闭合的个体倾向于使用刻板印象对目标群体进行判断，认为目标群体成员在与刻板印象有关的特质上差异较小，并且回忆起目标群体成员与刻板印象一致的行为的可能性更大。de Dreu，Koole和Oldersma(1993)发现，由于更容易以启发式的方式处理信息，高认知闭合的被试在谈判中更容易受到参照点(focal point)或对方身份(修商科的学生／修神学的学生)的影响，因而做出的让步更小。这些研究表明，高认知闭合者更容易利用外围线索和信息特征来完成自己所面l临的决策任务。
　　其它的相关研究也支持了上述认知闭合对个体信息处理方式的影响。Eag]y和Chaiken(1993)的研究表明，认知需要(need for cognition)‘较低的个体在处理与决策相关的信息时较不系统，且较片面。张志学和张文慧(2004)在一项模拟决策中也发现，在不确定环境中认知需要较高的个体对环境的关注程度也较高，搜集信息的频率较大，并且会影响到其决策；而根据Webster和Kruglanski(1994)的研究，认知闭合与认知需要之间有中等程度的负相关。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高认知闭合的个体更容易以简化的方式处理信息，也即是更容易采用启发式思维。
　　
　　5　认知闭合与模糊性
　　
　　Budner(1962)认为，“一个模糊的情境可以被定义为由于缺乏足够的线索，个体无法对它进行结构化或者分类”，换句话说，在一个清晰的情境下，个体能够把握其主要特征，并加以解释或给出答案；而在模糊的情境中，刺激可以被归为不同的类别，特别是当它属于两个类别的可能性相同时，因此对它的解释和处理都更加困难。
　　对模糊性的容忍(tolerance of ambiguity)指的是“当面对一系列不熟悉、复杂或者不一致的信息时，个体对信息进行感知和处理的方式”(Adrian&Ribchester,1995)。一般认为，对模糊性容忍程度比较低的个体在面临模糊的情境时，会感受到压力、往往会过早做出反应并且会尽量避免带有模糊性的刺激；而对模糊性容忍程度比较高的个体会将模糊情境感知为带有挑战性的、有意思的、值得期待的，并且不会否定或曲解线索不一致所带来的复杂性(Durrheim＆Foster,1997)。
　　个体在对模糊性的容忍上的差异早已引发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上个世纪40年代就有学者考察了对模糊性的容忍与保守主义之间的关系。根据Frenkel-Brunswki(1948)，Adomo，Frenkel-Brunswik，和Sandford(1950)的理论，在对模糊性的容忍与保守主义、认知僵化等之间有线性的负向关系。
　　近年来，Eckhardt(1991)发现，与政治上的激进派相比，保守主义者对模糊性的容忍程度较低。Jest，Glaser,Kruglanski和Sulloway(2003)也认为，“通过增加(个体)寻求确定性的认知和动机两力面的偏好，对模糊性的不容忍或许能够导致人们坚持自己熟悉的(观点)，做出不成熟的结论，使用过分简单化的惯例和刻板印象”(第346页)。HiM和Mervielde(2002)探讨了认知闭合与模糊性对个体信息获取(acquisition ofinformation)的影响，结果发现，一般而言，任务所伴生的模糊程度越高，个体对额外信息的需求就越大，但认知闭合会调控这一影响，使得个体对信息的需求减弱。在该研究的三个实验中Hiel和Mervielde都发现了模糊性与认知闭合的交互作用；更重要的是，该研究还表明，认知闭合对信息获取的主效应是显著的，也就是说，认知闭合导致个体额外要求的信息较少。Webster和Kruglanski(1994)的研究也表明，认知闭合与对模糊的不容忍之间有中等程度的相关(r=0.29)。这些研究都从一个侧面表明，高认知闭合者对模糊性的容忍程度较低、较为保守、对新信息的需求更少，在承担需要面对大量模糊性的管理职能时这些个体很可能会由于认知特征的负面影响而做出不成熟的、错误的决策，从而导致经营上的灾难性后果。
　　
　　6　认知闭合需要的测量
　　
　　Webster和Kruglanski(1994)从对结构的需求、心理封闭等五个方面测量个体的认知闭合水平，不过这个5维度学说受到了置疑，很多学者利用多国样本对此量表的结构进行了探讨。Neuberg，Judiee和West(1997)就对Webster和Kruglanski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此量表在内容上与对结构的需要(need for structure)量表以及对无效的害怕(fear of invalidity)量表重复，并认为它是由两个因子组成，第一个因子包括测量决断性的7个题目，其余的题目都被包括在第二个因子里。Mannetti，Pierro。Kruglansk，Taris和Bezinovic(2002)利用4个国家的样本，对认知闭合量表的结构进行了探讨，结果支持了Neuberg和Judiee等人的观点。Moneta和Yi(2004)专门讨论了认知闭合量表中文版本的结构。此研究的结果表明，将认知闭合当成一个由两个二阶因子组成的概念时，拟合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并且题目的分布也与Neuberg和Judice等的发现相同。Monem和Yip还认为，这样的结构非常恰当地 反应了包括在认知闭合概念中的两个趋向：紧急(urgency)和永久(permanence)。“紧急”的含义与认知闭合第一个阶段“抓取”的内涵相似，指的是一种“无论问题和它的解决方法有多复杂，都要立刻达到封闭的动机”，由测量决断性的7个题目组成的二阶因子，就是测量此动机的；“水久”的含义与认知闭合第二个阶段“冻结”的内涵相似，指的是一种“寻求简单问题和解答的动机，这种动机描述了个体在固守已经得到的封闭上的差异”，测量对结构的偏好、对可预测性的偏好等的35道题目，就是测量此动机的。
　　虽然关于此量表的结构如何存在异议，但相关的研究(Kruglanski&Webster,1993；Chiu，Morris，Hong，＆Menon,2000)发现，利用在此量表上的得分将个体分为高／低认知闭合者两组所进行的研究与将认知闭合当作环境变量所进行的研究的结论是一致，这表明此量表总体上是有效的，在各个研究中它的信度和(或)效度也符合心理测量学的标准，因此是一个较好的测量工具。
　　
　　7　评论和展望
　　
　　总体上说，有关认知闭合的研究从一定程度上解答了哪类个体会偏向于利用启发式来处理信息这一问题，这对于组织中对决策者的招聘和选拔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另外，由于时间压力、环境噪音等都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变决策者的认知闭合水平，并进而影响到其所做出的决策，因此相关的研究结论对决策任务的安排、决策时物理环境的布置等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虽然有关认知闭合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理论成果，但目前为止已有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有关认知闭合对个体信息处理方式和决策结果的研究很多，但如何引导高认知闭合者克服匆忙做出决策的动机并采用分析式的方式处理信息和得出决策，目前的研究结论还很少。Tefloek(1992)、Mayseless和Kmglanski(1987)的研究结果表明让决策者承担责任(accountability)、增加对无效决策的恐惧(fear of invalid judgment)能够促使个体对信息进行系统加工，但是否还有其他的措施和机制能够促使高认知闭合者更为慎重的去处理信息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察。刘雪峰、张志学和梁钧平(2007)的研究发现，负向框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高认知闭合者的信息处理方式和决策偏好，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学者开展此方面的研究：第二，目前有关认知闭合的研究大都为实验室研究，其外部效度较差；研究中的因变量也多是被试的行为倾向而非真实行为。因此，为了预测真实环境中的个体行为，有必要开展更多的实地研究；第三，虽然dc Dreu,Koole和Oldersma(1999)认为，认知封闭的另一个潜在应用领域是冲突研究，但到目前为止，有关认知闭合的研究还很少关注像绩效、冲突和工作满意度等和企业经营业绩直接相关的变量。实际上，由于管理者要进行大量的信息处理和决策工作，认知闭合会是影响管理者绩效的重要变量，而且由于认知闭合会影响到团队的互动方式(De Grada，Kruglanski，Mannetti和Perro(1999)发现，由于受到任务情境的启示(priming)，高认知封闭个体会为完成任务而将精力集中于与任务相关的活动上，并较少与其他成员进行社会情感交流，且在谈判过程中，高认知封闭个体组成的四人小组成员感受到更大的取得一致意见的压力，因此可以预测认知闭合对人际冲突现象会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希望中国的心理学家和管理学者能够关注有关此变量的研究，从而为制定提高管理者绩效的方案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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