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推脱 道德推脱的概念\测量及相关变量

　　摘要　道德推脱是指个体产生的一些特定的认知倾向，这些认知倾向包括重新定义自己的行为使其伤害性显得更小、最大程度地减少自己在行为后果中的责任和降低对受伤目标痛苦的认同。对道德推脱的概念、测量进行了介绍，并对其影响因素、影响后果的实证研究进行了系统性的总结。最后，指出未来研究应该重视完善测量工具、构建道德推脱影响因素模型、强化纵向研究范式和加强道德推脱的干预研究。
　　关键词　道德推脱；不道德行为；攻击行为；组织腐败
　　分类号　B849：C91
　　
　　层出不穷的各种丑闻与不道德事件使得人们不禁要问：人为什么会做出不道德行为?而对不道德行为的最好解释存在于潜在的心理过程之中(Messick&Bazermau，1996；Tenbrtmsel&Messick，2004)，Bandura(1986)从社会认知理论的角度首先提出了道德推脱(Moral Disengage－ment)的概念，并试图运用道德推脱来解释这一潜在的心理过程。目前，道德推脱已经成为社会心理学和组织伦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本文将回顾这一系列研究，并尝试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
　　
　　1　道德推脱的概念
　　
　　道德推脱是指个体产生的一些特定的认知倾向。这些认知倾向包括重新定义自己的行为使其伤害性显得更小、最大程度地减少自己在行为后果中的责任和降低对受伤目标痛苦的认同(Bandura，1986，1990，1999，2002)。Bandura(1986)认为，道德自我调节功能可以通过八个相互关联的推脱机制失效，这八个推脱机制分别是：道德辩护、委婉标签、有利比较、责任转移、责任分散、忽视或扭曲结果、非人性化、责备归因。图1显示了道德推脱在不同有害行为上的道德自我调节过程的选择性脱离机制。必须明确的是，此图仅仅是表示道德推脱的不同机制产生作用的示意图，而不是他们产生作用的先后顺序的过程模型(MeALister，Bandura，&Owen，2006)。
　　
　　Bandura(1990)还认为，道德推脱可以解释为什么正常人做了不道德行为而没有明显的内疚和自责。根据这一理论，大多数人都建立了个人道德行为标准，这些标准起着自我调节作用，可以引导良好的行为和制止不良行为，而与这些标准相抵触的行为会导致个体的内疚和自责。因此，个体的行为通常是与其内部的道德标准相符合的，但是这一自我调节功能只有在被激活时才能起作用。在Bandura(1999)的进一步研究中发现，道德推脱在道德自我调节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可以使道德自我调节功能有选择地激活或失效。当个体违反其内部道德标准时，可以通过道德推脱使道德的自我调节功能失效，进而摆脱内疚和自责，因此，具有高道德推脱的个体更有可能做出不道德行为。
　　前三个推脱机制――道德辩护、委婉标签、有利比较――通过对应受谴责行为的认知重建，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其道德可接受性(Bandura，1986)。如，在当今社会，大多数人认识到伤害他人是错误的。然而，通过道德辩护，个体可以对伤害他人的行为进行重新解释，使之在道德上看似是合理的。委婉标签是指个体通过道德上中立的语言使原本应受谴责的行为变得似乎不再那么有害甚至是有益的。如，欺骗商业竞争对手被称为“战略失实陈述”、在战争中杀害平民被称为“附带损害”(Bandura，1999)。有利比较主要是指个体把不道德行为与更有害的行为进行比较，使原先不可接受的行为变得看似可以接受。
　　接下来的三个推脱机制――责任转移、责任分散、忽视或扭曲结果――发生在个体掩盖或扭曲有害行为的影响时(Bandura，1986)。当个体认为他们的行为直接来自权威要求时(如老板告诉我这样做)，会将自己行为的责任归因于权威人物，并否认自己在不道德行为中的责任。此外，集体的不道德行为可能会引发责任扩散，因为没有一个组织成员认为个体应该为集体的不道德行为承担责任。这两个道德推脱机制在组织中特别适用，因为个体会认为自己是按照权威人物的要求在做事(如改变一份报告中的数字)，而且行为的有害后果的责任往往会分散到组织中。个体也可能会通过对某一特定行为后果的扭曲，使其即使做了该行为也不会产生明显的内疚和自责。如，客户可能会告诉自己：不报告对自己有利的财务错误并不会伤害到其他任何人，因为“这点钱对像x这样巨大的公司不会有任何影响”。
　　
　　最后，非人性化和责备归因两个机制可以通过降低对受害者的认同而摆脱道德的责备。因为一旦个体通过在认知上把一些人认为值得贬低，从而使自己的内部道德标准和自责情绪不被激活，那么就会对这些人进行长期的伤害。同样，责备归因通过罗列受害者的过错而使自己免除责任。
　　Bandura的道德推脱理论并不是全新的心理学观点，以往研究已发现，个体会将行动的责任转移到其他更强势的人的身上或将责任分散到集体决策上。但其独特贡献在于通过对道德自我调节功能失效的解释，将这些认知机制组合成了一个清晰而连贯的理论(Detert，Treviffo，&Sweitzer,2008)。
　　
　　2　道德推脱的测量
　　
　　有关道德推脱的测量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1)运用Bandura，Barbamnelli，Caprara和Pastorelli(1996a)编制的道德推脱问卷进行测量，并进一步验证其结构维度和信效度；(2)基于Bandura的道德推脱理论和问卷编制的适合于特定领域和一般公民的道德推脱问卷。
　　道德推脱的概念及其八个推脱机制均受到了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同，因此，早期道德推脱的测量基本上围绕着Bandura等人(1996a)开发的道德推脱问卷而展开。Bandura等人(1996a)编制了32条目的道德推脱问卷，八个推脱机制的每个机制下面包含4个条目，如“为了保护朋友而大打出手是无可厚非”，问卷采用李克特3点评分(“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他们针对799名意大利10～15岁儿童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发现，问卷为单维结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2，对另一个样本的研究也发现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Bandura，Barbaranelfi，Caprara，&Pastomlli，1996b)。在Bandura等人(1996a)编制出道德推脱问卷不久，Paciello，Fida，Tramontano，Lupinetti和Caprara(2008)就运用追踪测验的方法来检验问卷的稳定性，通过对366名青少年(14～20岁)每隔2年的4次测验，验证了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为了探讨该问卷在其他群体中的适用性，Pelton，Gound，Forehand和Brody(2004)对245名美国亚裔单亲母亲家庭的孩子进行了调查，基于 孩子在理解委婉语言上的难度，作者删除了委婉标签的4个条目，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剩余28个条目的道德推脱问卷为单维结构，且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2。Kiriakidis(2008)针对152名男性少年犯的研究也发现，问卷为单维结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7。Detert等人(2008)针对307名大学生样本的研究也显示，Bandura等人(1996a)的道德推脱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对语言进行了部分调整之后，运用探索性因素分析的方法在每个推脱机制上删除一个因子载荷最低的条目，最后形成了24个条目的高阶单维结构大学生道德推脱问卷，其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7。通过在不同群体中的测验证实，Bandura等人(1996a)的道德推脱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随着道德推脱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展，研究者根据研究内容和对象的不同，依据Bandura的道德推脱理论，并参照其道德推脱问卷编制了多个适合于特定领域的道德推脱问卷，如军事领域、组织领域、犯罪领域和体育运动领域。
　　McALister(2001)将道德推脱的测量推广到军事领域，他首先编制了个体在支持军事行动中的道德推脱问卷，问卷共有15个条目，为单维结构。也包括八个推脱机制，通过对128名美国和芬兰中学生、73名美国大学生的研究发现，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问卷在不同性别、国家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在0.85至0.90之间。之后，MeALister等人(2006)在探讨“911事件”对一般公民支持军事行动态度的影响时，编制了10条目的道德推脱问卷，问卷分为道德辩护、极力贬低伤害、否认责任和非人性化四个维度。Aquino，Reed，Thau和Freeman(2007)参考Bandura等人(1996a)的道德推脱问卷，编制了个体在对战争认知和情感中的道德推脱问卷，包括道德辩护和有利比较两个分问卷，均有4个条目，其内部一致系数分别为0.75和0.86。Grussendor￡McAlister,Sandstrom，Udd和Morrison(2002)从道德推脱的对立面编制了支持战争中的抵制道德推脱问卷，共10个条目，针对21个国家5741名大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
　　Barsky，Islam和Zyphur(2006)将道德推脱的测量推广到组织领域，根据Bandura的道德推脱理论中道德辩护和责任转移两个机制编制了企业员工道德推脱问卷，共10个条目，对164名大学生和111名MBA学员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均显示问卷为两维结构，两个维度的内部一致系数在0.71至0.82之间。
　　South和Wood(2006)将道德推脱的测量推广到成年罪犯，编制了17个条目的道德推脱问卷，采用李克特5点评分，对132名成年男性罪犯的分析发现，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Hymel，Henderson和Bonanno(2005)编制了青少年欺负行为中的道德推脱问卷，问卷共13个条目，对加拿大494名8-10年级学生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问卷为单维结构，其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1。Osofsky,Bandttra和Zimbardo(2005)针对狱警的执法过程编制了19个条目的道德推脱问卷，对246名狱警的探索性因素发现问卷为四维度结构：道德辩护、经济和安全辩护、非人性化和否认责任，四个分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1、0.75、0.61、0.50。
　　Boardley和Kavussanu(2007)依据Bandura的道德推脱理论，首先编制了32个条目的体育运动中的道德推脱问卷，其信效度良好。之后又对该问卷进行了修订，通过对992名运动员的测量形成了8个条目的道德推脱问卷。8条目问卷与32条目问卷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r＝0.94)，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问卷也为单维结构，效标效度检验显示道德推脱与运动员的亲社会行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与反社会行为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在两个样本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0、0.85(Boardiey&Kavussanu，2008)。
　　上述道德推脱问卷主要是针对特殊个体或某一特定领域的测量，而针对适合于一般个体的道德推脱的测量研究却相对较少。近年来，随着道德推脱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超越特定领域，在多个领域内进行道德推脱的测量成为了一种新趋势。Caprara，Fida，Veechione，Tramontano和Barbaranelli(2009)依据道德推脱理论首先编制了公民道德推脱问卷，初始问卷共有40个条目，信度为0.94。之后又形成了32个条目的新问卷，通过对意大利2395名一般公民的测验，将道德推脱的测量推广到了一个更广的范围。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均显示问卷具有清晰的单维结构，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2。同时，他们针对另一个样本(n=290)的分析结果也显示问卷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和预测效度：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公民道德推脱问卷和Bandura等人(1996a)的道德推脱问卷属于两个不同的维度；追踪研究结果显示，个体18岁时的道德推脱水平对其20岁时的罪错行为(DelinquemBehaviorl和暴力行为均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3　道德推脱的影响因素
　　
　　首先，在人口统计学变量方面，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是研究者极为重视的变量。研究表明，性别差异显著地影响着个体的道德推脱水平，其中，男性的道德推脱水平显著高于女性。此外，Paeiello等人(2008)的追踪研究还发现，道德推脱的性别差异并不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产生显著的变化，但道德推脱的总体水平却会随着个体年龄(14-20岁)的增加而有显著的下降。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个体道德推脱的重要因素，受教育程度越低，其道德推脱水平就越高(McALister et al.，2006)。
　　其次，个体特征变量影响其道德推脱水平。Detert等人(2008)的研究认为，个体的移情和道德认同对个体道德推脱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讥诮人格和心理控制源的运气因子对个体道德推脱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心理控制源的内部因子和权力因子对道德推脱并无显著的影响。
　　最后。个体所处的环境也是影响其道德推脱水平的重要因素。个体所处的家庭环境会显著影响其道德推脱水平，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会对儿童的道德推脱水平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fPelton etal.，2004)，少年犯的道德推脱水平与其拘留后无安定的住处有着显著的正相关(Kiriakidis，2008)。个体的工作环境也会影响其道德推脱水平，针对狱警的研究发现，随着其参与案件数量的增多，无论是从事对罪犯行刑工作的狱警，还是从事对 受害者安慰工作的狱警，其道德推脱水平均会有显著的上升(Osofsky et al.，2005)。
　　
　　4　道德推脱的影响后果
　　
　　学者们对道德推脱的影响后果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从现有的文献看，其影响后果可以分为个体变量和组织变量。
　　
　　4.1　道德推脱对个体变量的影响
　　在国外大量的研究中，道德推脱对个体变量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个体行为和个体态度。
　　4.1.1　道德推脱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根据道德推脱理论，高道德推脱者更容易产生欺负行为，一些研究者也证实道德推脱对个体的欺负行为有显著的影响。Hymel等人(2005)针对初中生欺负行为的研究发现，道德推脱对初中生自我报告的欺负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可以解释总变异量的38％。但与此相反的是，South等人(2006)对成年罪犯的研究却发现，完全是欺负者和既是欺负者又是受害者的罪犯的道德推脱水平显著高于那些完全是受害者的罪犯。欺负行为对道德推脱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通过道德推脱的部分中介作用进而影响到其感知的社会地位重要性。
　　通过道德自我调节功能的选择性失效，高道德推脱者即使攻击了他人也不会有明显的内疚和自责，因而会有更多的攻击行为和罪错行为。Bandura等人(1996a)运用路径分析的方法探讨了道德推脱与儿童攻击倾向、罪错行为、亲社会行为等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道德推脱对儿童的攻击倾向、罪错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内疚感和复原力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道德推脱可以通过攻击倾向、亲社会行为、内疚感和复原力的中介作用进而影响罪错行为。他们的另一项研究也证实，道德推脱与儿童的攻击行为有显著的正相关(Bandura et al.，1996b)。Pelton等人(2004)的研究也发现，儿童的道德推脱与其攻击行为和罪错行为有显著的正相关，且在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与攻击行为、罪错行为之间有显著的中介作用。Kiriakidis(2008)对少年犯的研究也支持这一结果，少年犯的道德推脱水平显著高于一般儿童。
　　来自追踪数据的研究结果也支持这一关系。Paciello等人(2008)通过长达6年的追踪研究证实：不同道德推脱水平的个体在言语和身体攻击行为、暴力行为和内疚感上存在显著的差异；道德推脱与言语和身体攻击行为、暴力行为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与内疚感有显著的负相关，且青少年早期的道德推脱水平可以显著地预测其后期的攻击行为和暴力行为发生的频率。Caprara等人(2009)进行的追踪研究结果也显示，个体18岁时的道德推脱水平与其罪错行为和暴力行为有显著的正相关，并且可以很好地预测其20岁时的罪错行为和暴力行为。
　　Barsky等人(2006)针对大学生的研究发现，道德推脱中的道德辩护和责任转移与个体的不道德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随后他们对MBA学员的研究也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且绩效目标导向在道德辩护与不道德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Detert等人(2008)的研究发现，道德推脱与个体不道德决策有显著的正相关，在控制了性别、移情、道德认同等变量之后，道德推脱对个体不道德决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4.1.2　道德推脱对个体态度的影响
　　道德推脱不仅可以影响个体的攻击行为，而且还会影响到个体对攻击他人的态度。已有研究发现，个体的道德推脱水平会显著地影响其对军事攻击另一个国家的态度，即高道德推脱的个体更加支持军事打击行动。McAlister(2000)的研究发现，不同道德推脱水平的个体在反对军事进攻伊拉克的态度上存在显著的差异，道德推脱水平越高的个体反对军事进攻伊拉克的比例越低。之后，他的另一项研究进一步证实，处于高道德推脱水平的个体持有军事打击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态度的比例更高，但呈现抵制道德推脱的劝阻信息可以显著地改变其支持军事打击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态度(McAlister,2000)。Grussendorf等人(2002)对15个国家大中小学生的研究也发现不支持对潜在敌人进行军事打击的学生的道德推脱得分显著低于支持对潜在敌人进行军事打击的学生的道德推脱得分。McAIister等人(2006)的相关研究进一步显示，道德推脱的道德辩护、极力贬低伤害和非人性化机制对支持军事打击伊拉克的态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道德推脱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与支持军事行动之间有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人口统计学变量通过道德推脱对支持军事行动的间接作用大于其直接作用；同时还发现，道德推脱的道德辩护、极力贬低伤害和非人性化机制也对支持军事打击可能藏有恐怖分子的教堂的态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Aquino等人(2007)研究也发现，道德推脱与选择杀死“911事件”的策划者的态度有显著的正相关，且道德推脱也可以显著地降低个体由于看到美国士兵虐囚事件的报道而引起的消极情绪，但道德认同在这两者之间均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此外，Scott，Vollum和Longmire(2004)的研究还发现，道德推脱分别对将虐待动物当作犯罪、惩罚虐待动物者的态度上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4.2　道德推脱对组织变量的影响
　　国外有关道德推脱对组织变量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组织腐败上，研究者多是从员工道德推脱与组织道德推脱两个方面来探讨道德推脱对组织腐败的影响。
　　Moore(2008)在分析和整合了已有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如图2所示的员工道德推脱在组织腐败中的作用模型。在组织腐败的开始阶段，高道德推脱的员工更可能会为了组织目标和利益而做出不道德决策，而其道德意识的缺乏将有利于这一作用过程的发生。那些为了组织利益而做出不道德决策(行为)的员工一般在组织中会得到更快的晋升，同时，这一晋升过程会激励员工为了组织目标和利益不断地做出不道德决策，而这一过程的持续进行最终将会导致组织腐败。
　　已有研究表明，不仅员工的道德推脱可以通过一系列的作用机制促使组织产生腐败，而且组织在产生不道德行为、违法行为时，也会和个体一样运用道德推脱机制来摆脱其内部的道德不安和外部的道德谴责。Bandura(2000)率先将道德推脱的理论运用在组织腐败的研究中，并运用质性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四个不道德商业事件(博帕尔事件、福特宾托事件、雀巢事件和三里岛事件)中组织所运用的道德推脱机制，发现它们所运用的推脱机制分别为：有利比较、非人性化、责备归因；道德辩护、责任转移、忽视或扭曲结果；道德辩护、忽视或扭曲结果；委婉标签、责任分散、忽视或扭曲结果。之后，White，Bandura和Bero(2009)为详细分析一般组织中常用的道德推脱机制及相应的比例，对四个行业中365家组织的 1000多份案例(1920～2000年)进行了质性分析，结果发现：组织中运用比例最高的道德推脱机制为忽视或扭曲结果(35.6％)，之后是道德辩护(19.7％)、非人性化(11.3％)、委婉标签(10.6％)、责备归因(10.0％)、有利比较(8.4％)、责任转移(4.4％)、责任分散(0.0％)。从已有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组织几乎不运用责任转移和责任分散机制来进行道德推脱，这一点是与个体运用道德推脱机制的重要差异。
　　
　　5　问题及展望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国外关于道德推脱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这成为该领域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
　　
　　5.1　完善测量工具
　　道德推脱问卷的结构与理论基础不一致。根据道德推脱的八个推脱机制，道德推脱问卷应该呈现八维结构，且Bandura在编制问卷时也在每个推脱机制下面设有4个条目，但因素分析的结果却显示问卷呈现单维结构，这与Bandura的理论构想并不一致。而Osofsky等人(2005)和McALister等人(2006)却均发现道德推脱问卷为四维结构，即这些基于Bandura的道德推脱理论的八个推脱机制而编制的道德推脱问卷并未呈现出八维结构。因此，未来研究需要开发出一个更为完善的道德推脱问卷，使之可以清晰地区分出道德推脱的八个机制。
　　同时，目前国内研究中还未发现针对道德推脱的问卷编制和相关的实证研究。因此这一领域在国内仍属空白。社会文化的差异会对个体的道德认知产生重要的影响，一些在西方文化中认为是不道德的内容，在中国可能并非是不道德的，如重视“关系”(李晓明，王新超，傅小兰，2007)。这种道德上的认知差异会对道德推脱的测量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未来研究需要根据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道德认知特点，编制出适合中国本土文化的道德推脱问卷。
　　
　　5.2　构建道德推脱影响因素模型
　　迄今为止。有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道德推脱对其后果变量的影响上，但是我们对道德推脱的影响因素却了解甚少，现有的研究仅涉及到人口统计学变量、个体特征变量和个体所处环境的部分变量。这些研究为继续探讨道德推脱的影响因素模型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未来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关注个体层面(如道德意识、人格、动机)、家庭层面(如父母教养方式、亲子关系)、组织层面(如组织气氛、从事的工作性质、领导者的道德判断能力)以及社会环境层面(如社会气氛、社会道德判断标准)对道德推脱的影响，构建道德推脱的影响因素模型，并明确其作用机制。这一模型的构建与运用将会对学校德育工作、企业伦理管理、社会道德风气引导等方面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可行的实践操作。
　　
　　5.3　明确员工道德推脱在组织腐败中的作用
　　以往有关道德推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青少年欺负行为和攻击行为上，随着Caprara等人(2009)编制了公民道德推脱问卷，道德推脱的研究进一步推广到了商业和管理领域。而近年来，层出不穷的企业丑闻及社会转型对我国企业伦理的冲击，使得我们必须关注企业伦理。因此，探讨员工道德推脱在组织腐败中的作用、进一步明确其作用机制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Moore(2008)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道德推脱在组织腐败中的作用模型，这为今后的实证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而对这一模型的实证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明确员工的道德推脱在组织腐败中的作用路径和机制，这将使得我们可以更加有效地预防和减少组织腐败。
　　
　　5.4　强化纵向研究范式
　　已有的纵向研究显示，个体的道德推脱水平会随着年龄的增长(14～20岁)而有显著的下降趋势(Paciello et al.，2008)，，但是道德推脱的这种下降趋势与个体道德发展之间的关系却少有研究者关注。道德推脱的这种变化是否受到个体道德认知发展的影响呢?在不同的道德发展阶段。个体的道德推脱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呢?这就要求未来研究必须采用时间跨度更广的纵向研究范式，探讨个体道德推脱在道德发展整个阶段的特点与变化趋势。
　　
　　5.5　加强道德推脱的干预研究
　　已有研究发现，在呈现抵制道德推脱的劝阻信息之后可以显著地降低个体的道德推脱水平(McAlister,2000)，但目前有关道德推脱的干预研究却很少。因此，今后有必要加强对降低道德推脱水平的具体干预措施、策略及相关机制的实证研究，探索如何通过教育与培训来有针对性地降低个体的道德推脱水平。同时，在进行干预研究时还必须考虑到个体道德推脱与道德发展的关系，要结合个体在道德发展不同阶段的道德推脱水平和特点进行干预研究。有关道德推脱的干预研究不仅有利于道德推脱理论本身的发展和完善，也有利于各实践领域更加有效地运用道德推脱的相关研究成果，切实减少个体、组织和社会的不道德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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